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是研究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又称藏族学、西藏学。
藏学研究的世界版图·目录
前言：藏学的发展和研究范围
藏学界一般认为，藏学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是其创始人。但对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藏学经历了孕育期、发展期和繁荣期3个阶段。
孕育期（17世纪～19世纪初）。17世纪20年代以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或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后藏等地长期传教。他们学习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是欧洲对藏族研究的开端。但研究不是系统的，主要的成果是在藏语文方面。
发展期（19世纪30年代～20世纪中期）。乔玛于1823年来到达拉达克寺院内生活7年，精研藏文，终生致力于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他于1834年出版《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等著作，标志藏学诞生。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殖民扩张，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些民族地区沦入西方国家控制，大量藏文文献流入西方。20世纪初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等从敦煌千佛洞掠走一大批藏文写本。这些文献资料客观上刺激了藏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一大批专业学者加入藏学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由藏语文拓展到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诸多领域。英、法、德、意、俄、匈等国都有一批藏学家，而以法国和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日本和美国则后来居上。
繁荣期（20世纪中期以后）。20世纪中期，藏学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藏学的资料整理基本完成，有了一大批精通藏语、训练有素的藏学专家。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藏学机构或团体，如日本西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藏学会、英国西藏研究所、锡金藏学研究所等。一些学术机构发行专门的藏学研究刊物，如《日本西藏学会会报》、《藏学集刊》、《西藏学会会报》、《西藏学会通讯》等。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从1976年在匈牙利举行首届国际藏学学术讨论会至1992年已经召开6次。与会专家越来越多，讨论的问题越来越深入。藏学研究繁荣最集中的体现是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托马斯的古藏文研究，西门华德的藏汉语比较研究，巴考和石泰安的西藏历史、文化研究，拉露的西藏文学研究，霍夫曼的西藏本教研究，图齐的西藏宗教研究等是令国际藏学界瞩目的成果。藏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医药历算、风土民俗以及藏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广博繁富的内容。研究比较深入的领域主要有：
藏族语言文字研究。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支。藏语拼音文字据传为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大臣图弥三菩扎仿效梵语创制。据近人研究藏语在7世纪以前已经是一种发达的语言。藏语词汇丰富、结构完美，具有简练、准确的特点。古藏语不仅记录了藏语的语音和结构，而且记录了包括古汉语在内的古代中亚语言的发音。藏语文是研究中亚古代语言的宝贵财富。藏语的源流与变革、藏语的语音语法，藏语方言（分藏、康、安多3种）、书面藏语、南语、象雄语、多续语、汉藏语文比较、藏语辞典编纂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藏族历史研究。包括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西藏史料的基本构成有藏文资料、穆斯林资料、汉文资料、马可·波罗以后西方进藏旅行家记录资料、蒙文资料等。将这些史料进行合理的分类、编目、整理出版是藏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学术研究要求以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理清藏族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总结分析藏族社会的根本性质和特征等。
藏族宗教研究。藏族古代崇信本教，8世纪中叶佛教传入，逐渐形成藏传佛教，并长期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对宗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分析藏族宗教各派的源流和发展，各派教义的基本内容，藏族佛教与印度佛教、汉族禅宗的关系等都是重要课题。
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这一领域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国内取得一些成绩。有关人员陆续在西藏进行考古发掘，采集到大批远古石器，发现一些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大批古墓葬群、摩崖石刻、岩画石碑等。考古发现证明4～5万年前青藏高原上已有人类活动。
藏族文艺研究。藏族具有悠久的文艺传统，有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和文人创作。《格萨尔王传》是11世纪的藏族说唱体史诗，是世上最长的史诗，对它的研究成为格萨尔学。《说不完的故事》、《萨迦格言》、《米拉日巴传》等也是藏族文学的重要作品。汤喀（布绢制作的画轴）佛像、藏剧、藏乐、藏舞的研究也是文艺研究的不同专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整理或正在整理出版《格萨尔王传》、藏族的《民间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民歌集成》、《民间舞蹈集成》、《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戏曲志》、《西藏曲艺志》等大型藏族传统文化丛书。
藏医、科技研究。包括藏医经典整理、医理研究。西藏历算研究、西藏建筑研究等内容。
中国：藏学研究发展和现状
中国的藏学研究历史
中国藏学源远流长。古代藏族学者纪录、研究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藏文古籍卷帙浩繁。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各民族文字古文献中，仅次于汉文文献而居第1位。距今约2000年前秦汉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关于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的记载时有所见。此后，特别是隋唐以来，历代的官修史书、方志、档案和各类私家著述中反映藏族及其历史文化的汉文文献越来越多，内容也十分丰富。此外，蒙文、满文等文字记述的有关历史资料也很可观。所有这些文献资料，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传统藏学的巨大宝库，是研究藏学的宝贵资料。
据初步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有关西藏的著作不下四五百种，涵盖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地理、民俗等诸领域。这些著作大多资料丰富，论述透辟，其中不乏现代藏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受到种种不利条件的严重制约。
