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继英国之后欧洲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二大中心。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池努奇博物馆和枫丹白露博物馆均收藏大量中国文物,仅卢浮宫博物馆曾收藏的中国文物就多达3万件以上。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让这里变成一处世界级的敦煌文物宝库。但是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同，你并不能在卢浮宫看到这些文物，它早就把珍藏的中国文物与神秘的敦煌艺术移交给巴黎的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法国著名考古家伯希和在敦煌和新疆等地所收集的绘画、雕刻、木版画、青铜玉器、饰品等均存放在该馆。
一、发展历史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在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的宏伟规划诞生的。最初旨意为展示埃及古罗马希腊及亚洲国家的宗教。多次埃及希腊之行，加上1876年途经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环球旅游，他得以收藏大量的艺术品，并从1879年起在里昂展出。
1927年，吉美博物馆归属法国博物馆总部，因而接纳了一大批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考察探险时获得的艺术品。后来，博物馆又先后收到印度支那博物馆的原件真品和法国赴阿富汗考察队提供的出土文物。同时，时任馆长的约瑟夫·赫金完成了馆内中庭加顶工程，使得部分高棉收藏品得以展出。吉美博物馆遂以其泛印度文化圈丰富的艺术收藏而树立名望。
1945年起，法国国有博物馆收藏大规模重新组合。吉美博物馆将其埃及部分转让给卢浮宫，后者则把亚洲艺术部分作为回赠。吉美博物馆因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一）弗雷（HenriNicolasFrey）
2005年5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幅《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以23600000港元成交，由苏富比公司证明来自弗雷家族。
2001年9月，巴黎一家名为Poulain&LeFur的拍卖公司举行过一场中国艺术品拍卖，其中重要物品均来自弗雷家族。拍卖会上，康熙御十二组玺和一方乾隆“太上皇帝之宝”玺印，最后以数百万法郎的价格被一位华人买家收入囊中。“这也是华人买家较早在海外拍卖会上显露出以高价回购流失文物的姿态。”巴黎索邦大学法国东方艺术研究院梁琏回忆说，那次拍卖规模不算大，但带来了海外中国宫廷艺术品市场在以后数年里的一连串价格反应，似乎自此，中国皇家御制艺术品开始受到令人吃惊的追捧。当年的十二组玺印仅仅在两年以后，就以1980万港币的高价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成交。与此同时，弗雷家族收藏的其余几件清代宫廷绘画，也纷纷以不菲的价格在各地落槌。
弗雷从1925年—1931年分多次将其所藏中国艺术品，捐赠给法国政府，最初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至1945年移交给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即吉美博物馆。其中包括：乾隆皇帝油画肖像二幅、皇妃油画肖像二幅、郎世宁绘《哈萨克贡马图》、《康熙南巡图》（第二卷）、《木兰图》（四卷）等重要藏品。
除捐赠博物馆的部分外，弗雷家族后人也陆续将一些藏品转而售出。《嘉妃半身像》于2001年9月23日在巴黎拍卖时被法国Dole博物馆运用优先权购藏。《纯惠皇贵妃朝服像》被一亚洲买家拍得，并于2003年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中，虽高价溜标，但最终以近两千万港元议价成交。《乾隆南巡图·第一卷》以1200万法朗左右成交，《乾隆南巡图·第七卷》残卷也以900万法朗成交。康熙御用《佩文斋12玺》以650万法朗成交，很快又在香港2003佳士得春季拍卖中以1980万港元成交；乾隆御用《太上皇帝之宝》玺也拍至460万法朗（此印200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更以近900万港元成交）。
（二）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
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在汉学方面极富天赋。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1899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右）用500两银子从王圆箓（左）那里换取了大约7000件文物，包括珍贵的经卷、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于1909年运往巴黎。其中的绘画220卷、木雕20余件，就被收藏在吉美博物馆中。
伯希和拍下的当时的敦煌莫高窟
