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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最近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中国某基金管理公司49％股权的手续。这家比利时公司已拥有该公司33%的股权。外方预计，他们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认为，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自从2004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49%后，我国目前合资基金公司已达18家），未来每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攫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可能更甚于此。
中资银行的股权价格“太便宜了”？
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境外投资者至少已参股中国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几乎在每家银行都占有接近20%的股权。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外资以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得到建设银行约15%的股权，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得到中国银行10%的股权。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从目前看来，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已经开始大幅改善。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价格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外资入股参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也确实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交通银行自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按此估计，投资者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股权。
据分析，这并非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剥离的不良资产由国民财力来消化），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
骆德明分析，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
投资中国回流本土获取爆炸式增长机会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说，从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投资者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中国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
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外资投入国内商业银行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而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又回到美国，只能获得较低的利息回报。
以高盛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例，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股权为代价换来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了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之后回到美国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资本金如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2000万美元的收益。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
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业“路线图”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境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有关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粗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将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如果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它们可利用金融资本控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境外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
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无间道”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中国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从外资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为此，境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引外资入股能否提升银行水平？骆德明博士介绍，“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随着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传授核心管理技术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2007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届时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必然包括当前的这些境外战略投资者自己所设立的各个嫡系分支银行，这些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它们在中国参股银行的旁系分支发生面对面的争夺，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境外战略投资者将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把参股银行的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
二、研究性教学的意义
三、研究性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
金融工程专业研究性教学应当根据专业课程特点，结合各种现实因素，整合出有效的研究性教学模式，设计教学过程和具体教学环节。
（一）划分知识单元，明确教学主题
根据专业课程的性质、特点和内容结构，划分知识单元，并根据教学进度，明确各阶段的研究性教学主题。教学主题的选择应当符合科学合理的原则，具体体现在：（1）在满足教学要求、与教材理论保持联系的基础上，选题应当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金融学中涉及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容易受到压抑。生活化的教学主题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讲投资组合理论时，可确定研究主题为投资收益与风险的讨论；讨论金融市场时，可以将教学主题明确为金融业务的仿真交易实验。（2）选题要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富于探究空间，同时还要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一致。（3）选题应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在讲述金融市场监管时可以引导学生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在学习货币政策时，可以与现实中的通货膨胀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4）在把握选题原则的前提下可以由学生自主设计研究目标与课题，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使学生有发现和体验、创造的自由空间。
（二）教学形式与学习方式的选择
（三）教学环节与教学实践
3.学结。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教师应当总结学习要点，阐明学习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学习重点、难点和疑点。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分析报告或论文，通过重新审视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学习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也应当总结教学过程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以便于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4.建立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体系。研究性教学重在学生学习的过程，重视知识技能的应用和思维水平的提高，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与传统的普通教学不同，研究性教学的成果可能并不是可量化的评价结果，如何从教学效果评价和学生学习评价两方面构建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设计。
