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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观幸福感收入偏好
一、收入、失业与主观幸福感
学术界普遍认为收入和失业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是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结论。经济学和心理学关于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原因之争依然存在。
二、效用、偏好与主观幸福感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的效用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用水平等同于幸福感,现代经济学定义效用水平是依据人们的实际偏好,基数效用被作为一种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工具被抛弃。这一处理使现代福利经济学在分析社会选择或生活评价等领域时,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
对效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需要与偏好的分析为基点。人们渴望得到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偏好通常是不同的。一般方法是从分析实际偏好开始到信息完备的偏好,最后用幸福感来代替偏好。Harsanyi(1997)则认为,由于存在认识或信息的不完备和虚假的偏好,使实际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被降低。同样,由于一些内生的或已经形成的非理想的倾向(例如轻视未来的福利、最大化自身的生理适应性而不是福利),也应该降低信息完备条件下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
三、未来研究方向
政府都希望能提高社会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去评价政府为了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所推行政策的绩效呢如何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主观幸福感。
1、测度指标的进展。主观幸福感研究一直以个体为分析对象,主要进行个体之间主观幸福感的比较。为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大多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以及为了评价政府提高大多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策绩效,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宏观的主观幸福感数据,这些数据就像衡量国家财富的GDP一样,能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能进行比较,进而能为政府机构提供更好的参照标准。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为大多数公民创造更多幸福,那么平均幸福感则是很好的一个指标;如果目标是度量持久的幸福感,则可以用幸福生活年数指数;如果目标是为了缩小公民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则用不公平的幸福感的标准差作为度量指标。
3、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研究主观幸福感。新兴起的行为经济学是介于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观幸福感最近的一个研究动向是探究经济生活中行为的适应性是否完全以及这种适应性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依据心理学的定点理论,人们首先对经历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使幸福感发生变化,但不久后幸福感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基础水平。但是Lucasetal(2004)用纵向数据对幸福感的研究否定了完全适应性的假说。他的研究认为,在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中,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完全恢复到失业前的水平。Oswald(2005)认为,如果人们曾经罹患重大疾病,那么即便在六年后人们也不能完全地适应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
尽管国外幸福感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国外所做的研究大都是以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除收入和失业外,二元经济、区域分割以及社会流动性不足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幸福感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幼穗、吉楠: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经济学,2006(3).
一、引言：范式及其演进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范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解释力与预见力提升的过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综观经济学发展史，范式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知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伴随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知识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泉源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命题的某些涵义。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
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阐释，这其中的逻辑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沿着smith的分工思想，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二）古典经济学所蕴涵的知识命题
对知识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贡献有两点：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内核为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后来者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涵又是经济学家研究知识问题的动力源。正是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所推动的物质财富创造机制的变革，才最终提出和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识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走上当今社会经济舞台，并成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不过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线光。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知识的认识是间接的、浅层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直接论及知识问题，并非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那时，资本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要素，知识还是浅层的、低附加值的，还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机制尚未成熟，知识只能附着在其他要素上发挥作用。由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识问题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还缺乏研究知识问题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会作出说明。
三、“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的漠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完全竞争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释经济行为。6从debreu完全竞争模型可见，稳定性偏好、理性最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则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显然，这三个保护带所指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笔者在本文中把具有这样保护带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下文将要论及的经过修正了保护带的新古典范式。
认真研读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知识范畴的论述。7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在地消解了对知识范畴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拥有实现其效用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也即经济行为主体的知识是完备的。在主体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知识已经是给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现和学习。只需确保主体进行选择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实现一般均衡。由此，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中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价格理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而“知识”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内生演进与效能层面的持续递增状态，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的揭密，在确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学与知识的联系在纯粹新古典范式里内在地被割裂开来了，知识范畴无法进入也无需进入纯粹新古典范式的视野之中，这就是纯粹新古典范式对知识的漠视。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研究的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新古典阵营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作出了适当地调整。
首先是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knight（1921）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险化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知识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现实性、合理性的审慎思考与认真对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评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年轻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的假设，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畴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边界问题，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9在coase开创性工作的推动下，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畴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入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simon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视野。