1906年，伯希和考察团乘火车经俄罗斯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最初计划前往敦煌拍摄洞窟，并没有听说有藏经洞之事。当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敦煌藏经洞，于是直奔敦煌，一路不停，星夜兼程。
莫高窟的九层楼还只是五层楼
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便开始了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对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
莫高窟第249窟、250窟、251窟外景
伯希和对洞窟内容和题记等文字资料进行记录，后分别以《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与《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多卷本出版，成了今天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资料。
1908年，伯希和探险队在莫高窟
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他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所以他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
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这是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的外国人。
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伯希和在惊呆之余，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另外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最终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许多都是无价之宝。王道士答应卖出的另一个条件是要伯希和一行严守秘密，他们的谈判也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伯希和在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之后，就让同行带着文物箱子通过海运回国，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箱子手稿前往北京。他知道写本尚在途中，这次来京，对莫高窟写本之事守口如瓶。
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买好中国学者，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
由于伯希和等法国学者先声夺人，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对敦煌文献中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
（三）卢芹斋
卢芹斋（C.T.Loo,1880-1957），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二十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吉美博物馆从卢芹斋手中得到中国艺术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购买：在巴黎的一次拍卖中，卢芹斋一次就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吉美是其中的买家。二是捐赠：“二战”期间，卢芹斋避难美国，他在巴黎费尽周折修建的备受瞩目的、收藏有大量精美中国文物的红楼，被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免遭战火的洗劫。因此，为表感谢，“捐赠”一些藏品是“理所应当”。
据中国古董界人士介绍，流失于海外的中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的，其中以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最为著名，它们大约在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被卢芹斋以12.5万美元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卢芹斋将昭陵六骏石刻全部打碎准备偷运出国，幸而其中四骏被北洋政府查获，但“飒露紫”与“拳毛騧”被其偷运出国，卖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虽经中国政府多次讨要，仍未成功，唐太宗昭陵六骏天各一方，令国人唏嘘。
提起卢芹斋，中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几乎无人不晓。卢芹斋一生，从古董学童到国际文物市场的幕后操盘手，几乎一半以上流失海外的艺术品都和他有关，多数西方博物馆、大藏家，都是他的客人。他用出书、办沙龙等各种手段推销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认识到中国除了瓷器还有玉器、青铜器。卢芹斋一生走私出卖的明以前造像，石刻，青铜器，玉器不计其数，其中大量出自于历代皇帝被盗的陵墓。卢芹斋给中国文化，考古，文物鉴定等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馆藏中国文物
