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劳结合；教劳结合研究；劳动教育；教育方针；可视化分析
一、教劳结合研究的时空知识图谱分析
由此可见，我国教劳结合研究的热度是伴随新中国的成长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受政策的影响波动较大，在20世纪末达到顶峰，并在21世纪初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近年来，研究产出量虽有所回升，但仍不足。
（二）教劳结合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1.教劳结合研究作者的可视化分析
在图2中，节点的大小与研究者的发文量成正比，节点越大，该研究者发文量越多，中心性越强。据此可知，发文量居前列的分别为孙振东、顾明远、杨天平、刘世峰、陈谟开、刘圣兰、丁沅、萧宗六、王冀生、樊恭烋等，他们所贡献的高质量成果为我国教劳结合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节点间的连线代表着研究者间的合作程度，连线越清晰，合作程度越紧密。在图2中，节点大多以个体的形式独立呈现，节点间的连线较少，密度仅为0.001，仅有少部分作者形成了合作网络，例如廖正峰、孔令凯、耿望麟和陈仙梅，但大部分作者的合作对象相对单一，多为同事或师生间的合作，例如孙振东和刘世峰，方晓东和滕纯等。这表明从事教劳结合的研究者大多处于相对独立的研究状态，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且不同机构与学科研究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2.教劳结合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分析
为研究不同机构间的合作情况，将节点类型选择为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生成研究机构共现图（见图3）。（图3略）
图3共有119个节点，说明从事教劳结合研究的机构数量很多，将发文量最大的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作为nmax带入平方根定律公式，可得N=5.897，即发文量大于5篇的机构属于核心研究机构。为确保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准确性，将图3中所涉及的学院和系所归类为相应的大学，将分散的发文量进行合并之后可得出教劳结合研究核心机构统计表（见表1）②。由表1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事教劳结合研究的核心研究机构包含2个科研院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吉林省教育科学院），6所师范类高校（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2所综合类高校（清华大学、西南大学），1所农林类高校（江西农业大学）和1所理工类高校（北京工业大学）。（表1略）
综合图3和表1可知，我国教劳结合研究队伍庞大，机构数量众多，推动了教劳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促进了其中国化的进程。在核心研究机构中，师范类高校凭借其悠久的研究传统和丰富的研究资源占据半壁江山，成为教劳结合研究的主阵地。此外，科研院所和综合类高校也丰富了教劳结合的研究主体，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活力。但是，各节点之间连线数仅为9，关联密度仅为0.0013，说明各机构之间多以独立的形态进行研究，机构间未形成切实有效的合作机制，各自为战，较为分散，因此，难以形成跨越时空和学科限制的具有持续力的科研群体。
二、教劳结合研究的内容知识图谱分析
一般情况下，出现频率高的关键词即可被视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中介中心度反映了一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媒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研究的热点[3]。因此，除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外，其自身的中心中介性同样可以体现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使用Citespace5.5R2版本中Export—Networksummarytable功能，输出我国教劳结合研究部分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年份和中心性等基本信息，并将其整理如下（见表2）。（表2略）
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明确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4]。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LLR，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劳结合研究领域的所有关键词中提取出的名词性术语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可得到11个聚类（见图5）。Citespace通过Q值（Modularity）和S值（MeanSilhouette）对图谱的效果进行了测评。一般而言，Q值大于0.3表明图谱结构清晰显著；当S值大于0.5，就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5]。本文聚类视图评价指标显示Q值为0.6042，S值为0.6689，说明本文聚类生成图结构显著，聚类合理。（图5略）（表3略）
三、教劳结合研究的阶段划分及热点演变
（一）初步探索阶段（1949-1965年）
（二）暂时停滞阶段（1966-1976年）
1966至1976年，受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教劳结合研究也处于暂时停滞状态。加上自1958年以来，一直存在将教劳结合等同于体力劳动的误解，片面强调实践经验的获得，过于重视劳动的政治意义，使得该时期，对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解读是片面的，教劳结合的实践方式被窄化为单一的体力劳动，既不能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也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反映在图6和图7中，就直观地体现为这一时期聚类和关键词的大面积空白。
（三）研究高潮阶段（1977-2000年）
（四）相对低迷阶段（2001-2014年）
（五）重新复苏阶段（2015年至今）
