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的特点。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一系列行动，形成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到1919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发起了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即苏区。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影响甚大的苏区达13个，其鼎盛时期的面积共约40余万平方公里，辖人口3000万，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一片神奇土地。
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震撼西北波及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陕东特委的领导下举行的，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为前敌总指挥，许权中为军事顾问，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到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至秦岭北麓、北及渭河两岸，方圆200多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的武装起义，先后建立区村苏维埃48个。渭华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作为西北地区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推动了渭北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渭华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赤水职业学校，是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地、革命思想的生发地、革命力量的聚集地与发展地。
从1934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0多个省，跨越万水千山，终于实现了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胜利走完了长征路。工农红军的整个长征路，经历了三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一是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军事斗争；二是经受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红军战士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考验；三是与党内博古、李德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路线斗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改组中央主要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勇于纠正错误的求实作风。遵义会议精神丰富了长征精神的内涵。
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在延安制定了党建设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形成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总格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后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面对饥饿和生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胜利。在抗战的八年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八路军坚持敌后作战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区域，成为培养抗战干部和人才的革命熔炉。党中央在延安开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活动，为全国的解放，为解放区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
1948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为了适应即将领导新的国家政权的需要，党中央于1948年的“九月会议”作出决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摸索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动员全党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探索和积累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教育引领下，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都对党的红色历史与红色精神有了高度认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觉传承红色精神，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是红色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本质都是对共产党人先进性的继承和发扬。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顾全大局、协同作战，壮烈牺牲36万多人，涌现了大量英雄人物，如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以及上甘岭战役的英雄群体。他们的英雄事迹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1954年和1955年，按照党中央“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遣3万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开赴地处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北大荒，开拓北大荒。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掀起了北大荒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之后，又有20万支边青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城市知识青年相继投身垦区的开发建设。他们不畏艰难和困苦，扎根北疆、建设北疆、美化北疆。他们顾全大局，在三年困难时期，为支援内地灾区，自己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用野菜和野果充饥。经过三代人60多年的艰苦创业、开发建设，北大荒荒无人烟的亘古荒原建成了中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营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北大仓”。北大荒人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黑龙江垦区在为共和国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培育出“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集中体现了三代拓荒者高度的政治觉悟、崇高的思想境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既是北大荒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动体现，更是垦区不断突破、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有人说，“北大荒精神”是在特定群体中形成的，是北大荒人的精神。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北大荒精神的实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因而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雷锋同志是一个普通战士，在部队仅工作和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就干出了许多让人称赞的不平凡的事情。他爱学习，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他爱思考，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尤其是善于反思，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记录着他思想的精华；他爱劳动，时常参加一些义务劳动。做好事是他的自觉行动；他热爱本职工作，以“螺丝钉”精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热爱集体，自觉维护集体的利益，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毫不留情地抵制；他热爱人民，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给灾区捐钱物；他热爱党，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他就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的指示去做。他认为，“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核威慑之下。1955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导弹。1958年又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在本土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而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核讹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武器和掌握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广大科技人员在设备和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缺少关键材料和图纸的情况下，钻研技术，自制设备，攻克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解决了苏联专家撤走后遗留下来的种种难题。1958年开始建设的导弹发射与核试验基地，是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设的，那里的环境非常恶劣。国防科技界的创业者们住帐篷、睡地窖、喝苦水、战风沙，以昂扬的斗志战胜艰难困苦，创造了许多一流的业绩。不少科学家及许多技术人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国防尖端项目，涉及众多学科交叉的科技领域，需要众多研究所和多个工业部门的配合，这些单位以大局为重，只要是“两弹一星”的协作配套任务，就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只要是“两弹一星”任务的需要，就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
