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有关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与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都有专文发表，从中不难看出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各重要研究领域中的突出贡献。除此之外，章开沅还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精深研究，提出了使人深受启迪的一系列独到学术见解，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尚无人论及，本文即对这方面情况略做介绍与评述。
一、对近代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研究
为什么会研究张謇？章开沅在《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自序中有如下说明：张謇作为一个在科举道路上累遭挫折的旧式读书人，年逾不惑才幸而取中状元，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转而以全部精力创办新式实业与教育，锲而不舍，乐此不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什么历史机缘孕育了张謇这样的历史人物？又是何种动力促使他在商海中不畏艰辛奋斗了一生？这对近代史研究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以张謇一生的经历跨度较大，涉及事变甚多，历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研究他亦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显而易见，张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不仅张謇个人的传奇经历与奥秘值得探讨，而且透过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可以考察中国近代实业、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时代特征。
其二，创造性地运用“群体”概念，阐明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多个身份的转换，早年身为农家子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士人群体，并且由低而高逐渐升至士人群体的上层，最后又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成为近代最为著名的儒商，亦即新兴资产阶级的一员。张謇的一生表明，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谓阶级属性错综复杂，有些历史人物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不断变化非常显著，常常很难简单地予其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的确切定性。如果使用“群体”这样一个涵盖面较宽、同时又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将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状况，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阶级分析的方法。
其四，摆脱了以往长期流行的不实之论，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言行给予了全新的评价。这在现今似乎感觉不到有何重要意义，但在过去由于受革命战争的影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长期受到反复的批判，对张謇的评价也因此大受影响。事实上张謇的救国之心是真诚的，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并不是空洞的高调，而是切切实实办起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为后来南通乃至中国的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应予充分肯定。
《张謇传》的出版不仅使张謇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为近代工商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我们可以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但资本家毕竟是人，不是抽象的经济关系或政治符号，作为历史人物传记，传主应该首先是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通过他的言语和行为分析所体现出的社会角色，任何简单的脸谱化或类型化的陈述都是不可取的”。
章开沅对于近代工商代表人物张謇的研究，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一致好评。例如蒋建民指出章开沅研究张謇所取得的成果，“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张謇研究第一人’，令世人景仰不已”。法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巴斯蒂认为：“在其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著作中，章开沅教授为读者展示了他对张謇不断增多、深化、升华的研究成果，其视角也在不断更新，堪称最丰富最有吸引力，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是在与这位人物共命运同呼吸。”如所周知，在想象中回到历史现场，与研究对象“共命运同呼吸”，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毫无疑问，章开沅数十年间的张謇研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二、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特探讨
章开沅治中国近代史之初，主要研究张謇和辛亥革命史，着力点并非近代经济史，但他很早就强调对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考察，其中又包括经济史研究。1980年代初，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六五”规划，鼎力推动其事的章开沅对此十分欣慰，随后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讯》撰写发刊词，强调“就整个近百年中国史研究进一步的迫切需要而言，经济史仍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比较薄弱的环节”。具体阐明研究经济史的意义与作用，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各种古老的与近代的因素并存，既相冲突又相依存，而且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因此，中国近代经济史当前应该把地区研究和专题研究放在优先地位，而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也应受到特别的重视。”一方面，“我们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特别是要反对经济直接决定一切的机械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从经济的角度探索历史上人们言行的最终社会动因”。正因如此，他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对经济史、思想史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其中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探讨尤为深刻，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观点与结论。
章开沅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探讨，有很多都是为了回应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体现出将政治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在1980年代初论及新中国建立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时，他就曾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对人物的评价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换言之，“我们对于社会状况研究是很不够的，我们往往满足于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之类现成的结论，却难得去对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具体研究”。另外，要客观准确回应外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学者不同程度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仅需要说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具体状况，说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它们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到底怎样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有鉴于此，他主要以江浙地区为例对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区域研究。