从1951年到1966年，中国藏族界人士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税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外，还培养了一批藏学专门人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全面深人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可惜的是，新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起步不久，就发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藏学研究事业也未能幸免。但是，有关单位的许多干部群众仍坚守工作岗位，妥善地保护了大量文物古迹和古籍文献；不少藏学研究人员在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中断自己的业务工作。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宝库得以保全，免遭劫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落实民族、宗教、知识分子等政策，许多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的各族专家学者得到解放，重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近十几年来，中国藏学事业迅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藏学研究机构
1949年后，中国政府为了促进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加强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就在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市自治区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政府部门组建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1978年后，国家投入更多力量，充实了原有的藏学研究队伍，还创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目前，这类研究机构共有50余家。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是西藏最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该院从1978年起开始筹建，于1985年8月5日正式成立。目前，该院下属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语言文字研究所、资料情报研究所，以及藏文古籍出版社、《西藏研究》杂志社等机构。该院现在科研人员100多人，先后承担了近百项课题的研究任务，其中许多是国家或自治区的重点项目。西藏民族学院，是在西藏公学的基础上于1965年创建的，校址在陕西省咸阳市。它是西藏自治区最早建立的一所以文科为主的高等学校，现有教职工约600人。几十年来，西藏民族学院除为西藏自治区培养了上万名各级各类专业人才外，还开展了以藏学研究为中心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西藏大学校址在拉萨，1985年正式成立，是目前区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现有教师30O余人。该校除为西藏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外，也在许多专业领域开展藏学研究。
除上述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外，西藏自治区还建立了数量更多的、单科性的藏学专业研究机构，如西藏自治区教育科技委员会民族教育研究所、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艺术研究所、自治区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医学科学研究所、自治区《拉萨尔王传》抢救工作办公室、拉萨市志办公室、自治区和拉萨市两级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治区档案馆和考古队等。此外，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些职能业务部门以及西藏农牧学院等，也普遍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为了适应西藏经济建没的需要，自治区还建立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下设农牧业经济研究室、财政金融研究室、经济信息研究室、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社会发展咨洵研究室等业务部门。该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在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为加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出谋划策。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以人才密集、资料丰富、信息快捷著称，具有发展藏学的许多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便开始建立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经过40多年的发展调整，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语研究组、藏族史研究组和藏族农奴制研究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和全国“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导小组；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和民族语言一系（蒙、藏、朝文系）；北京图书馆兄弟民族部藏文组；北京民族图书馆藏文部等。这些机构荟萃了许多著名的藏学专家，有许多影响重大的科研成果问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心下设历史宗教所、经济文化所、文献所（包括图书馆）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包括《中国藏学》杂志社)等机构，共130余人。中心成立以来，不但承担了若干重大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而且担负起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被视为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自1986年以来，国家先后投资数千万元用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没。到1995年底，设施齐全、功能先进、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大楼屹立在北京北郊亚运村东侧。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分布有一定数量藏族人口的四川、青海、廿肃、云南等省也建立了一批藏学研究机构。其中较著名的有：四川藏学研究所、四川藏学书院、四川外语学院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学研究室、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学研究室、民族研究室和民族语言研究所藏语研究室、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青海省文联《格萨尔史诗》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藏学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科研人员从本省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自身优势，取得了许多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推动所在省区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介绍的藏学研究机构外，在中国的不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中也有不少研究室、课题组或个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
中国的藏学研究队伍