经过以上保护带调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范式进步，我们可称之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识范畴就逐渐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天然地是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调整，大大开拓和启动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配置问题进行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探索。
（一）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
1．知识不完备性。得益于knight的启发，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论与经济理论联接起来，从主体心智的局限性层面阐释了主体知识内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假设，10进而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经济学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经济学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识不完备性假设，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内开了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之先河。可以说，关于知识不完备性特征的揭示，是经济学中对知识“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触及。
3．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涵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涵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11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很显然，承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就承认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知识溢出效应命题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形成了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等。
（二）关于知识配置问题的研究
以上对知识性质的探索，为建立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铺垫。基于以上知识性质的理解，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以及知识主体的激励等知识配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里，有大量的文献可供攫取与归纳，由于文献零碎，条分缕析的工作颇为棘手，下文只能作个简要的梳理。
2．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及其效应。我们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不仅是一个存量，也是一个流量。存量表明，现在的知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果；流量表明，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处于不断更新势态。另外，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主体是以各自所拥有的要素来获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种要素于生产实践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种或某些知识的过程与结果，这当中同时也是各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学习行为。以上的分析集中为一点，就是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过程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知识的不完备性与互补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这个命题。而对于知识获取的学习过程的具体描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业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论。
3．知识产权主体的激励。当知识以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时，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产权。知识产权主体需要相应的激励以促进知识的持续利用与进步。这样，对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自然要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
随着知识要素作用的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资本化现象也就随之产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周其仁（1996）、杨瑞龙（2000）等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深入探讨了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问题。在高科技产业中，创业者以及高科技人员一般都能凭借创意知识或技术能力而拥有一定份额的股权。在当代高科技经济中，人力资本股、创业股、创意股等范畴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rajan&zingales（1998）等人的企业进入权命题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创业企业观也从不同的视点对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除了知识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知识产权主体。对高科技企业激励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知识产品的定价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coase（1972）的《耐久性与垄断》一文，对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策略以及知识产品的定价策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契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shapiro&varian（1999）对高科技企业竞争规则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认为，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网络外在性是知识产品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结合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基本竞争策略，如差别定价、标准竞争、捆绑销售和锁定等。
以上经济学家关于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奠定了知识经济中的契约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总的来看，新古典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标准化的显性知识层面，对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专利保护问题。而对于隐性知识及其产权主体激励则很少涉及。
摘要：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基于经济学、法律、哲学、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比较分析、博弈论和心理学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视角；理论拓展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法学界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1]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虽然对于研究目的有着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的视角
用波斯纳的话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应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2]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3]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其他视角的研究都是对经济学视野中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以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坚定的市场观念为核心观点，采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条是“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义，效率应该成为法律解释的关键。”[7]因此，法律应尽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资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改变在以下情况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没有人变坏；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损失者可以由获利者给予补偿（财富最大化）。因为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人们很难对什么是公正达成共识，所以考虑是否公正，只会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无法接受的模糊地带，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决）的最佳标准。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分析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意义重大的方法，并对法律本身的解释与实施产生了影响，它使法律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内的一个次级领域，一种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观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
二、法律经济学：法律的视角
由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影响了法律思维，法律体制及其参与者都受到了以促进效率配置为目的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评价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探讨法律经济学和传统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由此形成了法律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较法领域经济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并探究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对这些领域的影响。[4]
三、法律经济学：哲学的视角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供选择的原则是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一种传统的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2]功利主义原则将个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许平衡权利的分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失去的部分”又通过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够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义原则就不会禁止任何权利分配。问题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原则时，法律经济学不仅需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福利的比较问题，还必须面对所有针对功利主义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13]为此，在功利主义原则之外，法律经济学（尤其是波斯纳）又强调了另外一条原则――财富最大化原则。
