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葛剑雄文集》等。
摘要：“丝绸之路”虽到1877年才由李希霍芬命名，实际早已存在，但并非由古代中国向外开辟，张骞通西域只是利用了现成的道路。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没有对外联系的需求，缺乏了解外界的动力。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更没有通过“丝绸之路”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没有直接联系和传承关系。“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非经验。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教训
“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论一带还是一路，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因此，正确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正确理解丝绸之路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地位，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一、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完全是由古代西亚、中亚各国各族由西向东开辟的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证据。在今河南安阳发现的商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都是用和田青玉制作的，妇好死于3200多年前，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将产于新疆和田昆仑山中的玉石运到中原，走的正是这条交通路线。妇好墓因年代明确，墓中的玉器证据确凿。商周传世的玉器基本都属和田玉，都应是沿着这条路输入中原的。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过约3000年前的欧洲白种人的尸体，近年来在甘肃西部发现的公元前的遗骸也被鉴定出欧洲人的基因，说明当时已存在自欧洲到达今新疆东部甚至更东的交通路线。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它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有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首都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
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朝，其西部边界只到达临洮（今甘肃岷县），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才控制河西走廊。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74年，原来处于祁连山西段的月氏人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今阿富汗、伊朗东部，乌孙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新疆西部，说明那时由河西走廊往西的交通路线已不止一条。大量论着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前，河西走廊以西今新疆和中亚已经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存在着多条交通路线。
二、为什么古代中国不可能开辟“丝绸之路”
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人口众多，生产能力强，公元前3世纪就筑成万里长城，秦始皇已建成连接全国各地的驰道，何至于建不成丝绸之路？至少这条道路的东段即今中国境内这部分应该是由中原往外开辟的。还有人以《山海经》《穆天子传》的内容为证，说明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已掌握相当多的地理知识，周穆王西征还有具体路线，为什么当时不具有向外开辟道路的可能？
所以在古代中国找不到任何开辟和维持这条“丝绸之路”的理由，反观欧洲、西亚、中亚各国，则其动因显而易见。如希腊境内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其有限，人口增加后连水源也不足，面临地中海，附近岛屿星罗棋布，航海至北非相当方便，而从陆上扩展几无可能。正是本土资源不足，缺乏扩展余地，促使希腊在征服波斯后继续向东，要不是亚历山大英年遽逝，越过开伯尔山口是必然结果。
两河流域及以东的西亚、中亚大多是半干旱地区，有些地方更只是范围不大的绿洲，文明起源虽然很早，但天然资源并不丰富，能开发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这一方面促使当地政权不断向四周扩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商业与贸易，以便使本地的产品得到更高的利润，并获取本地稀缺的物资。小麦、绵羊、黄牛、马、青铜等都是作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才一步步传至数千公里外的中国。驱动商人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是高额利润或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和平友好。
三、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
这条“丝绸之路”形成后，给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中亚、西亚的联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在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出的同时，中国并未利用这条道路进行扩张。这倒不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爱好和平，维护国际秩序，要知道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原因，根本不需要扩张，或者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扩张的方式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四、中国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
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的根据，是张骞出使西域使这条道路成为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但从一开始张骞和汉朝就没有将丝绸当作商品。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配备了150名随员，每人备两匹马，确实带了大量丝绸，与所带的金帀合计价值达数千万至上亿。张骞为什么会带那么多丝绸呢？自然与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期间获得的信息和积累的经验有关，他了解到西域没有丝绸，而且考虑到在缺乏后勤保障的条件下长途跋涉，无论是一匹马还是一个人，有效的负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只有像丝绸那样价值高、份量轻，经得起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是最合适的。
但这些丝绸完全是免费赏赐给西域各国的礼品，不仅挣不到一个铜钱，连异常高的运费也是在汉朝的国库中开支的。每年要派出十几批使团，规模大的要数百上千人，还连续多年，累积起来运往西域的丝绸固然不少，但对汉朝而言只是加快了国库的空虚。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却从张骞因出使而功成名就和丝绸大量出口看到了发财的机会，纷纷报名请求出使。好大喜功又苦于找不到那么多使者的汉武帝喜出望外，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资质。这批货真价实的汉使从国库领走大批丝绸，到西域后却只将小部分作为赏赐礼品，大部分丝绸成了他们牟取私利的商品，客观上倒使大批丝绸提前进入西域的市场。
经过短期接触就要吸引西域各国派出使者去遥远的长安朝拜，对张骞和后继的使团来说并不容易。但这又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所以随同使团回到长安的西域使者中很可能有一些只是精明而胆大的商人。好在汉武帝只要能感受“万国来朝”的尊荣，绝不会要求主管部门认真核对来使的身份。这批西域商人在获得丰厚的赏赐品后，肯定不会全部上缴本国的统治者，只能像那些“汉使”一样用于个人经商牟利。长安和汉地价廉物美的丝绸更激发起他们长途经商的热情，有些人从此成为往返于汉朝和西域之间的丝绸商人。
物以稀为贵和商品逐利的客观规律，使汉朝的丝绸很快在西域向西流通，最终进入罗马。罗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再贵再多的丝绸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何况能进入罗马的丝绸毕竟数量有限！超高利润驱使一批商人不畏从艰险，长途跋涉于这条丝绸之路，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人在沿路发现的累累白骨见证了这一残酷的史实。