1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历程与现行问题
（1）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从而使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金融管理体制宣告结束,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
（2）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
2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构建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
（1）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为确保监管数据真实可靠，金融机构必须按要求报送有关报表、报告，对于要求披露的信息，必须按要求披露。主要签字负责人对有关报告、报表以及其他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发现虚假行为，要追究签字负责人责任。
（2）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创新的监控，建立一套科学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评估方法体系。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估，及早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动态观察指标，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预备方案，及早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此外，还应把握好监管的力度，避免抑制银行的制度创新。
（3）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3学习国外立法经验，改进风险监管法规，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1）实行功能性监管。功能性监管是指中央银行同其他功能监管者(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交易委员会等)相互配合，共同识别单个金融实体的风险以及整个金融持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同时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健全协调机制；以银监会作为金融集团的主要监管机构或监管协调机构，负责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比率监管，并确保信息在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有效沟通。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的会计准则比较
1.IAS39中规定：“当且仅当成为金融工具合约条款的一方时，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IASC提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概念：“金融资产是指下列资产：(1)现金；(2)从另一个企业收取现金或另一项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3)在潜在有利的条件下，与另一个企业交换金融工具的合同权利；(4)另一个企业的权益工具。金融资产分为四类：(1)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工具；(2)持有至到期投资；(3)企业发起的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是指具有下列合同责任的负债：(1)向另一个企业交付现金或另一项金融资产；(2)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另一个企业交换金融工具。”
IASC在IAS39中明确指出：“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负债，除非它们被指定而是有效的套期工具，否则应认为是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B不是在一项综合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中规定金融工具的确认，而是将这个问题零星地分布于若干公告中。比如SFAS52(涉及外币套期等)、SFAS80（涉及期货合同等）SFAS125（涉及金融资产转让等)、SFAS133（涉及衍生工具和套期核算)，等等。其中，SFAS133指出：“实体应根据合同中的权利或义务，将其所有衍生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或负债确认。”
3.中国企业会计准则CAS22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24条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分为四类：“(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持有至到期投资；(3)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分为两类：“(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2)其他金融负债。”在22号准则的第二章第九条中明确指出衍生金融工具应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4.比较的结论
综上所述，三项准则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初始确认的规定基本一致。虽然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33号只规定应将所有衍生工具确认为资产或负债，而没有规定何时确认，其它两项准则都明确指出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但是从其附录所提供的示例来看，该公告实际上要求主体在成为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的一方时，就应确认一项资产或负债。另外，在国际会计准则和我国会计准则中都把衍生金融工具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实际上，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初始确认的规定包含了初始确认标准和初试确认时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衍生金融资产作为一项权利，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项义务，其确认标准就是权利的取得或负债的承担。当企业因为签订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合约而获得了一项权利时，就应将这项权利确认为衍生金融资产。同时，企业为取得该权利必会放弃另一项权利或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放弃的另一项权利就应被确认为另一项资产的减少；承担的合同义务就应被确认为衍生金融负债的增加。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时点应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合约的签约日。具体而言，比如在签订远期合约时，合约的任何一方均应于合同签订日将远期合约确认为资产或负债；再比如对于期货交易而言，当企业收到交易所发出的成交记录单，即表明已成为合同的一方，应予以确认。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译，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揭示和呈报.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美国因为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国外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就已经面临了贸易赤字的问题。然而，当时毕竟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在面临黄金储备流失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其贸易逆差的问题，经常性地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贸易配额和美元贬值等方式来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削减其消费效用和庞大的军费开资，仍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尼克松的时代，他宣布了黄金禁运，并脱离了美元金本位，进一步让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元外债价值。
