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间非讼机制；农民权益；弱势群体存在理论；权利保障；诉讼文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当前对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而在我国农村，国家法与民间行为规范之间的共存、冲突与融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法规范的定义出发，可以否认民间行为规范这种非正式化规范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由于传统上国家法的调整范围有限，加之传统民间诉讼文化对民众直接兴讼所持有的消极态度，使得多元化诉讼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此时研究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重视民间非讼机制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具体运用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围绕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应答的思路。
一、现状解读：民间非讼机制存在的实然性分析
（一）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内涵及特征
（二）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民间纠纷的现实依据
（三）基于弱视群体存在的理论
二、理性分析：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纠纷重要方式的多维考量
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而未来现代社会尚处在形成之中。在农村社会，不仅由于生产生活的相互依赖抑制着农民的诉讼动因，而且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诉讼心理。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农民之间发生纠纷后，大多求诉于私了。在此，本文将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精神
（二）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纠纷符合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三）非讼方式的优点与农村纠纷特点具有契合性
（四）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三、发展创新：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具体回应
（一）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总体发展思路
（二）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合理构建的路径选择
结语：无论是诉讼方式或非诉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这些方式都不是简单的并列的选择，而是有机的结合，是一种互补与互动的关系。非讼机制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我们需要的不是摒弃，而是更好地规范。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纠纷解决的非讼方式的建立与法治理念下的纠纷解决的诉讼方式应该并行不悖。而对于法治进程中的当下中国农村而言，国家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送法下乡，更重要的是对以非讼方式为代表的民间行为规范的尊重与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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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确定民事案由的问题
准确确定民事案件的案由，有利于审判人员简捷地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纠纷。最高法院法发[2000]26号文件，颁布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案由规定》），第一次对民事案件案由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全面规范。但《案由规定》试行二年来，据我们调查了解，我市部分基层法院并未严格对照“案由规定”来确定具体案件的案由。其原因除了《案由规定》中少数案由确定得不够准确、简明外，主要因素是法官对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及如何确定案由等问题，认识不深，把握不准或重视不够，处于凭感觉确定案由的现象。
1.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案由表明的法律关系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例如：张三向A法院起诉甲医院在对其治疗中因医疗事故，将其致残，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张三要求医院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其案由对照《案由规定》应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A法院立案庭确定的案由却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2）同类案件，案由不一。例如，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这类案件，在一审法院中，却出现了医疗纠纷、医疗人身损害赔偿、医疗差错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等不同的案由。（3）案由所表明的法律关系模糊。审判实践中，部分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对一些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纠纷，或者买卖合同履行中产生的欠款纠纷等合同案件，其案由确定为“债务纠纷”，而民事纠纷绝大部分都是债务纠纷，产生债的依据又包括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等民事行为。因此导致这种案由不能准确、简明地反应出案件的性质。
2.案由的界定及确定案由的方法。民事案件的案由在不同版本的法学辞典中，对其含义的界定不尽相同。主要有三种界定：（1）认为案由是民事案件中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2）认为案由是案件的性质、内容提要。（3）认为案由是案件的由来或内容提要。我们认为，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所认定的对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法院对民事案件确定的名称，反映民事诉讼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民事案件的内容提要。
二、关于对自认的理解和适用问题
但《证据规定》施行一年来，从我市两级法院民事审判实践来看，法官对这一新规则并未积极的认可和理解适用，普遍存在着不敢或不会以当事人的自认为依据判决的现象。
