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勇将知识分子作为绘画主题，而且，知识分子是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出现在此的。不过，这并不表明管勇沾染了目前流行的反智主义趣味，恰恰相反，管勇的知识分子情结，恰好通过这种知识分子批判，以及他所特有的批判方式昭然若揭：他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批判知识分子。通常，主要有两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的方式：一种是对知识分子大肆嘲弄，将知识分子看作是虚伪恶习的主要化身，这是反智主义的嘲讽。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一方面借助于口头和言词将自己标榜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独立人群，另一方面他们在世俗实践中却同这种标榜完全相反，知识分子就此奠定了自己的虚伪形象。就此，嘲笑和戏弄知识分子，在今天再次构成了一个时髦的潮流。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指责：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权力，但他们甘于充当某种权贵的代言人，他借助于他的独立形象神话，借助于他的特殊身份，将既有的权力体制和权力阶层合法化，他通过这样的代言方式，依附于权力阶层和体制，从而实质上变成了权力体制的化身，并成为权贵阶层的帮凶――这是一大批依附性知识分子的通病。虚伪和依附，这确实是知识分子的疾病，也正是人们指责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
不过，管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这两种方式都有所区别。管勇不是一般性地去指责知识分子的通病，他力图表明知识分子的现实，更主要的是，这种知识分子现实扎根于一种特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准确地说，扎根于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历史中――管勇将今天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此，管勇的知识分子批判就具有一种特殊性和历史性：这是对具体知识分子的具体批判，这种批判就是要找出批判对象的历史根源。这就从根本上回避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普遍性指责。现在的问题是，管勇到底塑造了怎样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具体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什么意义上获得了他的评价？而这种形象又具有怎样的历史依托？就此，管勇的工作是双重意义上的：他既要针对知识分子的现在状态，也要揭示这种状态的历史起源。
这些知识分子受到了忧郁的折磨，呈现出疲乏无力的状态――忧郁让人免于抗争和奋发。伴随着忧郁的，是巨大的无助感，这些知识分子的面孔被忧郁的黑洞所吞没而变得空洞乏味。面孔因此失去了表情，忧郁犹如体内的蛔虫，它的噬咬，让人变得呆滞、死板和僵化，他们通常垂头丧气，目中无神，疏于行动。因此，毫不奇怪，这些知识分子常常是独自一人，置身于一间封闭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有时候还有一个硕大的窗户。这其中，有一张画意味深长：一个正处在写作状态中的知识分子扭过头来，似乎在努力分辨窗外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