1998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大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20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受灾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取得了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在抗洪救灾中，全国人民心系灾区、情系灾区，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无私地大力支持抗洪第一线军民。中国大地上涌动起全民族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澎湃热潮，展现出全民族万众一心战胜洪涝灾害的壮丽画卷。
2003年10月16日清晨、2005年10月17日凌晨和2008年9月28日傍晚，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分别载着我国6位航天员成功返航，我国载人航天飞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完全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是继“两弹一星”后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全国人民怎能忘记，从茫茫戈壁的航天发射场到浩瀚海洋的远望号测量船，神州大地处处留下了几代航天工作者奋斗的足迹；从试验室到各生产企业，洒下了几代航天工作者辛勤的汗水。航天人舍弃都市生活的繁华，而选择戈壁滩上的寂寞；舍弃求取功名的机会而选择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知难而进、顽强拼搏、协同攻坚，突破道道技术难关，创造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生产性关键技术。他们为祖国的强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奉献了青春年华、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创造了一个个飞天的奇迹。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爱国、奉献是载人航天精神的动力源泉；自强、创新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支撑基点；团结、协同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时代特征。这些精神将激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做好本职工作，为知识创新和文化创造贡献自己的智慧。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2级特大地震。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中华民族精神瞬时凝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情就是命令，救人就是任务，抢险就是责任，关爱就是义务。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从机关到基层、从街道到学校，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生命大营救。国家领导人亲临抗震一线指挥；各级领导和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组织群众，抢险救援；10万人民解放军将士组成的抢险队伍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大量救灾物资源源不断送入灾区，赈灾募捐活动此起彼伏；20万志愿者参与灾后重建，为灾民劳累奔波；在灾难造成的废墟中，更有许多互助友爱、患难与共、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先人后己的动人故事；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全力以赴，伸出援手，奉献大爱。全国亿万人民同舟共济，协同一致，谱写出一曲气吞山河、感天动地的抗灾壮歌。
精神是什么？在《辞海》中，“精神”一词有五项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二是指神态、心神的集中与指向程度；三是指精力、活力；四是指神采、韵味和做人的基本立足点；五是指宗旨、内容的实质、主要的意义。红色精神一般是取第一、三、四、五项释义。
一个团体的生存，需要靠共同的价值维系团体的利益，这就是团体精神。我们通常说的民族精神、国家精神、集体精神都是指团体精神。红色精神就是团体精神。当然，在红色精神中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张思德精神和白求恩精神，这只不过是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而已，其实还是指团体精神，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团体精神。当然也有个人的精神境界、独立人格、高尚品德、坚强意志、积极情感。谁能说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不能代表共产党人的精神呢？
(1)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理想、信念、宗旨、人生观、世界观、道德人格，表达团体中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表达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根本看法。如“坚定理想”“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等表达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立党为公”“爱国为民”“克己奉公、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表现了党的宗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快乐奋斗”“特别能奉献”“舍生忘死”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人格和精神面貌。
(2)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共享的价值观念、道德责任、积极情感、科学态度，表达团体作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追求。如“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民主、团结”“团结协作”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爱党爱军”“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岗敬业”“亲民爱民”“热爱祖国”等表达了共产党人的积极情感。
(3)指向主体精神活力的能动性要素。主体意识、思维方式、思想作风、道德意志，表达团体在实践活动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方式方法和主观努力程度。“敢为人先”“敢闯新路”“艰苦创业”“迎难而上”“勇于登攀”“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不畏艰险”等是共产党人主体意识和道德意志的体现；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老四严”“务实求真”“科学求实”“尊重科学”都表达了共产党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
“红色精神”的结构是由其要素组成的。从“红色精神”形成的历史考察，从红色精神的主体和提炼红色精神的主体的逻辑分析，可以有不同的结构。红色精神的基本结构是：主体的理想+主体的信念+主体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主体的作风+主体的实践风格。
(1)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有三种：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与实践是形成红色精神的主体。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二是党的部分领导人和红色区域，或者是党和军队的部分成员作为红色精神的主体。如“百色精神”“渭华照金精神”“沂蒙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北大荒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三是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为主体，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从“红色精神”的发展历史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激发，“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逐渐地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使“红色”内涵有所扩大，“红色精神”的内涵也有所扩大，融合了创新的时代精神，因而与民族精神的内涵接近。