四、当前我国教劳结合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厘清内涵，准确理解教劳结合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方针中的教劳结合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劳结合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关于教劳结合的专论，但却在他们的诸多代表性著作中都有重要论述，是他们基于唯物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反映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来的科学主张。虽然经典作家在提出各个具体论断时，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直接目的，但是，综观这些论断，也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教劳结合的一般涵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教劳结合的实质，是指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它包括“教-劳”和“劳-教”的双向结合。这种实质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诸如适应现代生产劳动要求的教育目的制定、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结构调整、专业设置及课程内容选编、实施劳动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等，都属于教劳结合的具体形式。并且，教劳结合不仅体现为教育主动与生产劳动结合，还体现为生产劳动主动与教育结合，诸如工矿企业对用工的学历学力的要求、通过自行办学或委托学校培养培训、赞助教育事业发展、搞“产学研结合”等，也都属于教劳结合。
由此观之，不能把教劳结合理解得过于狭隘。尤其不能把教劳结合的某一种具体形式，理解成教劳结合的全部，用某种具体操作模式代替方针和原则。正是针对长期存在的对教劳结合的错误理解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教劳结合更重要的是“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一讲话对教劳结合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正是这个讲话，揭出了以往将教劳结合简单理解为“教育教学+生产劳动”单一形式的错误，从此区分了“宏观意义的教劳结合”和“微观意义的教劳结合”；也正是这个讲话，激发了20世纪80年代对马克思教劳结合本义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并为20世纪90年代多种形式的教劳结合实践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弄清教劳结合的实质和多种形式的关系，不但能够合理定位劳动教育，为当下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前提条件，而且还能够拓展教劳结合的研究领域，为更好地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思想理论保障。
（二）加强学术累积，重视教劳结合研究的延续性
教育学知识缺少累积性，教劳结合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政策的外生性影响外，也与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断层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总结反思既往经验教训，重建教育学科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包括教劳结合思想，进行了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并对教劳结合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在他们撰写的教育学教材和专著中，都会有独立章节论述教劳结合问题。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全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研讨的主题之一就是教劳结合问题。
（三）创新实践模式，发挥教劳结合全面价值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到，既有教劳结合研究，多在理论层面探讨和争论，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对教劳结合多种形式和实践模式研究不够，势必导致教劳结合的现实价值难以实现，理论上也会失之偏颇。基于经典作家关于“两种劳动”“两个王国”和教劳结合“三种功能”的基本观点，阐明我国教劳结合实践的多种模式和层次递进关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根据中国国情，创生新的教劳结合实践模式，才能实现教劳结合提高社会生产、改造社会关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面功能。因此，今后创生教劳结合的实践模式，应该成为教劳结合研究的重点领域。
教劳结合包括“教-劳”和“劳-教”双向结合，就其实践模式来说，不只是在学校中实施“劳动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更不只是组织学生去参加劳动，还有更多的学校内外的教劳结合实践模式。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已进入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知识经济时代，亟需研究探索教劳结合的新模式。诸如在高校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在中小学根据新科技时代特点加强“新综合技术教育”“渗透职业教育因素”；在学校与社会之间关系上，探索信息化时代“产学研结合”“农科教统筹”“教育扶贫”“民生改善”“产业反哺教育”等的新形式、新路径。通过这些新模式的探索和构建，不仅能够发挥教劳结合发展生产、改造社会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而且能够深化教劳结合研究。
（四）加强跨学科研究，拓展教劳结合研究领域
注释：
①文献检索日期为1949年10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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