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历史悠久。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是为十大商帮。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由于地区和历史原因，各商帮特点不同，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
1、晋商：经营模式最先进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曾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这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山西票号注重信息的捕捉与反馈，并视之为成功的关键。山西人能够首创票号，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经商天赋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山西票号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雏形。
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这是晋商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
在实际经营中，晋商信奉关公，讲究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这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而晋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东家与掌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红与责任，并利用行会之权威培育从业者的诚信荣誉感，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其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智慧，对当下的民营企业的组织管理，仍有启示意义。
首先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其次是人身顶股制。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第三是管理监督机制。晋商一方面发明了联号制即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以加强自我约束，同时还创造了钦差制。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点评：文化乃商业之脉。
2、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的商人，真有魅力。
3、福建商帮：“内外勾结”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点评：盗亦有道
4、广东商帮：喜欢“头啖汤”
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粤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边球、有冒险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特性。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欢“头啖汤”。
粤商以快制胜，出击迅速。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正是这种写照。
粤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资金不多，技术力量也不雄厚，但他们会“借”。一是借钱发挥;二是借才发挥。粤商文化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点评：开放为经商之先
5、宁波帮：创业上海首创金融
1984年，因邓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豪言壮语，“宁波帮”举世闻名。
事实上，宁波商帮在十大商帮中属于后来者。然而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点评：后来者居上
6、陕西商帮：尽可能追逐厚利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点评：逐利是商家本性
7、山东商帮：重在一个“义”字
山东商帮有山东人的特点，重在一个“义”字上。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总起来讲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讲求信用的商业道德和规范的商业行为。
同时，在山东商帮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鲁商大部分可以说是封建性的商人。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
山东商帮经营总体看有两种方式：一是独资经营;二是合伙经营。在独资经营中，一般情况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资本很雄厚，当然也包括不少资本较少的小商小贩。
他们规范商业行为主要表现在与生意对象间的信义约束，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在合伙经营中，山东商帮的规范行为有点像现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伙人之间先立合伙合同，据史料，往往邀同亲好友作见证，以示恪守信用。
点评：信为经商之本
8、龙游商帮：手段最为高明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
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点评：穷二代的突围？
9、洞庭商帮：聪明的商帮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审时度势是商人的天性
10、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
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
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点评：草根起家，更懂消费者的心
历史的变革加上我们安土重迁，这些商帮并没有像国外的一些家族一样，世世代代传承，甚至控制国家命运。但大汉民族的智慧之光还是可以从商帮中窥视到痕迹。如果你正在创业或者已经成功，希望这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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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经济尚未实现与世界的全方位融合。中国企业的绝大部分营收仍然来自本国市场。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依然要面对运营与监管方面冗杂的掣肘因素。尽管中国蓬勃的数字经济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跨境数据流的规模仍然较为有限。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于是，贸易争端时常见诸媒体头条，技术流动面临新规审查，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地缘政治局势越发紧张。经过了若干年的深化合作之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是否将逐步走向弱化？我们是否会见证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已达到顶峰？反之，如果双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将催生哪些机会？将对双方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在这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中企业又该如何自处？
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中国经济尚未全方位实现与世界融合。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名义GDP总量来计算，中国在2018年已达到美国的66%,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MGI连接指数"根据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情况对各个经济体的参与度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中国2017年的连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1][2]。2018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6%。
然而，中国经济存在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我们从8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与世界融合的程度（见图1）。
企业。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企业总数从10167家增长到37164家，大约保持着16%的年增速。其中一些已成长为全球性企业。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中有110家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接近美国的126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4-2016年间，经济利润排名全球前1%的企业当中有10%是中国企业，而1995-1997年间这一比例尚不足1%。虽然这些企业在中国境外的营收有所增长，但即使是其中的一些全球性企业，其海外营收的比例仍不足20%。相比之下,标普500企业的平均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另外，2018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
