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学的名称，在未开办之先，早已确定，亦早已使用广州光孝寺为校舍。光孝寺本为广州市伪维持会吕春荣的伪复兴军司令部，在沦陷时期无人料理，弄至垃圾成堆，草深数尺。林补5000元军票交吕春荣搬迁后即先开办附属中学。当时附中主任为黄承镳、教务主任吴谨心，故当时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未有西瓜，先有亚哨，未有大学，先有前哨”（“亚哨”意即“哨牙”，哨牙的人方便吃西瓜）之讥。筹备伊始，即清理垃圾，割草除蔓，并收购附近民房扩充，首先建筑文学院教室一座，然后建筑礼堂。我当时充当教务长所以教务方面聘任人员，完全由我作主，当时充我助手者为伦学圃、莫毅两人。伦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多年，莫则为沦陷时期警官学校的秘书。校里称他两人为我的“哼哈二将”。广东大学以中山大学之规模和规程为它的蓝本，拟办文、法、理工、农四个学院。事务方面，由林派刘兆成主理；财政方面，由林之内侄吴某主理。此外林派区文峰为大学秘书。林当时奔走于南京、广东之间，除有重要事情始电他请示外，其余一切均由我主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接收了岭南大学校址，广东大学乃有迁校之议，1942年秋乃由光孝寺迁至河南康乐村岭南大学旧址。未迁之前以文学院为中心；既迁之后，则以农学院为中心，因新校址原有良田数顷，设备完善，能运用自来水灌溉稻田，同时林汝珩当时又为政海红员，因此岭南大学原种之木瓜又极出色，夙有“岭南木瓜”之称。种植收获，通通没人林之私囊。林利用杜之杕之子侄杜树桐、杜树材作手脚，杜树桐一跃而为农学院长，杜树材则获充实验农场长，两人不啻为林之管家。数年之间，林致富百万，人皆称迁校后为林的黄金时代。
广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是徐信符。徐虽在香港挂名，但馆内用人，则由徐选荐。徐将其南州书楼所藏之书籍借与广东大学陈列，其中有古籍之最精采者为宋版蚕茧本的《陈后山集》。其次是日本人掠夺了“颙园”（原址在越秀山麓）主人陈融（字协之）的线装书凡数十箱，后来将之赠送与广东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各方面捐赠得来和陆续购置之书籍（约值3000元左右）以实其中，于是规模粗备，但对于地方志书则付缺如。盖因当时日人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尽量搜括地方志书，如府志县志，凡与地理经济有关之志书，都搜括殆尽所致。
广东大学各院系人选
各院系讲师教授，均由我设法引聘。当时在广州聘请者，文学院教授有陈洵（字述叔）、任元熙（字子贞）、熊润桐、区声白、陈致平；法学院教授有杜之杕，讲师有罗赓嵩、蔡恩灏、徐擎宇、莫毅，职员有何炳琳；理工学院教授有卢德、高志；农学院讲师有杜树桐诸人。半个月以后，林叫我赴港招聘，同行者为卢德、区声白、区文峰、何炳琳。在港引聘到的教授到文学院的有关文渊、石光瑛、余心一、袁振英、徐信符；法学院的有陈子铭、李子畴；理工学院的有袁武烈、李叔明等。徐信符当时表示愿意就聘为图书馆长，但要易名为徐成，和只能在港遥领，并愿借出其南州书楼藏书以供广东大学开幕陈列之用（因当时广东大学尚未有专款购买书籍），我们商量后如其所愿。开学以后，数年间又陆续先后引聘到一批教授讲师到广东大学。
广东大学院系确立后，开学前后，人事任用渐次确定。文学院分三系：1.中国文学系，我兼主任；2.教育学系，区声白教授兼主任；3.历史学系，伦哲如教授兼主任，伦逝世后，该系合并于中文系。法学院由冯霈教授兼任院长，内分三系：1.法律系，冯霈兼主任；2.政治系；3.经济系。后两系合并而为政治经济系。理工学院是袁武烈兼院长，内分化学、物理、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四个学系。高志任化学系主任，卢德兼土木工程系主任。农学院由张卓坤任院长，张为林汝珩之老师，院内设农林系、园艺系和畜医系。崔孟如为兽医任兽医学教授。于是各院规模渐次确立，院系人选亦已确定。
上述的人员，年纪较大，素以教书为职业者居多数。年轻者则多别有用心，借教授讲师资格以作进身之阶。例如：张卓坤后期做了伪广州市长，潘冠英任伪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杨廉父任广东大学教务长，陈良士任广东大学校长，杜树材任农学院长，杜树桐任广东大学农学院农场场长，李振任广州体育导师主任，徐擎宇任东亚联盟会广东大学支部会书记长，彭志德任伪宝安县长，曾广铨任伪三水县长，朱庸斋任省级机关秘书，罗赓嵩任伪广州地方法院院长，陈良烈任伪广东教育厅长，都达到他们钻营的目的。在后期（1943年间）亦有间道前往曲江者，如詹菊隐、桂明敬、谢振寰等。香港沦陷时，有专研究植物学的陈焕镛从香港来广州，将其植物标本70余大箱送来广东大学，汪精卫知其事，特奖之，并在广东大学开设植物研究所任他为所长，以供其研究，而薪俸特优。陈只埋头研究植物不担任讲学，当时文学院中设有生物学一科，请其兼任讲述，彼亦推却。