在旧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研究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振兴藏学，着手把瓢零星散的各族藏学专家吸收、聘任、选调到藏学研究机构中来，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中国政府于1951年6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央民族学院。学院没置的第一个专门就是藏语文专业。当时，从全国各大学抽调了一批有力的青年人入校培训，新中国藏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工作就此迈开了第一步。这些青年学生在老一代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大多成为藏学研究、教学、编译、出版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古藏文研究班，延聘藏族名师授课，进行藏学的语文、历史、宗教、哲学、医学、天文等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从这个研究班毕业的学生很多成为高级藏学人才。与此同时，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高等学府在培养藏学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1978年以后，全国有近百名藏学研究生学成毕业，其中半数以上是藏族。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本科生、专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源源不断地回入到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这些中青年学者不囿旧说，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中国藏学研究进入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
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科学工作者才开始对西藏进行有计划的文物考察。
1959年西藏开始创设文物管理机构。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60年代初期，西藏文物工作者分赴各地，调查、征集到数万件失散文物，其中有举世罕见的贝叶经有西藏绘画艺术的瑰宝珍珠唐卡，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宗教器具。关于贝叶经的普查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贝叶经是一种用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书，源自印度，因不易保存，现存世品极少。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至今仍保存有不少贝叶经，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贝叶经的搜集、整理、研究，对研究佛教和古代南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查发现的文物中还有元明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匾额，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拉萨等地修建的石碑，以及乾隆皇帝颁赐的、确定达赖转世灵童身份的抽签用的金本巴瓶等，还有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和地方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这些文物不可辩驳地说明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中央政府从很久以来一直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
从60年代初开始，文物管理部门还对西藏全区的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古石碑、摩崖石刻等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全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目前，西藏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昭寺、布达拉宫、甘丹寺、萨迦寺、扎什伦布寺、昌珠寺、藏王墓、古格王国遗址、哲蚌寺、色拉寺、贸布林卡、夏鲁寺、江孜宗山抗英遗址共13处，还有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1处。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大批存款和稀有、珍贵材料，用于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和修缮。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全面维修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由国务委员李铁映任维修工程小组组长，计划拨款350O万元(约合402.3美元)，至1992年又追加到530O万元(约合609.2万美元)。这项举世瞩目的维修工程耗资之大，在中国古建筑维修工程史上是创纪录的。1994年8月，布达拉宫维修工程胜利竣工。
截至80年代末，西藏考古工作者在全区共发现旧石器地点5处，细石器地点30余处，新石器地点和遗址20余处。此外，在山南、那曲、拉萨等地发现吐蕃时期古墓葬群20余处，墓葬约2000座。1978年至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卡若遗址，实物遗存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预示着西藏高原考古挖掘的广阔前景。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拉萨北部曲贡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证明，这是继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又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
藏族历史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50年代，藏汉族文化艺术工作者就开始这方面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结集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等。
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藏族有古老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多彩，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学继承、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泛流传在民间的音乐、舞蹈、藏戏、民歌、民谣、格言、寓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截止到1992年底，全自治区共整理出上亿字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本，已经和将要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集成》、《西藏歌谣集成》、《西藏谚语集成》、《西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戏曲志》、《西藏曲艺志》等大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丛书，全面有效地抢救保护了民族文化遗产。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讲的是以格萨尔王为首的一群英雄同人民一道，英勇机智地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战争、生产、生活、民族、宗教、道德、爰情、家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古代藏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长期以来，《格萨尔王传》主要以芝人口头说唱的方式流传，有失传湮没的危险。因此，从50年代起，国家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组织力量进行这部史诗的抢救工作。1978年以后，《格萨尔王传》被列为“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这部史诗流传的省区均建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相互配合，共同开展《格萨尔王传》的挖掘、收集、录音、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并举办学术研讨会、民间艺人演唱会等活动。仅西藏自治区一地，以1978年起的10年里，就通过普查收集到不同目录的说唱版本180多个，收集到木刻本、手抄本、油印本55种共83部；整理出的目录，有首部7部、18大宗、149小宗，共174部；录制艺人口共头说唱录音70部，磁带3000多盘；并发现民间传说的格萨尔遗址多处，“格萨尔实物”11件，格萨尔民间传说30多条。预计能整理出80部书，共约100万诗行，1500万字。目前已经出版了20余部书。此外，集中反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格萨尔研究成果的《格萨尔集成》最近已出版问世。