(2)“红色精神”概括的主体。“红色精神”的主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来或着重强调概括的，如“红船精神”(习近平)、“井冈山精神”(胡锦涛)、“苏区精神”(习近平)、“长征精神”(胡锦涛)、“延安精神”(毛泽东)、“西柏坡精神”(毛泽东)、“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大庆精神”(毛泽东)、“红旗渠精神”(周恩来、习仲勋、胡锦涛)、“焦裕禄精神”(习近平)、“雷锋精神”(毛泽东)、“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载人航天精神”(胡锦涛)、“九八抗洪精神”(江泽民)、“抗震救灾精神”(胡锦涛)。一种是由学者根据党的历史研究提出来的，如“百色精神”“渭华照金精神”“沂蒙精神”“北大荒精神”。
(3)“红色精神”形成的基本逻辑。“红色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一是理想信念的方向性指引，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主要是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依靠群众”的政治路线。“红色精神”形成的充分条件：一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宗旨；二是“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协作”“顾全大局”“创新”“创业”“尊重科学”“勇于登攀”的共同价值追求；三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谦虚谨慎”“严守纪律”“清正廉洁”“敢为人先”“敢闯新路”“快乐奋斗”的作风；四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军”“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感。
在20种“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的内涵有所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的语言表达随形势而变化。在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的时候，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党和红军处境艰难困苦的时期，“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红色精神”在语言表达上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如“红船精神”中“坚定理想”，“井冈山精神”中“矢志不移”，“苏区精神”“百色精神”中“坚定信念”，“长征精神”中“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在一些红色精神中体现为“爱国”“为民”，如“渭华照金精神”的“爱国为民”。当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大党的时候，“理想信念”虽在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但在语言的表达上就不那么显著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的内涵发生多样性变化，但仍以“爱国主义”“爱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四种表达形式为主。
有些“红色精神”中没有“理想信念”的语言表达，并不表示“理想信念”不重要了，而是表达方式不同。在“红色精神”形成的历史事实中，“理想信念”发挥着方向性、目标性的引领作用；在“红色精神”形成的思维逻辑中“理想信念”仍然支配着实践主体的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思想境界，仍然是其立足点、出发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沉淀为思想养料，给后人以智慧启迪，沉淀为优秀文化传统，为后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如“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就为“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所继承；“延安精神”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至今都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又如“井冈山精神”中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其他“红色精神”所继承，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所继承。
从上述“红色精神”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二十种“红色精神”都有以下特征：一是都以“理想信念”为方向性的引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二是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三是都以民主、团结、科学、创新、爱国、奉献为共同价值追求；四是都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原则。这些特征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都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都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因此，其精神实质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共同社会生活、共同生产实践、共同人生体验，形成的民族大多数成员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社会心理，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民族文化的集体创造，是一个民族思维特征、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的综合体现。
民族精神与“红色精神”在三类要素上是一致的。
(1)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进步向上的社会信念、价值取向和道德风尚。
(2)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民族认同意识、民族利益的自觉感知、民族尊严的自觉感知。这种要素与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有关。
(1)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进步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2)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决定因素；
(3)民族意识是民族精神中的凝聚力量，是民族活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
(4)民族精神由民族历史上的一些特殊事件和历史人物来体现，这决定了民族精神是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有无穷创造性可能的体系。
红色精神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它以爱国主义为主线，构建了忠诚爱国的民族情怀；以勤劳勇敢为基石，培育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以自强不息为动力，铸就了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核心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都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存亡、危难困苦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为旗帜，以推翻压在全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目的，通过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在英勇卓绝的民族战争中形成的。主要体现了以革命精神为特质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为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大和历史最长的政党在思想、作风、组织、领导等方面的伟大创新、卓越能力和主体能动性。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对自强不息精神品质的传承；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古典民本思潮的扬弃和创新；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挖山不止”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和发展；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是对注重践履、知行统一的思维传统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旗帜，以抵制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颠覆为目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发展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形成的。这个时期的“红色精神”继续弘扬了爱国主义思想传统，继续传承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精神的创新。在党的领导下，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涌现了许多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奋发进取、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廉洁奉公、团结协作。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者。正是他们的模范行为，才创造了“北大荒”“大庆油田”“红旗渠”的奇迹，才有了“两弹一星”“航天载人”的领先技术，才有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全民空前大动员，才有了学习雷锋的一个又一个高潮，才有了许多维护党的光辉形象的“焦裕禄”式领导干部。