1.对《证据规定》第8条的理解。《证据规定》第8条所确定的自认，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不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的承认。学理上称之为诉讼上的自认。其主要特征为：（1）自认须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只有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在诉讼过程中（包括不同诉讼程序的不同诉讼阶段）的自认才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2）自认是一方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对对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的承认。根据当事人是否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方式，该条第1、2款将自认分为明示的自认和默示的自认。明示的自认是当事人通过言语方式作出的积极的、明确的承认。默示的自认也称为拟制自认，是当事人通过沉默的方式所作出的消极的承认。构成默示的自认，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案件的事实既未表示承认也未表示否认，以沉默为表现方式。二是必须是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
从我们检查部分民事上诉案件原审卷宗的庭审笔录来看，一审法院有的法官在适用默示的自认时，存在着对当事人没有进行充分说明和询问，或虽进行了询问但没有充分说明，或进行了充分说明和询问但说明部分没有记入庭审笔录等问题。在二审中，当事人常以一审法官没有履行释明义务而随意撤回自认，或以一审没有履行释明义务，程序违法为由，而请求二审发回重审。充分说明并询问，是法官通过发问、指导、解释等方式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证据进行积极抗辩的权力，也是法官对当事人所承担的一种释明义务。充分说明主要是法官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采取沉默方式的法律后果的说明。询问是审判人员向“沉默的”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进行核对和发问。充分说明并询问必须同时具备，且充分说明是询问的前提。我们必须在庭审中将审判人员说明和询问当事人的过程记录在卷，以此作为认定当事人默示自认的重要依据。
三、关于法官行使释明权的问题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化，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时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诉讼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证据规定》第3条、第8条、第33条和第35条等规定了法官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的新的司法理念。
所谓释明权，也称为释明义务、阐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陈述的事实不当、不明确、不清楚、不充分，或在举证或质证过程中存在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法官对当事人进行发问，以提醒、启发当事人澄清或落实其诉讼请求或主张的某些事实，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证据进行举证和质证。这种释明，从法官驾驭诉讼的职权角度来说，属于诉讼指挥权的一项权能，称之为释明权。但从当事人角度看，又是法官对当事人所承担的一种指导诉讼的义务。
《证据规定》施行一年多来，我市两级法院对该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以及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的举证通知书，应告之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举证期限等内容所规定的释明义务，已经认真贯彻执行，并纷纷制定了形式各异但内容大致相同的“举证须知”，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的方式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等，进行了书面说明，积极地引导当事人诉讼，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但是，我们不容乐观地看到，当前在我市民事诉讼中，许多当事人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有限，诉讼能力较弱，我国又没有实行律师强制制度，一些当事人无力请律师进行。再加上现阶段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外国民事程序和实体法的移植或借鉴大量存在，有些法律规定反映到具体案件中，可能会高于当事人的诉讼接受和运用能力。故我们认为从现实的民事审判情况来看，法官履行释明权的范围还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诉讼请求不清楚的释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了，致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进行有效的答辩与反驳，也致使法官不明白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难以理出案件争议的焦点，有效地驾驭庭审活动。此时，法官在审理中应向当事人发问，或指出其诉讼请求的模糊之处，促使当事人将自己的诉讼请求陈述清楚。
2.诉讼请求不适当的释明。根据《证据规定》第35条之规定，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之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的，法院不可强制当事人变更，只能驳回其诉讼请求。例如原告甲诉被告乙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甲主张合同有效要求乙继续履行，而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合同无效应返还财产，则人民法院应向甲履行释明权，告之原告甲变更其诉讼请求。
3.诉讼当事人不适当的释明。一是被告不适格，如未成年人甲致乙损害，应由甲为被告，但乙将甲之监护人丙列为被告，法官应行使释明权，告知乙更换被告。二是作为被告的公民在诉讼中已死亡，原告仍以死亡的公民为被告，法官不得迳行驳回起诉，而应行使释明权，告之原告更换其法定继承人为被告。
4.证据材料误认已充分的释明。当事人不提供证据材料或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真伪，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但是，若当事人误认为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已充分而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材料，此时，法官应向当事人发问，启发他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经启发后，当事人仍不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则依法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5.对当事人默示自认的释明。《证据规定》第8条第2款，把法官履行的“充分说明和询问”等释明义务作为默示自认成立的必要前提，我们在前述“默示自认”中已作论述。
四、驳回起诉与驳回诉讼请求的适用问题
驳回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是我们在民事审判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但由于法律对二者的内涵及适用条件规定比较模糊，导致在实践中两者的适用经常容易混淆。