藏学古籍文献出版事业
中国各民族文字的藏学古籍文献浩如烟海，难以计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有些学者曾设想系统地整理藏学古籍文献，并为此进行了努力，终因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如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央和地方各有关研究机构、出版部门花了很大气力进行藏学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出版工作。据统汁，截至80年代末，全国各地公开出版的藏文古籍200余种，累计达上百万册。其中既有《青史》、《红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朗氏宗谱》、《萨迦世系史》等一批历史名著，也有宗教、文学、诗歌、文艺理论、语法等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四部医典》、《历算派典》等科技文献也整理出版。
经过藏、汉等各民族学者的亲密合作与共同努力，藏、汉文藏学古籍的互译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各类藏、汉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意义重大。它不但为今人研究藏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为揭穿“西藏独立”的阴谋，维护祖国统一，拿出了确凿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保护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关人士为此专门撰文评说道，在旧西藏，许多珍贵著作仅有一两部手写本，即使印制木刻版，其流传范围也十分狭小。近代西藏地方政府，则将历史文献封存于秘密暗房，普通人难以自由浏览翻阅。数百年来被禁锢、埋没、鲜为人知的藏文典籍，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第一次有了各神装帧精美的铅印本，得以广泛出版发行，重新回到藏族人民手中。
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前面曾经说过，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藏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但是，现代的、科学意义的藏学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确立的。新中国藏学与传统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首先，新中国的藏学工作者是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方法分析、研究藏族及其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把藏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藏学界的专家学者撰写并出版的各类学术专著数以百汁，蔚为大现。《西藏通史》、《藏族简史》、《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蒙藏关系史略》、《清政府与喇嘛教》、《达赖喇嘛传》、《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西藏革命史》、《西藏封建农奴制形态》、《西藏宗教史》、《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族文学史》、《藏语简志》、《汉藏语言概论》、《当代中国的西藏》、《西藏：非典型二元化结构下的发展改革》等著作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藏学研究有关领域的问题。此外，还有几十种词典、书目等工具书问世。其中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已故张怡逊教授主编，有近六十位藏学专家参加编写的《藏汉大辞典》。这部辞典藏汉语双解，收词目5.3万余条，300多万字，是国内外收词目最多、部头最大、有很高学术份值和使用价值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藏汉大辞典》出版后，受到国内外藏学界一致好评，被誉为“藏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国内外学术交流
为了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各藏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每年都要举行几次规模不等的藏学学术会议，经常举办各种专题的讲座、研讨班、进修班，互派访问学者，并就若干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
1980年以来，中国藏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凡是国外举行的国际性藏学会议，几乎都有中国藏学家参加；中国藏学家还经常应邀到国外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合作研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藏学家来到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功。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就接待了几百人次的外国学者和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国外进修生、留学生来华学习深造。近年来，中国藏学界在北京、拉萨等地召开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蒙古、捷克、前苏联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藏学家应邀到会。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中国的一些藏学研究机构还与国外学术机构签订了合作和交流的协议，使国际学术交流正规化、经常化。通过上述活动，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将会在更为宽广的领域持续、顺利地发展下去。
美国·藏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TheDepartmentofSanskritandIndianStudies)1872年，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JamesB．Greenough)把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列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CharlesR．Lanman)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一伊朗语言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SanskritReader-)，该书至今仍然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哈佛东方学丛书》(HarvardOrientalSeries)编纂出版。1902年，印度一伊朗语言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哈佛大学将原有的“印度语言学系”更名为“梵文印度学系”，增设藏文课程，包括精读《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以及萨迦班智达的《正理藏论》等教学内容。该系现任主任为范德康(LeonardW．J．vanderKuijp)。
克纳斯(JohnKennethKnaus)是该中心客座研究员。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后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现已退休。其代表作为《冷战的孤儿》(OrphansoftheColdWar)，此书在美国有较大影响，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他还在《哈佛亚洲季刊》(HarvardAsiaQuar—terlgSummer2000)上发表了《不确定的联盟：美国政府与西藏》(AnUncertainAlly：TheUSGovern—mentandTibet)。克纳斯还于1999年3月也就是在《冷战的孤儿》出版前一个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表了《美国对西藏的外交政策》(AmericanForeignPolicytoTibet)的演讲。
