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为彼得·布劳(PeterBlau)的一名学生,我是这些基础研究的第二代见证人和受益者。当我们对诸如非正式和正式结构、领导和权威以及自由决断和控制这些主题给予同等的注意时,我们对组织的合作研究(Blau&Scott,1962P2003)——一篇早期论文——表现出这些冲突的倾向。
这种二元性的制度化明显持续到今天。尽管不时有学者提出简化的模型,或是强调完美理性(根据假设作出的论断),或是强调纯粹的非理性(将组织视为一个现代魔咒),但大部分当代学者似乎乐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开展研究。诸多不同的概念如“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理性神话”(Meyer&Rowan,1977)、“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Granovetter,1985),以及“手段”(instrumentality)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的逻辑并置(March&Olsen,1989)陆续反映了植根于这个领域内的裂痕。
领域的转换:进入开放系统模型
领域的成熟期
有关组织结构决定因素理论化的狂热随着开放系统模型的引入,这个陷于陈旧的区分和徒劳无益的争论的领域突然焕发了生机。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和论点被接二连三地引入,每一个都对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见解。
最先出现的是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这种分析方法认识到尽管所有组织都依赖于它们的资源环境和技术信息环境,但是,这些环境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方面是不同的,因此,组织结构也会随之变化(Woodward,1958;Lawrence&Lorsch,1967;Galbraith,1973)。作为它们的技术环境的函数,可以观察到组织是变化的。而且,那些其结构能最好地适应其特定环境的组织,绩效也是最好的。尽管权变理论是在我们能称之为组织研究的“现代”时期出现的最早的系统化的理论,但是它们保持着最大的影响力(Donaldson,2001)。无疑,权变理论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对那些试图改善他们的组织的实践者的吸引力。
第三种分析方法——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theory)——也强调适应环境的益处,但是它认为环境同时包括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基于埃默森(Emerson,1962)对权力—依赖关系的系统表述,由普费弗和萨兰西克(Pfeffer&Salancik,1978/2003)予以发展,这个框架认识到组织为了生存一定要交换资源,但是这种交换如果不均衡的话,就会产生权力分化。因此,经济交换可能产生权力分化,并且经济依赖可能导致政治性的解决办法。主张资源依赖的学者强调,管理者不仅要设法管理它们组织的结构,还要控制组织所处的环境,降低依赖并寻求充分的权力优势。
网络理论(networktheory)长期以来就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来研究人际关系,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它被用于组织间关系的研究。立足于怀特(White,1976)等人的基础性工作,学者们着手提出了适合于研究组织网络的测量技术和方法。组织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网络本身的结构,都被认为对组织的行为和结果具有影响。在有关连锁董事会(Mizruchi,1982)、竞争性交换结构和利润(Burt,1983)、在国家层面上影响政策设定的组织间系统(Laumann&Knoke,1987)以及战略联盟的形成和影响(Powelletal.,1996)的研究中,已经探究了这些网络关系和结构。因为网络理论强调环境的关系方面,它的发展有助于资源依赖关系的研究(Pfeffer,1987)。
的确,通过坚持认为文化要素发挥着和结构性与物质性要素同等且独立的作用,制度理论家们企图将组织的起源(从通常所接受的工业革命的后期)推溯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迈耶等人(Meyeretal.,1987)以及佩德森和多宾(Pedersen&Dobbin,1977)认为,正是早在这个时期,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第一次系统化地将物理现象,尔后是社会现象整理成一般类型和子类型,开创了社会理性化事业。这种观念逐渐地被接受,即存在社会结构的一般类型——组织,它在共同知识主体的操控之下,也即管理——并且包含被认识到的子类(企业、学校和各种机构)。为这些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解释的组织研究的出现,有助于加强和推进这种专业化的事业。
随着研究者开始认识到环境的多样性,并考察了它对组织结构和过程的重要性,这些不同的理论进展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地接踵而来。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关系的、生态的和文化的因素陆续被理论化,被加以仔细地研究。在6种分析方法中,有三个——生态的、关系的和制度的——建立在社会学家的工作基础之上,第四个——政治的(资源依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社会学家理查德·埃默森的系统阐述,将其应用于组织之间的层面上,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层面上。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社会学观点的分析方法都停留在理性—自然连续统的自然一端。经济学家(赞成交易成本理论的)和部分管理学家(支持权变理论的)则锁定在理性一端(重要的例外是社会学家汤普森[Thompson],他坚持自己的权变观点仅被应用在“理性规范之下”)。
在这个充满创造力的时期,我正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云集在这里的组织研究的学者是无与伦比的。6个主要理论中的三个——资源依赖、组织生态学和制度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所开创的。无论如何,学术创造力的主要源泉已经转移到西部,从哥伦比亚和卡内基转移到了斯坦福。
更高的分析层次