2.驳回诉讼请求的涵义及其适用条件。驳回诉讼请求是法院根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认为原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没有相应的充分证据加以证实的事实或法律依据，以判决的形式对其予以拒绝的司法行为。驳回诉讼请求是对原告获得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的否定。驳回诉讼请求的适用条件：一是经审理查明，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者有证据但不能证明其诉称的事实。二是虽有事实存在，但依法不应支持，即无法律依据。
3.实践中容易混淆适用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是各类民事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必要条件。但由于该条规定比较抽象和笼统，审判人员对该条立法原意的理解存在偏差，是导致当前混淆适用驳回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的主要原因。
⑵对“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理解。我们认为“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必须是原告提出的实体权利的要求，以及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或与对方发生争执的事实和理由要具体、明了，如果不具体、明了，则应告知原告更改和补充，否则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实践中容易误解的是，把原告诉称的“具体”的事实理解成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诉称的具体事实，不一定就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有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也可能是虚假的事实，还有可能是因提供的证据不充分，难以证实的事实。我们认为对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不符的，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如乙因过失将甲的手机丢失，甲向人民法院起诉乙，要求乙赔偿手机价值5000元的损失，并陈述自己的手机是最近买的新型号的三星牌手机，但提供不出相应的发票等证据。乙承认丢失甲的手机，但否认甲的手机是三星牌。本案中，甲诉称的显然符合具体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但对其诉称手机价值5000元的事实，不能提供发票等直接证据，如果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法院只能以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能以无“具体”的事实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五、关于婚姻家庭案件中的问题
修改后的《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新婚姻法对首次确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探望权等制度，规定得较为原则。实施两年来，审判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其立法本意，对具体案件如何正确适用，仍是当前尤为突出的问题。
六、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机动车驾驶人员及其他人员，因使用机动车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的民事责任。由于机动车驾驶人员可能是机动车的所有人或承租人，也可能是机动车所在单位的职工或机动车所有人、承租人的受雇人；机动车也可能被人盗开，或被与所有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擅自驾驶。这就使得确认此种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前审判实践中，基层法院对此类案件责任主体的认定比较混乱，难以把握，且就个案请示较多，我们认为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应注意以下几点：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切实理解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民事诉讼全过程，对民事诉讼的全部诉讼行为都具有导向作用。
平等原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张扬个性的形式平等发展到保障人权的实质平等的历史过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以等级身份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并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开始了建立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历程。“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这一时期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在此种情况下，法律和权利为平等提供了一个框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享有上也是人人平等。在形式平等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的“弱势”特征被淹没在抽象的普遍人格中。由于权利的享有者是去除了任何自然和社会差别的抽象的人，弱势群体在形式上获得了和正常人同样的权利，因而排除了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但是形式平等思想指引下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暴露出很多不足:形式平等在现实差别面前造成了广泛的不平等;弱势群体享有的只是形式上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往往无法实现;形式平等以绝对的自由为价值目标，排除国家干预，使弱势群体处于无保护状态。形式平等的实践产生了两极分化的严重问题，并导致了强者与弱者之间尖锐的冲突。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对形式平等修正的实质平等理论。实质平等要求对权利资源重新进行配置，并赋予弱势群体一定的“特权”，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进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应当说，当事人主义是我国从英美法系国家引进的“舶来品”，是上个世纪我国在人权运动的影响下，通过司法改革加强个人权利的产物。它与我国的本土法律资源并不契合。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当事人主义相比，在司法适用上我国目前尚缺失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如律师强制制度、法律文件公开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没有相应制度的支持，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绝对是不完善的，它带来的影响甚至是弊大于利。对此，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应构建一种协同型主义的诉讼模式，合理分配法院与当事人的权能，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有机统一，应该说，这不失为我国未来民事诉讼法的改革方向。