哈佛一燕京学社(TheHarvard—YenchingInstituteforChineseStudies)是美国一非盈利的基金组织，创建于1928年。旨在资助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高等院校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及发展。自从由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杜维明接管后，开始涉足藏学。先后邀请中国藏学专家作为访问学者，开展藏学研究。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
建于1754年。该校宗教学系和东亚语言和文化所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赫赫有名。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宗教系的罗伯特·瑟曼教授、东亚语言和文化所的塔特尔教授、罗伯特．巴那特博士。罗伯特·瑟曼(RobertThurman)为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专家。1960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1962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曾在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卡尔梅克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并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新泽西州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传佛教。他是当时西方第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瑟曼教授还俗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运用传统的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文献和手稿，工作重点在印度和西藏的哲学研究，尤其对宗喀巴和格鲁派研究情有独钟。瑟曼教授除了研修藏传佛教外，还向美国公众阐释藏传佛教。他的关于藏传佛教的通俗书籍、谈论和在电视中的出现使他在整个美国出名，1997年被美国《时代》(Time)杂志列为全美25位有影响人之一。在美国也有一些学者批评他使宗教过于单一化，而且对于西藏和西藏的文明的看法过于传奇化和浪漫化。他在西藏问题方面与我国政府持敌对态度。
葛瑞·塔特尔(GrayTuttle)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他是西方第一位现代西藏研究的终生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研究现代西藏历史的学家，出版了《现代中国进程中的西藏僧侣》(TibetanBuddhistsinthemakingofmodernChina)是一本有关中国人对于20世纪早期西藏佛教的观点的书籍。
罗伯特．巴那特博士(RobertBarnett)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及讲师。出生在伦敦，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是研究20世纪西藏历史和政治及当代文化的专家。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参与“现代西藏研究”项目和研究。这类项目研究在西方尚属首次。他在东亚语言和文化所以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校工作，开设“现代西藏之理解”(UnderstandingModernTibet)课程，目前正开展当代西藏的文化如电影和电视等的研究。还与弗吉尼亚大学合作进行双向培训规划：在西藏大学为外国学生建立一年一度的夏季培训计划(暑期藏语文学习班--学习和考察)，为西藏的若干学者和教师在弗吉尼亚大学进行培训。从1987到1998年他曾在伦敦西藏信息网工作。已出版的藏学著作有《西藏的领导者名录》(LeadersinTibet:ADirectory)、《一支毒箭：十世班禅喇嘛的秘密请愿》(APoisonedArrow：TheSecretPetitionofthel0thPanchenLama)、《斩断蛇头》(CuttingOfftheSerpent'sHead)和《西藏的抵抗与改革》(ResistanceandReforminTibet)等。
弗舌尼亚大学
1819年创立。其藏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Hopkins)和大卫·杰玛诺(DavidGermano)。该校与西藏大学合作开办暑期藏文学习班，他们先后多次邀请了西藏大学和西藏社科院的老师和学者在图书馆进行培训。
杰弗里．霍布金斯(JeffreyHopkins)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著名教授，并且是该校宗教学系的创始人，美国著名的藏传佛学家。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拜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传佛教。他主要是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典籍进行翻译和研究。2004年退休。
密歇根大学
建于1817年，是美国最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唐纳德·洛佩兹(DonaldS．Lopez，Jr．)是该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他主编出版了《佛教实践》(BuddhisminPractice)、《印度佛教实践》(BuddhismofIndiainPractice)、《中国佛教实践》(BuddhismofChinainPractice)、《西藏佛教实践》(BuddhismofTibetinPractice)等书。他撰写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ofShangr—La，TibetanBuddhismandtheWest)一书，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识，纠正了很多西方人士对于西藏佛教用语的误用。他最近开始着手研究20世纪西藏宗教的作者和哲学家，特别是对根敦群培的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
成立于1800年，是美国国立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量达l亿2千多万册，包括470种文字的图书。该馆亚洲部中文分部的中文藏书量在西方国家排名第一，中文书籍达48万册，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之一。中文分部还藏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有200多种藏文木版印刷品，400多种满文资料和3000种云南纳西族东巴文资料。迄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仍在不断地从中国内地、台湾和港澳地区搜集购进大批量的书籍、期刊、报纸，以充实其书库。该馆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理、医学、乐谱、占星术等诸多领域。
20世纪60年代，金·史密斯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项目，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收集了4000多卷翻印的藏文文献。这些资料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18所大学最早收藏的藏文文献，奠定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基础。
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