这些理论进展不仅扩大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考虑到更多和不同的方面,而且提高了从事组织分析的层次。最早的封闭系统分析方法将注意力限定在一个既定组织的边界范围内的现象。就此而言,组织结构是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行为所发生的情境。只有在开放系统模型出现之后,组织本身才成为研究的主题,被看成是由环境所塑造的反应性系统,看成是塑造它们自身情境的集体行动者,或者看成是在更大、更广阔系统中的成员行动者,不一而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设计这样的研究,即将组织及其结构和过程作为研究的主题。经验研究积累了关于组织样本的系统信息——不仅有相同类型的(例如,Blau&Schoenherr,1971),而且还有相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例如,Pughetal.,1969)。这种方式的调查研究持续了若干年,直到90年代中期,基于代表性样本的组织研究才在美国实施(Kallebergetal.,1996)。这些研究,尤其是那些包含多种组织和社会情境类型的研究,再次证实了组织的二元论特征——部分是被物质资源力量塑造的(技术、规模和竞争),部分是被社会和文化系统(规范和文化信念)塑造的(例如,Lincoln&Kalleberg,1990;Orruetal.,1997)。
从单个的组织层面向上移动,分析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组织集合(organization-set):一个中心组织和它重要的交易伙伴(Blau&Scott,1962P2003;Evan,1966)。这种分析方法允许研究者更精确地定义对既定组织而言起作用的重要情境。不是评价诸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被抽象出来的环境维度,而是更加注意研究特定的资流和信息流、特定的网络关系及其影响。这种分析层次非常适合探究资源依赖关系和组织战略问题。
考虑后果
总之,组织研究的历史,特别是组织社会学的历史在最近几十年都被开放系统的逻辑所支配(Scott,2003),而且,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核心主题——包括权力和地位的分布——已经令人信服地与组织进程和组织结构联系起来。
最近的趋势
尽管最近几十年未再出现同样水平的创造力,但是组织研究领域继续沿着新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我认为组织正在经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四个方面是我们关于组织的观念也正在被修正。
变化着的边界
从韦伯(Weber,1924/1968)的研究开始,在组织分析中组织边界就扮演着中心性的角色。韦伯把组织定义为“封闭”的社会关系,只限于特定的个人能接近,在行政人员协助下的长官或主管来实行这一限制。随着开放系统观念的出现,理论家们认识到组织对管理资源流和其他与环境的交换的依赖,但他们继续强调组织需要保护自身以免受外部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封锁”它们的技术内核以免受环境的干扰(Thompson,1967/2003)。
变化着的战略
然而,从20世纪的后几十年开始,随着组织开始抛弃各种成分和功能,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和出人意料的转向。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追寻的主要战略是“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关闭一些内部部门,外包出去以前在组织内部完成的工作。正如已经提到的,组织正将这些战略应用到雇员、部门和功能等方面。作为这种趋势普遍程度的一个指标,卡罗尔和汉南(Carroll&Hannan,2000)的报告说,美国公司的平均规模从1960年的大约60个雇员下降到1990年的大约34个雇员(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较大公司的分解,而且反映了新的小型企业在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这些发展必然影响到雇员,他们发现用保证工作安全来换取忠诚的“隐性合约”(implicitcontract)已经被重新审查,如果不是被取消的话。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考察外在化对个体参与者的含义——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Pfeffer&Baron,1988;Smith,2002)。
变化着的权力过程
在组织中权力和控制的使用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作为组织的限定特征的极端典型的一元化的层级制正让位于更加分权化的和水平化的系统,尤其是在较新的产业领域的组织中。当开展有效竞争所需的大部分重要信息在组织边界而不是组织的核心发现时,集权化的命令和控制结构就会失效并被废弃。随着企业和机构的运作边界向外扩展至包含临时性的工人和承包者,管理人员就被迫既要学习垂直式管理,也要学习水平式管理(无权威的)。
和内部组织控制形成对比的是,外部化战略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日益依赖。它们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不论是在私立还是公共组织中,所有权都不能确保进行控制:通常的情况是,在所有权缺位时合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由机构投资者而不是私人投资者支配的新的资本市场的出现,威胁着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组织也目睹了职业经理人的地位的上升。尽管法人精英的权力缩小可能被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管理人员的权力增大所弥补,但很可能“管理资本主义”的年代已经结束(Davis,1994;Useem,1996)。
与国家相比,公司长久以来享有实质性权力。正如经由米尔斯(Mills,1956)、密苏奇(Mizruchi,1992)及佩鲁(Perrow,2002)等社会学家所证明的,经济财富和权力极易转化为政治影响。在美国,如同个人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公司也享有被合法对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游说和对竞选活动的捐赠。公司的权利和政治影响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
变化着的概念
