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环境是城市空间的细化和延续，我们选择的居住环境直接表达的是我们支持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面貌，而城市的面貌将长久地规定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身心状态。所以对居住环境的仔细挑剔意味着对未来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规划。
耐久性、美观性、经济性、社会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61年曾就居住环境提出了4个基本理念:安全、健康、便利和舒适。一直到90年代，居住环境规划设计的目的，都是从这4个方面来提高居住环境的质量。
近十几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环保、社区等社会问题的提出，以及小区对居民生活的多元化环境表达力不足，人与生活环境的角色关系也有很多转换，居住环境的理念因此已经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4个方面。
中国居住环境的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背景与世界很多国家不同，就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过程从1993年开始加速，那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是28%，十几年间，这个指标迅速上升，建设部2006年的统计是36%，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是43%，此外还有其他机构的估算高达50%。虽然在具体数据上存在差异，如果以平均值来考虑，这个速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更早进入城市化国家的速度。不仅如此，专家预测，这个速度还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才能完成城市化过程。为寻求就业机会从农村或小城镇聚集到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迅速膨胀，阶层分化复杂，人口的流动性更强，经济增长、对住房的需求更急迫，种种原因导致城市的居住环境彻底改观。
随着郊区化的扩展，在享受它的诸般好处的同时，新的不适感又出现了。研究者对现代都市的居住环境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多有反省，诸如人际关系的疏远、地域归属感的缺失、社区防范机制的解体，对交通过度依赖以至于造成的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等等，而且随着郊区化成为经济活跃点，带动了郊区地价上涨，低密度住宅的价格也随之提高。
英国的新传统城镇规划，由查尔斯王子和建筑师克里尔构筑了基础，他们梦想着在后工业化的欧洲重建工业化之前的城市。80年代中期，英国查尔斯王子对英国的城市和居住区规划以及建筑风格提出了强烈批评，他指责工业化发展使社区规划和建筑风格千篇一律，毫无生气和特色。他提出的构想是，使传统工艺和特色重新回到现代社区，查尔斯利用他的地位极力推广新传统主义城市规划构想，说服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参与项目开发，他选用自己12.6万英亩的领地康沃尔公爵领地内的庞德巴里作为试点，建立新传统主义社区。在他的鼓动下，规划专家和设计师也开始反思，多种方案提交上来。新传统主义从经典小镇汲取灵感，也是要恢复步行街道，复合型住宅，具有住宅、办公楼、轻工业和商业零售设施于一体的复合型用途。
环境建设的矛盾与成本
容积率的粗算可以用一个居住区内的总建筑面积除以总用地面积的商数，容积率是1，就意味着总建筑面积与整个地面面积相同，在同样的地面面积上建造不同层数的房子，容积率相应改变，如果住宅层高超过一定高度，建筑面积要加倍计算。高层和密集的多层住宅区的容积率一般都大于2.0，以多层为主的住宅区容积率可以维持在1.4到2.0之间，低层社区可以达到0.8至1.4的中密度容积率，真正低密度的花园别墅容积率就降到了0.2至0.8。要满足最小日照时数要求，要考虑通风、卫生、防火、安静、安全管理等要求，容积率高显然不太容易形成高质量的生活空间，而土地资源的限度决定了要获得相对低的容积率是居住成本中重要的一项成本。
