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话题。在16世纪形成全球国家体系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主导国。随着主导国的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偶尔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试图追踪和解释为什么在过去5个世纪里这些大国相继崛起和衰落。
对主导国的兴衰有诸多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研究可以说是保罗肯尼迪的研究，他将霸权的衰落归因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导致世界中心的转移。当政策制定者界定的全球义务远远超过霸权的防御能力时，就会出现帝国的过度扩张。此外，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经济上的不足是导致霸权衰落的原因。也就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以保持其主导国地位所需的经济成本超过其财政实力。然而，理查德内德勒博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将霸权的衰落归咎于骄傲自大，认为“违背当时公认的道义规范的行为破坏了大国的地位、影响力甚至霸权”。
如上所述，大多数理论都在研究如何回答“为什么霸权会衰落”的问题，几乎不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一个国家如何成功崛起？”似乎有理由断言，世界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因为现有的霸权衰落，同时也是因为新的世界大国崛起。然而，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完全忽视了崛起的原因及其机制。因此，本书的目的是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解答崛起国何以成功这一问题，希望找出崛起国成功取代主导国的潜在机制。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表明，当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时，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就可能反转，崛起国将成为新的主导国。换句话说，当崛起国的领导力比主导国和其同时代主要国家的领导力更强且更高效时，所有这些国家的国际权力将以崛起国胜过主导国的方式被重新划分。为了系统地探讨政治领导与国际权力再分配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先来厘清道义、权力、实力和权威的概念，因为它们是政治领导的构成要素。区分清楚这些概念后，我们将分析道义对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影响。
道义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误解
《国家间政治》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典现实主义既不否认道义的作用，也不忽视其对国家实力或权力的影响。学者必须避免的是把一个国家的道义与国际道义混为一谈。摩根索反对根据一国特殊的道义价值观发动战争，他也不支持通过战争手段向全世界输出政治价值观的企图。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反对美国为了人权而发动战争。这个理念对我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即在普世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定义政治领导的道义。
《大国领导力》
道义现实主义中道义的工具性
本书的理论遵循古典现实主义的原则，从国际权力、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国家的道义行为。古典现实主义者卡尔说：“正如在国内一样，政府虽然需要权力作为其权威的基础，但也需要被统治者赞同的道义基础，因此国际秩序不能仅仅以权力为基础，道理很简单，人类终究会反抗赤裸裸的权力。”同样地，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政策制定方面，道义与权力、实力和利益同等重要。现实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利益的方法有两种：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本项研究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因此本书中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和实例属于前一种。
道义的层次与构成
为了避免任何语义上的争议，我们最好先对“道义”一词进行定义，因为国际关系学者经常根据对同一个词的不同理解进行概念方面的辩论，加上人们对“道义”一词通常的理解会更加令人困惑。因此，在讨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之前，有必要澄清国际关系理论中“道义”一词的层次和构成。
以政府道义为标准
本书是依据国家行为讨论国家道义的，而不管这种行为背后决策者个人的动机或信仰是什么，因此讨论的标准绝非任意的。
如果国家行为符合普世性的道义准则，它就是道义的，反之则是不道义的。也就是说，确定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否道义，需要根据普世性的道义准则进行评估。评估一国行为是否道义的问题不涉及主观概念，只要求人们回答“是”或“否”。人们回答的结果决定了所评估的行为是否道义。回答“是”的比“否”的多，那么该行为就是道义的；而如果多数人的回答是“否”，那么该行为就不是道义的。
