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举行誓师大会，展示反恐决心。陶拴科摄
5月22日早上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激起了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全国人民的愤慨。次日，为期一年的新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启动。
新疆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26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充分认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是我们党治疆方略的方向目标。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决不允许恐怖主义横行肆虐。但大多数国人对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还十分“陌生”，不知其“源流”究竟出自哪里。近年来，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有什么新的变化和特点？暴恐分子又有哪些个体特征？该怎样应对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我们不能不有所了解。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潘志平教授，以及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王伟光博士。
恐怖主义当代国际社会的公害
潘志平：目前关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实际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恐怖主义，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自由战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针对自己的恐暴活动毫不犹豫地指称为恐怖主义，而就针对中国、俄罗斯的暴恐活动往往持纵容、同情，甚至或明或暗支持的立场，这就是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这正是恐怖主义得以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关于恐怖主义的界定并未有统一认识，尽管如此，我认为恐怖主义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如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如“圣战”），或极端地反政府；其次，滥杀无辜，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与之毫无关系、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甚至是妇孺老人，就如“5?22”乌鲁木齐市暴恐案件一样。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一些西方人士不认为针对军警为目标的恐暴活动是恐怖活动，以致于近两年来“东突”恐怖分子疯狂地攻击武警和公安部门，就是企图借此逃避恐怖犯罪的罪责；再者，这些暴恐犯罪活动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制造出大规模恐怖气氛，其作案工具既有可能是现代制式武器，如有的中东恐怖分子有火箭筒；又有可能是原始的刀具，如“3?1”昆明火车站的暴恐案件。再比如，2009年“7?5”乌鲁木齐暴力事件后不久发生的“针扎”事件，其使用作案的工具最初是针管，后来就是大头针、甚至牙签，但造成的市民紧张情绪，若非亲临当地，是难以体验的。
王伟光：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恐怖主义。对于目前公众通过各种媒体听到看到的绝大多数恐怖主义暴行，用通俗的语言可以概括为：非国家行为体出于政治动机、极端宗教或报复社会动机而对无辜平民或国家机器实施的暴力行为。如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5?22”乌鲁木齐袭击事件，就属于典型的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出于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机，对与之毫无关系的手无寸铁普通百姓、甚至是妇孺老人发动血腥袭击。这些袭击的滥杀与不确定性特征，往往会使袭击造成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受害者或袭击地区，而是激起整个群体或社会的紧张与恐惧。
恐怖主义与一般刑事犯罪的区别在于，后者一般没有政治、宗教或报复社会方面的动机，而是受个人情感或利益追求的驱使；更重要的是，一般形式暴力犯罪所针对的，往往是特定的人或物，比如与其有个人情感、利益上冲突的对象，而不会是随意选择的目标。但恐怖主义暴行，其动机往往都是政治性的，目标大多是与恐怖分子并无冲突的无辜平民。
潘志平：一般认为，恐怖主义由来已久，许多学者称恐怖主义源于terreur，将其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的“红色恐怖”，甚至从诸如暗杀之类“恐怖现象”追溯到古罗马的凯撒遇刺。但我始终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公害。恐怖主义（terrorism）除了与法文词根（terror）上的联系，实在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大规模恐怖活动大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受到1970年代以来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民族分裂运动的极大推动，出现了从中东到中亚的极端势力、分裂势力与恐怖势力契合。从这一点看，并不存在单纯的恐怖主义，与它伴随的不是宗教极端，就是民族分裂，或者是三者合一的暴恐势力。直言之，当代横行的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源于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
如今在境内外兴风作浪的中亚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源起于苏联解体前后。1980年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方的诸多“圣战者”组织，应是这一地区的首批恐怖组织。苏联解体后，先是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尔后是“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和车臣分裂势力以及藏身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等为非作歹，形成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等多座“火药桶”，彼此遥相呼应。“圣战者”、“伊斯兰复兴党”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可以说是宗教极端和恐怖组织；而车臣非法武装则是由民族分裂走向极端和恐怖。
我在2000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三股势力”在新疆周边地区形成恐怖的“双月带”：车臣—中亚—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这种严峻态势至今仍在发展，对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也对与之毗邻的新疆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暴恐分子个体特征值得研究
潘志平：有人说，恐怖主义是由贫困、社会不公之类的社会问题引发的。但我以为，贫困、社会不公只能是滋生暴恐活动的温床，而并非是根源。当今，中东地区暴恐频发，但中东地区并非当今世界最贫困的地区，与之相比，还有更加社会不公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并没有中东那样的恐怖主义问题。事实上，基地恐怖组织的头目本?拉丹本人就是亿万富翁，他并不缺钱。