(二)进一步完善地域管辖制度
为了进一步体现实质正义，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在地域管辖制度中，应对消费者、被雇佣者、被保险人等弱势群体，予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以求使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和谐。
1·确立保护性管辖，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保护性管辖，并不是一种新的管辖形式，而只是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补充，是对原告诉权保护的一种延伸。旨在以增加管辖联结点“原告住所地法院”为杠杆，来重新分配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在原、被告间的比例，进而对处于特殊情况下的原告以及特殊原告如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具体而言，首先要删除一般地域管辖中的例外规定，并允许对任何案件都可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其次在构建保护性管辖制度时，则要对原告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倾斜性保护进行一一列举。如在被告下落不明、在国外，或原告由于健康原因、身边有未成年的子女要照顾以及经济困难等不便、无力行使诉权时，规定原告可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同样，对消费者合同、个人雇佣合同、保险合同以及代位权诉讼纠纷，法律也应规定可由消费者惯常居住地、受雇者惯常工作地、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住所地、债权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如此规定将使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更加人性化，更能有效地发挥其诉权保障功能。
(一)当事人适格主体范围的扩张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四）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建构的科学化
举证责任，被人们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又被称为举证责任的“脊梁骨”，是整个证据法的核心所在。举证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价值考量的问题。按照德国学者瓦伦·道夫的观点，举证责任分配系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而公平正义的实现，又依赖于实体法的各种具体原则[2]。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究竟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这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哪一方当事人需要付出更多举证努力和诉讼代价的问题，而且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诉讼的成败，影响到当事人对我国诉讼制度的信任度以及诉讼的进程。
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问题。照法律的一般公平理念，法律可以要求主体做的是主体有能力做并应当做的事务，并在主体不能按法律要求做时，在其所应当做的事务范围之内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当然，举证义务与举证能力统一的情况虽属通常，但不绝对，在主张者缺乏举证能力的情况下，再按照举证责任“正置”确定其举证义务及责任，必然与法律的一般公正理念相悖。这就要求适当调整，由实际具有举证能力者承担举证责任，由此产生了举证责任倒置。
(二)诉讼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1·充实审前准备程序民事审前程序是当事人起诉与法院审判的一个中间过滤机制，是诉讼运行中的第一道关卡。“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经典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正是各国不约而同注重审前准备程序构建的理由之一。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具有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和实现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目的。其中贯穿始终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合理程序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保障。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无疑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不仅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
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有助于整理证据、固定争点和促进和解功能[4]。弱势群体由于法律知识的不足，对于诉讼程序如何进行，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都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明白，通过审前程序法官的告知，加强弱势者的攻防对抗能力。对于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不足所引起的诉求、应诉偏差，审前准备程序能起到预防作用，合理地确定双方的争点，避免在庭审过程中对于争点的争执不下而造成诉讼拖延，节约了诉讼成本，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审前准备程序对弱势群体最重要的保护体现在对证据的收集上，弱势群体因为自身以及客观环境原因在举证能力上有欠缺，审前准备程序中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证据的功能弥补了其举证能力的不足。因此，进一步充实审前准备程序，对于更好地维护弱者的权利，实现实体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构建小额诉讼程序
在民主法治社会，不论权利所指标的额的大小，其权利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论何种权利受到侵害，受害者都有权诉诸司法，请求司法救济。如何方便、快速、低成本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是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广为探讨的问题。小额纠纷的当事人，受害者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往往由于欠缺法律知识，担心诉讼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样，易于理解、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的小额诉讼程序就成为当事人的理想选择。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既能保障司法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更多地发挥其解决纠纷实现正义的功能，又可以使分散的零星的小额利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只是简单地规定了简易程序，而我国目前简易程序未能充分发挥其简易迅速地解决纠纷的功能，以致难以通过简易程序实现对小额权利的救济。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现有简易程序的基础上，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小额纠纷，充分维护当事人，尤其是普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强化法官释明权