判断决策者的行为是否道义，首先要确定用哪一套准则进行判断。这是由行为者的身份决定的。道义判断分为个人、政府和国际三个层次。例如，一个普通公民有责任为他的家人提供医疗保险。如果他在自身责任之外帮助他人，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他不为外人提供医疗保险，也没人会指责他缺乏道义。这是因为公民个体的行为是根据个人层次的道义来判断的。然而，一国领导人不应只考虑其家庭的福利，因为人们期望领导人制定的政策能够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与此同时，没有人期望一国领导人关心他国国民的医保问题。对二者期望不同的原因是，对一国领导人的判断是在政府层次进行的。第三个层次的判断适用于诸如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他的任务是为全球人民提供医疗保障，人们期望他能实施有益于所有人的医保政策，而不考虑国界或个别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位领导人的行为就是根据国际层次的道义来判断的。
为了避免纷争，同时因为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专门论述国际关系的理论，所以本书关于道义的讨论特指政府的道义，据此，领导行为将根据公认的有关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行为准则来判断。从古至今，西方人一直普遍认为公共道义与个人道义有区别。在尼布尔看来，个人道义行为与社会群体的道义行为是有区别的，个人道义伴随着个体自我的升华进入群体之后，在更高的层次重新表达这种利己主义。这种公共道义与个人道义的混合会导致遵循哪些道义准则之争。这种差异可见于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中。一些人认为克林顿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弹劾的理由，另一些人则不认同这种看法。讨论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双方依据的道义准则不同。
谈到“政府道义”，我们指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它要求“政府……阐明其行为可预见的结果”。南内尔基奥恩说：“‘责任伦理’是一种结果主义道义的形式，不同于康德的义务论方法。”本书中，政府道义指的是诸如保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履行国际规范的义务、对盟国的战略可信性等概念。政府对它所代表的国家和它所治理的人民的责任是政府道义的核心。例如，许多美国人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无道义责任感更糟”，因为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全球领导真空，让中国填补，破坏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的战略关系，使美国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推动主要大国在华盛顿出售它们的股票。
政府道义的普世性
道义除了有层次之分，还有内容之别。讨论道义时我们需要分清普世道义和民族道义的不同。不同于民族道义（如美国的、中国的或日本的政治文化准则），普世道义的内容是一个国际体系内所有成员包括敌对国家的共同道义准则（如爱国、负责任和讲正义等）。因此，本书用普世的道义准则来判断一国的领导是否讲道义。所以，这里所说的政府道义是指政府行为遵循的普世道义准则。
说世界上有普世道义准则，这似乎忽视了文化差异，从而引起人们对帝国主义倾向的担忧。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知识应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人们日益认识到意志和自然对人的行为有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有着相似的道义基础。杰西格雷厄姆等一些文化心理学家用进化论的原理解释了为何不同文化的社会对道义有着相似的判断标准。他们的模型也称为“道义基础的理论”，认为普遍流行的“白板说”（即人出生时心灵是一张白板）是错误的。人类在进化的历史中形成了崇尚5个伦理基础的倾向，每个部落或每种文化在这个伦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关于道义的故事。这5个伦理基础是关心/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破坏、神圣/堕落。不论其文化背景有何不同，所有人都普世性地崇尚每对行为的前者，鄙视后者。不具有这些道义基础的个人通常被视为社会的破坏分子，被社会群体排斥。简言之，人类不断向道义的方向演化并变得讲道义了，全人类讲道义的基础都是相同的。
由于国际道义是由人类逐渐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世行为准则的基础都是相同的。例如，《日内瓦公约》在国际争端（即战争）中要讲关心/伤害的概念，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讲的是公平/欺骗的概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这样的战略联盟是以忠诚/背叛为基础建立的，联合国的等级结构是以权威/破坏的概念为基础的，制定《巴黎协定》这种维护地球环境健康的活动是以神圣/堕落的概念为基础的。因为道义是建立在共同的道义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些国际道义准则问题上达成共识。虽然细节可能会不断变化，但基本价值观不会改变。本书将这些普世的道义基础称为“普世道义”。
然而，在遵守普世性的政府道义问题上存在着性质的不同。国家能较容易地遵循和实践一些基本的道义准则，如与盟国保持良好关系、礼遇国家领导人、确保外交使节人身安全和偿还外债等。但是，一些要求较高的利他道义行为就较难实践，如持续提供外援。由于大多数国家都能遵循最容易的而非较难的道义准则，所以最容易遵守的道义准则比高要求的道义准则对国家行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以容易做到的普世性政府道义准则来判断一个政治领导是否道义，而不是用那些高要求的道义准则来判断。
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区别
在用英文撰写的国际关系著作中，“power”一词可以同时指社会影响力、物质实力和政治权威，但是这三者的功能差别很大。这是因为“power”在英语中有多种含义，包括控制、权威、能力、实力、力量和影响力。于是，权力、实力和权威之间的互换性导致人们难以体会这三种领导力资源的功能差别。这也就导致人们无法理解道义对这三个要素的影响是什么。
权力与实力的区别
《软实力》