文化先进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红”的本质属性，一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原则；二是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三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价值取向和汲取世界先进价值取向为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四是构建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等多重功能的共同精神家园。
一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重“民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精神具有奠基作用。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到《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都体现了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忧患意识”，心系黎民百姓的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自强”“维新”的品质，对中国精神具有的奠基作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超越性，显示出刚健有为、勤劳勇敢、积极向上、革故鼎新、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的精神品格及其生命意志。
三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厚德的传统，对中国精神具有奠基作用。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孔子的“仁”“义”和“言忠信”“行笃敬”，到孟子的“与人为善”“养浩然之气”，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注重内在的道德修为到提倡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既顺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改造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思想意识和文化影响，又创造了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的先进文化。
创新贯穿在改革开放的全部实践之中，体现于时代精神的各个方面，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爱国的具体表现，也是民族精神弘扬的表现。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精神是红色精神在当代的崭新发展，是红色精神的崭新形态。
红色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现代价值表现在满足主体的各种需要。这种现代价值是以人的文化本质为基础的，主要是人文价值，确立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创造性。而要确立这“四性”就必须确立人的科学信仰、生成人的科学能力、养成人的科学品质、培育人的科学精神。在社会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未特定化”特质决定了人具有追求完善、追求进步、追求创造的要求，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必然要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人越来越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用各类精神文化资源满足个体的发展需要，满足团体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得以转变，人的智慧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可见，人在文化创造中创造自身。
基于此，红色精神具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这些价值归根结底是通过红色精神文化资源的“化人”价值来实现，通过人文价值来实现，通过科学信仰、科学能力、科学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养成来实现。红色精神的经济价值在于，通过提高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业能力，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社会劳动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红色精神的政治价值在于，通过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把人的思想意识引导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形成共同理想，引导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通过提高人的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提高人的法律素养和民主素养，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红色精神的文化价值。
精神动力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红色精神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和主体精神活力等动力作用，因而具有文化价值。
红色精神的民族性维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全体人民的心中确立了对祖国的归属情感和认同情感，这种情感就是一种凝聚力；爱国主义的情感也作为全体人民处理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民族利益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可看作是一种约束力和向心力；爱国主义的情感和行为准则必然激发人们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乐观奋斗的感召力，并且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活力。总之，中国精神的民族性维度有着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和精神活力的动力作用。
红色精神的时代性维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改革创新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崭新局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和积极性，也具有引导力、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创造活力的动力作用。这个“双重动力”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教育人，使人有主体意识、进取精神、系统知识和实践能力，使人有认同感、责任感、使命感、动力感；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以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塑造人，以英模人物的事迹和伟大建设成就鼓舞人。
中国共产党人以百年的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红色精神体系。红色精神的三项要素都贯穿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组织成员的意识起引导作用，二是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表达组织成员的精神诉求。因此，由20种红色精神构成的体系从多个方面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种体系是经过百年积淀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了红色精神三项要素的价值体系，也是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因此，红色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3)红色精神提供了克服保守僵化思想，开展文化创新的思想武器。观念上的创新是实现文化创新的先导。文化创新首先是文化理念的更新和新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文化理念创新就是从对文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对文化片面性和狭隘性的理解和认识中解放出来。
