小时候常听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把个大梨子，让给了哥哥吃。别人问为什么。他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大人们都拍手说：这个小朋友，好懂事！
长大后，自己看书才知道，这个小朋友越长大，反而越不懂事。成年后他和朋友聊天说：“老爹跟儿子，其实也没啥亲不亲的。你爹生了你，不过是因为安全套破了个洞；你妈生了你，不过是因为没法打胎，只好让你钻出来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这位同学，名叫孔融。我们不清楚他说这话时的上下文，但是他的政敌曹操，迅速以大逆不道、口出狂言为由，将他砍了头。
孝顺这事在我国，自古以来，是不能随便拿来开玩笑的。
让我纳闷的是：这么乖巧的小朋友，为何成年后说这样作死的话？也许，小孔融是很想要那个大梨子的，只是迫于礼教的震慑、父亲的淫威，只好捡大人爱听的话说。结果，长期在威压中战战兢兢，天性被扭曲，催生强烈逆反心理，长大后以激烈的方式发泄出来。
无论如何，细看历史，孔融除了说些吸睛的话，并无不孝之举。他的一对儿女，也因父亲而被诛连杀害；临刑前两个孩子相互安慰：“如果死后有灵，就可以和父母团聚，不是很好吗？”（“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愿！”）很难想象，一个不孝敬自己父母的父亲，一个没有温暖亲情的家庭，能教育出如此心态的下一代来。
杀孔融的曹操，自己又何尝是个孝子？史家都懂，孔融被杀，不过是因为屡次批评当权的曹操。在古代宫廷斗争中，说人腐化堕落，道德品质败坏，有时纯属借口。道德抨击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纠葛和权力冲突。
孔融的悲剧在于，他生在一个道德观念被政治权力绑票了的时代。汉代的君主，除了武力之外，并无其他理由统治天下。提倡儒学孝道，弘扬正能量，当然出自愚弄百姓，加强合法性的私心。毫不奇怪，一旦汉帝国宣布提拔孝子做官，立刻出现一大堆割肉疗亲，卧冰求鲤的真人秀；史传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东汉《乐府诗集》）就是说当时各种矫情夸张，恶心做作，让人目不暇接，真假难辨。这样的年代，任何道德说教，无论多美妙动听，一经皇家宣传提倡，少有不扭曲变味的。
我深信，在孝道还没变成圣旨之前，是有人从内心深处自发认同的。即使在孝道被朝廷收编之后，很多人依然能从家庭生活中体验真实的亲情，在私生活中严守自己的道德准则——这种徐复观笔下私人化的孝道，未必和朝廷公开的提拔发生关系。但是，这些真心以孝道为生活方式的人们，在目睹了太多投机取巧的伪君子、冠冕堂皇的假道学之后，无法不羞于与之为伍，只能显得不愿公开标榜孝道了。如鲁迅所说：在一个所有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的年代，真心信仰儒家思想的，倒会闭口不谈儒家，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仁义道德的模样。
这种“好像反对”的模样，当然会引来铄金之口、杀身之祸。比孔融稍后的阮籍，母亲弥留之际，在和人下棋。朋友说不下了吧，你老娘都快死了。阮籍不肯，执意下完。这时，下不下棋，大概都于事无补。母亲寿终之后，他饮酒三斗，凄厉长号，吐血数升，废顿久之。这些人，只是皈依内心实在的情感，不愿追逐流俗，造作地表演。孝与不孝，只在内心真实的感触、能否自然地流露而已。
可是，在动辄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人眼中，这种自私自利、三观不正的行为，非穷追猛打不可。聪明人见了，知道这政治正确的厉害，三缄其口、明哲保身；没脑子的见了，跟着起哄，仿佛自己也变得高尚起来。就像那围观出轨寡妇沉潭的看客，叫好声中，感觉自己也如同指挥笼子入水的族长一般有权威了。
再纯良的道德期许，总敌不过人心的虚伪，人性的机巧，人欲的险恶。然而，真正将道德逼成伪善的，究其本源，还是玩弄道德的朝廷。原本自然而然的人伦品质，一旦变成威严堂皇的法令，自有聪明人，能一眼看出切实的好处和潜在的收益，蜂拥而上，将原本美好的目标和初衷，糟蹋殆尽。
一经政治权力裹挟、成为社会精英的身份标志，道德辞令会迅速被其他社会阶层粗鄙地模仿、肆意地放大，变得愈发扭曲、夸张、标新立异、违反人性。清代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中，有孝子为省钱赡养年迈父母，要把年幼的儿子活埋掉——这就是有名的郭巨埋儿的典故。民国年间，一位读者看到这里，冷冷地写下一句：“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朝花夕拾》）