金·史密斯(EllisGeneSmith，1936-)是美国纽约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ibetanBuddhistResourceCenter)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藏文文献专家。美国哈佛大学荣誉讲师、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藏传佛教专业副研究员、美国智能出版社编审。1959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区域研究学士学位；1960年至1964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蒙古语和藏语。1964年，获博士学位；1964年一1966年，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梵文，之后到印度从事藏语的研究和田野工作；1966年一1968年，金·史斯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资助，在印度和尼泊尔从事田野研究工作。
1968年2月，金·史密斯作为一名藏文专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任藏语和印地语顾问。由此他开始通过美国国会图书(PublicLaw480)项目在印度、尼泊尔、不丹购买翻印的藏文文献资料。该项目历时20多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18所大学以及美国部分公立图馆各买了4000至5000卷藏文文献。1974年8月至1985年9月他曾先后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海外项目主任助理、美国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主任等职。1985年9月至1994年7月，调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雅加达办公室主任；1994年7月至1996年12月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开罗办公室主任。40年来，金·史密斯已发表40多篇有关藏文文献研究的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即1969年出版的《华盛顿大学藏文文献目录》(UniversityofWashingtonTibetanCatalogue)，2001年出版的专著《藏文文献——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与文学》(AmongTibetanTexts：HistoryandLiteratureoftheHimalayanPlateau)。
在40多年的藏学研究中，金·史密斯为无数藏学研究者提供资料、解答疑难、指导研究方向。其创建的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因他收藏的珍贵藏文文献以及他的名声而成为纽约藏学研究的机构之一，不少藏学家专程从美国各地甚至从国外来到纽约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查询资料、请教金·史密斯。
喇孜——当代藏文化图书馆
喇孜——当代藏文化图书馆是美国利众基金会的项目之一。该馆地址设在纽约，藏有1万多本书和1万多份报刊和杂志。现有4名工作人员，白马奔(PemaBhum)是主任，他曾在印地安纳大学教授语言和文化课程，目前在研究现代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丹增诺布(TenzinNorbu)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藏语讲师，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音乐颇感兴趣。索朗达杰(SonamDhargay)持有印地安纳大学颁发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硕士学位，致力于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藏文化中。李·克里斯帝娜(KristinaDy—Liacco)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了藏文化方面的研究生课程，获有图书馆和信息研究硕士学位。她还从事云南纳西族文化中的藏族文化研究。图书馆的宗旨是“提供一个进行公开资讯和研究藏文化的场所”。目前该图书馆影响广，吸引了不少对藏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图书馆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搜集和提供多语种书籍档案、多媒体资料以及其他科研资料。
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
其他涉藏研究机构及藏学研究人员
除了上述涉藏研究机构及其从事藏学研究的主要人员以外，还有几位在藏学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美国学者。
凯普斯坦(MatthewKapstein)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Chicago)宗教研究的教授，兼法国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院(ecolePratiquedesHautesetudes)藏传佛教研究室的主任。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梵文学位、布朗大学哲学学位。他精通梵语和藏语，研究领域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历史和教义，重点是宗教在西藏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近作有《佛教的西藏同化》(AnAssimilationofTibetanBuddhism)，与戈尔斯坦合作主编《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inCon-temporaryTibet：ReligiousRevivalandCulturalIdentity)。
乔治B．J．德莱弗斯(GeorgesB．J．Dreyfus)是威廉斯学院(WilliamsCollege，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宗教系的教授。他在印度的西藏佛学院学习了15年，是第一个获得格西头衔的西方人。他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第一本专著是《认识本真之在：法称哲学思想及其在藏地的译介》(RecognizingReality：Dharmakirti'sPhilosophyandItsTibetanInterpretations，Albany，1997)；还著有一本关于《中观论》(MadhyamakaPhilosophy)研究的著作；与萨拉．玛克利托克(SaraMcClintock)合作编辑《自续派和应成派的区别》(TheSvatantrika—prasangikaDistinctionBoston，2003)。他近来著有《击掌之声》(ThesoundsoftwohandsClapping，Berkeley，2003)，以一种自传体的形式论述了西藏寺院僧人特殊的教育方式。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为佛教哲学、经院哲学、僧院制度、保护神祭仪、民族特性和同一性。
日本：藏学研究机构及出版物
日本的藏学研究正式起步于20世纪初，它是伴随着日本学者对印度学及佛教的研究兴起的。20世纪初，在日本佛教团体海外扩教的大背景下，一些日本僧人以搜寻佛教原典为主要目的，以各种方式相继进入西藏，开始研习藏传佛教。他们回国时，又将大量的西藏文献携归日本，这不仅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藏文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奠定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日本西藏学会的成立，便标志着日本藏学体系的正式创立，随后其藏学研究在纵深各方面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藏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藏学研究机构
（一）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ToyoBunko）位于东京文京区，是1917年由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久弥于收购当时中华民国总统顾问、澳大利亚人莫礼逊（GeorgeErnesMorrison；1862—1920）特藏的二万五千余种东方学图书（即著名的莫礼森文库）而创立的专门研究东方学的图书机构。