这种含糊不清成为摩根索论述中的一个理论缺陷。在用“power”界定国家利益时，他无法区分“power”是一种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power”是指对他国的影响，那么它就是一种国家利益，而如果“power”指的是能力，那么它就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正是由于没有严格区分权力和实力的性质差别，摩根索也无法判断道义与“power”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国的综合实力既包括物质实力，也包括非物质实力，特别是政治实力。与国家利益一样，综合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其中，政治实力为操作性要素，而其他三项（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要素。也就是说，政治实力具有扩大和缩小其他三个要素作用的功能。如果政治实力下降至零，那么其他三个要素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CC=（M+E+C）×P，其中CC是综合实力，M是军事实力，E是经济实力，C是文化实力，P是政治实力。国家的政治实力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的效率，而国家领导的效率则取决于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执行力度这两个主要因素。当改革方向正确时，执行力度越大，政治实力就越大，而当改革方向错误时，执行力度对政治实力产生负面影响。改革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又是一个褒义词，含有变化的方向是道义的，与倒退是对立的。鉴于此，改革指的是向积极的方向变化，而朝坏的方向变化则是倒退。
上述公式中的“政治实力”不同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奈的“软实力”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国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在不使用硬实力的情况下影响他国的行为。然而，事实上，一国的吸引力是以该国领导的行为而不是以该国文化和政治价值为基础的。因此，我认为，政治领导力，而非政治价值，才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基于此，我把政治价值和文化合为一个变量，把外交政策置于“政治实力”之中，因为外交政策是由政治领导制定的。政治价值提供观念，但它并不最终决定领导的决策。
这一论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价值保持不变，但是美国的软实力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半年后就大幅下降了。奈可能也意识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概念不足以解释领导力的效率，因此他又创造了“巧实力”这个概念。他说：“实际上，有效的领导力需要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的技巧，我称之为巧实力。”鉴于外交决策是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资源的主要能力，奈的巧实力实际上就是他的软实力三要素中的外交政策。由于外交政策既被认为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又被说成是巧实力，所以软实力和巧实力这两个概念部分重叠。“巧实力”这个概念不但未能厘清不同类别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反而混淆了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接受了奈的“巧实力”概念，就意味着“软实力”的吸引力取决于领导对软实力的操作，而不是软实力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这两个构成要素。
从理论上区别权力与实力具有实用价值，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可以避免误判导致的灾难性政策的制定。按综合实力大小可将世界各国分为4个等级：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主导国的主要利益是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崛起国的利益在于扩大其国际权力，地区或次地区大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维护其所在地区的主导权而不是获取世界霸权，小国的主要战略利益则是生存。冷战后的历史表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随着它们的实力变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主要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把全球主导权作为其首要利益。苏联解体后的继任者俄罗斯已不具备苏联的实力，因此不再像苏联那样争夺全球霸权，而是把自己确定为欧亚连接部的地区大国。
依据综合实力界定国家战略利益，就为国家利益设定了客观界限。明确的利益界限有助于避免政治家和学者产生不切实际的野心，并能使他们达成界定国家利益的共同标准。以小布什政府为例，“911事件”后，它将绝对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目标，并试图根除恐怖主义。由于这一目标远远超越了美国的实力，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未能实现目标。事实上，恐怖主义现在似乎已成为和入室抢劫或偷盗一样的常见现象，看不出未来会有什么解决方案。这是因为美国有减少外部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威胁的实力，却没有在全世界根除恐怖分子的实力。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超越了它自身的实力，不仅未能实现目标，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同样地，低估敌对国家的实力会导致低估其国家利益的底线，这也会导致政策的失败。
权力与权威的区别