在我看来，此说混淆了孝道在道德感受和行为义务两方面的含义。道德意义上的孝敬之情，与法律层面上的赡养义务，不可一概而论。传统儒家，历来更强调子女真诚自发的孝敬之情，而非简单地像家畜一样喂养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別乎？”《论语》）守法赡养老人的，未必全是心甘情愿的孝子。而深爱父母的子女，可能难有机会在膝下尽孝。原始儒家赞美的孝道，不仅有关外在行为，更要求真诚自愿、不矫揉造作的敬爱之情。这种情感油然生长于心内，自然流露于身外；亲近关心父母，并非畏惧法律或流言，只是因为没做到，就心里不安。
如此说来，因高企的房价、残酷的教育竞争，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捏在一起的跨代际家庭合作，未必真能促进“孝”的心理感受。父母迫于社会现实的超量给予，更不该是子女顺从听话的理由。居高临下地谈什么含恩反哺，更像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经济关系。没有双方人格上的平等，恐怕难以产生真挚的尊敬之情。所以，原始儒家意义上的“孝”，其实对父母一方，也有着极高的要求。
说到孝对于父母的要求，有必要考察父母施予生育之恩时的心态和动机。我总觉得，这恩情固然伟大，往往摻杂了不少的私货。首先，当代人生育，如孔融所说，有时还真是因为安全套破了个洞，或者不巧没法打胎了而已。此外，就算是那些处心积虑要小孩的，其动机，除了觉得小孩可爱之外，大多是为了老有所依。这两者，皆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而非为小孩自身的福利着想。
觉得小孩可爱而生育的，和养宠物来排遣孤独的，其实并无二致。抱养宠物前，你并没有征询过宠物的意见，不过是因为它们让人开心。正如很多父母，只是因生活中再无其他目标，期望小孩子来填补空虚无聊、增添乐趣。倘若一旦宠物不再温顺可爱，小孩不再听话从命，便心生厌恶，翻脸反悔的，大有人在。更何况，你天天喂猫，便有理由让猫来逗你开心、顺你意志吗？因为小孩可爱而生育，并不能成为他们日后顺从的理由。
养儿防老，更是纯粹的自利行为。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可家庭之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依然有待完善。换句话说，当你老了，没人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的。那时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不靠儿女，能指望谁？结婚生子，常常不过是未雨绸缪的投资和保险，不仅附带了预期中的回报，还隐含了回报落空时的怨望。
为养老而生育，实质是父母单方面强加给子女的霸王条款——你在生娃之前，并未咨询过他们的意见，更不曾在合同上签字画押。既然是一厢情愿的风险投资，就该有点愿赌服输的企业家精神。假如投资成功，当然皆大欢喜。一旦投资失败，出现纠纷，血本无归，最先应该责备的，恐怕是你自己。
更不用说，在这漫长投资中，多少决定是出于自己的私心、颜面和实利，多少是为了小孩自身的感受和幸福，本来就虚实难辨。“无私、崇高、恩重如山”这些话，还是等日后小孩自己来说比较好；作为投资方的父母如果自说自话、自吹自擂，难免有些压榨的嫌疑。
总之，子女的孝，只能是对父母之爱的自然共鸣。而对子女真正的爱，必须超越可爱与养老这两种动机。生育之前，你得扪心自问：假如小孩不愿成为你期望的样子，你是否依然爱他？如果养儿防老之计泡汤，你是否觉得所有的付出，依然都“划得来”？你得扪心自问：你是否准备好从孩子自己的感受和幸福出发，无私、耐心、不求回报地爱他们。唯有这种爱，才算得上最纯粹的恩情；唯有这样的父母，才配得上原始儒家歌颂的、来自子女最纯粹的孝敬。
做不到这些，却粗暴要求子女绝对孝顺的，和孔融时代的汉代朝廷专横命令臣民绝对忠诚一样，都是用道德词令来美化对现实利益的诉求；在“全是为你好”的哄骗中，掩盖对人的伤害，修饰占人的便宜。回到故事的开头，如果小孔融当初让梨并非自愿，而只是摄于淫威，那么他先是在幼年时被父母伤害，成年后又被利用他的朝廷伤害。第一次伤害，让他失去了童真；第二次，让他丢掉了性命。
自汉代以来，原始儒家设想的孝道一直被权力玩弄、扭曲、异化。当威压改头换面、专制鱼目混珠，社会上所谓的完人，就成了父母眼中的孝子，朝廷治下的顺民。最渣的人渣，被骂做“无君无父”。在这套精致说教中，投资与投机一色，撒娇与撒泼齐飞；正如我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呼吁的：孝子顺民做久了，更容易把受孽待当崇高，将被践踏当美德，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冒充宗教信仰，在暴政中幸福得泪流满面——若有人真心诚意这样做，倒也无可厚非——个人选择而已。但是，假如有人碰巧识破这技俩，不甘做这异化了的伪道德的奴仆，踢翻这假温情的枷锁，撕毁这从不曾签过字的霸王合约——我只想点个赞！
孝道，自己私下里尽尽就好。到处管别人尽孝的，终归有点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