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是法律经济分析中的解释性和规范性标准，谋求社会财富最大化是法律决策的重要准则。在波斯纳看来，财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财富最大化促进了效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财富最大化也是正义的标准（资源浪费对稀缺社会来说是最大的不正义），财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义则涉及伦理的、哲学的评价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为人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实现手段。[14]
问题是同功利主义原则一样，财富最大化原则也要面对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财富最大化标准具有不正当分配的倾向。而且，要使财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还会导致现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原告将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会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让第三方参加诉讼能够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应该鼓励第三方提讼。同样，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实际造成损害者能够有效地将成本最小化，那么他们反对诉诸法律行动就应该是适当的。如此一来，在财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会被公法彻底吞没，法院将不再履行其传统职能――将公正给予各方当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看来，不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奠基于财富最大化，还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义标准，法律经济学都必须面对着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难以驾驭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转向更加实际得多的应用性问题。
四、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的视角[4]
作为法学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学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提出批评时，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法学视角。批判法学认为，自由市场的效率取决于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而外部性问题比经济学家们可能认识到的更严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法律经济学强调，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效率，因此，应该从一种能够使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制定调节自由市场的法规，而不管分配的结果如何。自由市场能够做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问题（外部性问题）留给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制度和调节计划解决。这样做在制度上是适当的，因为这些决定是政治的，应该由多数表决来决定；在经济上也是适当的，立法机构是有权制定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标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规制定机构。
在批判法学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论证前后矛盾。立法机构能够颁布法典，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应，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会有几种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规则，从效率观点来看，它们具有同样的优越性。在一种办法具有决定性时，就相当于使一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成为事实。显然，每一个法规都会产生不同的财富效应。“一旦我们选定了规则，游戏本身也会产生许多可能的结果（外部性），这要取决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每一种，都包括一种分配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源配置。”[4]于是又只能通过税收和转移修正分配结果。因此，即便立法机构是通过税收和转移调节修正外部性问题的适当机构，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这种修正的实际影响也是非常复杂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试图以效率为中心建立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法规是不现实的。由于存在众多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又都导向一套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税收调节计划，所以不会有有效的法典。运用效率标准（尤其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制定法律规范，既不现实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作为一个事实，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决定损害法的范围、要不要对消费者和劳动合同强加强制条款之类的问题时，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标考虑进去。在这种背景之下，制定规范自由市场的基础法规，似乎本身就是“调节性”的――涉及一个又一个案件，一个又一个的部门，特别是政府为鼓励做大蛋糕及做出来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决策。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按照效率原则来确立界定自由市场的法律规范，权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话，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都会起作用，冲突的权利、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都是关键的因素。
五、法律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
女性主义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受到以效率为焦点的规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经济分析与作为规范标准的效率联系起来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个人都维持现状的领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抛弃以效率作为常规的标准”，[4]它的标准取自经济――分配的正义、反对歧视、监护――以外的，却具有适当经济概念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认为，在就业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别但与工作无关的歧视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歧视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
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概念是在这样的范围使用的：它们须经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经验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检验。因此，在分析性骚扰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使用劳动力市场中的抉择人这样的经济概念，在分析离婚时使用人力资源、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义范式：通过这些分析（就业、选择、性别特征、婚姻、爱情等在经济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须通过发掘理解和强有力的，也许是带有偏见的论点而有所得。
六、法律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
从学科分类来说，博弈论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数学方法构造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人类行为理论是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博弈论有四个基本特征：群体性（社会生活是两个人以上的世界）、互动性（事情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性（每个人都认识到并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性）、理性（所以每个人选择行动的时候要针对对手的可能行动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16]由于博弈论对于理解法律的构成及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途径“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论被广泛地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
博弈论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的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动决策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因此“法律经济学只有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例如，利用博弈论，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价与接受问题，约翰斯顿（Johnston）阐述了合同违约规则，戈顿（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尔梅尔（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冲突问题，埃里克森（Ellickson）说明了习惯如何能与法律规则一样发挥作用。
七、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比较分析的视角也被称为比较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假设是：法律不仅是创造了相应的激励的法律规则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转化为一些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隐含定价系统，法律的修辞学或意识形态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用来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经济观念的话。[7]基于这样的认识，比较法律经济学以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法律制度的变迁与移植、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法律结构。