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展厅分远古中国，古典中国和佛教中国三大部分，另外西藏与尼泊尔等单独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文化展区。吉美博物馆中藏有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可谓艺术类别齐全。在考古领域主要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朝的青铜器及其马饰车具、铜镜、古币和漆器等。在雕塑领域，除了一些展现佛教艺术的大件作品外，还有汉、唐时期的收藏。在装饰领域，则呈现出完整的历史全貌，通过一万余件陶瓷、粗瓷、青瓷、硬瓷，反映了瓷器历史的技术革新。另外，馆内还收藏了自唐至清代的千余幅绘画作品。吉美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可谓艺术类别齐全，几乎跨越整个中国历史，远到春秋，五代，近至元明清朝，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文化瑰宝在这里均可见到。
瓷器
在吉美博物馆这2万余件的中国文物中，中国陶瓷器约占半数以上，是海外博物馆收藏中国陶瓷最多的一家。从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几乎组成了中国瓷器的整个体系。所藏中国瓷器，康熙瓷最多，也最精美，其次是明中晚期瓷器，再就是高古瓷。至于雍正以后的清瓷，在吉美似乎没有什么地位，多数连展厅都进不去，只能在楼梯与展厅之间的走廊里陈列，尽管这些瓷器非常精美，而且不乏官窑精品。由此可见，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陶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上乘。
其中吉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件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釉色和装饰图案则使之成为梅瓶中的翘楚：通体施以深沉典雅的宝蓝色，在肩和腹的焦点位置，描绘出一条蜷曲腾飞的白龙和一颗火焰珠，其间点缀四朵火焰形云纹。这雅致静和的宝蓝底色，与动感十足、绚丽光洁的白龙，既有强烈明显的对比，也有动静相宜的互补。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目前可见仅存四件，分别收藏在北京颐和园、巴黎吉美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大连藏家张宝权手里，北京和巴黎的都有瑕疵，北京的瓶身有裂痕，巴黎的龙头部分烧制时就有瑕疵，扬州的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大的，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精品。
天顺时期是中国瓷器的空白期，传世瓷器很少，至今没有发现一件署有年款的官窑瓷器，而且民窑瓷器上也极少署年款。台北故宫对于明代空白期瓷器已经出现了“官窑”的定义。对比台北故宫藏品，吉美博物馆中所藏一对明天顺青花高士纹梅瓶，可谓空白期极为少见的典型“官窑”器。
还有一件德化窑白瓷观音坐像，堪为稀世珍宝。
茧形双耳瓶仰韶文化半坡时期
卧虎型枕金代
青瓷龙纹罐子
唐三彩盘
北方青瓷（五代及北宋）
五代或北宋磁州窑系白釉瓜型注壶
五代或北宋初耀州窑青瓷剔花牡丹纹双凤口注壶
北宋或金耀州窑青瓷印花缠枝牡丹纹碗
元德化窑青白瓷双螭耳盘口瓶
金或元钧窑玫瑰紫釉葵式花盆
西夏磁州窑黑釉剔牡丹花纹梅瓶
明天顺青花高士纹梅瓶（一对）
清乾隆（带年号款）江西景德镇窑粉彩百花锦纹樽
书画
馆内还收藏了自唐至清代的千余幅绘画作品。敦煌盛唐时期的《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普贤菩萨骑象》和《行脚僧像》是吉美博物馆的重要镇馆之宝。
《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
作为八世纪的绢画，《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属于描述极乐世界最早的一件画作。画中，阿弥陀佛居中，上为华盖，旁有观音和菩萨；下方舞乐齐奏，莲花宝池在前方，无数化生童子游玩其中，宝楼阁则巍立于天界上方。整个画面色彩斑斓，堪称杰作。
《行脚僧像》
《普贤菩萨骑象》幡画，线条运笔流利，色彩鲜艳，绿、红、白、黄、蓝色呈现强烈对比；而《行脚僧像》则描述一行僧，身伴一虎，手持念珠与香棒，背负一篓经书，后挂拂尘和净水瓶等物，反映了行僧的艰辛与执著。
后晋天福八年（943）《水月观音》绢本像
此外，该馆所展的敦煌文物中，有四分之一是观音像，其中《水月观音》尤为特殊。它纸本加彩墨，为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作品，集合了不同文化因素，深受中亚艺术影响。基本特征为：菩萨游戏坐，姿态随意，身后为一轮圆月背景，手持净瓶和柳枝，周围场景繁简不一，通常描绘有泉流池沼、山峦丛林，宛若一幅山水画。
《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人物众多、线条细密流畅、色彩瑰丽、构图谨严，佛像则姿容丰美，宝相庄严，敦煌绘画中当之无愧的国宝级珍品。
《炽盛光佛并五星》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
