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进攻南京方向的日军有20万，而守城官兵为10万稍多，当日军把溃军压缩到江边狭长地带，日军追至江边的主力部队应近10万人，而溃逃至江边的守军，有小部分凭借各种渡江船只和就便器材渡江，过江和淹亡在江中的应不少于2-3万。其中，徐源泉第2军团近万人，俞济时第74军5000余人，宋希濂第78军近万人，都是成建制过江的。估计进入狭长地带的日军近10万，而束手就擒的守军6-7万。在敌我10:6或10:7的对比下，不可能出现日军押解兵与俘虏1:700的比例。在屠杀现场的狭长地带，日军也是密集的，与我被屠杀的难民、散兵的比例大约为1:3，即10万：30万。
二是狭长江边即屠杀现场，不需要把大队俘虏长距离押运集中到江边。破城之后明城墙守军听令或自行撤退，在城区街巷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城内战事的过程，就是守军无序溃逃，日军快速推进，基本没有出现双方攻守的作战行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战俘。日本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在破城之时下达了“将战俘全部处置（杀害）”的命令，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如遇到少量守军也只会立即击毙，而不会俘虏。
三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按国际法，认为只要放下武器、放弃抵抗，就成为战俘，而不杀害战俘是国际上通行的战争法则。战俘对日军的凶残没有预见，当被押解去往屠杀现场，会以为是去战俘集中地。没有生死之忧，拼死抵抗或逃跑没有意义。据有关资料，往往是几十人、几百人一队的战俘被押往屠场，上千人的战俘队就不多见了。只有从幕府山上被“劝降”骗下来当俘虏的有上万人，但幕府山与江边零距离，下来即等死。这些战俘等发现即将被杀害，想反抗或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束手待毙。据不确切资料，屠杀中有反抗行为，一队日军押解兵中被击毙军官1人，士兵8人，并非“毫无一人反抗”。
综上所述，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血性是不是不足呢？笔者认为，在部分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血性十足的英雄形象面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兵可以用“血性不足”来评价。由于血性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部队作战企图心不旺盛，主动歼敌的观念不清晰，抵抗到底的意志不坚决，作战行动被动迟缓，经受不住重大伤亡的压力，不能承受被包围、后路被截的后果，经常出现一点被破、全线动摇，甚至全线溃退的局面。笔者在下面分析原因。
1.整个中华民族尚未完全觉醒，大多数国民和军人浑浑噩噩
当西方各国从十七世纪纷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还是延续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统治，统治者只对血缘、家族和姓氏负责，并不对中华民族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清末统治者慈禧曾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土地、钱财可以送给列强，讨“与国之欢心”，而不救济国民，任凭百姓自生自灭，穷困潦倒。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即朝廷，怎么让老百姓爱国即爱朝廷呢？国家是朝廷的国家，皇帝的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与老百姓无关。国家打败了，就是朝廷打败了，割朝廷的地，赔皇帝的款。谁做皇帝，包括外族、外国人当皇帝，比如元朝蒙古人、清朝满人做当朝皇帝，汉人的反抗，特别是老百姓的反抗又持续了多久呢？整个中华民族尚未觉醒，正如孙中山所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中国近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全部打败，割地赔款，朝廷腐败，民族沉沦，整个民族尚在昏睡中，尚未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中国军队的前身都是新军阀部队，并未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根本不是近现代的国家化军队。军队是各系军阀起家的资本，也只对军阀负责，何曾对国家负责过？军官们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士兵们是“当兵吃粮”，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如何对抗日本近现代国家军队？蒋介石在总结豫湘桂会战严重失败的教训时说：“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薛岳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有的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在敌人攻击时尚在掩体中赌博。”在这样的国情下和军情下，能指望南京保卫战打出什么结果？中国人和中国军队彼时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大多数人似醒未醒，昏昏噩噩。只有经过多次的失败和胜利的长期抗战，才能逐步唤起民族的血性。
2.“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
