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活着》序言中写道：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需要忍耐，忍耐生命的责任，忍耐现实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有些人，他们生命的意义完全超出了人生自我价值，还有一些人，他们完全在透支人生的价值，做出了危害国人的不齿行径，除了让世人唾骂，更连累到家人。
汪精卫就是其中之一，他有6个子女，除一人夭折外，其他5人个个长寿，只是旅居在外，过着漂泊异乡的生活。
作为中国历史上天字号汉奸的汪精卫，他不仅有着艰苦的童年，还有着热血的青年，然而天生懦弱、优豫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步步滑向深渊，有原来的行刺者变成了被刺着，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在国人的谩骂声中，于1944年11月他走完了可耻的一生。
汪精卫死后，推波助澜的妻子陈璧君遵照他的嘱托，把他葬在梅花山孙中山陵墓附近，并用大量的水泥及钢材进行加固，以防愤怒的民众掘墓鞭尸，看来陈璧君很清楚自己所犯的罪行。
然而，她还是低估了国人对汪精卫的恨意。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为平息民愤，派何应钦携带炸约炸坟。
然后把尸体运往清凉山烧毁，尸骨无存。
兔死狗烹，随着抗战的胜利，汪伪政权成了第一要清算的机构，国民政府对以前从事“新政府”所有人员逐一进行排查，在这次“大扫荡”中，不少人落网，也有一部分高层逃亡国外，而汪精卫的妻儿更是首当其冲。
妻子陈璧君被关进苏州监狱，与她关在一起的还有小儿子汪文悌。在接受审讯时，陈璧君像铁嘴鸭子一样，不但不承认汪精卫所犯的罪行，而且还强词夺理，认为汪精卫是在“曲线救国”，妥妥一个顽冥不化的疯女人。
1949年，苏州解放，陈璧君被转到上海提篮监狱，在那里度过了可耻的余生。
大儿子汪文婴出生在法国，由于当时国内局势动荡，汪精卫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所以，就把他托付给好友方君瑛照顾，为了表示谢意，起名“婴”字与“瑛”为谐音。
汪文婴在法国很幸运，不仅受到很好地照顾，学业也顺利完成。毕业后，汪精卫召他回国，先担任经济顾问，后来担任第三厅军需处处长，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汪精卫的命令。
汪文婴在汪伪政权中不仅担任要职，而且很有经济头脑。作为长子，在汪精卫死后他就开始向美国转移财产，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作为一个汉奸，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会被清算的一天。因为否极泰来，中国的天迟早会“转晴”。
抗战胜利以后，虽然汪文婴也被抓入狱，但经过打点，他很快被释放。出狱后，他以弟弟妹妹为借口，更是疯狂地处理房产，然后装入自己的口袋。
在最初几年里，汪文婴还去苏州监狱探望母亲陈璧君，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汪文婴已感到风雨欲来，遂于1949年逃亡香港，辗转去了美国，定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在美国，虽然汪文婴过着衣食无忧得生活，但作为汪精卫的儿子，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乔治约翰逊成了他后半生的代名词。直到2011年，98岁的汪文婴去世，子女们遵照嘱托，才在墓碑上刻“汪文婴”三字。
作为汪精卫的家人，汪文婴不仅漂泊异乡，还要隐姓埋名，那种凄凉与辛酸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
排名第二的是女儿汪文惺，1914年出生在法国，比哥哥汪文婴小一岁，是个早产儿，出生时仅有3斤左右。当时汪精卫夫妇对她不抱太大希望，认为她身体太过虚弱，与汪文婴一样把她寄养在好友曾醒那里，为了记住这位“养母”，就按照“醒”的谐音字“惺”起名。
与哥哥不一样的是，长大以后回国的汪文惺，不但没有在汪精卫集团做事，而且站在国人的立场上，与父亲分庭抗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满怀报国热情的汪文惺与同学们一起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驱逐日寇，收复河山。
即使如此，抗战胜利后，作为汪精卫的女儿，别人还会另眼相看，那种鄙视与不屑让人脊背发凉，低人一等。汪文惺还是感觉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下，为了摆脱这种心灵的桎梏，她与丈夫何孟恒来到香港。
香港在有钱人的眼里就是极乐世界，而对于初来乍到的汪文惺夫妇并不友善，他们没有亲戚朋友，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为了生活，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钱投资做花卉生意，起早贪黑，用心经营，可由于受整个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即使他们用尽浑身解数，生意还是逐渐萧条。
看着拮据的日子，汪文惺也开始打工，她先后做过裁缝、干过清洁。后来，丈夫拿到了大学教授的聘书，而汪文惺通过上教育司补习班，也拿到了教育训练班的毕业证，双方都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生活这才稳定下来。
由于子女在美国发展，夫妻二人退休后也来到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
汪文惺并没有像哥哥那样隐姓埋名，而且在提起她的父亲时，她毫不避讳，也总能客观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这就叫于心无愧，只有内心坦荡，才能从容面对。
2015年，101岁的汪文惺离开了亲人，走完了清白的一生。这个昔日的早产儿，不仅健康地活着，而且成了百岁老人。但没有落叶归根，终是人生的遗憾。
