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地处河内地区，自夏商以来就是中央王朝控制河东铜、盐、铁等稀缺资源的咽喉要道，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这里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1935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在温县等地进行过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先后对济源原城、沁阳圪垱坡等遗址进行试掘。20世纪80年代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相继对济源苗店、吉利东杨村、修武李固、武陟赵庄、焦作城寨、焦作府城等遗址进行发掘。在这些考古工作中，1998年发掘的焦作府城遗址最为重要。
府城商城城墙保存较好，城内大型早商夯土基址已经全部揭露，并发现三层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该城址年代、布局、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信息，府城遗址发现的商文化遗存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而且对于建立沁河中下游考古学文化谱系，明晰夏商分界、夏商文化演变脉络等问题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址获评“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夏代遗存分析
1.文化构成分析
（2）二里头文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府城遗址出土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都有一些黑皮陶，纹饰中粗绳纹、麻点纹、附加堆纹等特征均与二里头遗址的一致。陶器的主要器类也基本一致，都以鬲、甗、蛋形瓮、平底盆、豆和长颈罐为主的敞口深腹罐、舌状鋬花边圆腹罐、袋足斝、高柄豆等，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接近，特别是一些花边圆腹罐的形制、纹饰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如出一辙。这样看来，府城遗址辉卫文化的形成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
（3）下七垣文化。府城遗址出土的高颈卷沿鬲、夹砂灰陶橄榄形深腹罐、夹细砂褐陶敞口圆唇盆、泥质黑皮褐胎敛口瓮等器物与冀南、安阳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同类器物形态接近，应是受到先商下七垣文化影响的结果。
2.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的文化格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刘绪先生认为，以沁河为界，沁河以西为二里头文化、以东为辉卫文化。府城遗址辉卫文化的发现佐证了刘先生的判断，为探讨夏代晚期的族群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目前，焦作地区沁河东岸发现的辉卫文化遗址有15处，经过考古发掘的除了焦作府城，还有府城北、温县西宋庄（资料现存焦作市文物研究所）等遗址。这些辉卫文化遗存的年代皆为二里头文化三期，与当地的龙山文化遗存相比，文化面貌相差较大。例如，焦作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方格纹次之，而辉卫文化几乎不见篮纹、方格纹。龙山文化晚期常见的陶器器类有深腹罐、鬲、甗、甑、蛋形瓮、高领瓮、敛口盆、圈足盘、豆、单耳杯等，它们在辉卫文化时期虽然有些器类得以保留，但形体特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辉卫文化和当地龙山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继承和演变关系，它应该是东下冯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在焦作地区碰撞、融合形成的产物。
焦作地区沁河以西属二里头文化，济源、孟州、沁阳等地区分布有众多这一时期的遗址，1997年在沁河西岸调查出二里头文化遗址12处。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有洛阳吉利东杨村，济源留庄、交兑、新峡等。陶器中夹砂陶比例较大，夹砂陶和泥质陶均以灰陶和灰褐陶为主，红褐陶较多，黑陶及红陶甚少。器表大多有纹饰，素面较少，斜向或横向的绳纹占绝大多数，次为附加堆纹和弦纹，另有方格纹、压印纹、刻划纹等。陶器造型流行平底和花边口沿，器物口部多装有舌形鋬。器类以各种罐类和盆类最多，次为大口尊、鼎、鬲、甗、瓮、器盖、豆、杯、斝、盉、爵等。典型器有卷沿圜底深腹罐、罐形鼎、双耳圆腹罐、鬲、甗、斝、花边圆腹罐、大口尊、深腹盆等，其中花边侈口深腹罐、舌形鋬花边圆腹罐、带耳罐、直口筒腹带隔甗比较有特色。
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文化已越过太行山，深入到山西东南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垣曲境内调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约有10余处。其中，垣曲商城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的深腹罐、圆腹罐、单耳罐、宽沿盆、平底盆、大口尊、甑、豆、盉、爵、器盖等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面貌基本一致。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北界约在山西东南的垣曲、晋城一带，东北界则在豫北沁河以西一线。