王伟光：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怎样一些人呢？在最初，因为恐怖主义方式比较特殊，所以，恐怖分子往往被认为是非常狂热、不理智的，或者是有某种精神或心理病态。但长期研究表明，根本不存在什么恐怖主义人格或恐怖主义精神症候，大多数恐怖主义分子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精神病患者”，绝大多数自杀式袭击者也不是精神失常的人。那么，恐怖主义分子一般都是哪些人？许多恐怖分子是教育程度低的穷人，但也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或来自富裕阶层。比如，“9?11”袭击者中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来自富裕家庭。因此，恐怖分子身份多样。而近年来，女性从事恐怖活动则成为一个比较醒目的特征。媒体甚至报道过，约旦有一个“祖母级”的妇女还成为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其次，“东突”恐怖势力团伙中确实呈现出女性增多态势。犯罪学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犯罪普遍多于女性，特别是在带有暴力性质的犯罪中，男性比例更是占据多数。这让不少学者坚信，荷尔蒙以及生物因素是对犯罪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的最好解释；还有学者认为，性别在感知世界方式的社会化和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男性犯罪率高于女性。但最近几年来，“东突”恐怖势力团伙呈现女性增多态势。2008年3月7日，一名18岁的女性犯罪嫌疑人受境外“东突”恐怖组织指使，携带汽油燃烧瓶登上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航航班，企图以自杀式袭击方式炸毁民航客机。同年7月8日，警方在捣毁乌鲁木齐市晨光花园小区地下恐怖窝点的行动中，当场击毙和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成功破获两个暴恐团伙，其中就包括5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去年10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驾车冲撞致人伤亡暴恐袭击案件中，也有4名女性参与。
但在冷战后，许多恐怖分子开始“不仅想让人看还想让尽可能多的人死”，蓄意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成了许多恐怖袭击刻意追求的目标。许多恐怖事件也往往找不出袭击者的清晰政治动机，且有许多袭击者是“临时”或“业余”的，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长远的行动纲领。在“9?11”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压的情况下，有严密、清晰等级控制体系的恐怖团伙，往往容易成为反恐监控和打击的目标，且一旦其领导人被捕或击毙，整个组织就可能解体。为此，如今恐怖分子往往采取网络化的松散组织体系，以提高其生存性，各个恐怖分子或行动小组之间往往只有松散的意识形态或物资、人员上的联系。还有的恐怖分子，开始采取所谓“孤狼”式行动，就是一个人或极少数的几个人，在完全没有与其他行为体联系或配合的情况下，就实施暴恐行为。“孤狼”的出现，使警方对暴恐分子的防范难度增加了，因此必须对恐怖分子打一场“人民战争”，军警民联手才能筑起反恐怖的铜墙铁壁。
多管齐下破解“古老又现代”的难题
毫无疑问，随着“东突”恐怖势力的复杂化和恐怖主义手段的多元化，预防与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我们将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在新疆多发频发和向内地蔓延，建立团结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疆。
潘志平：当然，首先是“严打”，要坚定不移地打掉其嚣张气焰，但仅仅严打还是不够的。我以为，除严打外，治本之策至少还应有加快社会发展和依法治理这两个方面的努力。2009年“7?5”后，党中央协调19省市援疆，而且强调援疆工作要极大地落实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民生上，这对于压缩暴恐势力的活动空间和滋生土壤，有着重大意义。新疆问题如此之复杂，要在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和宗教去极端化上多下功夫。
必须注意的是，要坚定地相信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民众和广大穆斯林教徒是反对任何暴恐活动的。媒体报道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将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灭绝人性的暴徒与特定的民族与宗教挂钩。依法治理是不断走向法治的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面对“三股势力”的猖狂，我们应拿起法律的武器。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应尽快制定出台《反恐法》、《反民族分裂法》、《反极端法》、《宗教组织与活动管理法》等基本法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理。
王伟光：国际反恐经验对于我国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而我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应该继续发扬。比如，对于枪支、爆炸物以及危险品的严格控制；强调打反恐的“人民战争”，强调政治上的集中坚定领导，强调从基层做起；强调标本兼治，拒绝把恐怖问题与特定宗教或人群联系起来，等等。在反恐情报、反恐的法治化、反恐体系与力量的专业化、反恐的科技化、强调非官方力量在反恐中的参与、武警与警察的更有效利用、反恐的应急处置等具体操作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如今几乎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的恐怖事件的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就一般而言，一个人真正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这种风险远远低于遭受交通事故或火灾等意外事件的风险。所以作为普通人，我们既要高度警惕，不能掉以轻心，但又不必过于紧张和恐慌，也不要让恐怖袭击激起对某个族群、某个宗教的歧视或仇恨，更不要激起暴力冲动或变得极端。如果恐惧或仇恨，则正中恐怖分子下怀。
潘志平：应看到国际性是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因此，反恐除了借鉴国际经验外，还必须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三股势力”的严重威胁，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就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5年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等一系列文件和协议。
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成立。多年来，上合组织已连续举行了“东方-反恐2006”、“天山-1号（2006）”、“和平使命-2007”等多边和双边的反恐联合军演。早在2005年，上合组织反恐机构就发布消息称，该组织共预先防止了250起恐怖事件的发生。上合组织在地区反恐斗争中已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上周，亚信秘书处又与上合组织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合作备忘录，迈出了反恐合作第一步，增强了打击中亚恐怖势力的力量。
王伟光：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也有必要学习一些如何应对爆炸、劫持、火灾等突发事件的知识。这可能会在万一不幸真的遇到暴恐袭击时，一定程度上减少受到的伤害、甚至挽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公安部门应当向民众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同时我们要知道，一旦遭遇爆炸、劫持等恐怖袭击，首先应该交由专业力量来处理，警方和武警官兵绝对比普通公众更为专业和有效。作为民众，在发现有疑似暴恐行为的人物和事件后，应当及时向警方报告，并帮助抢救伤者，同时在应急救援与灾后重建中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潘志平：一位美国学者说过：“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比邻相居，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从来未解决的古老而又非常现代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难题，遏制“东突”恐怖主义问题正是这世界级难题中的难题。我们正解决这一难题，以我们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对此，我们充满信心。（记者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