似乎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意识到可能已经发现了一条可以不劳而获地安享他人财富的路径，那就是对贸易逆差不必过于在意，通过增发美元，贸易顺差国家将不得已将美元外汇投资到美国，美国人可以安享财富而不必削减消费效用和军费开支。
到了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让本国货币紧盯住美元，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赚取大量美元外汇。由于没有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国在货币发行量上得以以其贸易状况为标准过量发行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无视长期巨额逆差甚至故意制造逆差，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贸易顺差国家对于这些美元外汇的处理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只能将赚取的外汇重新投放美国，购买美国的各种证券及金融衍生品，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从而形成一种美元回流的状态。故而，本文将该过程称为美国人之梦路径图，简称“美梦路径图”。
2、“美梦路径图”的全过程
对于美国的赤字借贷循环，贸易顺差国家在处理美元外汇时面临的三条选择，如图1所示。其中，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第一条选择路径显然是不可取的，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也以这一点为假设而进行了下面博弈的设想。
剩下的选择只有第三条路径，把依赖低端产业靠辛苦积攒挣来的美元外汇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融资，这样做的后果抬高了资产价格同时也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这样精湛的逻辑推演出的似乎是一条稳定的路径，该路径跳出了以债权人为导向的经济思维，是在长期的国际经济借贷关系角逐之中美国人摸索出的超出经典经济学理解之外的一条安然享用财富的办法。因而，相当能够掩人耳目。通过该路径美国人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达到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
3、内在不稳定性
由债权国将过剩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这种美元环流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盘绝妙的棋局，但是从其内部流程细看，这种过程是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美梦路径”能够稳定的关键在于需使外债实际价值不断缩水，而不能是超出其未来偿付能力的持续增加。由于近些年美国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开支不减反增，国内消费水平又不肯节俭，只是依赖或者说故意依赖这种不稳定的剥削体系。如果外在的环境不是按照美国预先的设想所运行的话，或者说债权国不允许其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者即使美元一定程度的贬值仍不足以改善贸易条件，美国对外债务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那么，其结果势必要以剧烈的变动来改变目前的这种格局，也就是说此处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如下图2所示，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扩张其美元货币供应量，这些美元以贸易支出的形式流转到顺差国手中，并最终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在此过程中，不但顺差诸国因美元外汇不断的增长而兴奋，美国国民也同样会陶醉在资产财富增加的假象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消费的继续攀升及储蓄率的下降，要维持这种较高的效用水平是必须继续依赖这种借贷关系的，从而使得外债继续增加及本国资产价格过度的膨胀，“非理性的繁荣”时期的到来预示着一场金融危机就在眼前。
美国如此债务过度循环的后果是吹大了资产价格的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越聚越大，金融风险相应增加，虚拟资本膨胀的程度严重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来自外部的微小的冲击就能使得本已积累很大系统风险的整个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也必然葬送“美梦路径图”。金融危机的后果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必然给全世界尤其是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和严重的经济冲击。
二、债务循环积累的扭曲借贷关系引发经济先膨胀后紧缩
如图3所示，美国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总体上呈逐年扩大趋势，外国在美资产亦是显著增加，表明美元环流的现象在危机爆发前是愈演愈烈的。
我们可以把过剩美元回到源头的过程看成外国债权人借贷资金给美国人消费的过程，因此可以应用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借贷消费问题。
1、合理的借贷关系与扭曲的借贷关系
则消费主体1与2的跨期替代消费选择问题归结为如下的模型：
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只有两期的跨期替代消费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无需求解，用图4可以清楚地描述两主体不同的选择，Ii表示主体i面临的两期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
假如开始时资本市场之间存在流动性约束，也就是消费主体1不能正常地从消费主体2那里借贷到资金进行消费，那么消费主体1的选择只能在点p。当不存在资本的流动性约束时，主体2可以通过从主体1那里借贷资金，使得自己的效用曲线从移动到，从而可以维持在点的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的借贷关系的确可以使消费者的当期效用水平提高。但是，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消费者2由于必须偿还第一期的借贷而使得消费效用水平降低，而消费者1则因为收回了借贷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效用水平。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跨期消费选择，确保其运转的前提是借贷关系能够正确理清。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是应该符合此模型的。但是，事实情况是美国依赖借贷享受了第一期的消费水平之后，但却并没有考虑在第二期削减自己的支出以偿还债务，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自己在第二期的偿债能力，而是继续维持开支在高位运行，以新债还旧债，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债务过度循环。
2、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我们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一紧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一国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应用于符合“国家经济人”假设的国家之间。“债务一紧缩理论”理论中的债务是指主要银行的信贷，而债权国借贷资金给美国的方式基本上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债券，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拓展“债务—紧缩理论”，将其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十分发达的了国际间债务循环，来解释扭曲的债务何以最终成为了经济从繁荣到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债权国将巨额贸易顺差资金循环借贷与美国的这一过程，在短期的表面上会引起美国的资产价格上扬，比如美国房地产和各种债券的价格上升，形成对经济的乐观积极的预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新时代心理”。一种预期刺激另一种预期，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心理下，过度开支，债务积累越来越大。这一阶段特征的表面现象看似价格极度膨胀，其本质特征含有对债权国“过度负债”的因素，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久。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膨胀的极点处，“意外的冲击”便导致了资产价格暴跌。此处的“意外的冲击”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早已超出了购买力的水平，而是依赖发行债券过度借贷资金给低收入者使其具备购买房屋的虚假消费能力的时候，而引起的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不能支撑。消费与供给的矛盾已经超越了可以调和的阶段，再加上货币政策稍一紧缩，便引发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一系列债券及其衍生品价值的下跌。再加上，由于资本循环过量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次级债券在美国内部及其债权国涉及面甚广，从而使得次贷危机引发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整个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关系的过程如图5所示，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先是同步上升的关系，而后在经过“意外冲击”之后，预期资产价格将下跌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崩溃，资产价格暴跌，投资者争相抛售其资产。各大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亏损累累，乃至破产、倒闭。而同时净资产减少，整个经济体系收缩信贷，经济活动水平下降，消费水平明显减少，物价下跌，企业盈利减少，产出水平由于需求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此时的情况如图6所示，在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物价水平下跌，产出随需求的下降而减少，经济的萧条已成定局。
