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年是我的人生转折期，恰好也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关键阶段。”罗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没有一句废话，“作为一名军人，能参与这段历史，我很荣幸。”
人物简介：罗援，出生于1950年，祖籍四川苍溪。1968年参军，1978年1月调入军事科学院，200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退役，现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被视为解放军强硬派的代表之一。图为2016年1月11日，罗援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傅聪摄)不仅阅兵，更要阅魂
作为军事问题专家，罗援10年前已出名，梳理他的话题脉络也就颇有意义——大抵可知这10年来，在军事和国防层面，中国经历过哪些大事，公众的视线盯着哪里。
历史上，一国崛起总会带来地区力量的新博弈。2010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的南海、东海等成了各方力量角逐之地。最初是美国宣布“重返亚太”，美韩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把航母开到了中国门口。罗援从历史的思考回到热点前：“美国既然送上门来，我们也可以逼近观察一下，检验一下我国的侦察预警和感知系统……以前我们军演，还要搞个红蓝对抗，现在美国免费给我们当蓝方。送上门的活靶子，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这也是我们磨砺战斗力的磨刀石。”
2013年，中国在东海正式划设防空识别区。自己的建议被国家采纳，罗援本可以“嘚瑟”起来，但他淡然处之，说这些建议不是他一个人提的，很多专家都提过。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
时代在变，罗援的话题在变，但有条主线从未改变：“国家安全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影响国家安全的无非内忧和外患。军中腐败、光荣传统传承不利等就是内忧，来自国际的威胁就是外患。”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前夕，罗援出了本书，叫《鹰胆鸽魂》，第一次梳理了多年来的观点。序言中，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刘精松上将总结了罗援的风格：“写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之事;道人所未言之理，或者言所未尽之意。”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罗援接受记者采访。闲不住的将军
除了多出几根白发、几道皱纹，罗援的公众形象一直没什么变化。但在公众视线之外，罗援这10年来的工作、生活其实变化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生转折期。
2006年，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罗援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命令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第一次穿上挂着少将衔的军装，感觉肩上分量不小。这颗将星带来了荣誉，但更多的是责任。”在此之前，罗援升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由于部长空缺，他主持起部里的日常工作。罗援说：“这10年正是中国军队的改革酝酿期，部里要为中央军委提供国外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科研任务很重。”除了带领全部科研人员攻关，罗援还要兼顾研究人员的生活：“在能力范围内，为他们安置家属就业、解决子女上学，有时还要调解家庭矛盾。我水平有限，被推到领导岗位，只能尽力而为。”提到这些，他下意识闭上眼睛，捏了几下眉心，可见当时负荷之重。
行色匆匆间，转眼又5年。2013年，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罗援正式退出现役。退役前，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找他谈了话。尽管身上的军装让罗援百般不舍，他的表态还是很干脆：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只是一向理性的他难得说了句感性的话：“从军40多年，骨子里都浸透了兵味儿，不论走到哪，魂都留在军营。但我不想当官，只想做事，就是当官也是为了做事。”
上世纪70年代初，罗援(中)和云南边疆部队的战友们参加训练。“红二代”眼中的反腐
罗援说，这10年人生转折期，基本上是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位军委主席任内度过的。其间，军队变化不少，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军中反腐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气转变。
2008年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时，常有来自地方的委员问罗援：“听说军队腐败比地方严重，跑官、买官成风，还明码标价，是真的吗”每次听到类似问题，他在解释此种说法夸大其词时，总是心如刀割，还有些尴尬。至于尬尴的原因，罗援挠挠头：“那时腐败问题是比现在多，军队风气也不太好。身为军人解释这些问题，总有点无奈。”
其实，军队从未纵容腐败。即便在10年前，也有海军原副司令王守业、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等人，因经济、泄密等问题先后受到惩处。但如罗援所言，“那时”军内风气确有问题。前不久，《解放军报》撰文描述了当年的情形：某些人的“好日子”无非是“吃喝公款埋单，公车随意私用，旅游部队接待，住房超标超占，公差随叫随到……在不良风气和政治生态之下，不‘搭天线’可能进不了圈;不跑不送，可能原地不动;不请吃吃请，可能丢掉选票;不讨好讨巧，可能干了也白干……这样的日子，对多数人而言，的确是难受、难耐、难熬”。
这样的日子，罗援有切身感受。“我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工作时，有人来参加课题评审，通常要请人吃饭，也就是工作餐。经费有限，我定了人均30元的工作餐标准。很多人说太少，就提高到50元。我算了一笔账，按那时的物价，10个人到餐馆，500元绰绰有余。但有人告诉我，人均50元还是不行，连喝酒的钱都不够。当时很多单位相互攀比，接待领导时看谁拿的酒档次高，谁酒喝得多，谁就热情。最后，人均50元的标准都推行不下去。所谓工作餐，成了变相福利。”
这种大环境里，反腐阻力不小。罗援有一次到基层部队讲课，部队副政委说他们这里有跑官、买官问题。罗援听罢说，只要你有真凭实据，实名举报，我就敢向军委领导反映。“起初他激动地说要写材料举报，但过了一两天发短信告诉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说了。”至今提起此事，罗援还用力敲了两下座椅扶手，“很多指战员早就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在那个大环境下敢怒不敢言。”
