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苏振华此时在贵州军区分别担任着司令员和政委，他们已经很久不在一起工作了，黄克诚以为是两位部下对自己的一些慰问，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信中的内容却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
信中，两人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孔宪权。
过了几天，杨勇，苏振华也收到了黄克诚的回信，这封信，不是给他们的，而是让他们转给孔宪权，黄克诚在信中写道：“孔宪权啊，没想到你还活着.....知道你想要工作，我已经向有关部门推荐。”
黄克诚不仅推荐孔宪权工作，而且还帮他恢复了党籍。
孔宪权是何许人？黄克诚为什么要帮他？后来孔宪权过得怎么样？
上世纪20年代，由于整个中华大地都处于军阀混战中，所以平民老百姓想要安稳生活，成为了奢望，孔宪权是湖南浏阳人，从小他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长大后，为了混口饭吃，也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参加了红军队伍。
在红三军团任职时，孔宪权先后结识了杨勇，苏振华，黄克诚等人，他还当过彭德怀的传令兵排长，只可惜有一次因为喝酒，误了战机，所以他被彭德怀一撸到底，成为了战士。
不过，也由于他的威猛，勇敢，他很快又升职了，之所以能够和黄克诚等人相识，也是因为他轻伤不下火线，不惧牺牲，他们的交情，是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
中央红军长征时，孔宪权已经升任为了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侦察参谋，而他的命运，也因为长征，彻底地改变。
部队由于在长征中减员严重，红三军团不得不取消师的编制，只剩下了4个团，孔宪权则被安排为了红十二团的作战参谋，娄山关战役时，孔宪权奉命率部队攻打南侧的黑神庙。
这一次战斗，战士们打的很勇敢，孔宪权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冲锋在前，很快，他也尝到了永刚的代价，激战中，他的左腿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出现了12个枪眼。
尽管已经负伤，但孔宪权却并不后退，而是继续让部队往前冲，直到后续支援部队抵达，他才被抬往后方进行医治，而那个时候，孔宪权的伤，已经已经无法痊愈。
红军此时在不停的打仗，行军，对于伤员，无法照顾，最好的选择，就是将他们留在当地老乡的家里。
孔宪权负了伤，由于他身份比较重要，所以上级准备将他安排在对红军友好的大地主宋少前家里，除此之外，部队还给他留下了300多块银元和一位红军通讯员，一名医生。
本来这是一件不错的事，但是没多久，这位通讯员和医生都不知所踪了，唯独孔宪权没办法，在宋财主家里待了下来。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漫长治疗，孔宪权的伤势基本已经痊愈，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残疾，左脚要比右脚短了10多厘米。
按照当时的情况，孔宪权伤愈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去找部队，但是孔宪权却放弃了这个做法。
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孔宪权第一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找到部队，只能给部队添乱，第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去哪了，他也不认识其他的同志。
基于多种原因，孔宪权最终放弃了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而是流浪在贵州一带，当上了泥瓦匠。
孔宪权虽然身体有所短缺，但他是个要强的人，给别人工作，他一直都是兢兢业业，所以，在十里八乡，他给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除此之外，孔宪权也利用之前在部队学过的文化，为穷苦人家写诉讼状，帮他们打官司。
当地老百姓后来听说孔宪权当过红军后，对他更加尊敬了，甚至将他称为了“活着的红军菩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孔宪权在用另一种方式为革命做着贡献。
这样的日子，尽管艰难，尽管不容易，但孔宪权始终坚持了一下，一晃，14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了。
1950年，杨勇，苏振华到贵州军区任职，在报纸上，孔宪权看到了他们的消息，他当即给两人写信，希望能够党组织给自己一个继续为革命工作的机会。
后来，在黄克诚，杨勇，苏振华等人的帮助下，遵义地委派人去接孔宪权，并将他任命为了第七区的副区长。
重新为党工作，孔宪权相当高兴，后来，当地准备组建遵义会议纪念馆，这“遵义会议”，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以，当地政府很重视纪念馆的建造，为此，他们专门安排孔宪权前来领导，1955年纪念馆建成后，孔宪权又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纪念馆首任的馆长。
几年后，邓小平来到了纪念馆，他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除此之外，黄克诚也一直都在惦念着孔宪权这位老部下。
1986年黄克诚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孩子，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帮自己去探望孔宪权，后来，黄克诚的女儿专门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打听到了孔宪权的后代，并与他交谈，听说孔家还有当年黄克诚亲自写的一封信。
黄克诚的女儿很高兴，她就请孔家复印了一份给自己，黄克诚的女儿也送给孔家人一份礼物，一本《黄克诚自述》，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1988年，孔宪权去世，他的离世，引起了很大轰动，全国八大军区中，有七个军区都专门发了唁电，表示安慰，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孔宪权的老战友，他也亲自发了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