三、结论、教训与建议
对债权国循环借贷，不失时机地使外债缩水，是美国人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及军事实力为依托，经过长期的借贷经验积累而发现的一条可以不劳而获的聪明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内在的不稳定性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当今的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和费雪理论中的过度负债其本质都是一种债务且都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扭曲的债务。因而先是铸就了经济的繁荣，之后因其扭曲性而把经济拖入了衰退。
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骤然发现本国多年来积攒的美元外汇面临两难的窘境。是继续投资已经缩水并且风险很大的美元资产，还是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任其再行下跌显然，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继续投资美元，支持美国经济复苏，因为后者损失可能更大。长期以来，由于债权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在美国，爆发一场经济危机反而成了美国恐吓世界的一种新的手段。美国把全世界与其捆绑在了一起，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债权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现在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面临这样的窘境。
世界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在经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的确值得认真地反思。在仍未走出危机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1、从长期看应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在这一体制下，美元具有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双重身份，其国际供给直接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了美国利用该制度不劳而获的空间，同时也使债权国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势在必行。
2、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驱动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是必然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对美出口，因此爆发于美国的危机很快波及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只是在转型期的过渡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因此，采取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措施促进国内人民的消费升级是必然选择。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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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芬兰]大卫·G·梅斯等著.方文等译.改进银行监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徐孟洲,徐阳光.论金融机构破产之理念更新与制度设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6-32.
[5]祁敬宇.金融监管学[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风波，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1】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不可能发生也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也是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我们的外汇储备到2002年3月底已经超过2200亿美元，哪里像发生金融危机呢？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都是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外汇大量流失，中国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根据：2002年5月底，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已接近8万亿元了。2001年一年就增加了8000多亿元。可见，老百姓对于人民银行是信任的，是往里头存钱的，从来没有发生挤兑的情况，哪里会发生金融危机呢？
2.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事实根据。那么，当前金融会不会发生问题呢？我们说，这两种观点都不大正确。第一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第二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1)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国内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这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外国的银行是私营银行，私营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高了，人家就不往里面存钱了，不相信你了，把钱取走了。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中国的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独资的银行。老百姓不懂什么叫不良资产比例。他也不关心它，不问它。他就认定一点：你是国家银行，你不会让我亏本的。假定你对某个存款人说：“你别往某个银行存钱了，它的不良资产比例很高了。”他说：“我怕什么？是国家银行，它能不还钱？它能亏我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在目前不会发生。不少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是事实，但不要紧。为什么？影响中国金融大局的，是城市金融，而不是农村金融。何况，农村信用社出问题，星星之火不会燎原。它是某一个乡、某一个镇的问题。信用社是农村的。这里出问题了，一告急，省银行调一些钱来，马上就化解了。所以说第一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多年以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谈如何改善经营管理问题，而没有涉及体制改革问题。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第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体制上有没有改革的必要性？结论是没有必要。第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如果在体制上要进行改革，比如说改制为股份制银行的话，那么有没有改革的可行性？结论是：难度太大，没有可行性。
因此，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就已经有人提出国有独资银行改制为股份制银行的建议，但从未引起过重视，甚至还被认为是“误导”。一耽误，就是十多年。现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问题才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加入WTO以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关。
1.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目前已经被多数人认识。归结起来，必要性在于：
(1)只有进行股份制改革，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组成的现代金融企业，才能实现政企分开，使商业银行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并能建立起促进效率增长的激励机制和防范风险的约束机制。
