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亦称禹墟，位于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前郢南侧，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淮河流域的唯一研究课题，被考古界专家誉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由表及里，不断深入，循序推进，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如，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谷壳、蚌末陶；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标本分析，遗址是淮河岸边的一处大型而单一的龙山文化遗址、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碳14测定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收获之一，是全面揭露出1处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台基分别是用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铺垫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白土覆盖面。覆盖面呈南北向，长108米，北宽（23.5米）南窄（13米）。在祭祀台面之上，中轴线部位由北往南分布有柱洞、沟槽、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50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土坑，台面西侧有长达近40米的祭祀沟等重要设施，尤其是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和之上的沟槽及数块磨石、陶甗等遗迹、遗物和排列有序、整齐划一的35个柱洞，显现出当时的祭祀规模和复杂的内容。
收获之二，是在距大型祭祀台基约100米的西南部，除发现埋藏有单件较完整陶器或磨石的小型灰坑外，还发现3种经过人工挖制并且埋藏有别的大型祭祀坑。祭祀坑的出土器物显示出2种不同的现象，一是小型器物如蛋壳陶类的高柄杯，器形规整，制工讲究，火候较高，应为陶器中的高档品；二是大型陶器，多见鬶、盆、罐、鼎、器盖等，火候较低，制作粗糙，陶质极为酥松，有的甚至在清理后能明显看出器物造型，却无法提取，而修复起来的陶器多数又严重变形，应该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而应属于专为祭祀烧制的祭器。不同类型的祭祀坑丰富了祭祀的内容和形式。
禹会村遗址的持续发掘，将很多传说证实成了信史。遗址中存在的人类堆筑铺垫的祭祀台基、人工挖制又掩埋器物的祭祀坑以及特殊造型的器物等迹象，蕴藏着极大的信息量。通过一系列考古资料和自然科学测试、论证，获得重大学术成果。种种迹象表明，该地点曾举行大型集会和祭祀活动，是一处以祭祀为主的大型礼仪性基址。这一现象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也是揭开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播布具有重要价值。通过考古发掘研究可知，禹会村遗址所处年代和文化特征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建立华夏国家文明的时期。根据它的年代和地域，构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因此，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将“禹会诸侯”由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变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解决了涂山地望之争，更因其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成为揭开淮河流域文明的一把钥匙，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区域性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性实证。
此外，稻、麦、黍（黄米）、稷（粟，小米）、菽（豆）等史前“五谷”的标本，均有发现。尤其是第三次发掘中，发现5粒炭化小麦颗粒，距今4100年，为淮河流域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小麦遗存，填补了我国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空白，对考证小麦起源、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探讨淮河流域早期农作面貌，意义十分重大。2013年4月，在对前几次发掘提取的土壤标本浮选过程中，又发现史前大麦，这是国内考古界首次在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大麦。国内此前发现的大麦年代较晚，大约在商周之后，禹会村遗址发现的史前大麦标本可以证实，4000年前人类已掌握大麦的人工培植，打破了过去有关大麦传播及人工培植农作物历史的研究，是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是迄今所知安徽省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2013年，禹会村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谓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