其实唐生智是最不合适当司令长官的。一是新军阀混战后，唐因在战争中反蒋，早就被剥夺了兵权，长期赋闲在家，并不在指挥岗位上。二是唐是湘军（湖南军阀）身份，而参加作战的主要是中央军、粤军、川军、东北军等部队，唐与这些部队没有渊源，唐即不是他们的“老长官”，他们也不是唐的“老部下”，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指挥、调动不了部队。三是唐本人领军打仗的本领有限。在南京保卫战中，战役战斗的准备、组织和实施，疏漏之处比比皆是，加之司令长官部由军委会执行部变身，人手不够，只好东拼西凑，辅佐唐的能力极弱，基本是个秘书班子，而不是作战班子。这些都加快了失败的进程。笔者认为适宜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应是中央军系统的人，如何应钦、陈诚、张治中等人，因为南京保卫战的主力是中央军部队。可惜这些人在会上踊跃发言，而需要站出来承担重任时，都不作声了。
3.国民党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部队战斗精神没有被充分激发
国民党组建和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一路长歌猛进，摧枯拉朽，军阀部队节节败退，甚至溃不成军，靠的是什么？是军队官兵高昂的斗志和沿途老百姓簟食壶浆，热烈拥戴。这些都是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去完成的。而当时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是参加北伐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对军队作了充分发动。特别是共产党取得实际指挥权的部队，如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更是无坚不摧。在共产党员占有很大成份，共产党员取得部分领导权的部队比其他部队打得更好。在地方上，共产党各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北伐军部队的侦查情报、交通保障、后勤供应和伤病员运送，很大一部分靠的是当地老百姓。老百姓高涨的拥军热情也感染了军队，战斗精神得到了很大提升。可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共产党被镇压，蓬蓬勃勃的大革命转入低潮。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国民党军队还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全是凭长官意志。长官人品好，素质高，意志坚决，能服众，所带的部队战斗力相对就高，可这样的长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相当一部分长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靠裙带关系上位，作威作福，官兵关系紧张，怎么可能带好部队呢？
川军郭勋祺第144师泗安、广德防守的失败，就是由于该师团长徐元勋贪生怕死，在关键时刻不敢坚守正面阵地，不听上级命令，把部队撤到侧面山上，让出大道，使日军长驱直入，动摇了整个防线。据时任该师参谋长林华均回忆：“郭（勋祺）已负伤，前线紧急，又闻徐团不服唐明昭旅长指挥，要撤走，我也很着急。”“唐明昭到了宣城，因闻徐团已先经宣城到了宁国（宁国在宣城以西，徐团已撤逃到旅部前面去了——著者注），唐要去找徐团，我便派师部参谋林文龙与唐一齐追去。唐、林到了宁国，不见徐团，唐心里着急，拿出手枪欲自杀，幸被林抢下未遂。而徐团却已早到了太平（太平在宁国以西——著者注）。关于徐不听命令擅自撤逃，据说还枪毙了一个讲怪话的排长，我都向范子英（时任军长）谈过，但范不理。在郭升军长后，我又向郭谈了。郭认为徐作战既不勇敢，又这样跋扈，应当处分，即将徐的情况向唐总部报告（即唐式遵，这时已调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著者注）。但唐也未处分徐，仅把徐调第21军仍任团长，以后且升旅长。这只是因为唐总司令与徐的父亲有关系”。
4.守撤不定，军心大乱，撤退变溃逃
1937年12月6日日军从城区外围到12月13日攻下南京的六七天里，蒋介石多次电唐生智，就撤退和坚守问题举棋不定，唐生智亦不根据战况，果断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根据蒋介石旨意，还想坚守几天，但看到各级指挥官已无斗志，遂宣布了蒋介石11日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才部署撤退行动。在部署完行动计划以后，唐又考虑到第87、88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惟恐按指定路线正面突围损失太大，会受蒋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第88师防守的雨花台失守后，日军直接冲击中华门几个回合后，防守中华门的孙元良第88师余部动摇，孙元良未经允许率部撤守，沿纵贯南京南北的中华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向下关撤退，被宋希廉的第36师阻于中山北路，又率部返回中华门。中华门城破之时，孙又率部沿原线溃逃，整个城垣防御全线瓦解，撤退变为溃逃。原成建制部队从城防撤下后，在撤退过程中被撤离军民人流裹挟，建制被打散，形成“兵败如山倒”，甚至“树倒猢狲散”的不堪局面，任是谁也组织不起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了。
还有两个感人的故事。据严开运回忆12月12日下午的情况：“从一线回来的防坦克连连长颜希儒，专门到我的掩蔽部作了一次仓促联系。他一见我，很激动地问：‘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我递过酒瓶，他一饮而尽，接着他说：‘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一声冷笑：‘还有计划吗？’我不了解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便反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撤退，我都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颗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当时我只认为他一时处于激愤，因此劝他：‘有命令撤退的话，还是照命令办吧。’讲完他就回一线阵地去了。后来听他连里一个排长讲，那天黄昏连里接到撤退命令，颜连长组织连队撤退后，自己却带着两个战士留下来检查阵地，再也没有回来。想起他与我讲的话，一定是与敌人拼到底了。”
