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什么是家风？词典里有关的词有很多，比如：将门虎子、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一门忠烈……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和德行。而家训又是家风的物化载体，别称家诫、家范、庭训，是指族中长辈对子孙的垂诫与训示。好家风能塑造品格、弘扬美德、彰显民族精神；而坏家风也会让门楣受损、后辈凋零。在中华历史演进中，优秀的家风文化绵绵不绝，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明资源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我们收集整理了一些名人的家风家训小故事，供大家参考学习。
一、孔门“守礼”
孔门家风是什么？礼。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再用礼仪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孔子以身作则、躬行实践地传承着周礼，可以说从内到外、从生到死培育树立了“守礼”的家风。同时，他也要求孔门子孙学习传承这一家风。孔子有且只有一子，名孔鲤，字伯鱼。《论语季氏》篇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孔子对孔鲤的家庭教育。“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孔子“何其多能也”，但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的教育只有两条——学诗学礼。可惜的是孔鲤50岁就先于孔子而去。但孔鲤有一子名孔伋，字子思。子思在他的作品《中庸》中，继承并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礼”的思想。至此，孔门祖孙三代确立了“守礼”的家风。
二、司马迁尽孝
司马迁的家族从上古时代开始就是史官家族，其父司马谈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编写一部旷世史书，继承发扬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将人间善恶忠奸、王朝兴衰得失加以总结提炼，达到通世事之变、为后人之鉴的目的。但关于这部史书的草稿都还没完成，司马谈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临终前司马谈将自己未完成的千秋大事“托孤”给司马迁，并引用了儒家典籍《孝经》中的一句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作为一条家训，大意是孝道这件事情从孝顺父母开始，然后要上升到忠于君王和国家，最终达到成就事业，青史留名，让父母乃至家族荣耀的境界，这才是大孝。司马迁并没能一帆风顺地编写史书，因为直言，他被汉武帝打入死牢，为了尽到“大孝”，司马迁自请腐刑，苟活下去。司马迁并没有丢弃气节，六年后《史记》完成，在其中毫不留情地批判汉武帝的一些“丰功伟绩”，因此触怒汉武帝，再度被打入死牢，并最终死于牢中。司马迁矢志不渝地贯彻家训，编写出了人类历史上不可缺少的巨著，用悲剧的人生践行了“孝道”。
三、诸葛亮《诫子书》
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以此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告诫子辈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
四、颜真卿躬行《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著名学者颜之推将自己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整理出来，形成了《颜氏家训》，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上影响很大，享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美誉。《颜氏家训》中的谆谆教诲，在颜之推的五世孙颜真卿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颜真卿创造的颜体字大家一定很熟悉，颜体字有一种端庄之美，笔力浑厚，挺拔开阔雄劲，气概凛然。字如其人，颜真卿为官近五十载，历任县尉、监察御史、平原太守、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太师等职，一生对国家忠心耿耿，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敢于担当。因性情耿直，多次被贬，但能上能下，始终不减对国家的忠诚之心。即使是到了晚年，面临死亡威胁，颜真卿也没有改变他忠烈耿直的性格。唐朝德宗年间，颜真卿已是75岁高龄的老臣。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臣卢杞上表推荐颜真卿去说降李希烈。明知让颜真卿说降是羊入虎口，昏庸的唐德宗竟然同意了。面对这样一个必死的使命，颜真卿义无反顾，受命即行，面对叛军他义正严词，最终被叛军所杀。他用死亡诠释了对国“忠诚”的本色。
五、范仲淹造就仕宦家风
当时，范仲淹在苏州为官，家庭教育的条件自然优越，之所以让儿子入就州学，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革新州学教育，另一方面希望以自己的家教来表正属官。范仲淹的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都因受到良好家教而德才兼备，为众官僚所称道和效仿。尤其是次子纯仁，范仲淹不仅自己着意栽培，而且他还请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精心辅导。纯仁常学至夜分，夏天在帐子内燃灯读书，帐顶被熏成黑色。后来纯仁考取进士，官至丞相，终生继承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德，为世人称誉。
范仲淹以廉洁勤俭、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司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训诫子弟，很多内容是效仿范仲淹家教的。
六、包拯家门不容贪腐者
包拯，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公正廉洁，执法不阿，谥号孝肃，后世称包孝肃公，民间有“青天”之誉。
包孝肃公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能改斋漫录》中记载的这段包公家训，用现代汉语讲就是——“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人犯了贪污受贿罪而被撤职，不允许回归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地里。不顺从我志愿的人，就不是我的子孙。”原文共有三十七个字。在家训后面签字时(包拯)又写道：“希望包珙把这段文字刻在石块上，把刻石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告诫后代子孙们。”
七、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八、朱熹《朱子家训》
朱熹不仅是一代大儒、理学宗师，治家同样严谨有方，他把儒学精华和自身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对朱子后裔影响深远。