在此前后，章开沅还曾更具体地说明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区域研究，需要摆脱原有省府州县行政区划的限制，这是因为近代史上的经济区域，与古代沿袭久远的行政区划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仅仅按传统的行政区划开展资本主义区域研究，就会将某个经济区域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与外部联系人为割裂开来，不能准确地揭示该区域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状况以及完整样态。即使是按照人们熟知的若干大区域开展区域研究，譬如东北、华北、西北、东南、西南、华中、华南等，也很难充分揭示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故而也不适合近代资本主义的区域研究。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资本主义区域研究？他认为首先要明确“所谓区域，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一定空间，而它又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不断扩展变化着的”。其次“应该勇于突破省、府、县的框框，努力考察那些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区域界限，或以工业地区为中心，或以市场分工为线索，或以江河流域为依据，或以铁路沿线为区分，或以港口商埠为范围……按照实际经济区划来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也许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的认识”。这一见解对于深化民族资本主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精深考察和商会史研究的开创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开始逐渐恢复，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但此前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资产阶级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禁区，一直缺乏深入探讨，偶尔提及也只是大加挞伐。因此，开展近代资产阶级研究首先必须打破学术禁区。当时的章开沅正主持《辛亥革命史》3卷本的编写工作，深感如果不改变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思维模式，对资产阶级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就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辛亥革命史。为此，他以勇于担当的学术精神，率先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呼吁摆脱“左”倾思潮影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外国学者认为该文的发表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发展的新趋向，事实表明这一呼吁对随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迅速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章开沅还身体力行率先展开了对近代资产阶级的开创性研究。例如他较早即在深入考察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江浙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方面的精辟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未曾论及的观点与结论。首先，透过大量史实敏锐地察觉到商会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从事社会活动最重要的舞台，这也是他率先呼吁开展商会史研究的主要原因。商会诞生之前各省虽设有商务局，但基本上属于官办机构，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1902年上海成立了商业会议公所，由商董担任总理和提调，“可以看作从商务局向商会的过渡，但也不是正规的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直至1904年清政府谕令各省设立商会，上海商董在原有商业会议公所基础上创设上海商务总会，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商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史学界对商会并无研究，了解甚少。章开沅则阐明上海商务总会是全国影响最大的商会，浙江工商业者在其中占据明显优势地位。“商会的成立，明显地增强了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揭示了更为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这就是“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一些大中城市的市政机构”。1895年奏准设立的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1898年设立的督办吴淞开埠工程总局，都是官办机构。1905年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上海商董接收官办工程局，改组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为商办市政机构。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总工程局又改组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管理包括学务、卫生、税收、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善公益、公共营业、地方财政等事务，在地方自治中发挥了极为广泛的作用。江浙资产阶级在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处于支配地位，历任总董李平书是绅商界的领袖人物，董事均为工商业者，其中的活跃分子多属江浙籍人士。
再次，阐明江浙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另一标志，是建立并掌握了一支准武装队伍，随后逐步控制了一支正式武装力量。其具体表现是1905年上海工商业者设立五个体育会，除进行体育训练之外，还加入兵式操练内容，成为其后商团武装的最初基础。1907年，因时局动荡和地方治安，“五体育会”在地方官员支持下组织临时商团，开始拥有枪支弹药，演变为资产阶级掌握的一支准武装力量。随后，各业纷纷仿效设立商团，并联合成立上海南市商团联合会。至辛亥年间，上海商团已发展为近千人，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上海商团之后，苏州、杭州、宁波、绍兴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商团这一武装组织。
复次，通过挖掘新史料，发现早在清末之际，苏州的资产阶级就建立了一种名为“市民公社”的基层社会组织，这个组织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研究者提及。苏州市民公社的发起者和成员均为工商业者，主要以街道为行政区划设立，是典型的商办基层自治机构。“如果说，上海商会主要是通过总工程局、自治公所之类机构逐渐控制市政建设和管理的权力，那么苏州商会则主要是通过市民公社把势力和影响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
最后，考察了江浙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年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请求立宪运动。其中1905年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真正能够体现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事件”，“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江浙资产阶级公开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和对立态度……表明此次反帝爱国运动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资产阶级自己已经提出争取政治权利的要求了”。
曾有外国学者认为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力不能超过长沙以外，另有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实力雄厚，阶级意识强烈”的江浙资产阶级，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的资产阶级？对此，章开沅列举大量史实，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他阐明长沙绝不是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及其影响的边缘，甚至外国人也有记载，称上海大商董严信厚、严子均父子，“在上海、北京、天津、河南、汉口、广州、福州、香港、汕头、厦门、杭州、宁波等地都办有很大的商务事业”。著名上海资本家李厚祐、朱志尧、许鼎霖等的企业活动也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如果把上海资产阶级完全当成‘舶来品’，并且与内地资产阶级割裂开来，那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之后，年事已高的章开沅仍与时俱进，对苏州市档案馆将馆藏3500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上网的做法十分赞赏，称之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值得推广，并发表《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说明将商会档案全部扫描上网，“既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因为任何史料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态，存在明显的缺陷。研究者只有对原生态的档案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才能探寻商会的原生态，了解其本来面貌与真实面向。这对新时期商会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样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引领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文体的限制，章开沅在序言中对有关近代经济史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论述文字并不多，但大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引人深思，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很强的指导意义。“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章开沅在序言中勉励中青年学者常说的一句话，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停地探索，不断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
（作者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