综上可知，二里头文化以洛阳为中心，但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分布范围显著扩大，向北首先占据焦作地区，然后翻越太行山抵达晋东南一带，东北则以沁河为界，与辉卫文化隔河相望。二里头文化向焦作沁河以西、晋东南地区扩张的原因有二：一是沁河以西地区紧邻都城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必须控制的王畿地区，起着拱卫王室的作用；二是晋南地区铜矿原料、食盐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二里头遗址的铜矿原料、食盐等都是从晋南一带输入的。沁河以东是辉卫文化的分布范围，虽然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一定影响，但因远离洛阳，并没有受到夏王朝的直接控制。但该地区地处二里头文化与晋南东下冯文化之间，东下冯文化的因素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济源新峡遗址发现的浓郁的东下冯类型因素，为研究沁河以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资料。常怀颖认为：“新峡的新材料，再次印证了东下冯与二里头之间只是区域的渐变，而非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因此，我认为由新峡观之，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的差别仍然只是同一文化间的空间类型之别。”
目前，学界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或夏后氏文化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关于辉卫文化的性质与族属仍有争议。邹衡、李伯谦等将这类遗存作为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辉卫类型，认为与商人有关。张立东先生提出辉卫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并认为辉卫文化与东下冯文化一样，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方国文化，应与豕韦氏有关。我们同意张立东先生的观点，认为辉卫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虽然它也受到了先商文化的影响，但其族属与商人无关，应是夏王朝在豫北地区分封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诸侯国的文化，它们与夏人是盟友的关系。
三、早商文化遗存分析
1.文化遗存的分期
府城遗址早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为二里岗下层遗存。发现的遗迹有城址、灰坑等。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夹砂陶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器表除素面磨光外，最主要的纹饰是绳纹，以中绳纹最多，粗绳纹次之，细绳纹极少。器型有深腹罐、捏口罐、甗、深腹盆、鬲、小口瓮、蛋形瓮、大口尊、大口缸、豆等。整体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下层代表的二里岗遗存接近，属于二里岗文化系统。但也有自身的特征，如炊器中圜底深腹罐较多，器物内壁少见饰麻点的现象。
第二期为二里岗上层遗存。发现的遗迹仅有灰坑一种。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硬陶。陶器器表除素面磨光外，主要纹饰为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次之，另有少量云雷纹、圆圈纹、方格印纹等。主要器型有鬲、大口深腹罐、捏口罐、壶、大口尊、盆、甗、小口瓮、平口瓮、豆、簋、甑、器盖等。整体特征与郑州白家庄期文化遗存接近，但也有一些自身特点，如夹砂灰陶深腹圜底罐数量较多，花边口沿深腹罐最具特色，器物内壁饰麻点的现象较少，厚胎缸的数量较少。
2.二里岗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的文化格局
府城遗址陶器分析结果显示，府城遗址二里岗下层期，本地的辉卫系仅占9.3%的低比例，而新出现的伊洛·郑州系陶器则占到90%以上，这反映了府城遗址在筑造和使用城郭的二里岗下层期，黄河以南的二里岗文化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以极大的优势完全压倒土著系势力。要之，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早商时期府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转变，与郑州地区同一时期的二里岗文化面貌大体相似，且同步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整个焦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二里头文化和辉卫文化隔沁河东西相望转变为统一的二里岗文化，焦作、新乡等地都发现有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遗址。在晋南地区，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大幅度扩张，发现有东下冯、垣曲商城等城址。总之，从文化分布来看，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二里头文化有了明显的扩大，沁河以东原属于辉卫文化分布范围的焦作、新乡一带都成为二里岗文化的分布区。
结语
通过对府城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研究可以看出，太行山南麓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呈现二里头文化和辉卫文化东西并立的态势：沁河以西属二里头文化，各个遗址出土的陶器器类以及墓葬组合形式都与二里头遗址接近；沁河以东为辉卫文化，它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下七垣文化在焦作地区相互碰撞、交融形成的产物。从聚落分布形态来看，这一时期呈现出以洛阳二里头聚落为中心的分布态势，府城遗址应为太行山南麓一处较小的村落遗址。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焦作地区的很多遗址虽然并未废弃，但本身的二里头文化和辉卫文化都被二里岗下层文化迅速取代，这种替代现象正是商人灭夏在考古学上文化格局演变的体现。从聚落分布形态来看，这一时期二里岗文化以郑州为中心，其都城前后也经历由郑州商城到小双桥遗址的转移，而在太行山南麓焦作府城遗址之上则兴建了一处次一级的中心城邑，发挥着拱卫国都、震慑北方、控制资源的重要作用。
要之，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夏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发生了较大变化，太行山南麓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