《朱子家训》是朱熹晚年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篇著名家训。全文短短三百余字，讲述了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精辟阐明了修身立德治家之道。家训以简朴的语言，勾勒出富含哲学思辨的道德伦理思想，是朱熹关于治家方面的一篇重要著作。通篇家训文句工整对仗，言辞清晰流畅，富有感召力和深厚的人生智慧。《朱子家训》是治家理论的总纲，后世多有所发挥与阐述，如明末清初朱氏后裔朱柏庐便在《朱子家训》的基础上，写出了《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熹送长子朱熟去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求学时，还曾写过一封家书《训子从学帖》（又名《与长子受之》），在家书中语重心长教育朱熟勤学习、交益友，一片殷殷之情，爱子之意跃然纸上，成为家书名篇。
此外，朱熹为训导子弟还曾编订一本《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从穿衣饮食、说话走路、读书写字等方面教育子弟从小就要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养成良好习惯。此书后来成为重要的蒙学课本之一，深受后人推重，里面的一些名言名句如“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等广为流传。
九、陆游病中示儿
据记载，南宋诗人陆游家训共二十六则，其从四十多岁开始写，直到八十余岁仍在不断增补。陆游很重视子女教育，写了一百多首教育儿子的诗，以这种形式传递家风。
陆游告诫儿子，但愿你长大后能让乡亲们称赞是有道德的好人，即使是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道德层面也不比高官差。“闻义贵能徙，见贤思与齐。”教导儿子做到有错必改，见贤思齐。“若夫天性澹然，或学问已到者，固无待此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假若一直心性恬淡，不图名利，或是品学修养已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不会有贪得无厌的思想。“后生才锐者，最易坏。”年轻时聪明伶俐的人最容易养成恶行，要特别警惕。他告诫儿子对后代要经常严加管束，不要让他们与轻浮浅薄的人交朋友。
陆游说，我一辈子未曾害过别人，有人害我，“或出忌嫉，或偶不相知，或以为利，其情多可谅，不必以为怨。”教导儿子要忠于职守，为民做好事，特别强调儿子在物质生活上要俭朴，要廉洁。《病中示儿辈》中，他希望儿子事事都要以那些卖国贼为鉴，切不可学他们。
十、王阳明训子家书
《王阳明全集》中收录了七篇王阳明写给族中子女的家信，这些家信融入了王阳明虽为名扬天下之士，却只求子女从小学会读书执礼，立志做好人、成良士，不求功名利禄、荣身肥家的质朴家规。
1527年，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挥师起征思恩、田州的途中曾给长子正宪写过两封家书，即《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阳明每次为国事远征，就把长子托付给魏廷豹、钱德洪、王汝中等弟子。他在家信中提到，“家众悉宜遵廷豹教训，汝宜躬率身先之”，“德洪、汝中辈须时时亲近，请教求益”，要求正宪作为王家之后，须给家人和大小童仆作出表率，并虚心向长辈求教。这两份家书一直被正宪珍藏，王阳明弟子邹守益对两卷家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信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法”，真乃“一善一药”。
在王阳明看来，“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在长子正宪10岁那年，便以书扇告诫，“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正宪20岁那年，打算参加科举考试，王阳明在家书中写道：“汝本领未备，恐成虚愿。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也不强汝也。”后来，当王阳明获知正宪与族中叔兄同赴杭城就试，还是很高兴的，“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他高兴的不是正宪从此走上科举的道路，而是他有颗上进的心。他倡导“四民异业而同道”，并不奢望正宪在科举这条路上取得成就，他最关心的是正宪是否读书立志。王阳明曾以书扇题赠正宪：“汝自冬春来，颇解学文义，吾心岂不喜？顾此枝叶事，如树不植根，暂荣终必瘁。植根可如何？愿汝且立志！”不求功名，唯重立志进取之心，这就是王阳明对子女教育有别于时俗之人的地方。
王阳明曾留下一篇著名的训子家书，这便是他46岁写给长子的《示宪儿》：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短短96个字，把从小要勤读书、循礼义、端心术、做良士的教诲阐述得通俗易懂。
十一、郑板桥“第一明理做好人”
清代书画大家、著名廉吏郑板桥，一生践行“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无论其朴素的民本思想，还是被誉为“三绝”的诗书画，皆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食粮。对家人，板桥一直主张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也是他“平生最重农夫”，向往田园生活的思想体现。对孩子，板桥在慈爱之际又非常严格。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板桥告诫弟弟教育孩子“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要教育他忠厚为人，不能娇惯他，不能让他欺负凌虐别人，有了好吃的，要分给小朋友，大家共享。“若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板桥就是这般推己及人，能想到家境不如自己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不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受伤害，不让那窘困的家长心里难过。由此教育孩子“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并让弟弟转告两位夫人，让她们懂得做好人比当官更重要——在当官就是人上人的封建时代，能有众生平等之心，已是可贵，把做官当成“小事”，恐怕在当代人心中，也是难得的，可见板桥的超凡脱俗与远见卓识。
十二、纪晓岚守正规直
为官治学，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纂官的位置上力求严谨，恪尽职守；教育子女，他深谙“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的道理，给纪氏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纪氏家训代代相传，是纪氏家族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重要凭据。
“纪氏家训”内容丰富，广为人知的有他对子女的“四戒”“四宜”。四戒是：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是：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四戒”与“四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映生辉。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除了“四戒”“四宜”外，“纪氏家训”还有“四莫”：“贫莫断书香，富莫入盐行；贱莫做奴役，贵莫贪贿赃。”跟“四戒”“四宜”相比，“四莫”着重强调的是一个人处理贫富、贵贱关系时的“底线思维”，再穷也不能放弃读书，做再大的官，也不要贪图钱财。