还有时任装甲兵团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的刘树芃，回忆战车连撤到长江边、全连弃车登船时的情景：“人员已全部上船，正要开船的时候，有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对我说：‘我们4人决定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我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镇后方。’‘不，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应该打了再说。’驾驶兵坚持说。那两位坦克兵也说：‘我们战车上还有武器，与其破坏，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我说：‘你们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我不能做主。’两个司机不耐烦了，说：‘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我急忙说：‘好吧，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并告知军需上士发给每人10天伙食费。他们接了钱，带上两支驳壳枪，跳下船，消失在黑幕中。”在大队人马撤守溃退中，像颜希儒连长和战车连4个战士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官兵还是有不少的。可惜他们在当时必死无疑的形势下只能战死疆场，哪还有机会通过回忆录记述与敌血拼的壮烈情景呢！
笔者认为“血性”是庄严神圣的，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勇于献身的壮举，我们对“血性”要足够敬畏。论述“血性”，决不可落入清谈，坐而论道。南京保卫战是失败了，但据华东师大历史系洪小夏教授根据日本方面资料统计，日军从上海出发向南京攻击前进的一个月内，日军伤亡约26000人；围城6天，日军伤亡约8000人（另有资料说击毙约4000人——著者注），就歼敌人数与敌我力量2:1之比，南京保卫战比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消灭的日军都要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军有36位（含战后追认的），其中有前文没有提及的在江边阻击敌人追击，战死仍有半截身子立在水中的宪兵司令兼城防司令萧山令；有在中华门至水西门城墙指挥作战身中3弹不下火线，战前留下给妻儿遗书“你等着领我的抚恤金，赡养家小”的第259旅旅长易安华；有身先士卒，挥动手枪走在士兵前面边走边喊“跟我来，不要做衰仔！”中弹殉国的粤军第66军159师副师长罗策群。
由于上面表述的种种原因，防御部队的全线撤退演变成全面的溃逃。在溃败中有高中级指挥官丢下部队先撤的，有广大官兵在建制被打乱失去指挥，放弃有组织的抵抗溃散成乌合之众，被日军成群屠杀。他们是“血性”不足。但在这绝望的抗争中，仍然有血性贲张的中华男儿。他们是无数主动反抗的中下层官兵，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充满血性的中国人。我们再议论南京保卫战的“血性”问题时，请尊敬他们的名字，不要让一句“血性缺失”玷污了他们的英雄壮举。对他们，我们只有仰视！
5．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和官兵素质，难以系托和激发血性
基层官兵的身体素质也堪忧。一些部队由于常年吃不饱饭，瘦得皮包骨头，处于半饥饿状态，不仅难以负重，连长距离行军也承受不了，常有士兵逃亡。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粮饷，军粮军盐掺假，军服不能按时发放，缺乏药品更是常见。
士兵的文化素质也极低。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的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抗战中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正在军中担任排长，他认为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则各由各部队看管，也说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示人多。”与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又严格训练的日军士兵相比，不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反省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时说：“关于战事，制胜条件不太够，因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是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
高中级指挥官的“风气”太坏，则是致命的。平时经商敛财，甚至武装走私，钻营投机，结党营私，战时必然惜命，动摇软弱，临阵脱逃，而且少受责罚。饶国华之所以阵前自尽，重要原因是集团军司令严令坚守，而部下一团长刘汝斋却畏敌过甚，不听饶的指挥，全团违令撤逃，而刘汝斋又是饶上级的裙带关系，饶无可奈何，只好自杀以明志。徐源泉部第48师师长徐继武是土匪出身，因“山东临城列车劫案”被北洋军阀招安收编，终日游手好闲，匪气不变，战斗激烈时在远离阵地一个树林中与身边卫士打麻将，由参谋长指挥作战，而参谋长也是每隔一小时询问一下战情。
责任编辑：唐旭最后更新：2016-04-1615: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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