技术。近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大幅增长。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1]。但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中国仍需要进口，例如半导体和光学设备。此外中国也需要海外知识产权的引进。201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为290亿美元，而知识产权出口额仅为50亿美元左右（为进口额的17%）[2]。与中国签订技术进口合同的国家的地域集中度非常高，逾一半的海外研发采购金额集中流向三个国家——美国（31%）、日本（21%）、德国（10%）。
数据。中国拥有超过8亿名网民，规模全球居首，虽然近年来跨境数据流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有限。中国的宽带数据流动总量位居全球第八，仅为美国的20%，考虑到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体量，这个流动规模可谓小之又小[3]。
环境影响。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如今已占到全球年排放总量的28%（虽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已下降很多）。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2017年在这一领域共计投入了约127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45%，相当于美国或欧洲（均为410亿美元）的3倍。中国之所以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签署《巴黎协定》时的承诺，即在2005-2020年间将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该目标已于2017年底达成），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各项问题（包括空气质量问题）[4]。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PM2.5浓度中值（一项空气污染指标）是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3.7倍。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
我们从贸易、资本和技术方面审视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之后发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相对上升。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上述8大维度中选取了贸易、技术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对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行了分析11。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这三方面均有所提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有所降低（见图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了“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旨在通过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衡量这些经济流动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研究显示，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0.9的最高点，到2017年则下降到0.6。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国内消费市场。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中国国内消费占GDP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60%。2017-2018年间，中国约有76%的GDP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在2008年，中国的净贸易顺差还占到GDP的8%,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3%左右，低于德国或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净贸易顺差占GDP的5%8%）。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这些显著变化不但左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彼此依存的态势。
中国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下降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仍有提高的空间。在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00年的16%降至2009年的约9%。但2017年的平均税率却上升到了10.6%（需要注意的是，税率水平在2018年宣布新一轮关税下调后或将再一次降至7.5%）。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2017年的平均关税仅为3%~4%左右。此外，资本方面的壁垒始终存在。虽然经合组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为中国评定的指数已经从0.74下降到了0.39，但仍然远高于0.08的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在此需要指出：该指数可能并未考虑到中国最近为减少监管限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推行“负面清单”制度。
地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参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最高
我们从国家层面研究了各个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口（国内产值出口到中国的比例）、出口（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占国内消费总额的比例）和资本（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的依存度。自2007年以来，在我们研究的73个经济体中，有69个经济体的国内产值相对于中国的进口的依存度上升；有72个经济体的国内消费相对于中国出口的依存度上升；还有58个经济体的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上升（见图3）。
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1]。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
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
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
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见图4）。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
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
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
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
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
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
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见图5）。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予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1）大规模投入资金；（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日本（汽车）、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
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1]。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30%~40%[2]。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
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
中国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重要机会
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在扩张中变得更加自信、富裕、更加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从而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纽带。消费市场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国际企业创造了巨大机会。到2030年，58%的中国家庭有望跻身“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这一比例将超过韩国目前的55%[1]。中国城镇消费者的支出水平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靠拢。中国城镇消费者用于可支配性支出的收入也在增多。食品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0%降低到了2017年的25%，已经与发达国家如今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无几——日本为26%，韩国为29%，美国为17%。
在华外企将可能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