*实体主义的自我行动(self2action)定义:由于被应用于组织研究中,这种观念强调组织的独立性,强调将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其他类型区分开来的那些特征。这种观念在其形成时期主导着组织研究,包括韦伯、马奇和西蒙、布劳和斯科特。*实体主义的互动(interaction)定义:当学者们采用开放系统的视角时,这种观念出现了。尽管组织继续被看成是分立的(discrete)单位,但它们被认为拥有随变化的环境——不管是技术的、政治的、交易的还是制度的——而变化的特征。
尽管仍然处于少数派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接受组织的关系或过程的观念。这些观点认识到组织是“不能与它们所嵌入的交易情境所分开的”(Emirbayer,1997,p.287)。根据关系概念,行动者(包括集体行动者)的意义和身份产生于他们在正在发生的关系和遭遇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观念由怀特(White,1992)详细阐述。吉登斯(1979)的结构化观念是这种视角的最有影响的一般化陈述。
据我所知,最早使用组织的关系观念的组织研究学者是韦克(Weick,1969),他倡导从一个实体性的概念(组织)转变为一个过程概念——组织化。近年来,更多的理论家赞成采用关系的表述方法。然而,在那些强调组织的更理性的方面和那些强调组织更具有自然特征的学者之间,传统的对立再次出现。
走向整合和智力包容
在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模型——以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为特征——和更强调结构的生态学和制度视角的观点之间已经有了相互融合的迹象。适应和选择模型逐渐被归并进相同的理论框架(Baum&Singh,1994;Aldrich,1999)。以同样的方式,生态学理论家已经接受了制度的观点,其模型也已经被制度观点所渗透。由于奥利弗(Oliver,1991)的工作,制度与资源依赖的观点已经开始以建设性的方式相互接受。网络观点和方法不仅被整合进资源依赖视角,而且也被生态学者和制度学派的人所接受(Haveman,2000)。与此同时,跨越分析层次的整合也已经出现。不是将组织、集合、种群和领域看成为相互替代的分析视角,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建议并试图证明将它们视为相互补充的视角的价值——每一种视角对于更充分地理解复杂的组织领域都是必要的(Scottetal.,2000)。
组织学者很容易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领域形成互动。组织研究与诸如工作社会学、社会分层、种族和性别等领域之间的联系已经很牢固并富有成效。最近出现的迹象表明,组织研究学者正在向社会运动学者——既包括政治学家,也包括政治社会学家(Davidetal.,2004)——的工作、法律和社会研究(Edelman&Suchman,1997)、经济社会学(Smelser&Swedberg,1994)以及文化社会学(Zukin,1991;DiMaggio,1994)学习,并且也为这些领域作出了贡献。
学术研究地点的变化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组织研究成为在社会学内部获得承认的专业领域,学者数量迅速增加。在1968年设立的组织和职业社会学分会(后来重新命名为组织、职业和工作社会学分会)迅速发展为并且一直保持为美国社会学协会(ASA)中两三个最大的分会之一。
然而,在社会学系内部获得一定魅力之后不久,组织研究计划所培养的毕业生开始被专业院校(professionalschools)——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尤其是商学院——所聘用。紧随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后,社会学家也被整合进教育、公共管理或组织行为的研究项目中。在商学院,社会学家迅速地将他们的研究议程扩展,将“组织理论”(强调对组织而不是组织内部个体行为的研究)纳入其中,此外目前在管理、组织战略、人力资源和企业家精神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内社会学家都很活跃。现在参加管理学学会年会的组织社会学家人数和参加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组织社会学家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管理学学会的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分会之规模是美国社会学协会内部的组织、职业和工作社会学分会规模的三倍)在专业学院里社会学家可以获得的更多资源——薪金、研究资助和易于接进各种组织——已经吸引了我们很多的同行。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能说服商学院来资助对组织社会学家的培养,作为对它们的智力资产的一项长期投资。一个更可行的方式也许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联合培养,即使保持既定的工资差别,这也要求从专业学院向社会学系转移一些资金。另一种方法是在同一院校之内的组织研究学者之间发展更强的智力联系,以及在学校之间促进非正式的但却重要的关系网络的形成(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致力于创造这样的网络:组织研究中心大学联盟[ConsortiumofCentersforOrganizationResearch,CCOR]一度集合了8所大学)。如果我们想保持我们独特的竞争力,组织研究者,特别是组织社会学家就需要定期地交往并交流思想。
不管这些还是其他的替代性方法能否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它们却不应该抵消我们对过去半个世纪所取得成就的自豪。数十年来社会学家一直是我们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取得认识的重要贡献者,同时组织也仍然是当今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行动主体,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和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提出的挑战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我相信我们的专家一定会找到进路,继续在理解和引导这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译者简介:男,1976年生,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