广东大学的教学
广东大学设导师制，文学院导师有徐擎宇、伦学圃、熊润桐、石光瑛；法学院导师有区文峰、陈典衡、杨廉父、伍云生、李寿祺、李振等。导师会议细则规定，主要应办事项有：检查学生思想、行动、读书（包括课外参考及一切刊物）事项；检查学生生活状况；规定每周由“名流”（日方的所谓政治家、文学家，及汪伪的高级官员等）讲学一次。
广东大学遵行日敌奴化中国的政策，除设立导师制外，复建立训育制度，订定了一些奴化条文。例如：训育大纲以灌输“反共和平”、“善邻观念”的“建国真义”，使学生“奋力救国”为主旨；训育目标是协建东亚和平；训育实施主要为纠正学生思想行动，调查学生生活状况。其实施细则有32个“不得”，如不得秘密作政治活动，不得攻击同学教师等。训育办事处的职务在于查察学生思想行动，个别训练特殊学生和审查学生出版的各种刊物。
广东大学的讲义，教授们编好后要送日本特务机关审查，才能付印。有一次，教授陈述叔回到家里懊恼地说：“我教的唐宋词学，照原词编上去，有什么可审查？”中国古代的诗词也要审查，其他更可想而知。送去审查的讲义，往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审毕发回。
在汪伪政权未成立前，北京的伪维新政府已将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戚继光平定闽浙倭寇部分中的“倭”字完全抹去。又将文义肆意曲解，说“明史中所指的倭寇是中国海盗，其中包括中国人及日本人，中国人占多数，日本人占少数，从当时被捕获受审讯的人中来看，都是日本人比中国人少”。广东大学方面，也有一个讲师（似是李家英）于谈到中国历史教学时，重申此义，说什么倭字不尽是单指日本人。广东大学说是为使学生有实习机会，故设有实习小学。实习小学的组织，有校务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汪精卫的女儿汪文珣充任。设总务主任一人，由张汉材担任。教务主任一人，由汪德馨担任。训育主任一人，由潘斯舒担任，均是广东大学的女生。
实习小学的教育主旨，很显著的规定如下：“和平反共建国，为新中国铁案不移之教育方针，对于儿童，更应有长期间的陶冶；使其思想行动，上了轨道，自然收得深切效果。故实习小学教育方针以此为圭臬，坚定不移。”（只凭记忆，与原文或有出入）。
广东大学的生源
员工生活待遇
广东大学员工的工资，开办时对于资历较高或较知名的教授一般定为日本军票440元，较低的为400元；讲师定为每周每小时20元，较低的为16元。当时因军票价值颇高，故教职员生活至为优裕；中间一度改发中储券，初期虽无大影响，但因以后中储券逐渐低跌，生活越来越觉艰难，尤以后期为甚。1944年日军节节败退后，中储券一落千丈，因此由日军每月补助大米200斤与各教授以维持生活。其中享有特殊待遇者厥为日本人，每周虽仅讲课一二小时，而俸薪则有高至军票1000元者。此外另有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因得汪精卫器重，其待遇比教授和院长还要高。
后期的人事演变
我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长时是采取各院分权制度，1941年夏，我因调任广州社会局长，由杨廉父任教务长，大肆修改章则，对各学院行政采取干涉态度，企图树立统一制度；教育方面则采取导师制，因而风气为之一变。及后杨廉父调职，由董志学任教务长。董采取集权制，设立教务办公室，代行校长职权，削减各学院权力，因此所有各院权力均集中于教务长之一身。1944年春，董志学病逝后，当时林以亲近中无人足以为继者，故以陈良烈、凌锡镛办理教务事宜，而用人行政悉禀命于林。1945年初，盟机轰炸广州市，我避居于家乡石楼村，数辞均未获准，因而遥领广东大学文学院长。其时各院院长已多更迭，法学院长冯霈病故，由区文峰继任；理学院长由香港沦陷时来广州之陈良士继任，原任院长袁武烈则因别有任用而离开；农学院长张卓坤一度任广州市市长而由杜树材继任。至1945年秋，日军节节败退，林汝珩知大势已去，因而他往，陈良士继任广东大学校长，准我辞职。
日本投降，广东大学解体，办学5年，有4届毕业生，总数不过200人左右。可见其院系虽多，只是有名无实。
汪文珣在广东大学
广东大学与东亚联盟会
责任编辑：钟思宇最后更新：2018-03-2714: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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