守正规直是纪氏家训中对修身最基本的要求，“四戒”“四宜”“四莫”凝聚着纪晓岚的人生哲学，言虽质朴却蕴藉深意。家训包含修身、勤学、清廉、劝善、处世等多个方面，寄托着纪晓岚对子孙后代的殷切期望，并以此教导纪氏后人遵从规矩做人、勤勉治学、清廉为官、淡泊自持的准则。
十三、林则徐家训不留钱
林则徐曾写对联表达教育思想：“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后代像我，我把钱留给他反而损害了他的斗志；子孙不如我，留钱给他使他好逸恶劳，留的钱越多越是增加其过错。
无论林则徐做官到哪里，在他的房间总是挂着父亲亲笔题写的对联：“粗茶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这副对联，后来成了林家的家训，不仅林则徐的儿孙铭记不忘，而且林家的儿女亲家子弟也视作传家宝，摹仿誊写悬挂于中堂之上。
十四、曾国藩倡导勤俭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
曾国藩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是“勤”。曾国藩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工）、细（工）四字缺一不可。”
十五、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十六、谢觉哉家书
十七、任弼时坚持党性原则
十八、毛泽东恋亲不为亲徇私
毛泽东不仅对亲戚是这样“严中有爱”，而且对自己的儿女爱得更深，管得更严。毛泽东先后曾有过十个孩子，但长大成人了的只有岸英、岸青、李敏、李讷四个。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那种情爱。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泽东曾对他给予过厚望。在每次写给他的书信中，总是对他有着特别的严格要求。早在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岸英和岸青的信中，除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外，还特别提醒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进步；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对岸英的严格要求，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他希望他努力学习，好好成长。为了锤炼他，毛泽东先后要他下农村当农民，进工厂当工人，后又派他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毛岸英在战场上牺牲后，毛泽东又劝说家人让他安眠在异国他乡。
十九、周恩来“十条家规”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它像一面镜子，告诫我们如何掌好权、用好权，如何过好权力关、亲情关。
二十、刘少奇不同意长女预备党员转正
1951年2月，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的党员预备期已满，她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她的转正问题。
刘少奇知道了，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刘爱琴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
党支部会上有人提出要取消刘爱琴预备党员资格，刘爱琴觉得头嗡的一声，要炸了！心想：“爸爸对我太严了！要求太高了！”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1939年夏天，刘爱琴与在延安的其他干部子女、烈士子女一起被送去苏联学习。由于进步快，1950年6月，刘爱琴被学校党组织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刘爱琴回忆说：“我回国后，可以说工作、学习、生活似乎平静而顺利。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预备党员期满后，父亲会不同意我转正！这件事对我震动太大了!回想一下，我回国一年半以来，同父亲接触较多，父亲最了解我。他认为我这个女儿的思想作风并不那么艰苦朴素，遇事还不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没有经过风雨，学习也不行，思想上也不行。我对父亲的话进行了认真思考，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逐步成熟起来……”
二十一、邓小平“不能搞特殊”“做开明人士”
在邓小平的家庭里，父母从来不干涉子女，子女的事情完全由他们自己解决。邓小平的长女邓林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富有人情味的人，特别是家庭民主气氛好。邓林说，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年过春节，邓小平召集全家子女开家庭会，他特别严肃。他问子女：“你们在政治、经济上有无问题？如果有，要补过，有多少，补多少，没有，当然更好。”他又点名说：“朴方、贺平手下都有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都要检查。邓林、邓楠、邓榕虽与经济无嫌，但政治方面人人都可能出问题。”他说：“如果你们哪个进了法庭，先向你们打个招呼，我要做个开明人士。”
二十二、焦裕禄叮咛子女“千万不能搞特殊”
焦裕禄对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大女儿焦守凤毕业以后，想去一个好单位。焦裕禄同志教育她说，你跟群众比一比，看是不是大家都能随便到一个好单位？你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高人一等，你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后来焦守凤就通过招工去了供销社副食品加工厂，在那里卖咸菜、酱油。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看“白戏”的。当时兰考大礼堂跟县委紧挨着，县委后院有一个小后门直通礼堂，不买票就可以进去看戏。不少同志都会看“白戏”。焦裕禄知道以后，首先从教育自己的孩子做起，告诉他们不买票就看戏是剥削演员叔叔、阿姨的劳动，不能这么做。他不仅为孩子补了票，还亲自制定了《干部十不准》，规定所有干部连同家属都不许看“白戏”。
焦裕禄去世前还嘱咐妻子：“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不搞特殊”是焦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牢记在心的四个字。如今，焦裕禄的儿女又把这几个字传给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相继入党、工作、成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普普通通做人，本本分分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