尽管在莫礼逊所收藏的图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很完备，但关于亚洲其它地区的书籍极不充足，于是购进莫礼逊文库的岩崎先生，便把收集的范围扩大到亚洲全境，而且并不只限于收集欧洲文字的书籍，汉文以及将成为研究基础的当地各语种的书籍，也列入他收集的范围内。1924年11月在现今的所在地建立了财团法人的东洋文库，除了图书部外，还设立了研究部，使该文库既有图书馆的功能，有具备了研究所的性质。此后，东洋文库通过收集图书、出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普及东方学的知识等活动，不仅对日本也对世界的东方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3年4月，东洋文库对以往的研究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利用传统的方法进一步充实亚洲地区的研究外，用现代史的新视角展开对广域亚洲的研究。在新的5个研究部11个研究班的体制下，确定特定的研究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现在有超域研究部：下设当代中国研究班、当代伊斯兰（穆斯林）研究班；东亚研究部：下设前近代（古代）中国研究班、近代中国研究班、东亚研究班、东北亚研究班、日本研究班；内陆亚洲研究部：下设中亚研究班、西藏研究班；印度、东南亚研究部：下设印度研究班、东南亚研究班；西亚研究部：西亚研究班。
东洋文库的每个研究委员会都有许多著名的专家，成员从几人到数十人不等。日本著名的藏学专家都担任过西藏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如石滨纯太郎、多田等观、北村甫、山口瑞鳯、中根千枝、上山大峻、金子良太、立川武藏、川崎信定、小川一乘、长野泰彦、福田洋一等。1940年，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年届75岁高龄的河口慧海，把自己收藏的藏、梵文经典及文献等捐献给了东洋文库，随即在该文库内设立了河口（慧海）研究室，他在这里从事了一段编辑藏文辞典的工作。196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三名西藏人：索南嘉错（又名祖南洋，Bsodnamesrgyamtsho）、凯尊桑波（Mkhasbtsunbzappo）和泽仁卓玛（Tserinsgrolma）参加了东洋文库西藏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他们的加入不仅对东洋文库的藏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整个日本的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根千枝、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西天龙雄担任东洋文库理事。东洋文库的主要出版物有：《东洋学报》，1921年创刊，系季刊，每年四期，已有85年的历史；《东洋文库英文纪要》，1926年创刊，年刊，每年一期；《东洋文库论丛》，1924年创刊，截至2003年出版62期；《东洋文库丛刊》，1919年创刊，截至2003年已刊行28期；《东洋文库年报》，每年一期。此外，各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每年也刊行数册。
最近，东洋文库西藏研究班正在组织实施题为“西藏藏外文献志书研究”的重大合作研究项目。该课题负责人由当代著名藏学家、东洋大学教授川崎信定担任，具体分工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口瑞鳯担当历史部分；大正大学校长松涛诚达担当宗教文献部分；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立川武藏担当密教图像部分；京都大学教授御牧克吉担当佛教珍本部分；东洋文库研究员星实千代担当民间文学部分；大谷大学教授福田洋一担当佛教高僧全集部分。该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把东洋文库所藏所有藏文藏外文献的解题目录做成数据库资料。同时对藏传佛教的基本典籍《土观＜一切宗义书＞》（印度佛教编）进行校订、收集语汇及数据化等。
（二）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
位于京都的大谷大学是日本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派）创办的大学，起源于1665年（宽文5年）东本愿寺末寺子弟的修学道场“学寮”，迄今已有300余年的办学历史。1896年曾称“真宗大学”，1901年始采取文科大学的体制。1922年改称“大谷大学”。现包括短期大学、大学院等。所授课程有真宗学科、佛教学科、哲学科、史学科、社会学科，并设“大谷大学佛教史学会”、“大谷大学佛教学会”等，会长由校长兼任，着重进行真宗学、佛教学、佛教史学及哲学、文学的研究。
该校是一所具有藏学研究传统的私立大学。日本藏学的开拓者如小栗栖香顶、能海宽、寺本婉雅等人都系属于这个佛教教派。1900年，佛学家川上贞信在该大学开始教授藏语。主攻西藏宗教、文化的著名藏学家芳村修基、壬生台舜、山口益等曾担任该校教授。迄至今天，大谷大学仍然是日本重要的藏学研究基地之一。该大学图书馆除收藏有北京版和纳塘版两种《大藏经》外，还收藏有其它藏文文献约3700种。据介绍，这些藏文文献是能海宽、寺本婉雅等人收集来的，其中不乏善本、珍本。
现在该校藏学研究的主要部门是“真宗综合文化研究所”。该研究所以研究西藏文献、藏传佛教为主。所内附设有一个西藏文献研究班，其目的主要是整理和研究并介绍该校所藏的藏文文献。目前西藏文献研究班的主要成员有小谷信千代教授（兼主任）、白馆戒云教授（藏族，藏文名Tshulkhrimsskalbzang）、福田洋一教授、三宅伸一郎讲师等11名。最近的主要研究项目是：《藏外藏语文献研究》（制作检索数据库）、《巴厘语文献研究》（研究整理大谷大学藏巴厘语贝叶文献）、《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网上检索目录》、《北京版大藏经所收原文·版本·数据》、《藏外藏语文献文本·数据》等。该研究所的刊物是《真宗综合研究所纪要》，系年刊。《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时有藏学论文刊载。该校还开设有藏传佛教课程。
（三）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该馆的出版物《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1975年创刊）、《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1982年创刊）是馆内外学者发表民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刊物。英文刊物有SenriEthnologicalStudies（1978年创刊）和SenriEthnologicalReports（1995年创刊）。在上述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篇幅较长的藏学论文。
该馆的长野泰彦、立川武藏两位教授均是日本著名的藏学专家，其中前者以研究嘉绒藏语及苯教见长，后者以研究藏传佛教宗义及佛教造像艺术出名。1999年8月，由长野泰彦主持，召开了题为“苯教文化研究的新的地平线”的国际性学术会议。
（四）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是日本藏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但是它没有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其藏学研究主要分散在该校的东洋文化研究所（1941年成立）、文学部印度哲学佛教学研究室等部门。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中根千枝教授曾担任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另外该研究所图书馆有丰富的汉籍藏书。该校的文学部印度哲学佛教学研究室，以研究西藏、敦煌的佛教文献为主，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设在该研究室。该校的山口瑞鳯教授以研究吐蕃社会历史及敦煌佛教文献见长，他取得的藏学成果相当丰硕，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藏学家，现已退休。现在，在该校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有平野聪副教授（西藏政治史专攻）、田中公明讲师（专攻藏传佛教、佛教艺术）等。
（五）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的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39年，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活动的主要部门。它有一个藏量丰富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人文科学研究所分三个部：日本部、西方部和东方部。东方部的敦煌学研究组主要由藏学家藤枝晃、竺沙雅章等负责，此中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著名藏学家长尾雅人、西天龙雄、佐藤长等都曾是这里的教授。随着这些藏学大师相继退休离任，现今在京都大学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不多，现仅有御牧克吉（主攻西藏佛教文献）、池天巧（主攻藏语文）两位。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机关刊物《东方学报》，每年一册。该刊亦经常刊载藏学方面的论著，如藤枝晃《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第31册，1961年，199—292页。）