在英文写作中，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即使学者意识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语义区别，他们仍认为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例如，戴维莱克说：“简单地说，权威就是合法的统治。也就是说，有权威的统治者有权命令下属采取某种行动，因为命令是合法的，被统治者有义务服从。这样，权威就是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于是，许多人认为获得了权力就等于有了权威。在中文中，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权力”意味着合法的强制权或强制责任，而“权威”意味着威望或大众的信任。本书将用这两个术语的中文含义来解释政治领导的作用和类型。
权力和权威都是领导者可以用来影响他人的资源，但它们发挥作用的途径不同。权力通过强制的方法迫使他人服从，而权威则靠他人对其信任来使他人追随。在日常生活中，警察和医生改变人们行为的不同方法就能充分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权力，后者代表权威。驾驶员服从警察，是因为警察有迫使他们服从的权力；患者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他们相信官方证书可证明医生有医学知识。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国际领导。例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靠其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拥有了“世界警察”的主导权。与此同时，欧盟则靠其21世纪初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比其他国际行为体取得的成就大，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威性领导。
提到领导的权威，许多学者自然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但本书中的权威概念与韦伯的有所不同。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理性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关于魅力型领导的基础，他说：“人们服从他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信任，这样的人就称得上魅力型领导。”这意味着人们服从他不是由于传统或地位的因素，而是因为人们相信他。韦伯认为，理性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分别依赖地位和传统，而不是他人对其领导的信心。然而，地位和传统实际上都是由权力决定的。本书中权威的概念与韦伯的魅力型权威相似，而不同于其他两种类型，因为本书中所说的权威是由追随者对领导质量的信任决定的。
我们可就此从战略信誉的角度做进一步的阐述。战略信誉是国际权威的重要内容，通过道义行为获得。战略信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履行对他国尤其是对盟国的承诺。领导国保护盟国和惩罚国际秩序破坏者被视为道义行为。由此，领导国的战略信誉高就意味着其言行一致。当盟国相信领导国的承诺时，就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当领导国的敌人相信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时，就不敢轻易挑战领导国。因此，战略信誉高的领导国享有较高的国际权威和更多赢得外交胜利的机会。外交胜利意味着获得较多的国际支持和较大的国际权力。同理，缺乏战略信誉的国家往往会遭遇外交失败。例如，2018年3月，英国指责俄罗斯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镇毒害了一名原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于是驱逐了23名俄罗斯外交官以进行报复。英国的这一政策得到了20多个国家的支持，包括18个欧盟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它们集体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这一集体行动意味着英国的重大外交胜利和俄罗斯的失败。英国后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这起所谓的俄罗斯谋杀案，两名受害者经住院治疗后痊愈。然而，这一事件说明缺乏战略信誉导致俄罗斯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害。
美国国际权威的衰落始于小布什而非特朗普。2008年金融危机使华尔街的欺诈行为曝光于世。于是，标准普尔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在2011年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A降至AA+。同年，在“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浪潮中，奥巴马抛弃了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盟友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正如在美国出生的以色列记者赫布凯农所说，“所有这些背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其盟友中的声誉，甚至连以色列都怀疑华盛顿的战略信誉了”。这一系列行为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权威比20世纪90年代降低了很多。
道义影响与战略信誉
前面的讨论分析了权力、实力和权威三种领导资源之间的差异。由于它们各自性质不同，因此道义对它们的影响方式也不同。由于战略信誉是最低标准的国际道义，因此领导国要建立国际权威起码得有较高的战略信誉。一个没有基本战略信誉的强国是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权威的。
道义的不同影响方式
道义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权力，这是因为道义行为能增加一国作为领导国的合法性，从而赋予该国更大的影响力。道义也会影响一国的实力，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也就是说，一国道义水平的高低先对其他事务产生影响，如改变其他行为体对该国支持或反对的立场，然后这些支持或反对逐渐增大，促使该国的实力发生改变。道义对一国的权力有直接的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该国的行为是否符合普世道义准则。
