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霭沉沉大江阔，两个长衫长袖的人乘着暮色，在人群的推搡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轮船。
年长者，叫何叔衡，时年45岁。
年轻者，叫毛泽东，时年28岁。
因为走得突然，并没有什么亲友到码头送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离开长沙去上海是要干什么。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日后的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当时并不是很多人能想得到。
党的两名创始人都没有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会议中途遇到密探，嘉兴南湖上的会议还没开始开，就带着妻子忙不迭地跑了。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也无法对当时的陈公博苛责太多，毕竟，革命本就是大浪淘沙，像这样的投机分子，早点离开队伍，无疑也是革命的幸事。
毛泽东和何叔衡到达上海后，入住在一所女子学校内，学校的校长和参会人员之一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很熟悉。
李达的夫人告诉她，有一群北京大学的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借宿，校长便一口答应了。
各地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一共是13人，代表着全国各地的50余名党员。
一开始，会议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的一座两层楼房里召开。
这个房子是参会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程的住宅，请注意这个名字，他在之后为保护这些参会代表们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这个日期也值得注意下，因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7月1日。
事实上，也并没有在7月1日召开过会议，之所以后来的建党节要定在7月1日，是因为战争年代档案难寻，当时的参会人员后来又有很多人牺牲或脱党，回忆开会日期只记得是7月，甚至于连开会地点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了。
所以，在194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才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真正的开会日期和开会地点，一直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史研究者通过实地寻访、搜集档案，直到70年代才考证清楚。
但并不影响13名代表在2名共产国际代表的牵头下，热情地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各地党团组织情况，研究党的纲领等。
直到，7月30日晚，还是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的房子里举行第六次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
原本当天的会议是准备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
如果没有当天发生的意外之事，应该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了。
历史，在扑朔迷离的层层脉络中，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当天的会议还没开始，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了楼房内，说是要找一个社联的王主席，因为找错了地方，所以很快就离开了。
贝勒路树德里三号附近确实有一个社联，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也就不当回事继续开会了。
但当时开会的众人都非常警觉，尤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世界各地搞革命，干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当然不可能那么麻木，他们判断这个人肯定是密探，并当机立断停止会议，所有人迅速离开，避免了被一锅端。
而不到一盏热茶的功夫，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法租界的军警包围的水泄不通，3名法国警察带着4个中国密探上楼搜查和盘问，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而这时候，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名字，宅子的主人李书城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长期在北洋政府等担任要职，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是大元帅，而他是护国军总司令；之后还担任过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是一个手握兵权、声望很高的人物。
李书城
租界法警在盘问中得知此处是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后，气氛缓和下来，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和难为他们。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高官，待遇真的很好；2.当时的中国内地遍布类似法租界这种“国中之国”，执法权都是由别人掌管，现在想来简直匪夷所思；3.当年干革命和支持革命的人里，有很多都是国民政府高官，这才是真正的得道多助。
1949年，李书城走上了开国大典，之后担任了第一任农业部部长，1965年病逝，那时候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了。
所以你看，只要善于发掘，从一个房子开始，都能梳理出一整条的历史脉络来，但无论怎样，我觉得李书城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道理是：
道路千万条，选对路最重要。
再补充讲一个历史的细节。
