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1999年首次公布COFER季度数据至2021年第二季度，成员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平均为64.83%；欧元为22.46%；日元为4.37%；英镑为3.89%。从变动趋势看，美元占比有所下降；人民币于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官方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也开始公布，人民币的比重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图1）。然而在长周期中，美元在过去70多年中的比重下降速度十分缓慢。为什么美元会长期保持主导地位？
储备货币地位的形成取决于相对经济实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并成为贸易逆差国；而美国迅速崛起，成为顺差国和贷款人，并因欧洲战争还款输入了大量的黄金。美联储也与1913年正式成立。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开始形成，并开始与伦敦并驾齐驱。这一时期美元地位的崛起绝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进一步稳固了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设计上确立了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的法币与黄金挂钩，其它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当时重要的顺差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也获得了一票否决权。在后布雷顿森林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因新兴市场力量的兴起发生了变化。然而由于多重因素影响，美元仍是世界各顺差国持有的主要储备资产。这其中对美元地位的识别缘于一系列既定的条件，比如：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这是美元具有的绝对优势；再比如，货币发行国的法治环境和体制的稳健性也是美国所能提供的相对优势。
美元地位缺乏替代性或存在“别无选择”（TINA）效应。TINA效应是美元地位的一个重要隐含条件。TINA这一说法最初源自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福利国家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在为其自由竞争和放松管制的保守党施政纲领的辩护中也使用这一术语。美元TINA效应是指，在国际货币的选择中，由于缺乏其他可替代货币，美元作为主导货币是别无选择的结果。从二战后储备货币的发展历史看，行使部分储备货币职能的特别提款权尽管存在多年，但自身的局限性极大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其他包括欧元和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在历次金融动荡和危机发生时期，美元的避险功能仍显示其具有“别无选择”的优势。
储备货币地位维持具有网络外部性。这一网络外部性会通过转换成本和最低有效规模这两个渠道提高退出现有体系的成本，从而增加体系可延续的惯性。具体而言，美元计价能力存在自我强化机制。这表现为在企业、居民和银行部门之间为冲销汇率波动风险有足够的动机彼此相互使用美元。例如，企业使用美元计价，为冲销美元汇率风险，需要进行美元对冲交易；而银行为满足企业的需求也愿意提供美元贷款；同时，银行为了防止货币错配也需要吸收美元存款。这在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美元使用和持有的强化机制。从储备货币发行者的角度看，当全球对储备资产需求的增长快于发行者的偿债能力时，发行国事实上享有发行储备资产的安全溢价，这也构成了对储备货币持续过度发行的一种激励（FarhiandMaggiori2017）。
二、“哈佛观点”和“伯克利观点”
在学界，针对美元体系的主流讨论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阵营：“哈佛观点”和“伯克利观点”（Eichengreen，2019）。哈佛观点以数据和实证研究为依据，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存在惯性，其主要表现为美元主导的货币计价范式（DCP）广泛存在。具体来看，美元充当第三方货币，其汇率变动对一国贸易（出口）所产生的影要大于贸易伙伴之间双边汇率变动所产生的影响（Gopinathetal2020）。这一研究还隐含这样的政策含义：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会通过美元汇率传递到以美元作为贸易计价国家的出口价格。
如果说哈佛观点倾向单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伯克利观点则更倾向于多元体系的存在逻辑。基于对历史观察和总结，伯克利观点认为多元货币体系在历史上就存在过。比如，在金本位时期，尽管以黄金和英镑为主导，但德国马克、法郎等小币种也发挥储备货币职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镑和美元在全球流动资产和贸易计价和结算中也曾平分天下。简言之，在伯克利观点看来，多元货币体系是定律而不是个例。
三、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收益和成本
“嚣张特权”这一概念首次由法国前经济部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65年提及，意指美国以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为其赤字融资的能力，并担心法国将因此遭受损失。随后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艾夫对美元嚣张的特权如何运转进行了具体阐释。
理论上，所谓嚣张特权表现在发行国可以凭借货币独特的储备地位以低成本向全球借债；发行国通过运行经常项目逆差获得自动保险；过度发行债务的情况下事实上获取安全溢价；发行国获取铸币税或以通胀方式进行债务货币化以减轻债务负担；在美元情形下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赋予美国以金融制裁达到其政治目的。
美元的上述收益和成本并存的现实，也反映在美元强势或弱势的历史观察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元经历了大幅度升值。到1985年美元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升至150的历史高点。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等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时期。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七国集团于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承诺通过汇率调整和货币政策协调促使日元和马克等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一合作努力十分奏效，美元随后大幅度贬值，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也有所缩小。直到1987年，七国集团再度联手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旨在阻止美元过度贬值。然而美元低迷势头未改，到1995年美元有效汇率已调至101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美元作为官方外汇储备比重也从前期的85%下滑至60%左右。面对贬值压力，新上任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一改历任财长不谈汇率的传统，第一次挑明对美元贬值的担心，明确说“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希望美联储和其他央行联合干预支持美元。
四、多元化或是解决之道
无论哪一种货币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都不可避免在享有特权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负担。这其中所形成的种种悖论，在单一货币成为主导储备货币的体系中会有所放大。
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储备体系需要处理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要素：国际储备需求、储备货币的供给和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特里芬难题阐释了这一矛盾：在美元-黄金本位下，国际储备需求增加客观上需要发行国提供储备货币的供给，而当供给增加到超出了储备货币所能提供的清偿力，则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受到动摇。而后者又会动摇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一看似简单的逻辑，实则深藏一无解的问题。这是因为，即便在浮动汇率下，由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的两个非对称性，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也同样存在：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对储备货币需求要大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储备货币供给；二是发达国家的信用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这两个非对称实际上从财政角度和公共债务角度阐述储备货币的清偿力难题（Obstfeld，2011）。
国际储备货币的清偿力问题以及供求矛盾仍将困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良性运转。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或许可以通过增加新的储备资产的供给，比如增加欧元和人民币等法定货币的储备资产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打破主导货币的TINA效应，分担储备货币所承担的成本，尽管这一多元化进程很可能十分漫长。
（略）图1:外汇储备构成（%，1995年至2021年第二季度）
（略）图2:美联邦政府债卖家（10亿美元，2000年1月至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