中国消费市场已经与全球高度整合。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逐步降低了外企在华运营的门槛，并从2004年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所有市场经营零售业务。中国还开放了分销领域，允许外资分销企业申请全国性牌照。因此，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相当可观。我们分析了十大消费领域的30种顶尖品牌，发现2017年在华外企的平均市场渗透率为40%，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6%。某些行业的渗透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美妆和个人护理领域中跨国企业的渗透率高达73%（见图7）。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的发展也被带动起来。在我们研究的30个消费品类当中，外国品牌在其中11个品类中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在这些品类当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营收业绩已经可与外企相媲美，其中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走向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尤其是高端领域）曾经由美韩两国的生产商所主导，但现在中国手机品牌已经逐步出口东南亚、非洲和欧洲。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在非洲大陆、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超过30%。中国的移动游戏产业在2016-2018年间增长了250%，《王者荣耀》和《终结者2：审判日》等不少国产游戏已经出口海外。
两大趋势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我们要着重指出以下两个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的趋势：
我们要着重指出以下两个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的趋势：
中国消费者期待拥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消费者渴望拥有更多选择。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很流行，但我们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消费升级。麦肯锡2018年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中国有26%的受访者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态，而全球另外10个顶尖经济体的平均比例为17%。某些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对国内品牌有所不满，部分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不佳，而且选择较少——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均如此。不过，跨境电商作为一种便于中国消费者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5-2017年间，中国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110亿元人民币(约合170亿美元)。我们预计，服务将成为下一个在竞争中精益求精的领域。中国的服务行业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一些高收入居民因为对国内服务的品质怀有担忧，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国外的服务。虽然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针对向外资开放服务行业的举措，但外资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增加境外消费。中国的人员流动逐渐加大(尤其是学生和游客)，让目的地国家的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机。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地，中国公民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出游消费分别相对于两国国内个人消费的7%~9%。中国留学生也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澳大利亚2017年对华教育出口额高达100亿澳元(这还不包括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开支)。各国企业不妨积极适应中国公民的习惯和偏好，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以充分把握上述趋势带来的商机。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我们着重择取了5项可能导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的发展趋势，并模拟了这些趋势可能引发的价值创造或流失。这5项发展趋势是：(1)成为进口目的地；(2)服务业的开放；(3)金融市场全球化；(4)协作解决全球议题；(5)技术和创新的流动。
我们使用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并利用外部研究对结果进行了调整，最终发现：如果上述5项趋势均向加强联系发展，则中国和世界到2040年有望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减弱联系则可能令巨大的经济价值面临风险。这种价值绝大部分都表现为对GDP的影响，其余则表现为其他价值形式，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不同，将导致社会成本出现或升或降的分化。到2040年，可能受到影响的总价值或将达到223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GDP的15%~26%(见图8)。
中外企业都有望从服务业的开放中获益；但如果始终不放开服务行业的限制，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将继续存在。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增大，2018年占国内GDP的比例达到52%,而2010年只有44%。但服务品质、服务能力和准入问题却影响了很多服务业子领域的发展；而外企面临的种种限制也会阻碍竞争和现代化进程，进而抑制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出扩大开放的信号但外企的某些经营障碍或仍将存在。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后,服务领域受影响的经济价值将在3~5万亿美元之间。
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便可拓宽资本分配的选择范围、提高分配效率；反之则会导致中国金融市场面临更多波动，并且阻碍生产率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消费者在分配资产时的选择很有限,由此便导致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回报率承压等一系列问题。国企债务在中国企业债务中的占比高达70%,但只贡献了略高于20%的工业产出。倘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全球市场进一步对接,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或可拥有更多选择,资源配置效率也将有所提升。反之,倘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减弱,则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例如不良贷款风险）将会升高,导致商业利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从而推高融资成本。模拟显示,这一选择涉及到的经济价值共计约5~8万亿美元。
鉴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企业需要调整经营方法，才能在新环境下繁荣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甚至还会潜藏风险。因此，企业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如何调整发展战略：
评估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为了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的变化将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企业应当首先评估自身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依存度可以体现为很多形式。我们在衡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时，已经为8个维度设定了可供企业检验和追踪的具体指标。企业可根据各自的依存度来评估联系发生变化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利益。即便在应对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之时，企业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积极思考哪些长期趋势可能对自身产生影响——例如收入增长、技术流动和本地竞争加剧。
培养并保持幸存者心态。有一些企业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危机时刻，却依然能够繁荣发展。它们往往都保持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通畅的融资渠道，并且拥有广泛的业务领域，不至于在某一行业衰退后就一蹶不振。然而，危机和不确定性也会创造某些机会，由此产生的压力会推动企业重组，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经营健康，并催生一些业务开发以及外延式增长的机会，使其得以拓展业务范围或提升市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