（六）东北大学
（七）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八）大正大学
设在东京的大正大学，系日本净土宗、天台宗、真言宗丰山派、真言宗智山派三宗四派联合创办的大学。因建于1926年的大正年间，故称大正大学。该校也是以佛教学科见长的私立大学。该校的佛教学部佛教学科包括佛教学、梵文学、天台学、真言学和净土教学；文学部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学科，设西洋哲学、宗教学、日本史、东洋史、英美文学、日本文学、社会学、社会福利课程。两学部出版的学术刊物有《大正大学研究纪要》、《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丛》。研究机关是综合佛教研究所，发表《研究年报》。
大正大学的藏学研究主要表现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上。该校有不少教师在不同程度上都从事藏学研究。1997年是大正大学建校70周年。作为建校7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举行了以“西藏所藏佛教文献调查”的大型学术调查项目。该项目以调查西藏地区所藏的以梵文写本为主的佛教文献。该项目分几个阶段完成：1997年7月22日～7月31日为第一阶段，主要调查了拉萨罗布林卡所藏的佛教文献。参加这次调查的有：校长助理多田孝正、综合佛教研究所所长松涛诚达。吉田宏晢教授等16名研究人员。1999年7月25日～8月6日为第二阶段，主要调查了布达拉宫所藏的佛教文献。参加这次调查的有大正大学常任理事西效良光、松涛诚达等12名研究人员。在第二次调查中，发现了《维摩经》的梵文写本。
（九）龙谷大学
设在京都的龙谷大学是由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创办的大学，最早始于1639年西本愿寺内的“学寮”。1875年正式成为本派的宗立学校。1922年发展为综合大学规模，称“龙谷大学”。设文学部，包括佛教、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佛教学科除教授真宗学外，还有唯识、华严、天台等教学。战后增设了经济学部、经营学部、法学部及短期大学。
龙谷大学的藏学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其所属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及佛教文学研究所。佛教文化研究所建于1961年，包括西域文化研究会、佛典翻译研究会、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着重进行佛教文化及有关领域的综合研究，主要项目有日本的近世佛教、中国佛教史籍、敦煌经本及净土经论的研究。其成果刊登在《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年刊）上。佛教文学研究所于每年召开“佛教文学研究会大会”。1974年度大会决定，真宗东西两派统一举行学术活动。1976年龙谷大学早期的学术集刊《六条学报》（全卷又称《龙谷学报》、《龙谷大学论丛》）由东京第一书房重新出版。该刊物于1899年创刊，至1921年共发行241期，是早年著名佛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杂志。
2002年9月，作为纪念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主持的“大谷探险队”100周年的一项活动，该校与广岛市立大学合作，在该校的历史性建筑清和馆内召开了“关于西藏的文化与艺术及现在和未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日本著名藏学家、龙谷大学校长上山大峻教授做了“日本藏学一百年”的学术讲演。配合这次学术研讨会，该校还举办了龙谷大学藏青木文教资料、能海宽西藏资料的展览会。
日本的藏学研究学会
（一）日本西藏学会
该学会成立于1953年，其目的是进行有关西藏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藏学的学术团体之一。第一任会长是著名东洋史专家、藏学家石滨纯太郎（1888—1968）。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并出版机关刊物《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简称《JATIS》），该刊是日本唯一的藏学专门刊物，截至2004年底已发行共50期，撰稿者均为该学会的会员。刊载的一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04年11月6日，日本西藏学会在立正大学召开了第52届学术大会。
该学会刚刚成立时，其秘书处设在大阪的关西大学，以后又挂靠到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库等学术机构。从2004年开始，日本西藏学会秘书处移至京都市北区小山上総町大谷大学真宗総合研究所内，现任会长是大谷大学校长、佛学家小川一乘教授。
（二）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
日本的藏学研究比较集中在上述研究机关和学会外，目前也有一批藏学研究者分散在其他各类大学或机构，如早稻田大学有专攻西藏历史及宗教的石滨裕美子副教授、大阪大学有专攻中亚史及西藏史的森安孝夫教授、大阪市立大学有专攻喜马拉雅地区藏族文化的著名人类学家川喜田二郎教授、东京工业大学有专攻尼泊尔及河口慧海研究的人类学家高山龙三教授、京都的佛教大学有专攻藏传佛教及西藏艺术的小野田俊藏教授、神户外国语大学有专攻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武内绍人教授、私立高野山大学有专攻藏传佛教及佛教图像学的奥山直司教授、横滨市立大学有专攻蒙藏关系史的乙坂智子副教授、滋贺县立大学有以藏区为田野的文化人类学者棚濑慈郎副教授等。
除以上介绍的刊物外，以下一些刊物也经常刊载藏学论文，如日本东洋史研究会机关刊物《东洋史研究》、日本东方学研究会机关刊物《东方学》及《东方》、中央欧亚学研究会发行的《内陆亚洲语言研究》、内陆亚洲史学会发行的《内陆亚洲史研究》、京都佛教大学鹰陵史学会机关刊物《鹰陵史学》、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的《史滴》、成天山新胜寺的《成天山佛教研究所纪要》、日本高野山大学密教研究所之《密教研究》等。日本各个大学的研究纪要上也有一些藏学论文发表。
苏俄：藏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二、德裔俄国藏学家俄国早期藏学家多为德裔人，较有成就的当推施密特(1779—1847)。他是俄国科学院的院士，其藏语知识是从布里亚特喇嘛中学来的。他用藏文著名史籍《王统世系明鉴》的卡尔梅克文译本来研究蒙古史。其成就主要在藏语方面，他的《藏文的首音》(1832年版)较早地分析了藏文基字与前加、上加字的关系。他还编制了《甘珠尔》索引(1845年版)。他的《藏语语法》(圣彼得堡、1839)及《藏－俄字典》(圣彼得堡、1843年版)是俄国藏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藏语语法和字典的出现为俄国藏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到西藏去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这是当时俄国所谓“探险家”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是产生这种欲望的土壤。俄国藏学史进入了探险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l888)，1879年他首次入藏，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进藏。他很快到了离拉萨仅160英里的地方，因遭当地人民反对，只好败兴而归。他的许多游记曾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普氏最后死于赴藏途中。其后彼夫佐夫(1843—1962)肩负起了所谓西藏“探险队”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1896年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险集》(圣彼得堡)记载了“探险队”1889—1890年的考察成果。罗博罗夫斯基(1856－1910)曾以动植物学家的身份随普氏和彼氏多次入藏。俄国的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国参谋本部的重视。科兹洛夫(1863－935)是俄国西藏“考察队”的殿军，他曾多次入藏，其《蒙古与康》(1907年版)、《蒙古与安多》(1923年版)、《蒙古与西藏》(1913年版)、《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年版)等著作反映了作者试图将西藏的两个文化区“安多”与“康”，以及蒙古、达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