《供养人画像》
《供养菩萨图》
《地藏菩萨像》
《宝塔心经》
刺绣《佛说斋法清净经》片段长:90.5cm;宽:27.8cm唐代(7-9世纪)此件绣品为敦煌藏经洞所出唯一的一件刺绣佛经。1909年，伯希和从敦煌回到巴黎，除珍贵的手稿和画卷外他从中国获得的文物还包括一批珍贵的纺织品，如经帙、经巾、桌布和各色绢画等。绢画上的佛像常以银绘、墨绘或黄绘（石黄）为之，织物和石窟壁画中表现的相似。直到2010年，这批纺织品才最终得以全面清理和编目。虽然是一手资料，但是伯希和对这些纺织品残片并不十分感兴趣，因为19世纪末以前中国还没有开始墓葬发掘。他在探险笔记中写道：“1908年3月7日，我发现两块奇怪的丝织物，一块是织物，另一块是刺绣，蓝色的绣地上用白色的丝线以锁绣针法绣以完整的《佛说斋法清净经》经文，字体非常奇特。”1908年3月13日写道：“今天找到一块罗织物，上面少数神像还非常完好。”3月20日写道：“一条精致的系带……”。但是关于纺织品我们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他的探险笔记花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手稿的发现。1910年，伯希和带回的文物在其收藏地卢浮宫展出，其中可能也有一些纺织品，但是在沙畹的报告中没有记录。一些保存状态不好的幡被拆开来，只展出绘有图像的幡身，幡带等则长期丢在库房里。
菱格纹绮地刺绣鸟衔花枝EO.1191/A长:8.0cm;宽:13.5cm晚唐-五代(9-10世纪)。EO1191/A拼接图1994年罗马举行的名为《丝绸之路》国际性展览上展出了三件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纺织品，除上述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外还包括一件鸟衔花枝刺绣残片（EO.1191/A）和一件鸟纹幡头（MG.24643），该幡头和其他六件非常相似的幡头都是由罗伯尔·热拉－贝扎尔重新整理的。1992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名为《中国印象》的展览上又展出了两件，一件是联珠对兽纹锦缘经帙（EO.1207），另一件是竹编经帙（EO.1200）。后者还有蓝色和米色丝线编织的汉字“大智论第一帙”。
70年代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绘画品目录》提到伯希和从藏经洞中一共拿走216件艺术品，但后来又从吉美博物馆库房发现未录入的《华严十地品变相图》、《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这样就有218件。不过，伯希和将其中双菩萨立像、地藏像等2件送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吉美实际藏敦煌艺术品仍是216件。因为好一点的绘画品已经被斯坦因选走，留下的基本上是残片，挂幡为多，所以吉美博物馆的绘画品多数是菩萨、地藏等单体造像，《伯希和敦煌绘画品目录》将绘画品分为佛、菩萨、神王、弟子、其他五大类。
新疆地区佛教壁画
清代郎世宁《哈萨克贡马图卷》
青铜器
吉美博物馆在青铜器收藏中也不乏珍品。最为有名的则属于周代铜器的一组《令簋》（西周初），它于1929年出土在洛阳马坡，双兽耳，四足方座，顶部盖已失，口部饰一圈回首凤纹，腹部以钩连雷纹组成。
典藏中青铜器《象尊》则属最为罕见的稀物。它体形庞大，长96厘米、高64厘米、宽45厘米，背部开口的长宽为26和21厘米，属商末铜器；腹外侧与头部刻有兽面纹，耳、鼻、足部饰有鳞纹，应为湖南、湖北出土器。从该尊背部的开口形状判断，其原先应有一个盖，且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东京根津美术馆的藏品“双羊尊”大致相同，遗憾的是顶盖已失和象鼻大部被毁，但它仍不失为目前世上所知的动物型尊中最大的一件。如同同时代的大部分尊的风格，《象尊》应该属于殷商晚期的作品，甚至可追溯到西周初期。传说该尊出土于湖南长沙，但无处查证，不过其自然写实的造型和纹饰风格使得专家判断更倾向于“它出自长江流域中部盆地的工匠之手”。
如称该尊为镇馆之宝，可能不为夸张，其背后也不乏坎坷经历。1903年6月在杜鲁欧拍卖所举行的“中国日本工艺品：青铜器、漆器、珐琅器、织物等—已逝保罗·伯诺（原卢浮宫友协会财务总监）的收藏”拍卖中，法国收藏家伊扎克·德·卡蒙多伯爵以3000法郎将其收入手中。当时编号为405的拍卖目录描述如下：“大件象，风格古老，背上附圆腹型壶，可能为后代加制；动物站立，短鼻上卷；象体全身如同壶一样雕有丰富的纹饰；绿锈色；高1米、宽0.95米。”同年，卡蒙多伯爵将之捐赠给国家，但保留生前使用权。1911年卡蒙多过逝，次年该尊才与伯爵其它的精美西方家具以及日本版画等赠品正式转入卢浮宫，成为国家不可转让变卖的财产。不幸的是，1914年卢浮宫远东分部将其归入“缅甸或高棉的雕塑”中，编号为291的藏品目录仅描述该尊为“绿色青铜象”，并未提及其他；但到1922年，《象尊》才找到自己的正式位置，被纳入“中国雕塑”范围，且获得属于“公元前3世纪前的中国艺术”的美誉。1945年，该尊被转入吉美博物馆。1975年，其曾在纽约举办的“吉美博物馆之珍品”展出，直至2004年的中法文化年才被再次借到上海博物馆，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
中国古代青铜器
雕像
在雕塑领域，除了一些展现佛教艺术的大件作品外，还有汉、唐时期的收藏。
伯希和从敦煌拿走木雕观音像、陶制比丘像等一些别的艺术品，大约有20多件。如高达120厘米的石雕彩绘阿难立像、隋代鎏金七佛等。
中国古代佛头
石造像数件（北朝时期）
北齐佛五尊像
辽三彩罗汉像
北魏熙平三年释迦牟尼佛与多宝如来
藏传佛像
中国古代佛像
饱经沧桑的迦叶头像，原为洛阳龙门石窟的石刻佛像