提高容积率当然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也会给开发商带来更大的收益，比如在一个10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内，容积率为2，就有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如果容积率改为2.1就意味着可多出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建筑容量的增大，会带来建筑环境的劣化，降低使用的舒适度。在高容积率的住宅区，为了空出绿地、交通道路等必要的公用空间，只能以高层建筑主导。
现代高层建筑原产美国的芝加哥，但在大多数地区，高层建筑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住宅建筑的主流。高层建筑在集约和节约用地方面有明显的优越性，但高层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单位面积比低层建筑消耗更多的物资和能量，高层建筑非人性化的空间尺度造成社会心理的紧张和冷漠等，所以对高层住宅建筑综合效应的评价越来越低。
环境要素中还有其他方面。即使同为独栋别墅区，容积率差别也可能很大。比如一个容积率为0.21，另一个容积率为0.4的两个小区对比，私家花园的面积大小接近，容积率的差别主要是由公共绿地和配套设施造成的。由于容积率低的小区规模较大，中心绿地、会所等缺一不可。而另一个因为与碧水庄园为邻，能够与碧水庄园共享会所，还可以共享公共绿地，所以除去了会所占地和公共绿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生活的舒适度没有太大影响。
这表明环境资源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进行考察。日本在80年代提出的住宅水准中提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就近利用教育、购物等关联设施，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在1996年的一项住宅研究报告中再次强调对周边环境因素的利用，倡导把大都市整体空间问题考虑在住宅体系中。
回顾新都市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的居住理想，他们对现代城市的不满中重要的一项是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丧失和犯罪率的提高。治安问题与公共空间的连带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有最具感情色彩的分析。因为汽车使长距离的会客成为随时可进行的日常活动，现在，直接交往很多情况下更被远程通讯替代，街头成为空寂之地，导致对潜在犯罪的诱导状态，一旦对犯罪的恐惧成了问题，人们就更有理由回避室外空间。1990年研究洛杉矶城市文化的《石英之城》出版，作者戴维斯描述了一幅恐慌生态，面对日常生活实存的危险和想象的危险。人们渴望得到保护，为了抵制恐惧，只好增加保安加强门禁，对技术安全系统的迷恋成了对城市环境的主导叙述，到处有围墙，出入口设置岗亭，居民使用电子卡出入，24小时警备，居民汽车被发放表明身份的贴纸。门禁社区起源自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后来门禁社区增加，社区管理公司化，安全再不能自我维持，居民与都市隔绝，公共空间被销蚀。在这样的城市里只有业主，没有市民，生活变成被监视和囚禁的样式。于是在都市风景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保护与隔离空间，规范化的封闭体，把个人和团体阻隔在一个个孤岛中，受到保护。
显然，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城市风景，基于直觉也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开放感肯定比封闭感更舒适，但是安全在生存追求中从来是第一位的，在安全和舒适感的矛盾条件下，居住区的规划设计成为平衡这种矛盾的关键，如果有安全的保证，又能有开放的方便舒适，其维持成本只能更高。
容积率，不只是个简单的数字。
业内认为最佳的1.2～1.3容积率在北京的民宅项目中几乎达不到。买房，是一个在容积率和地段、价格、房子类型之间做取舍的过程。
开发商拿地时候，地块的容积率就已经被政府部门确定好了，因此实际上，开发商对容积率没有发言权，但他可以通过产品类型、建筑布局、园林规划，提高居住的舒适度。龙湖的设计师对记者说，一定程度牺牲容积率，实则达到了双赢效果。以重庆为例，重庆整个城市铺在两江挟持的山地上，平地极少。重庆人自古以来生活环境恶劣，20多年来居住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周围丛生的高楼鳞次栉比，仍然带来巨大的压抑感。一旦可以自由选择住房，重庆人比其他城市的居民更注重生存环境和居住的舒适度。龙湖做的房子有时容积率会比政府规划的低，加大园林绿地占有率，做出了口碑。北京天恒地产在怀柔红螺山脚下开发的别墅山项目，一期规划240套，后缩减为现在的200套，以减少对山体的破坏，结果由于保留了坡地风貌，成为北京少有的坡地别墅园区。
