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争权夺利，蒋汪分裂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不过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面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一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戴笠的暗杀团阵容坚强，决心也大。而且多次出手，居然没有要了汪精卫的命，只能说是“命也，数也”！
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为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都疼痛。12月19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11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汪精卫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之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所以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
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
种种还如今日生。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赠送给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话读，都与“汉奸”两字的发音十分相近。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3月4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总是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面对这样的老婆，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果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客观地说，汪精卫在日本的治疗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想念施旦，坚持回国，也许他还能多活一两年。——活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活到他自己接受人民的审判。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关于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版本很多。以上叙述，是根据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和1983年9月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等资料改写的。就算是“版本之一”吧。
责任编辑：何青龙最后更新：2021-08-0816: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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