还记得30日晚“无意”闯入李公馆，导致第六次会议被迫挪到浙江嘉兴南湖上去开的那个神秘男子吗？
这个神秘人后来也被查出了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先做巡捕，后来做到了探长。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但他的结拜兄弟却比较有名，叫黄金荣。
近代以来所有关于民国上海的历史或者影片、电视剧，基本都很难绕开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程子卿作为一个从历史反面参与到了中共一大的人物，解放后按理说绝难幸免，但因为他当年在法租界时“徇私枉法”，经常收了别人的钱就私自释放一些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
程子卿
所以，由宋庆龄（宋庆龄曾经就是他的“老客户”）亲自向有关方面做了说明，党和政府宽大处理，既没有逮捕他，也没有为难他。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人生路线是多么的重要。
讲完这么多历史支线后，我们再回到主线。
站在后世的我们来看，当然很清楚什么是主线、什么是支线，但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历史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任何一条支线都可能在后面发展成主线。
据说，去浙江嘉兴南湖开会仍然还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的主意，并且承担了接待会议代表、租船之类的会务工作。
从一开始接洽代表入住上海到后来安排去嘉兴开会，王会悟就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
值得多说一点是，王会悟一直活到了1993年才逝世，享年95岁，从党的一大召开，到大革命失败，到抗日，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想想她都亲眼见到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件。
她的一生，亲历了我们党的历史。
不知道，去世之前的王会悟，回首往事时会是怎样一种心绪。想来也无非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吧。
离开了上海，一路山清水碧，正是江南七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代表们紧绷的情绪也放松了下来，连毛泽东其间都翘会去了趟杭州游玩。
7月31日，在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剩下的代表聚在嘉兴南湖一艘美丽的红船画舫中，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
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
从此，一个日后带领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并从此走上逆袭之路的超级大党就此诞生。
而今，这个超级大党已经拥有了9500万党员，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独立自主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还继续走在民族复兴强起来的道路上。
从这里开始，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都得以改写。
这是当年参与一大的代表们，所无法预料的。
据金一南教授统计，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龄27岁，都是青年人。这些人里面，1人脱党，1人被开除，3人叛党，2人投靠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弃。除开牺牲的几个人，真正坚持到底的不过两三个人。
而真正走到了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已。
35年后的1956年，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董必武回到了上海，他来到曾作为一大会址的李公馆，感慨万千，提笔写了八个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所有的伟大，其开端都可能从微不足道的小起点中走来，积土成山积水成海，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有意思的是，就在董必武重回一大会址的1956年，当年曾闯入李公馆进而无意中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程子卿在上海病逝。
当年闯入李公馆时，他是不可一世的法租界巡捕，董必武等不过是不名一文的“革命分子”；几十年后，董必武再回到上海，已是国家领导人，而程子卿不过是一介平民。
历史神奇地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交集，也再次提醒我们：
历史，真的是由不懈奋斗的人所创造出来的。
过去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之前萧子升曾说过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现在来看，毛泽东当时随口的一句话是何其精准！
但这样的伟业只是随口说说就能有的吗？
当然不是。
需要的，是多少人的无畏牺牲和坚持。
里面有一段，写的是毛岸英出生时的场景，看起来非常平和温馨：
1922年10月24日，位于湖南长沙清水塘一家医院的一个产房里，时年21岁的杨开慧即将临盆。
产房门外，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三人正在焦急的等待着，祈盼着嫂子能够“母子平安”。这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他们将第一次成为二叔、三叔、姑姑。
但下一句，就让人泪奔：
这五位当事人，后来都为中国革命牺牲了。
毛泽东与母亲、弟弟的合照
而牺牲的，又岂止是毛泽东的几位亲属？仅仅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的6万多党员，就被国民党屠戮至只剩一万多人。
但是，被捕的人里面，只有极少数人投降叛变，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为革命而牺牲。
那个时代，固然有人在生死考验面前临阵脱逃、叛变投敌，但更多的人为了心中的美好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们留下了最有力量、也最令人动容的话：