容积率和舒适度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比例关系，容积率低，舒适度并不一定高;而相同容积率的两个小区，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舒适度相差甚远。
首先，不能忽视社区规模。容积率、舒适度、社区规模并非如通常想象那样，社区规模越大，容积率越低，舒适度越高。实际情况往往相反。规模小的社区，尤其楼栋数量少的，因为基本不用考虑社区内部楼的间距遮挡，实际上减小了较大社区中普遍存在的用地面积的消耗。小社区的容积率虽然会高一点，但用地规模有差别，使得小规模项目中的楼房往往层数较少，舒适度反而高。
其次，在相同容积率前提下，社区内的楼群如何布局，也直接影响到容积率。比如成都的晶蓝半岛项目，容积率为3.1，并不低。园区中有大比例的高层板楼，开阔的楼间距，还罕见地造出一座40亩的庭园。在这里，围合式布局起了关键作用。晶蓝半岛做的是日本风格的围合庭院:三栋高层板式住宅围合成三合院，将节省的占地面积让给了中心园林。三合院的排列，面对面的两栋楼相距100米，对面住户是看不到你在家的活动的。因为有了足够的距离，每户人家对景观和阳光的收纳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化解了高容积率建筑布局的紧张局促。
普通人很难判定一个小区的建筑类型是否与容积率般配，其实从当地的日照间距可以有个简单评判。比如北京，日照间距的标准，板楼为1.6～1.7H(H为前排住宅檐口和后排住宅底层窗台的高差)，塔楼为1H，那么2.5左右容积率的小区能包含多层、小高层、高层，1.5容积率可以是多层+小高层的组合，容积率为1可以有联排、多层、小高层。一般在北方，容积率在1.8左右时候，开发商就会做出多层+小高层+高层的组合了。如果容积率达到了2.8，可能出现33层左右的超高层。但住宅高度超过100米，人的心理就会受到影响，即便容积率不高舒适度也打了折扣。
在考虑高层住宅的容积率时，不能忽视相匹配的电梯运力，它关系到你会不会在高峰期一等电梯就是20分钟。根据北京市规定，6层以上的建筑要设电梯，电梯的数量要与住户的数量相匹配。每80户设一部运量在750公斤以上的电梯;超过80户要设两部电梯，一部运量为1000公斤，另一部不低于400公斤;120户以上，或楼高超过100米，则要设置三部电梯;楼高超过9层的，必须配消防电梯。电梯的速度也有高低之分，按规定普通电梯速度为1米/秒;如果速度为1.5米/秒，说明开发商选用的电梯质量不错。
自然环境，独享还是共享
越是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也许房子本身更应该是一个谦虚的存在，只有这样，人才能享受到广阔诗意的自然。
2007年，中国卖得最贵的房子应该是上海紫园里一座1.3亿元的别墅。紫园在佘山国家风景区内，是整个佘山森林的延伸。除了青山滴翠、碧波荡漾这些描述之外，它尤其强调了园中7万多棵香樟、水杉、银杏、雪松等。在基本上没有山的上海，据说佘山这么一个小山已经聚集了30多家有实力的开发商，8个千万级以上的项目，成为所谓富豪竞奢之所。
几乎每个人都本能地向往一个风景宜人的居住环境，在过去，山清水秀、林木茂密就是好的风水环境的指标。风水论中的基地选址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等原则，实质无非是对地貌、水文、日照、风向、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因素做出或优或劣的评价和选择，来创造一个适于长期居住的好环境。
到今天，依山傍水、凭海临风——从纽约长岛、日本东京湾到香港地区的浅水湾，全世界好房子几乎还是出于同样的风水标准，重复的是优质地段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印证的仍然是少数人占据多数人山水资源的传说。在国内外，很多海边私人别墅都有把海岸线圈占起来的做法，资源共享制度尚未建立时，公共景观资源的私有化就难以避免。
现在，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尊重自然、如何在特有地形条件下产生个性化产品，考虑社区规划和地块原貌、周边城区之间的关系，试图保留原来的树木和其他文化、历史遗迹。比如，让依山就势的房子像从地里自然长出来一样，让树林实现自然的生物系统循环。这是对环境的融合和适应，也是对天然地势的尊重。当然，这里也有自然山水景观稀缺和不可复制的原因，好地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糟蹋了实在可惜。