《史记》中记载了两例民间的商品输出，一是张骞在大夏见到由身毒（印度）转卖过去的蜀布和邛竹杖，一是唐蒙在番禺（当时南越国都，今广州）吃到由蜀地经水路运来的枸酱。前一例显然是民间的贩运，所以官方一无所知。后一例则完全属走私，因为事后唐蒙向在长安的蜀地商人打听，对方明确告诉他：枸酱是蜀地特产，大多是由当地人偷运出去卖给夜郎人了。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一直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自然更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一则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一则天下本来都是我的，即使在境外有我需要的东西，也不应该出钱去买，或用其他物资去交换，只要让对方进贡就是了。像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天马（汗血马），就派使者带了黄金去要求对方进贡。黄金不是用来买天马的，而是作为对进贡的赏赐。来自外国的商人只要打着“朝贡”“进贡”的旗号，不仅通行无阻，吃喝全包，还能获得比商业利润高得多的“回赐”。因为天朝历来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从不计较经济利益。就连外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出口，一般也免除税收。所以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历来只有“胡商”或“商胡”，连敦煌石窟中留下的壁画也是“胡商遇盗图”。
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记录了北魏时期洛阳的商业盛况：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所谓“附化之民”实际大多是来洛阳的境外客商，因为事业成功获得丰厚而定居。而那些奔走在葱岭以西直到大秦（罗马），将“天下难得之货”贩运到洛阳的，也都是“商胡贩客”。唐朝长安城中的商人几乎全属“胡商”，特别是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粟特人。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中国商人出境经商或利用这条“丝绸之路”外出经商的记录，在“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的范围内也没有发现中国商人曾在那里活动的证据。
五、“丝绸之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古代中国也未加以利用，在外界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几乎没有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
在信息的远距离传播途径还不存在的古代，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具体的物和人，而人是其中最活跃的载体，物也是靠人传输的。既然在“丝绸之路”上流动活动的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以外，传播的载体也只能依赖这些人。就是汉朝、唐朝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阶段，在玉门关、阳关以西来往的人中也只有官员、使者、将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务，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外传播文化的目的，缺乏这方面的动力，更不会有积极性。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孔子的年代，中原的诸夏已经形成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即将周边的“夷狄”与自己（“华夏”）严格区别开来，而“夷狄”虽也是人却没有开化，本质上与禽兽无异。所以华夏不必要、也不可能教化他们，孔子的“有教无类”是不包括他们的。只有其中主动“向化”的人才有被教化的可能，才有接受文化传播的资格。等他们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才能完成“由夷入夏”的转化。
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直到鸦片战争后还是如此。甚至在被迫签订的条约中已承诺不能再称“英夷”“法夷”，官方在非正式场合照旧称外国人为“夷”，民间则称之为“番鬼”“洋鬼子”。而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名称，直到解放后才下了禁令，在出版物中不许再沿用反犬旁（犭），如獞、猺等字，一律要改为人字旁的僮、傜等，进而都改为壮、瑶等。晚清的知识分子面对外国一些明显优于中国的事物，在不得不承认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在中国历史上寻找根据，以证明“中国古以有之”，甚至认为这是夷人窃取中国文明的结果。我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传统文化发达却比较开放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镇上出过不少学贯中西的学者，出过洋、留过学、见过外国世面的人也不少，但从小依然听到过种种丑化外国人、外国文化的说法。如中国人请外国人吃汤圆，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是怎么将馅放到米粉里面去的。还说外国字为什么都是弯弯曲曲的呢？因为孔子骑着一头毛驴到外国去，毛驴拉的屎留在地上。外国人认为这是圣人留下来的，肯定有讲究，所以他们写的字就模仿驴屎的样子，是弯弯曲曲的。
既然认为境内外的蛮夷还不配接受中国文化，当然就不会主动去传播。尽管“丝绸之路”提供了人员来往的便利，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外派个一位文化使者、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境外的汉字文化圈的基础是中国历代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等。日本已属外国，只是因为一批日本人诚心“向化”，主动来中国学习，才传授他们。
我们一直夸大了汉朝、唐朝的开放，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于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封闭而言，唐朝并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开放的机制，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开了，大明宫里出现“万国衣冠拜冕旈”的盛况，据说朝堂里突厥等外国人占了一半。长安城里也到处是胡人、胡商、胡姬，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迄今为止能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例外，如玄奘是为了取经，且属非法闯关；杜环是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军队的俘虏；近年在西安一块碑文中发现的那位到过大食（阿拉伯）的墓主是奉命出使的宦官。所谓传而不播，就是只向主动来唐朝学习且被认为具备资质的人教授语言文化，从不主动对外传播。
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已形成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由于一直没有对外传播，这项重要发明并未影响“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纸。直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发现一批造纸工匠，中国的造纸术才传到阿拉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所以不要凭想象就认为，既然有了“丝绸之路”，那么古代中国的文化都已经通过这一道路系统传到了沿途或另一端。事实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事物数以百计，而从中国传出去的数量很少，其中由中国主动外传的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没有直接关系，并非“丝绸之路”的延续或再造，而是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丝绸之路”出于外界的主动，中国只是被动的接受，有时甚至不愿意接受。而“一带一路”是出于中国的主动，只有获得外界的响应和合作才能成功。“丝绸之路”的利益主要为外界所得，贸易的利益主要为“胡商”所得，而“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进而建设人类共同体。古代中国受益于由“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乐意展示自己的文化，并根据外界的意愿和需要传播自己的文化。“一带一路”为文明互鉴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和丰富的方式，必将超越“丝绸之路”，使人类臻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