巴勒斯坦可作为一个说明道义行为增加一国权力而未增加其实力的例子。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定居点政策，其做法是符合国际道义准则的，因此巴勒斯坦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政治支持，1955—2013年联合国通过了77次决议谴责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道义行为提高了其主权要求的合法性，但没有增加其争取保护领土主权所需的实力。于是，巴勒斯坦的边界依旧很容易遭受以色列的侵蚀。
相反，日本是一个说明不道义行为降低了一国权力但不影响其实力的例子。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行为违背了国际道义准则，因此被认为是不道义的，激起了中国、韩国甚至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愤怒。然而，尽管安倍政府的不道义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弱化了日本的国际政治权力，但日本的实力仍然保持不变，而且日本2013年的国防支出还增加了3%。
道义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取决于这种影响是扩大还是缩小国家实力。坚持国际道义准则能增强一国动员国内外支持的合法性，这就提高了国家的国际权力，从而可转化为其物质实力。这种现象在创建联盟体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91年1月，美国组建强大的多国部队拯救了被萨达姆吞并的科威特，并惩罚侵略者。美国的决策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领土完整的原则，是符合国际道义标准的。美国赢得了34个盟友，有效扩大了其进行海湾战争的物质实力。
相反，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其行为按国际准则是不道义的。因此，它失去了国内外公众的支持，伊拉克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大幅扩大。这表明，即使不道义行为不损害一国的绝对实力，也会大大削弱其相对实力。
战略信誉与以身作则
战略信誉属于最基本的国际道义，是领导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先决条件。道义的层次主要取决于遵守道义的代价。遵守低层次道义规范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甚至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如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就得付出较高的个人利益代价，如做慈善、助人为乐和奉行利他主义。因为遵守低层次道义规范比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的代价小，所以前者容易做到，能做到的人也就较多。于是，人们有可能相信那些不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的人，而不可能相信那些不遵守低层次道义的人。战略信誉属于低层次道义，和不说谎在同一个层次，所以没有战略信誉的国家就不可能得到他国的信任。因此，战略信誉成了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权威的先决条件。
《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
战略信誉是跨越文明、文化、政治和政府这些界限的普世性道义准则。如同守信的人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一样，有信誉的国家也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对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来说，领导国的战略信誉高意味着这个领导国是可靠的。一国通过诚信行为获得他国的战略信任，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权威，最终可转化为更大的权力。关于战略信誉对领导国的重要性，奈说：“软实力依赖信誉。当政府被认为是操纵舆论的且提供的信息被视为搞宣传时，信誉就毁掉了。”
这些美国思想家之所以反对强行传播道义，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外交政策有战争危险。然而，这种思想对美国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几乎没有影响了。自威尔逊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思想家试图在全世界实现民主，按照美国的意愿来改造全世界。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威尔逊式的民主人权观”，自一战以来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开始沉迷于以民主的名义发动战争。美国对非民主国家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这导致某些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把实践普世道义和武力输出民主混为一谈。这也导致学界很少再区分国际权威和国际权力了。
现实主义的定义
本书将实力定义为力量，将权力定义为影响力。这种区分为划分政治领导的类型奠定了基础。政治领导是操作性因素，它决定着一国综合实力的升降。军事、经济、文化是综合实力的资源性要素，它们作用的大小随着政治领导这一操作性实力的效率大小而变化。操作性实力要素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执行力度。从政治角度来说，改革有讲道义的含义，改革和倒退是反义词。这意味着，如果一国的政治领导能够比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实施更多更彻底的改革，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能比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增长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