在我们这样缺少绿色资源的国家，开始重视树木的生态和商业价值，把树木变成一种重要居住元素也是近些年的事。在构建一个人、树、住宅的生态社区的时候，从别的地方移植成年大树，迅速营造出一个完整的园林环境是一种做法，选择一个本来就有原生树林的地块，将别墅放进去是另一种做法。不过，移植大树来造园造景应该是来自那些专门出售树木的苗圃，而不是对其他地区原有绿色资源的粗暴占有和破坏。
关于树木与地产增值之间的关系，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一项调查结果是90%的居民认为树木能增加房地产10%的价值，100%的建筑商认为有树的住宅比条件一样但没有树的住宅平均售价高出7%。
一个享有优越自然环境社区的形成也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山川湖泊、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旁边得天独厚占据了一个好地块;另一种是从无到有地自造一个好环境，没有天然山水，可以土石堆山、挖地成池。不过，如果缺乏天然水源和自然循环系统，维持人工湖泊的洁净状态也需要大量的养护成本和投入。
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发生变化、开始注重自然中的肌理，对建筑师的要求可能就是对每一地块的细腻读解和思考，从自然环境的本身找出它的特征，让它的价值最大化，这也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好方法。在占有了优越的自然资源后，如何利用是又一个问题，好的建筑应该是和自然连续地融为一体，尽量利用当地地形和自然材料，不是一个物体突兀地去和自然结合，而是让建筑的美符合自然风景的美。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曾经说过，20世纪是一个以城市中心生活为标志的世纪，21世纪的人应该更倾向居住到自然中去。当然，这种自然的居住不仅只在乡村实现，在他看来，即使在城市中心，我们的建筑也应该服从一种更接近自然、更温和的工业化模式。
安静，和谐创造。
生活环境的安静程度，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体验。安静的居住环境，是一个修养身心的港湾，有噪音的环境，则让人烦躁。
影响居住小区的安静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为硬性因素，来自不可改变的外部环境;另一个是可以通过设计和管理来改善的软性因素。
地处闹市区，或者在飞机航线下，都是不可改变产生噪音的硬性因素，购房者在一开始就要考虑好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有的环境噪音，是在后天使用中产生的——城市规划快速变动，新造的高架桥、城铁从小区穿过，使以前安静的小区变得不安静。本刊曾报道过上海闵行区的锦鸿公寓，规划中的沪杭磁悬浮将从小区附近经过，居民心境一下子被改变。北京的南苑机场，前几年从军用机场改为民用机场后，飞机起降次数突然大量增多，也给周围住户增加了噪音。
安静是可以买得来的，越高档的小区越安静。市区普通住宅通常都有高密度和高容积率问题，但好的开放商会去设法通过改善软性因素来提高安静指数。这些可改善的地方包括园区设计、建筑材料和人群分流等。
人对安静的需要程度不尽相同，和一个人对噪音的适应性有关，有的人从小是在大杂院、闹市区长大，你让他去住很安静的小区，他反倒觉得不安。还与一个人的身体条件有关，比如神经衰弱患者和老年人对安静的要求相对要高，可能连窗外的空调机声都不能忍受。也和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有关，青年人可能就会觉得楼下扭秧歌的大妈挺吵的。人对安静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如果一点都感受不到环境声，人会感到不适，太过寂静甚至会令人产生孤独、恐惧和无助感。住别墅的人也抱怨，说本来就地少人稀，还没住满，夜里静下来鸦雀无声，嫌没人气儿。当基本的噪音问题解决后，我们继续去寻找最宜人的安静效果，这时的安静也许和分贝无关，而是周围的环境是否让你感到和谐。
公共关系，第三空间与精神空间
建筑的伦理功能也是一种公共功能，宗教的、公共的建筑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中心，每个人通过他们的住所与那个中心产生联系。
如果说，一个欧洲小镇的终点或者高潮是教堂的塔尖，广场是它的客厅，在我们的社区里，替代它们的是会所和中心花园。当然，这里的主题是世俗的运动娱乐而不是精神性的宗教。