效率与公平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有效率的法律解决办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义）。比较法律经济学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制度的舞台上，公平与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与公平总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都会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财产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财产）提供了这两方面结合的一个例证。因此公平与效率“远非对立的观念”，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中，它们都是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比较法律经济学分析了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看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会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样性可以被理解为由法律传统和法律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结果。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不论是有意识的选择或由于社会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强烈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运行。但是法律的变迁和移植方向也同样追求公平的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是法律对社会所感知的公平正义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应。
比较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西方国家是不同质的，但是法律经济学对分析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同样是有用的。在一个软弱政权以及相应的发展中的法律体系中，交换关系主要通过非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行的。关系原则（relationalprinciples）不仅适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约，而且适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层次并不构成一个传统，法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当法律制度的改变面临着政治选择的时候，由于不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法律程序与政治程序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形态的偏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拒绝法律向效率的渐进演变。所以，欠发达国家的挑战是发展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法律传统，在这一进程中，比较法律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欠发达国家厘清它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性特征，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径或最佳路径，通过相互学习，较不发达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将最初的解决办法发展成一种有效的且不同的发展路径。
八、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
由于人们的行为“不仅仅由有关经济约束条件决定，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内生偏好、知识、技能、天赋以及各种心理和生理约束条件的影响。”[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们是怎么选择和行动的，就必须将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法律经济学对人类选择的过程以及人类判断和福利的结构重新进行了更系统的评估，从而正在逐步形成行为法律经济学。[19]
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经济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日常行为缺乏解释力，在《告别理性选择》一文中，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指出，由于纯粹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错误这一部分人类行为不能给出充分的解释，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该理论也解释不了那些导致人们做出看似非理性选择的冲动克制问题。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们总是做出自利性选择，无法说明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必须修正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新的假定，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做出决定时，只是具备了有限的知识和资源，因此，人类的决策行为会出现与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有限意志意味着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人类最终的决策可能偏离利益最大化的轨迹。有限自利意味着个体决策受到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现利益的实现，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现利益以外的东西。[19]
九、结束语
虽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经济学的参与者都认为，不论各个学派的意识形态信条多么独特，总会存在共同的基础可以将该学科内所有的学派统一起来，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在法学内寻求新的理念。”[6]基于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仅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活动的实践会对新的制度产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变迁在中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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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不过是投入和产出的生产函数，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组织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视了，因而长期以来企业理论被称为"黑箱"。企业的契约性质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来，被称为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企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函数，而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性质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来的，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将之用于经济分析，将生产的制度结构纳入经济理论。他认为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在企业内部契约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具有一定强制性权威的企业家的指挥。
张五常[2]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用资本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一种契约方式代替另一种契约方式。市场交易的是产品或商品，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两个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而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市场分离的前提。
杨小凯和黄有光[3]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书中，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两分法、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契约模型。认为作为促进劳动分工形式的企业，尽管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当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时，企业就会出现。由于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在改进交易效率的同时，还能避免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由于对管理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的测量要花费极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也对企业的契约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中的每个雇员与雇主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关系，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差别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他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契约人--但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格罗斯曼和哈特[6]在坚持契约论的基础上，通过引"不完全契约"概念将企业性质理论推进了一步。他们将契约分为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并且认为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而正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没有详细规定的剩余权力就必须赋予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在履约过程中行使。因此，在他们看来，企业本质上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权在履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契约。
三、委托理论
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产贡献较难与另一个人分开，从而就较难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支付报酬，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鼓励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因此他们让团队监督者拥有团队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激励的方式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点为企业委托--理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詹森和马克林[6]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适当激励人的方法和承受约束人越轨行为的监督费用的方法，限制人与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中提到："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
张维迎[10]在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中谁应该是委托人这个问题，发展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契约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了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的因素，资本雇佣劳动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
[1]科斯.企业的性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8]詹森和马克林.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0.