怕死不当共产党。——刘胡兰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还曾在历史里，读到过一段惊人的细节。
井冈山时期，红军还非常弱小，有一天，毛泽东的队伍又被撵着打，跑了半天，队伍都打散了，连炊事班的挑子都丢了，大家在一个山沟沟里休息，所有人都又饿又累。
等到要重新整队出发的时候，大家都懒洋洋地没有人动，哨子吹了几遍，队伍都集合不起来。
这时候，毛泽东忍着脚痛，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伸了伸胳膊，站到了队伍的前面，微笑着说：
“你们都不来的话，那我就来站第一个喽，请曾连长喊口令。”
说实话，当年看书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是震住了。
这时候的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是秋收起义的负责人。
换句话说，他是这支队伍里最大的“首长”。
面对困境，他既没有责备下属，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乐观对待。
在部队被打散（当时许多人打着打着觉得革命没希望就跑了），追兵就在后面，所有人都又累又饿的情况下，他不仅自己没有丧失信心，还想着用自己的行动去激励他人，去感染整支队伍的士气。
这是一个意志力多么可怕的人！
现在我们会觉得，毛泽东这样做很正常啊。
因为接下来他就要领导反围剿，然后跟着部队长征，然后遵义会议成为党的领导人，然后去了延安，再然后西柏坡，再然后开国大典，前途一片坦荡，当然要乐观要坚持啊。
站在上帝视角看一切都会觉得很正常，但在当时，毛泽东面临的却是：
部队散了（许多人当了逃兵）
没有钱（他的部队很穷）
没有目标（不知道下一次又被撵到哪里去了）
整天被人追着打（除了国民党的部队还有当地的地主武装）
甚至于自己还要被误解被免职（不久毛泽东被免去一切党内职务，差点开除党籍）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够坚持下来。
假如穿越到了那个年代，面对那样的境遇，会不会有人直接就崩溃了。
但毛泽东，至始至终没有动摇。
这就是从党的领袖身上，表现出的信仰与坚持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从井冈山到瑞金，从反围剿到长征，这样一支红军队伍怎么打也打不垮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们是一支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
人的意志能把荒漠变成绿洲，能让天堑变成通途，能将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无数共同的意志汇集在一起，就是主义。
毛泽东他们不是知道一定能成功才去干革命的；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才会坚持到底。
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唯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更替，精神永存。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今天的我们终于不再是那个臣服于帝国主义的羸弱民族了，终于不再是那个一穷二白的穷困民族了，也终于不再是那个不自信到要放弃汉字、“全盘西化”的自卑民族了。
看看下面这个视频，1997年香港回归交接时，人民军队战士那霸气而坚毅的眼神。
再看看2019年国庆时，几十辆飘扬旗帜的装甲车一齐开出，震撼无比。
这些画面，都曾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真的已经站起来。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当我们把目光只盯在眼前，只看到这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一定会觉得，一百年的大党已经算是“功勋卓著”了。
但你看看习大大他们是怎么说的：
千年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正因为立下了千年大党的宏愿，所以，再去看这已经过去的百年也不过只是其中的弹指一瞬。
如果当年的李自成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和高度自觉，也不至于刚进北京城，就腐化堕落到不到一百天就守不住江山了。
因为从革命的角度讲，打进北京城根本不算是革命的终点，充其量不过是历史长河起点处的一个较大的水花而已。
所以1949年我们进入当时的北平前夕，毛主席才要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才会在1949年的元旦，写下气势恢宏的新年贺词，号召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年大党，百年风华。
从过去到现在，从历史到未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每个中国人谋幸福、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复兴。
一百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段感天动地的悲壮历史了。
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为我们党奋斗的历史和成就而感到骄傲了。
也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不要遗忘了这段历史。
我们永远不要躺在舒适的床上，而忘记了无数英雄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曾经流过的鲜血。
不要忘了一代代中国人，为了改变祖国的面貌，付出的青春、汗水。
我们今天的幸福，是老一辈们拿命换来的！
百年奋斗历史背后，是无数个时代里，多少英雄的献血浇灌。
今天，就是为了去祭奠我们的先祖、父辈；祭奠我们屈辱的过去，走过的来路；祭奠满天的英灵，祭奠那些无畏的牺牲！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这不只是歌词。这是最真实的历史。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一定还将也必将创造更大的辉煌！
就像马克思在百年前写的：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卡尔.亨利希.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