从维也纳风情到荷兰小镇，从凡尔赛花园到爱丁堡公馆，从北美风格到西班牙风格，在我们的城市中心与边缘地带，有太多开发商陶醉于被认为几百年不过时的欧陆经典风格，用一个浅显表象的定义来提供对所谓美好生活的幻想。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幻想是依靠一些肤浅的形式和装饰图案来表现的，城市的面貌因此杂乱无章。
在通常的解释中，作为富贵象征的欧陆风代表了富人对生活的理解和向往，但是另一方面，开发商是否可以因为个人的审美和商业判断，就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居住理想？会所也一样，大部分建筑商只是根据自己的项目定位和风格而不是买房人的需求来设计，主观地把一种所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推给别人。
对品质的认知不应该只是外在的风格，人居的舒适度除了房子的物理条件之外，更主要的是人精神的舒适度。建筑的形式中已经包含了我们的人生体系的状态，如今仅仅把建筑作为一种风格符号，在那样的建筑中产生美好的人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欧洲的房屋历史总是围绕两个极点在转动，一个中心是住宅，它更多地与家庭而不是个人有关，另一个是教堂或者神殿。一个比较私密，一个比较公共，一个比较世俗，一个比较神圣。建筑的伦理功能也是一种公共功能，宗教的、公共的建筑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中心，每个人通过他们的住所与那个中心产生联系。
虽然第三空间这个概念经常是和星巴克联系在一起，如果用在一个居住社区的空间结构中也同样合适。广场、会所、花园、水池、商业街等人们户外活动、休憩、交流、游戏、聚会等的适宜场所，是一个社区中各个居所之间的联系纽带，也是一个个单体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媒介，人们总是自愿地、愉快地聚集在这些社区里的公共场所中，它是产生社区活力、情感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出于越来越追求私密性的都市生活方式，越来越多人习惯在公共场所而不是自己的家中与亲戚朋友会面、交流、玩乐。所以，居室空间作为家庭生活中心当然重要，但美好生活的内容同样取决于居室之外、社区大门以内的第三空间的营造。
小区提供的公共空间重在整体氛围和它的亲和力，场所的意义是比单纯的物质空间更重要，它是空间的灵魂。我们可以轻易地复制出一个欧洲小镇或者一幢欧式建筑，真正难以复制的是欧洲人的精神状态。
安全：保护与过度保护
回到北京，亚运村以北的天通苑犯罪率出了名的高，回龙观的治安也不好，但同样是中低收入人群大量聚集的南城，就没这么多问题。一个原因是城北郊人员构成复杂而混乱，自古以来，北京的盲流大都是从北面流入。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小区规划、管理上的不合理。天通苑住了差不多20万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居住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赵文凯认为，天通苑具有典型的城市边缘社区形态，建筑密集，人口混乱，小区内部有很多死角。低物业费导致的服务或配套上的缺失，使安全服务和安全监控系统跟不上，也就导致了社区治安的诸多隐患。
国外很多好社区都是开放式的，但在我国，很多时候开发商必须承担起保障安全的社会责任。先从门禁看，对大部分住宅小区来说，围墙仍是必须的。在早期的一些高档小区，大门戒备森严，四周高墙耸立，自成一个封闭社会。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今这种思路已经过时。墙再高，门再严，如果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对专业罪犯仍是防不胜防。比如有时候当你开车从地下车库进入一个陌生小区，几乎是畅通无阻。一个城市围墙越多，暴露它的安全问题越严重，也给业主造成某种程度的压抑感。比较有内敛气质的小区，都以不动声色的手段保障业主的安全，通过隐蔽的摄像头和强化保安巡逻，围墙和城市的边界越来越不明显。
方便生活，社区要有街道生活。
一个社区，特别是大型社区犹如一座微观城市，商业街如同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广场，要通过商业设施建立社区的街道生活。
也有开发商在居住区以外打造一个开放的商圈，作为社区的生活配套。深圳的曦城别墅小镇里规划了一个5万平方米的商业区，除了有传统的商铺、餐馆、咖啡店、书店等等，还有酒店式公寓、旅馆等旅游、会议功能的设施。商业区位于曦城主入口处的山坡上，和居住区泾渭分明。居住区是封闭的，除了业主和其邀请的朋友，别人进不去，里面是纯粹的邻里关系，商业区的人流不会干扰到居民生活。