(2)只有进行股份制改革，才能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并建立规范的资本金注入制度，从而将增加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应付日益激烈的竞争。
(3)只有进行股份制改革，才能使改革后的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银行内部的管理才得以完善，各项制度才能被有效地执行，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除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以外，目前还找不到第二条可以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付中国加入WTO以后的银行业挑战的有效对策。
2.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推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大体上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是各家银行都实行分拆上市或切块上市；第二种方案是交叉持股，几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通过相互交换股份，同时改制为股份制银行；第三种方案是根据每家银行的实际情况，各自采取“整体改制、分步到位”的做法。
三种方案比较的结果，我认为上述第三种方案的可行性最大。
(1)第一种方案，即分拆上市或切块上市方案，对于工业企业通常是适用的，但却不适用于银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是全国统一核算的，某些分行是存大于贷，另一些银行是贷大于存，资金统一调配，不宜分拆上市或切块上市；另一方面，目前全世界的银行发展趋势是合并，银行规模大，优势才显现，如果把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拆上市或切块上市，岂不是规模变小了，竞争中的优势也就消失了。当然，这里是指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即存贷业务而合的，并不是说不可以把非主要业务的经营机构（如信用卡公司等）从商业银行中分拆出来，改为上市公司。
(2)第二种方案，即交叉持股方案，在私营银行重组过程中也许适用，但同样不适于当前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理由在于：中国现有的几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各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经营特色，也各有各的问题，如果让它们相互交换股份，交叉持股，不但解决不了当前急需解决的充实资本金的问题，反而会把几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各自原有的问题又带到了交叉持股后建立的银行之中，使情况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效率很可能进一步降低。
中国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目前采取分业经营的政策。这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转轨过程中为防范金融风险有关。而在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将是严峻的挑战。外资银行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混业经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投资业务，中国的商业银行则被限定于存贷业务，不得从事投资业务，这样，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中国的商业银行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保险业、证券业对一些外资银行而言，也是可以从事的，而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被禁止在保险、证券领域内开展业务。这同样不利于中国的商业银行。
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正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依然是分业经营，那么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优质客户将减少，利润率也会下降。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要同外资银行一样，也转为混业经营，首先将遇到现行的法律限制；即使法律被修改，容许商业银行实行混业经营，那么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尚在进行之际，商业银行一旦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银行面临的风险可能增大很多，银行投资的失误势必影响银行的存贷业务，并使银行的竞争力大大降低，从而使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同外资银行竞争时处于劣势。
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的问题？在我看来，混业经营是方向，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是不可回避的。但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和银行混业经营后带来的新问题，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措施：一是先成立现行法律所允许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二是商业银行所从事的存贷以外的业务应逐步放开，可以采取先放开投资业务，再放开其他业务；三是提高金融监管的质量。现分别加以阐述：
1.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已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实行第一步改革后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都可以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这是现行法律允许的。商业银行是这个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之下的独立法人，仍然以存贷业务为主。在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之下可以有其他的机构，它们也是独立法人，分别从事投资业务、保险业务、信托业务、证券业务等。由于第一个从事具体业务的公司是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下的子公司，又是独立法人，因此在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依然存在“防火墙”，从而可以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作为各个子公司的母公司，统揽全局，并可以根据各个业务领域的竞争态势和各个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调节。这样，对于子公司而言，依然分业经营，各有专业分工，也便于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对于母公司而言，则是混业经营的。整体集团的经营与发展战略，以及对各个子公司的协调，都是母公司应当考虑的问题。“母公司混业、子公司分业”这一模式可以在现行法律条件下实现。这种模式有利于使中国的商业银行适应于加入WTO后的新形势。
(1)从事金融监管的机构目前是分业监管的，在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后，如何采取分业监管的做法，就必须注意各个分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避免出现监管空缺或监管脱节的情况。
(2)关于以后是否改为金融统一监管的模式，即把各个分业监管机构合并为一，需要慎重对待。不要以为只要合并了各个分业监管机构，就可以提高金融监管质量了。情况未必如此。由于各个业务领域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统一金融监管的质量不一定比分业监督高。考虑到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拓展后，通常仍是“存贷为主”，所以可以保持分业监管的做法，同时由分业监管商业银行的机构兼管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状况。
(3)在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后，金融监管的重点之一应当在金融创新的监管方面。金融创新或者是由市场竞争激烈化所导致，或者是为了逃避金融监督，或者是为了分散经营中的风险或减少这种风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金融创新都会使金融监管遇到新问题，尤其是为了逃避金融监管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更是如此。这就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改进金融监管的方式。