以今日军队反腐成果来反推，当年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彼时，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巨贪还在占山头、拉帮派。直到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开始与谷俊山的反腐斗争，事情有了变化。在罗援看来，这算是军队全面反腐“第一枪”：“谷俊山落马首先得益于中央军委支持。刘源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做过汇报，得到全力支持;习近平主持军委工作后，要求一查到底。”2013年，谷俊山被调查的消息得到证实;第二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又过了一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落马。一大批贪腐军官陆续受到调查、惩处。
“老虎”倒了，“苍蝇”少了，军队这片“林子”自然清静许多。“治贪腐也要树风气，中央军委给部队作风立了不少规矩。不敢拿公款乱吃乱喝了吧军队院子外面的餐馆冷清了吧没人开着军车到处晃荡了吧超标超占的住房退回去了吧超占兵员清退了吧形式主义少了，更多的精力花在作训上了吧……”罗援掰着指头细数变化，一只手不够用，换只手接着数。
反腐也给社会带来了理性。罗援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是人们常说的“红二代”。但罗援不太赞成“红二代”这个提法，认为叫“革命后代”这个称谓更好，其中包括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爱国公民的后代，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称之为“革命后代”。如果真叫“红二代”，也应该与“官二代”有严格区别，“红二代”突出的是一个“红”字，保留老红军、老八路的红色底蕴，永远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官二代”突出的是一个“官”字，追名逐利，严重脱离群众。前些年，老百姓对“红二代”印象不佳——有人靠父辈功绩混吃混喝，有人全身名牌、招摇过市，更有人贪污腐化。那时，“红二代”身份好像成了负资产，罗援也曾经为此烦恼过。这两年，社会风气渐好，人们对“红二代”的评价趋于理性。罗援视之为一种回归：“这个群体的实际情况被更多地了解，大多数‘红二代’是有担当的，保持着老红军、老八路的本色。按不少人的标准，习主席也是‘红二代’，他从基层一路走来，如今挑着最重的担子。现实让人们又记起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他们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有“自来红”思想，不能脱离群众搞特殊化，不能成为八旗子弟。这样，‘红二代’原本的形象也就回归了。”
中国军队成熟了
2006年，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任上，罗援倡议并参与主办了第一届香山论坛。最初，他只想办一个部里的对外窗口：“那次论坛规模不大，开的口子也很小，只邀请了各国的军事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第一届香山论坛可以看作当时中国军队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刚刚起步，还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时，中国不再认为“与外军联合军演必将泄露我军机密”，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联合军演，但又局限于只同关系较好国家举行双边联合军演，很少涉足多边联合军演;参与维和行动渐多，但从未派出作战部队。
正是从2006年起，中国军队对外开放步伐加快。2008年派舰艇编队前往亚丁湾护航，被视为中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的标志性事件。在中美关系并不平顺的2013年，中美两军在夏威夷举行了联合演练，中国军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去年，中美海军首次在大西洋举行联合演习，八一军旗飘扬在西方视为生命线的海域。对罗援而言，香山论坛的发展更是他亲历的：2014年，国防部长常万全首次出席，论坛由非官方的“第二轨道”升级为具有官方性质的“一轨半”。去年的第六届香山论坛，数十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
在罗援眼里，对外开放显示了军队的自信，对内开放展示了军队的成熟。2007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2011年，国防部建立例行记者会制度;2013年，18个集团军公开番号、驻地。“以前，集团军驻地周边都挂着‘军事禁区’的牌子，新闻里常见‘某集团军’的模糊说法。见微知著，中国军队成熟了，知道什么要保密，什么可公开，怎么巧用透明的技巧为我所用。”罗援说。
装备重要，用人更重要
“这10年，也是中国军力的提升期。”罗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解放军在各方面做出的努力，比如反腐、军事改革，最终都是为了提升军力。”
“军力提升有软、硬两个方面。硬的就是武器装备。”罗援说，“阅兵历来是观察武器装备发展的最好机会。”开国大典上的“万国造”“骡马队”，还有因不够编两个梯队而飞了两趟的飞机，就是当初武器装备状况的真实写照。这10年，罗援见证了两次阅兵。“2009年国庆阅兵，所有参阅武器装备全部是本国制造，其中90%以上是阅兵场上的新面孔，以第二代或二代半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第四代是牵引。以空中梯队为例，主要是歼7、歼8战机，歼10战机虽说是骨干，但就那么几架。”
6年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武器装备实现了代际更替。同样全部国产，27个装备方队中，84%的装备首次亮相，且均是现役主战装备。罗援兴奋地说：“2015年的阅兵式上，武器装备已是第三代为主体，第四代为牵引，第五代成了研发方向。”
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后，提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有了明确的方向，军队的用人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一轮军改中新成立部门的领导，很多是从基层干起，在部队带过兵的，还有人上过战场，是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军力发展的人才保证。”
尽管对中国军力未来发展很乐观，但罗援还是很理性：“军力会继续提升，但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也给我们提出了新挑战。眼下新一轮军改，也是为了使军队发展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为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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