【关键词】口算教学重要性问题和对策
一、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重要性
庄慧芬指出口算的最一般基础是数意义上的“凑整”，学生在口算时而简化的前提是数据上的“凑整”，以日常基本口算作为基础在头脑中快速搜索整合；其次，口算是建立在学生理解并熟记常用的一些运算定律的基础上，如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减法运算性质，乘法分配律等；三是直接提取的基础如最基础的20以内的加减法和表内乘、除法学生熟记了这些最基础的最常用的运算结果。【1】
每个小学生的数学学习，都是从最基础的认识数字开始的，逐步推进。口算作为小学数学学习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能否学好数学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中高年级中，对学生口算能力的要求有所提高。在这一阶段中，学生开始接触四则运算和简单的应用题，这都为学生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学生学习四则运算的同时，除了掌握计算法则之外，还要对运算结果及运算顺序综合考虑。学生要想得出正确结果，口算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学生口算能力的训练，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四则运算，从而保证做题速度的同时，提高其准确率，让学生对简单应用题的学习得心应手。【2】
总之，口算是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基础，在学生认识数的初始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未来潜在的小学老师，我们必须把口算教学重视起来。
二、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现状
王建华在对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的问题作了总结：（1）不教也会的错误观点深入人心；（2）教学过程流于形式；（3）把错因都归为学生“粗心”；（4）一味机械的巩固练习。[3]
曹小兰在研究中也做了大量分析，认为影响小学高年级学生口算教学的因素有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有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完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有差异、学习态度和习惯等，客观因素有教师对口算价值的理解偏差、算法多样化的整合与选择不够合理、缺乏合理训练等。[4]
李志云在《小学数学口算教学中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中谈到了学生在口算中存在的缺陷主要有：学生只知结果，而不知其所以然；练习单一、机械，而没有练习的实效；过度偏向于问题的解决，而忽略了口算的练习。[5]
屠天源和沈燕认为当前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有以下几大方面需要引起重视：（1）口算方法把握不准；（2）口算训练操作不当，方式单一、练习要求不明确、只注重量的积累、过分注重口算方法多样化等。[6]
张艳梅指出当前口算教学存在的问题就是，当前很多教师认为就整个小学数学教学体系而言“口算教学并不重要”，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不重视口算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原因如下：教师对口算教学的价值认识不深刻；口算训练的内容与形式单一；缺乏能体现口算教学价值的评价体系。[7]
像在实际教学中一般都是利用实物投影或卡片以及书本中的现有练习或自行印制的练习纸进行训练，这样比较呆板的呈现方式必然会给学生带来厌烦、失去对口算学习的兴趣。而有些老师则为了寻求课堂的趣味性，在课堂上插入一些自认为有趣的小游戏，但由于没有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及内心真正的需求，所以并不能引起学生丝毫的兴趣。在口算练习方面，教师几乎全是一种形式，即视算，这种练习形式只利用了感官中的眼睛，长此以往，学生不免产生疲劳感与厌烦感，这不利于学生口算能力的训练。
三、小学高年级口算教学中出现问题的解决策略
陈静在《小学数学口算教学的有效策略》一文中指出小学数学口算应坚持如下策略：持之以恒的有效策略；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有效策略；提高小学生口算兴趣的教学策略；培养小学生养成良好口算习惯的教学策略。【8】
郭霞《小学数学口算能力的培养》中认为口算能力培养策略如下：重视让学生通过学具的亲手操作，获得数的概念，领会计算方法；生活实际引出计算教学，理解算理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关键；从实际出发选择练习形式，提高课堂练习效率；练习要有针对性，更要帮助学生发现计算中的规律；开展竞争，形成技能。提高学生计算能力一定要先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9】
陈洪斌《小学低段口算教学探究》中提出提高口算能力有以下措施：结合具体情景，强化算理教学；借助学具操作，获得口算方法；巧设计算练习，提高口算能力；运用评价机制，培养口算兴趣。【10】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说：“数学学习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与游泳、骑自行车一样，不经过亲身体验，仅仅从看书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转贴于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