随着国门洞开，西方的学者、探险家、古董商乃至一些文化掠夺者蜂拥而至。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洛阳一带的文物第一次成批量地流向海外。有很多几经转折，现今就展示在吉美的展厅里。据统计，吉美收藏的佛教雕塑中，有8件来自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古玉
古玉收藏大多来自由法国收藏家吉斯莱于1933年捐献给卢浮宫而后转至吉美博物馆的赠品。
汉玉中最为出色的当属一件《白玉虎》（西汉）玉雕，虎侧身行走于云气之上，身体线条阴刻，简单流利，气势浑然，阳刚而又神秘。另据记载，该馆一件明代“玉杯”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出现在皇家典藏录中。
西汉兽面纹玉璧
四、结语
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这些文物均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卢浮宫博物馆羁留中国文物达30,000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000多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占该馆馆藏文物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历代陶瓷器12000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此外，巴黎等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数量均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10000多件，包括北魏的绢写本、隋朝的金写本、唐代的丝绣本、唐代金书、明万历刻本、大清万年地图、圆明园的40景诗绢本等。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均为孤品、稀世珍宝。
现任吉美博物馆馆长苏菲·马卡列乌
苏菲·马卡列乌认为：“流落境外的中国文物是中国文明最好的大使。……我不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一件艺术品仅仅属于其创作地或者制造地，以中国艺术品为例，有许多物件都是以外销作为目的的，艺术品的出口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状态，而对于购买中国艺术品我们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和传统，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人来购买法国的艺术品。还是那句话，文物是会旅行的，得尊重这种运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它。”
我们来看看孔子是怎么回答她的。在《论语·宪问篇》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的回答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才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关于如何处理“德”与“怨”关系的正确判断。
“以德报怨”的观念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受害者的忍让，来触动加害者的良知，促其幡然悔悟。这种观念不仅古代有，今天也存在。但是，设若加害者没有良知，不愿意幡然悔悟，该怎么办呢？即如，侵略者打上门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难道中国民众要以德报怨，俯首帖耳地做良民顺民吗？设若如此以德报怨，还需要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吗？或者，如白毛女、大春们，受尽黄世仁们的欺凌，就该忍气吞声吗？设若如此以德报怨，还要反抗黄世仁们吗？设若如此以德报怨，只会让加害者变本加厉，无异于助纣为虐。
直：正直，古义中直为值的通假，相当的对价，适量代价。“适当的”不是“等价的、等值的”。等值的理解在历史上也有过，比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善与恶重复上演“零和”的过程，而是一个“善长恶消”的过程；所以，“抑恶扬善”才是伦理的当然态度。以直报怨，不是纯经济账，不是纯数字等式；比如在刑法中，“主动抢人100元”与“被迫退赔100元”不能互相抵消，而要在退赔100元之外，另加对“恶”的惩罚措施；再比如在民法中，“违约行为致使守约方经济损失100元”，也应对违约方额外处罚以维护契约精神：100元+银行逾期贷款利息。
比孔子更早一些的齐襄公又是怎么做的呢？春秋时期，纪侯向周夷王进谗言，夷王三年，齐侯因此被周夷王命人投入鼎中活活烹杀。齐人哀之，谥为哀公。自哀公开始，传九世到齐襄公姜诸儿，齐襄公出兵灭纪国，为齐哀公报仇。从公元前868年齐哀公被处死，到公元前690年齐国复仇，前前后后近200年，共历了九代人，号称九世之仇。《公羊传·庄公四年》评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后来，汉武帝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遂坚决北伐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