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钢明：我还想说一下，我还不同意批评经济学家，说是不讲良心的，因为当时对改革开放发展是起到关键作用，也不是不讲良心的，他是按照学术的语言，企业要单纯的为利益导向，他是根据经济学的假定，经济人文的利益最大化假定，还不是讨论社会道德问题，所以有人理解到社会道德是错误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的利益是不冲突的，要不然搞错了，现在好多人故意把这个对等，我不提倡这个。
主持人汪段泳：既然袁老师这么一个判断，作为亲身经历的陈总，包括企业行使社会责任，是一种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是增加企业成本还是最终会促进企业的发展？
陈清锋：企业家社会责任我这么看，一个企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里面是有多方面利益的，有股东利益、员工利益、社会利益、供应链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作为企业家或者老板来说我的利益很重要，员工来说我的利益很重要，社会说你赚钱了也要对社会有利益，供应商也说我有利益，如何平衡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你刚刚说的社会公益，这只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过程，你能够为社区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也自然就平衡了员工和股东和供应链的关系。我是这么看一个社会制度的，社会永远会存在穷人和富人，你有了企业，自然有员工，有高层的、有中层的、有低层的，甚至有扫地的员工，他不可能拿CEO的工资，一定会存在穷人和富人的概念存在。
我觉得目前中国的企业家所走过的路的确是非常艰辛的，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可能原始积累的，这也是正常的。
袁钢明：你说的制度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现在所从事的慈善的组织，咱们国家的制度就不够，就是咱们国家过去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钱从企业中出来以后就会减少对国家的税收问题了，而且有些企业与其交税还不如交给社会慈善，这个时候就成为了一个税收和慈善的钱分配问题了，国家是不支持的。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讨论，有的时候这种慈善的事业比财税还要重要，最近今年咱们国家出台了一个关于社会公益资金的制度，就开始允许你把企业的一些钱通过制度支持的办法形成公益基金。这说明咱们国家当有这种要求以后，通过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方面还不够，还要再往前走。
比如咱们的工资制度，咱们已经做了，但是不强制执行，虽然这么做了，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北京和上海这种城市最低工资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在北京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在北京一些企业工作的时候工资很低，仍然没有这个权利，因此最低工资给谁定的，落实情况怎么样，还是一个漏洞。
陈清锋：这个跟企业家本身也有关系，他现在还没有引入到，工资高了当然成本高一点，你卖高就行了，有的还是低成本，首先企业家思想有问题。
袁钢明：这就说明社会责任感问题矛盾在企业家身上，什么意思？你要尽社会责任的时候，你不一定都得到的是赞扬的话，有可能付出成本。当然你提高企业职工的时候可能要面临着自己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边缘的危险，到底怎么选择。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宏观关系，如果大家都不这么做你做了你就倒霉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经济效益特别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像我们刚刚说刚刚去世的霍英东，他的效益非常好他才能做那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企业也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企业家可能做的非常好，但是很多没有做的这么好，我们要帮助他，让所有的企业都以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发展，这时候就需要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有一个最低的底线，必须这样，有的不顾职工利益反而活得更好，不行，像这样的企业不顾职工利益就淘汰出去。
我们国家企业如果到了海外去，到日本去投资，你得照日本这么做。结果中国到了美国这样的，美国比日本不太注意的国家，你都觉得跟人家有差距，这说明我们一到国外去就发现自己的毛病了，这是我们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