四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面临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商业银行已经退出或正在退出广大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生产经营者难以从商业银行那里得到贷款，以致影响农副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二是农村信用社不少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它们不仅解决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问题，甚至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拖累。尽管影响中国金融大局的是城市金融而不是农村金融，但农村信用社的现状却不能不令人担忧。
1.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革。基本上可以参考若干城市信用社通过股份制改革而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做法。由于农村信用社的情况复杂，所以不宜“一刀切”，而应当采取“成熟一批、改造一批”的方式，即把清理整顿后条件已经具备的农村信用社改建为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命名为农村合作银行、农民储蓄银行）。规模大一些的可以按县或县级市组建，条件不足的可以几个县或县级市联合组成，也可以按地级市组建。
2.组成农村商业银行的过程中必须有新的资本金投入。有了新的资本金投入，农村商业银行才能显现生机。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城镇工商业个体户、农村专业种植户或养殖户、以及城乡居民个人，都可以作为新股东，注入资本。同时，组建后的农村商业银行既然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就必须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干预银行的经营管理，只由有关机构进行监管。银行内，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会聘请的总经理各司其职。
4.农村商业银行一般应当采取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即只从事存贷业务，而不应把业务扩展到投资业务或其他业务领域。这主要同上述农村商业银行规模不大和金融专业人才不足有关，此外还同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呆账坏账太多、资金误投、决策失误有关。“母公司混业、子公司分业”模式对新组建的农村储蓄银行是不适用的，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是这样。
那么，发展农村金融和活跃农村经济的任务究竟怎样实现呢？一种可行的解决途径是加快建立为农村和小城镇经济为服务对象的民营银行。
五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在现阶段的中国，民间资本是比较充裕的。不妨先对民间资本的潜力作一些估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约8万亿元；城乡居民手持现金大约1万多亿元；城乡居民手持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券等有价证券大约3万多亿元。以上这3项加在一起在12万亿元以上。如果再加上城乡个体工商户的资本、民营企业的资本、城乡居民手中可较快变现的财产，那么民间资产的潜力就更大了。只要所有上述这些现实的民间资本和潜在的民间资本中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进入国内的银行业，少则1万多亿元，多则2万多亿元。这是一大笔有助于加快银行业改革和壮大中国的商业银行实力的资本投入，必将使银行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1.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大体上有以下4种方式：
(1)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改制为股份制银行的过程中，民间投资者可以成为股东。已有的股份制银行在增资扩股过程中，民间投资者可以成为新股东。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过程中，民间投资者同样可以成为股东。
(2)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后，民间投资者通过购入股票而成为上市银行的股东。
(3)民间投资者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可以申请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商业银行，经金融主管机构批准后，这样的商业银行就是民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2.除了上述4种方式以外，还可以有以下这种可供选择的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方式。这就是：如果采取了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模式，商业银行作为子公司存在并开展活动，那么民间投资者也有参股于母公司的可能性。这也可以被看成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一种方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农村金融这个问题上来。由于新组建的农村信用社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改制，这样，在农村金融领域内就留下了让民间资本进入较大的空间。
假定新建了民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那么它们可以在农村作为自己的业务领域之一，例如从事农村的存贷业务。
假定民营银行或民间投资者接管了现存问题太多、已经没有希望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农村信用社，加以重组，注入资本，重新开展业务后，那么农村金融就有可能好转。
看来，这些设想都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六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
在中国，企业投资需要有资本投入，基础设施也急需大量投资。把资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是资金有较大使用效率的表现之一。银行贷款虽是筹集建设资金的渠道之一，然而银行贷款起不到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作用。只有充分利用证券市场向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才能既满足资金投入的要求，又能加快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投资体制改革。
要知道，在经济学中，较早出现的是生产效率概念。生产效率是指：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多投入就多产出，少投入则少产出。生产效率概念是对的，但太窄了。后来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概念。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效率就会提高，产出就会增加。比如说，假定投入为既定，以A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1效率；而用C方式配置资源，则可以产生n+2效率。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同生产效率是并存的，二者共同对产出的增加起作用。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资源组合，对资源配置进行有效的、合理的调整，以达到提高效率的作用。简言之，证券市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场所。
把证券市场比喻为赌场，实际上是不了解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了解证券市场同优化资源组合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证券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要知道，任何投资者，不管是大投资者还是小投资者，总希望自己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能得到回报，而且回报越多越好。对他们个人来说，这是盈利的机遇，机遇不可错过。但从客观上说，大量投入证券市场的资金对国民经济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优化资源组合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没有众多的投资者和他们为寻找盈利机遇而投入证券市场的资金，证券市场的作用是发挥不出来的。回报率高而风险也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要到证券市场去筹资融资，不正因为一部分投资者看中了它们的高回报率而宁肯冒着高风险去投资么？