红色精神的孕育与形成本身就是文化创新。在20种红色精神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中，都是观念创新起到先导作用，都是在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突破“洋教条”和“古教条”的观念束缚。我们可以想一想，“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是怎样形成的？“拼命拿下大油田”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红旗渠”“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的成就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中华民族“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思维品质是怎样血脉相承的？从“君子之乐”到“乐观奋斗”的行为风貌是怎样熔铸更生的？我们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就是要克服保守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克服经验主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而“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然成为文化创新的锐利思想武器。
人的本质的精神属性决定了人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为什么有些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有些人却懒惰散漫、无所作为？为什么有些人精神矍铄、生活充实，有些人却精神空虚、萎靡不振？为什么有些人思想深邃、富有远见，有些人却思想贫乏、鼠目寸光？为什么有些人志存高远、积极向上，有些人却胸无大志、不思进取？这些差别，完全取决于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方式，取决于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状态与和谐状态。可见，精神的个体价值在于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动力，提供精神支撑。精神的社会价值也是有动力学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精神的作用，强调精神的力量，许多学者撰文阐发“精神的力量”。精神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们在分析“红色精神”的要素和结构时，提到了三类要素：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指向主体精神活力的能动性要素。这三类要素分别具有四种“力量”：引领力、凝聚力、驱动力、活力。这四种力量是对团体而言的。对个体来说，有一个驱动力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的动力”。包括“潜力的开发”和“活力的激发”。学校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给学生提供生成信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知识载体，提供一个自主发展的驱动力，还在于通过学习和实践活动，开发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的活力。
根据这些“精神力量”的概述，我们认为，“红色精神”的教育价值有如下几点：
首先，培养积极的情绪，获得快乐的体验。“红色精神”中蕴含的崇高价值具有培养积极情绪的作用。积极情绪和快乐体验不仅具有内在驱力的作用，也具有挖掘潜力、激发活力的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苦的岁月里，都能保持一种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有“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座右铭。“苦不苦，想一想长征两万五。”通过“红色精神”的教育，使大学生深刻理解什么价值是崇高的，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使大学生体验什么是苦，什么是难，对待挫折应该具有何种态度；使大学生深入理解苦难对于成人、成才、成功的意义。
其次，设置生活目标，开展有价值的活动。“红色精神”中蕴含的目标都是远大的，令人振奋的。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目标又是具体的。设置有价值的目标，由目标驱动人的活动、激发人的创造活力，同时可以形成人的良好体验。可以想一想，伟大的革命家、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大庆人，“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研究者，还有许多成功人士、创业者、先进模范人物，他们的哪一天不是在从事有价值的活动，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红色精神”的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不要虚度光阴，要自我设置目标，既有大的追求，也有具体活动。
再次，强化社会实践的锻炼，增强责任意识。“红色精神”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不仅具有引领导向的作用，更有砥砺品行、完善人格的作用。英模人物都是在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增强信心，得到锻炼成长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大大激发人的活力，挖掘人的潜力。这也得到一些大学生深刻体验的佐证。当问及青年大学生在大学生活里最难忘记的事情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提到实习和社会实践，因为实习和社会实践能使学生自主参与，能有充分的互动，能有深刻的体验。因此，高校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顶层设计和培养方案中，应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设置有一定责任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体验，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实践能力，增强责任意识。
“红色精神”可以转化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教育资源，也可以拓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途径。处于革命老区的大学、与革命老区有历史联系的大学都把“红色精神”看作是可以转化的思想教育资源，把“红色精神”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了切实生动、富有成效的探索。主要做法有：一是揭示“红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如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引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内容体系；二是揭示“红色精神”与科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如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方式、科学信仰、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与科学道德等，引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内容体系；三是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明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目标和方向、内容和途径，把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功能和规律；四是开发校本课程，推行“红色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课程的研究式教学；五是拓展“红色精神”教育途径，开展实践教学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将大学德育课堂从校内扩展到社会；六是建设校内红色精神教育的环境载体，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教育氛围；七是在探索“红色精神”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同时探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模式”。
红色精神以至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的红色精神体系，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路径选择、辩证的思想品质、创新的风格特色，是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表现。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民族精神在近现代新发展，在当代发展为中国精神。红色精神以至中国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价值，即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化人”的教育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精神中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包括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等领导人物的观点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领袖人物的观点论述，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和民族精神的理论丰富与发展，也体现了他们个人和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智慧与理论贡献。
红色精神的百年发展是对中国思想史的丰富和发展。红色精神以至红色精神的当代形态--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