曦城的开发商招华地产的一个股东是深圳华侨城集团。华侨城一直按照欧洲传统小城市的概念来规划、建设社区，做深圳波托菲诺项目时，中心商业街被着力打造成开放的观光商业，吸引了大量外部人群。原本没有太大名气的餐馆丹桂轩，租用波托菲诺的会所做店堂后，大火特火，成为餐饮业的神话。有了成功经验，规划曦城商业区时，招华地产认为商业必须跳出社区配套这一概念，让商业区对外开放，面向所在的整个城市，成为市郊一个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新的生活圈，充分发挥商业设施的用途。这样，招商就有了保证。尽管商业区的前期投入会很大，但运转起来后维护成本并不高。而曦城也形成一个生活组团，商业区和居民区之间既有居住关系、娱乐关系，也有工作关系、产业关系、旅游关系，种种关系丰富而和谐。
业主们给店家带来一部分生意，但相对而言不是很多。生活、工作在社区附近的人，则因为社区业主的缘故，得到很多商业、文化、娱乐上的便利，多了选择的权利。大家无意识的经济合作，使小区内外的人都能获得互相的支持。假如曦城、枫香庭小区失去了外面的商业设施，对小区居民是灾难;如果仅靠小区居民的消费，商家无法维持运转。当小区内的居民和小区外的市民合在一起，活跃的街道生活就建立起来了。
人文环境，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气氛。
第一眼看到万科第五园，粉墙黛瓦，前庭后院中天井，荷塘修竹，好像一幅水墨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又觉得它和中式传统民居不一样，飞檐翘壁、雕梁画栋一概不见了，造型、线条异常简洁。
近几年出现了几个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产品，北京有观唐，广州有清华舫，成都有芙蓉古城，长沙有个汀湘十里，基本上采取拿来主义。
龙湖地产深谙良好人文环境的超额附加值。龙湖在开发住宅小区的同时，常常会在附近开发一个面向市民的公园，比如在重庆市郊开发蓝湖郡别墅项目时，建造了一个体育公园。天气好的周末晚上，体育公园放映露天电影，吸引小朋友领着家长来看。参与的市民多了，这一片的文化、商业等配套设施就有了发展，于是政务也被带动起来，接着学校、医院跟了过来。小区周边城市化过程完成，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楼盘大大升值。
时尚活力：不确定的空间
公寓的建筑形式大概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的，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德国制定了《魏玛宪法》，各国开始重新构想国家结构。作为容纳国家最小单位的公寓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住宅，在当时建筑师们的设想中，它也是容纳健康身体或者健康家庭的一种理想容器。
所以，一个有时尚感的社区环境首先来自建筑本身提供的时尚外观，在目前大部分情况下，通常是现代风格、简洁的材料、透明的空间和体型，也许有明快的色彩穿插其中。这些另类建筑的室内装修同样简洁明快，与空间封闭、装修繁琐的古典豪宅形成对比，符合那些时尚文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
就像上世纪20年代公寓形式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各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密切的联系，房子里蕴含的我们的生活和房子一起才成为建筑。到了现在，建造商也必须考虑21世纪的城市空间和生活空间，如果说一个家庭中的房间更多代表了一种人际关系，那么，对空间使用的不确定性需求也许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迫切。
按照建筑师张永和之前的表述，房间的功能也分大小，小功能是对房间的一些具体要求，大功能是生活方式，大功能决定小功能，生活方式决定了房间设置和如何使用房间。所以，房间的功能最好是可以转换的，设计师需要把使用者目前的生活内容甚至未来生活发展的内容都考虑进去。如果过于具体地设定了某种模式，也就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大城市生活是人群的生活、消费的生活、找乐的生活，城市中的人群需要用购物、观看、餐饮、娱乐来彼此消解孤独，这些商业行为的交流几乎是城市中人与人交流的唯一方式。也许，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它是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