2.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众多投资者由于同时看好某一种或某几种股票，都去购买它，会促使它的价格上涨，或者，众多投资者由于同时看空某一种或某几种股票，都抛售它，会促使它的价格下跌，这些情况都属于正常。只要大家都遵守法律法规，对此无可非议。假定有人违法违规，那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创新不等于发明，创新是把一种发明在经济中应用，从而产生巨大的效益。尽管证券市场在世界各国早已有了，在解放前的中国也有过，但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阶段，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行股份制改革，如何建立并发展证券市场，这些都是前人不曾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实践经验的新尝试。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证券市场的实践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当初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原来都是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产权不明确或模糊，投资主体缺位或不确定，需要先进行改制，才能成为上市公司。而在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立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也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问题。不能设想中国的上市公司一开始就像某些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应有合理的股权结构。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也不能设想国有股一开始就全部参加流通，如果那样，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阻力就会大得多，甚至连证券市场都不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必须在考虑到证券市场的国际惯例的同时也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只可能导致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在转型阶段对传统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就是一种创新；在转型阶段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市场，同样是一种创新。
承认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一种创新，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证券市场已是一个完善的、健全的资本市场了。创新，不等于承认现状是完美无缺的，更不等于改革的停步。创新不是一次性的，改革总是分阶段的，要使中国的证券市场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市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样的证券市场就必须“推倒重来”。在证券市场的实践中，需要有新的创新。然而，新的创新只能在原有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好比是一场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跑下去，难道能否定以往的成绩，再从头开始？不可能，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演，也做不到，因为那样会使中国的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也不允许这样做，否则几千万户投资者的投资岂不是损失殆尽了？
七养老基金和资本市场
应当认识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和资本市场吸纳养老基金的必要性。首先，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是必要的。其次，资本市场吸纳养老基金也是必要的。
3.当前，中国国债最大的问题是一般居民很难买到国债，银行的经营行为是不正常的，国债的发行要依靠银行购买国债来完成。虽然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放贷款给企业，但由于目前银行存款的利率很低，因此银行购买国债的收益率大，银行购买国债既能够保证利差，银行又没有太大的风险。结果导致广大中小企业的贷款资金短缺，因为银行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了国债，这就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从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在应对高通胀时,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本币升值来冲抵高通胀的压力。事实表明,在越南当前的经济实力下,企图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高通胀是错误的,因为在国际热钱已大举进入并获得本币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币加速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胀,其结果必然会促使国际资本的套利投机,并最终导致本币贬值。二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在本国银行系统中采取大幅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即运用大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货币工具来对冲抑制通货膨胀,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加速对本国货币的预期性恐慌。
2.过多过快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多年来,越南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抗御金融风险的稳健实力。如,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量偏低,不到国家外债的50%,但为了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了比较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可以直接拉动GDP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旦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层面的巨大波动和经济层面的较大动荡。
3.货币流动性泛滥,资本投资过度
由于越南的政府投资过多,前期贷款过度,导致国内长期处于货币流动性过多甚至泛滥,加之去年以来的国际粮食、成品油等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过度的进口等,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输入性通胀压力剧增。同时,银行业的快速扩张是流动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南上市银行,为争抢市场份额,甚至放弃应有的风险原则,实施大规模放贷,如,2006年M2增长34%,2007年又增长46%,而同期国内发放贷款余额则从2006年上升29%到2007年的上升54%。这些高企的数字均表明越南国内流动性已呈泛滥之势。另外,为了防止越南盾对美元的贬值,越南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卖出越南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货币流动性问题。
4.过早放开资本项目
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也放宽到49%。外资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直接推高了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形成了经济泡沫。当美联储释放停止降息甚至加息的信号时,国际资本开始回流,从而使得国际游资不断卖出越南资产,撤出越南市场,导致了股市和房价的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5.基础经济结构失衡
越南原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和服务业基础相当薄弱,近10年来,急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一直推行较激进的经济改革,在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改革力度加大,大力引入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工业项目,以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些工业项目的国内零部件等配套能力又较弱,实体基础经济薄弱,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的问题。因此,需要大量从国外引进和进口,造成了连年的外贸逆差,相对减少了外汇储备。
二、越南与我国金融环境的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
1.均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次贷危机后,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促进国际游资转向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际游资重点进入经济高增长国家进行投机。这些外来资本在越南和我国国内不断寻找各种机会,收购骨干产业以及其他各类资产,致使国内资产价格以及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呈全面上涨态势。