(2)明确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对于释明权范围的界定，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出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我国法官行使释明权应确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告知当事人举证要求，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二是对法律概念的释明。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引入对抗制后，一些法律概念如拟制、自认、举证等群众较为陌生，法官有义务向当事人释明法律概念的内容，防止因当事人理解错误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三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或不充分或不正确时，法官可以以发问、询问、告知等方式，让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准确表达，但不能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四是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因当事人诉讼能力弱而造成诉讼行为明显不当的，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启发其纠正不当之处，如错列当事人、诉讼标的不适当等。如果当事人经释明后拒绝纠正的，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裁判。
(3)界定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度”。
适当的法官释明有助于实现实体意义上的公正，而过度的法官释明不仅违反程序意义上的司法中立原则，也违反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原则。释明权的适用必须在程序控制和司法中立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使释明权既达到程序控制的目的，又实现司法中立的目标即司法公正。按照谷口安平先生的观点:“法院进行阐明在某一程序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以上便成为权限，再过一定限度时则为违法(违反辩论原则)。”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正处于模式转换期的现状，法官的释明权应在坚持中立的原则下适当行使，既不能过度行使释明权，释明权的行使只能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定程序进行，又要防止消极行使释明权，依法应当行使而不行使或怠于行使释明权。行使释明权应当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界限，不干预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诉讼权利的处分。
(三)改革与完善诉讼救助制度
诉讼救助制度是福利国家保障经济贫困的公民也能平等地享有和利用国家审判资源、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国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基础。诉讼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社会，诉讼救助作为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各国宪法中，而且被纳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中。相比之下，我国的诉讼救助制度还很不完善。
1·法律援助
根据目前法律援助实施中的不足，结合现实中对法律援助的需要，笔者拟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在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合理组织本机构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合法的志愿者参与办案。在满足社会法律援助需求的同时，不断积累经验，对法律援助工作者定期进行审批和考核，努力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要根据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特点，规定他们应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内容和方式，组织、引导他们在民事法律事项中，开展与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4)广泛募集社会资源，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采取切实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他们以自身资源积极投身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壮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量，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积极探索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和方式，引导他们规范开展工作。
(5)可以借鉴欧盟国家的作法，建立法律援助的变更和撤销制度，在受援人后来财富增加，不再符合受援条件时，法院可依申请或依职权撤回法律援助。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约援助资金，也能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机会。
2·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是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实行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也是社会民主与法制进步的表现。现代国家一般在民事案件中都不给予私人以免费的法律救助，而采取民事诉讼收费原则，因为立法者要确保国家的财政利益并防止当事人滥诉。不过，作为一项政策，立法者同时又规定不应使某一诉讼行为成为富有者独有的特权，也不能使诉讼金额成为一项过重的负担，因为诉讼秩序也可以维护社会利益。因此，为促进这一政策的发展和实现，各国几乎都肯定了司法救助制度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无经济承受能力但须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者提供司法救助。司法救助制度既是完善各国司法制度的需要，也是保障当事人程序公正的需要。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司法制度上的意义在于它弥补了司法公正机制中的“短木块”缺陷，从而使有可能动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制度真空”得以填充[7]。