排名第三的是女儿汪文彬，她受父亲影响最大，作为汉奸的女儿，她遭人绑架送到偏远山区，精神曾一度濒临崩溃，回来后在青岛做了修女。
汪文彬与姐姐一样，反对父亲的做法，没有在汪伪政权工作，也没有做危害国人的事情。
在母亲陈璧君入狱后，汪文彬曾去看望她，并希望她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过去，认识错误，替父亲赎罪，却遭到陈璧君大骂，母女二人从此断绝往来。
1948年，汪文彬在教会的派遣下，去美国学习，学成后来到了陈璧君的家乡马来西亚。
起初，汪文彬在一家医药公司上班，后来在自己的努力下，开始从政，曾担任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对医疗行业进行监督与管理。
也许是看破红尘，也许是心性已达到极致，退休后的汪文彬再次遁入空门，做起了修女，度过了清心寡欲的宁静时光。
2015年，95岁的汪文彬在马来西亚去世，与姐姐汪文惺在不同的国家同年去世，同是天涯游子，同是客死他乡。
在5个子女中，汪文惺与汪文彬是特殊的存在，她两不仅没有助纣为虐，而且还积极地做着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人性之美，在二人身上充分展现。
排行第四的是女儿汪文恂，出生于1922年，她与父母走的最近，在汪精卫身边帮忙整理文书稿子，为人处世与母亲陈璧君颇有几分相似，对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为了躲避惩罚，狡猾的汪文恂还没等国民政府的人动手，就早早地跑到了香港，她是唯一一个为虎作伥而没有受到惩罚的人。
令人没想到是，逃去香港的汪文恂居然成了老师，做起了教书育人的工作。期初，她在圣玛利中学任教，女画家卓以玉就是她那时的学生。
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主讲过政治思想课程，一个内心狭隘自私、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却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简直就是口是心非，盗世欺名。
也许，正是汪文恂的多面性，让她在教育界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以至于进入香港大学教书。退休后，汪文恂还一直居住在香港，过着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直到2002年去世。。
那时她已经80岁高龄，可在汪精卫的子女中，汪文恂是寿命最短的一个，也是最特殊的一个，除了不能魂归故里外，汪文恂没有受到汪精卫太大的影响，只是在后人提起时，多数人都会对她嗤之以鼻。
排行第五的孩子夭折。
排行第六的是儿子汪文悌，1928年出生，由于他年级较小，参与汪精卫的活动不多。1944年，汪精卫在名古屋因病死亡时，他也只有16岁，刚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曾担任政府教导总队大队长，帮汪伪政权做事，危害国人。
出狱后，迫于议论的压力，汪文悌也逃到了香港，开始了外飘生涯。
期初，汪文悌在香港的生活并不如意，也许是受姐姐的的感染，汪文悌开始发奋学习，终于在30岁那年考取了大学，学习桥梁专业，毕业后开始从事建筑行业，生活这才慢慢好转。
汪精卫一生作恶多端，上天早早要了他的命，让他逃脱国人的审判，可他的子女除一个夭折外，个个都长寿，并且生活状况也不错。
只是，汪精卫这棵树的阴影太大了，在父亲大汉奸无形的笼罩下，他们不得不漂泊异乡，有的甚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这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父债子还”吧！
然而，这种心灵上的创伤还没有结束，在中国清明祭祖的习俗里不可避免地继续演绎着。
2005年，在外漂泊的汪文悌终于忍不住思乡之情，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决定祭拜父母。
新中国开放以后，汪文悌不止一次来内陆合作项目，也许是出于愧疚，也许是出于逃避，他并没有到父母坟前祭拜。
如今，77岁的汪文悌终于鼓起勇气回家探望。尽管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推开门的一刹那，父母的跪像还是深深震撼了他。
这位两鬓斑白、花甲之年的老人表情凝重，眼眶湿润，嘴唇微微颤抖，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羞愧与自尊瞬间笼罩着他。
昔有秦桂跪岳飞，今有汪精卫跪国人，不同的性质，一样的结局。但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更是过犹不及，毕竟秦桂出卖的是一人，而汪精卫出卖的是国人，背叛的是整个国家。
这个光绪年间广州第一的秀才，自幼耳濡目染孔孟思想，饱读诗书，怎会对秦桂跪岳飞事件不知。如果正如他自诩的所谓“曲线救国”是正确的，那么他手下的“梅机关”及伪军把枪口对准爱国人士，这种不争的事实，相信他一定知道，又作何解释。
掩耳盗铃，助纣为虐，残害同袍，汪精卫的这种可耻行为注定会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他是国人的耻辱，是子孙后代的耻辱。
伫立良久，看着木然的汪文悌，陪同人员欲上前“搀扶”。而汪文悌摆摆手，说了一句话：自己犯下的错，就应该承担。说完，他转身离去，自此汪文悌再没回来过。
对于一个死人来说，一切的惩罚似乎没有太大意义，而活着人则要面对。汪精卫夫妻跪像像一把利刃穿刺着汪文悌的胸膛，他想认祖归宗，可罪孽深重的父母让他无地自容，无法坦然面对。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无法逃避，他像一颗浮萍，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都说叶落归根，可汪精卫把儿女的“根”全部斩断了。作为汪精卫的子女，尽管他们在海外个个长寿，生活富足，但他们的灵魂始终在外游荡，不能魂归故里，这也许是对汪精卫的另一种惩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