2.国际热钱不断流入,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越南和我国都是国际热钱首选的投机地。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仅今年3月份的热钱规模就为123.6亿美元,4月份更高达501.6亿美元,说明热钱在4月份有加速流入的趋势。这些热钱投机于股市、楼市和汇市中,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同样,越南近期股市和楼市的异常暴涨暴跌,也是国际热钱投机引起的,对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不同点是:
1.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而越南外汇储备较少。我国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储备相当于GDP的50%还多;同时,外债很少,为3736亿美元,仅占GDP总量的11.1%,即使外国投资者全部撤走,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证。而越南多年存在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较少,仅150亿美元,而外债多达305亿美元;同时,越南中央银行人为地把汇率规定在比较高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一旦把热钱撤走,越南货币贬值就在所难免。
2.经济规模不同。我国人口达13.3亿,越南为8440万;越南GDP年增长7%,已被认为超高速增长;而我国近年来GDP年增9%~10%是常态,最高时达到13%。我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为3.36万亿美元,而越南仅为712亿美元,我国的GDP是越南的46.5倍。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南的金融风险比较容易被放大,但越南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联系,直接传递给我国并造成较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3.我国资本项目实行稳健的开放,而越南资本项目实行快速的开放。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外资还无法自由直接进出我国市场;同时,外汇进入渠道受到较严格监控。因此,热钱操控我国股市和楼市的潜在风险不大,热钱的撤出,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冲击不会造成金融危机。越南由于资本项目的快速开放,外资能自由进出,一旦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和进出,就会虚抬或打击其股市和楼市价格,给金融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三、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明显,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挤压经济泡沫,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对国内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来考虑,应在坚持既定货币调控方针的同时,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金融市场潜在的各种风险与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发行定向债券和特别国债等扶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如,农业、能源等领域里的大型企业。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减缓升值速度,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对热钱要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监控,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潜在风险,积极地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继续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适度开放
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慎重性和适时性。采取分阶段、有步聚的方式,有选择地逐步开放我国资本项目,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地防范热钱投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3.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因此,要进一步采取完善外汇管理、调整外贸政策、强化节能降耗、促进扩大消费等综合措施调整结构。
4.完善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
论文题目(宋体二号、不超过20个字)
作者姓名宋体四号
(单位全名部门全名,市(或直辖市)邮政编码)宋体小四
二、摘要关键词：
摘要宋体四号：摘要内容宋体小四号
关键词宋体四号：内容宋体小四号
三、引言部分：宋体小四号
四、正文部分：正文文字宋体小四号，单倍行距
五、标题部分：
1一级标题宋体三号标题1
1.1二级标题宋体四号标题2
1.1.1三级标题宋体小四号标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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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释文献：
[注释]宋体五号
①注释1宋体小五号
②注释2宋体小五号
[参考文献]宋体五号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长期的研究和多次修订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MFS的推出促进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规范化发展，也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南，对我国完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有重要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FS中，将货币与金融统计划分为货币统计和金融统计。
货币统计与金融统计之间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点，货币统计是针对金融性公司的统计，金融统计是针对经济中所有部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统计，货币统计是金融统计的基础，是部分金融统计数据推断的依据，同时通过金融统计可以发现货币计量范围的准确与否，指导货币统计的不断完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2至1984为第一阶段，采用MPS体系，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照搬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时的金融统计内容主要是中央银行开展的信贷计划服务；1985至1992为第二阶段，采用MPS和SNA体系结合的方式，这个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着巨大的变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系。1993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阶段，1993以后，我国基本上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金融统计体系也由MPS变为SNA。2000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在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MFS，而在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了新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编制指南》（CGMFS2008），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标准和指南。
建国初，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只是进行简单的信贷收支统计，而现在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货币供应量统计、资金流量统计、现金收支统计、信贷收支统计、国际收支统计、货币和银行概览、债券和外汇统计在内的多方面的统计体系，建立了多项调查制度，如物价调查、银行和储蓄调查等，同时还形成了以货币银行为中心，金融市场统计和多项调查制度给予辅助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在部门建设体系方面，我国建立了以央行的货币银行统计为中心，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和证监会金融市场统计为辅助的，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统计部门为补充的统计部门体系；在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法制建设方面，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规范其发展，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近些年，我国加大对货币与金融统计人才的培养，使货币与金融统计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和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