分析了现行司法救助实施中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到，要建立和谐社会，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必须对其进行完善:
(2)规范司法救助的审查程序。申请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家庭财产和收入状况申报表，对不动产、机动车等财产所有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说明要求救助的原因和条件;承办法官需综合考虑申请人的外在生活状况等多种因素，认真评价其经济状况，慎重决定是否予以救助，必要时可以委托法律援助中心进行调查。
(3)建立司法救助资金保障制度。
司法救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虽然由法院出面实施，但该措施的资金不能由法院负担，而应通过国家财政预算进行预留。在一些司法救助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司法救助经费都依法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予以支付。但由于我国尚未将司法救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出的司法救助经费少得可怜，司法救助经费只能靠一些司法机关去东凑西要。每年的司法救助经费缺口很大，远远不能满足司法救助工作的实际需要。可见，要保障司法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司法救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以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救助经费短缺的问题。
注释:
[1]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64-266·
[2]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M]·台湾大学法学丛书，1984·
[3]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9·
[5]杨建华·民事诉讼法之研究[N]·台北:三民书局，1984·235·
关键词：送达制度；网上公告送达
一、网上公告送达的涵义
虽然目前法院已广泛地通过互联网公告，但这些法院网站的公告仅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不具有送达的法律效力。为了充分利用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有效提升公告送达的实效，笔者建议建立网上公告送达制度，使网上公告送达成为一种法定送达方式。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公告送达方式，网上公告送达是指法院采用公告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将诉讼文书送交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它是网络技术在送达程序中应用的结果，是网络技术和公告送达相结合的产物。网上公告送达与传统公告送达相比，它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性质迥异的送达机制，所不同的只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与方式。因此，送达程序是否在网上进行是网上公告送达和传统公告送达相区别的主要标志，利用互联网是网上公告送达的主要特征。但是，并非在送达程序中使用了互联网这一媒介就可以称之为网上公告送达。当前法院在互联网上公告的做法，虽然利用了互联网这一媒介，但它只是传统公告送达的一种辅助手段，仅能起到拓展信息传播渠道和增加受送达人知晓诉讼文书的机会的作用，不能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而网上公告送达作为一种送达方式，一旦法院在互联网上公告，将诉讼文书公之于众，经过一定的期间，该诉讼文书即视为送达。
二、网上公告送达的价值
网上公告送达作为一种采用网络技术的新型送达方式，是以互联网为传播渠道来送达诉讼文书。由于互联网具有全球性、即时性、数字化等特征，作为利用了互联网的网上公告送达自然有着较传统公告送达更为突出的优势，能大幅提升公告送达的实效，更好地实现送达的功能。
（一）网上公告送达有利于充分保障受送达人的程序利益
（二）网上公告送达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
由于一个案件往往需要多次公告，既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来办理公告事宜，还需耗费几百元乃至几千元公告费，极大地增加了诉讼成本。而在互联网上刊登公告，法院可直接将公告上传到互联网上，程序简单，没有版面的限制，对人力、财力的消耗相对较小，诉讼成本自然可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负担也可大幅减轻－目前法院在其网站或中国法院网上公告就无需当事人另行交纳公告费用。。
（三）网上公告送达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四）网上公告送达顺应了网络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网上公告送达制度的构建
网上公告送达作为将传统公告送达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新型送达方式，具有传统公告送达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为此，有必要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网上公告送达制度。
（一）明确规定网上公告送达的法律效力
对于网上公告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虽然许多法院在法院公告栏或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或者在报纸上刊登公告进行送达的同时，将该公告登载或在法院网站或中国法院网，但该公告仅是传统公告的辅助手段，不能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为明确网上公告送达的法律效力，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修订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可以通过互联网送达诉讼文书，从而认可包括网上公告送达在内的网上送达的法律效力；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来明确规定法院可在互联网上刊登公告来进行公告送达，具体条文可设计为：“公告送达，可以在互联网、报纸上刊登公告，也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网上公告送达成为一种法定的送达方式后，法院通过互联网刊登公告将诉讼文书的内容公之于众，经过一定的期限，该诉讼文书即视为送达。
（二）严格限定网上公告送达适用的条件
（三）合理确定刊登公告的网站
（四）建立以网上公告送达为核心的复合型公告送达方式
[1]廖永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我国民事送达制度改革的再思考[J].中国法学，2010(4).
[2][美]迈克尔D贝斯勒.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廖永安，胡军辉.试论我国民事公告送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太平洋学报,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