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达20.8%。自4月青年失业率历史首次突破20%以后，再次创下自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
自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曲线呈逐年上扬态势，且青年失业率每年均呈倒“V”型增长，7、8月达到年内高点。按季节走势判断，目前青年失业率可能仍处在爬升阶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判断，目前国内正处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就业的最困难时期。并且，较高的青年失业率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比如2-3年内）都会持续存在。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和整体失业率的分化在加大——1-5月，青年失业率由17.3%逐步升至20.8%，而城镇调查失业率由2月的5.6%缓慢下滑至5月的5.2%。其中5月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降至4.1%，已经低于疫情前2019年同期水平。
总体上，卢锋表示：“2023年经济处于持续复苏状态，未来整体失业率压力不会很大，但青年失业率依旧是一项难题。未来，还需要宏观经济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速上，才能保证充足的岗位提供量。同时，还需要采取各项举措来千方百计保就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当前青年失业的现状？青年失业率走高是否会成为中长期问题？哪些因素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走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去应对？
针对上述问题，近期经济观察网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作为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他曾经担任财政部、人社部以及国际组织AMRO（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咨询组专家成员。
|对话|
经济观察网：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就业曾面临过哪几次比较严重的冲击？
卢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此前一共经历过四次比较大的青年人就业冲击。
第一次是1980年的知青回城。当年回城知青数量很难有准确的统计，一些统计显示为约500万。当时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只有约1亿人，如果把500万人都视为失业，相当于整体失业率增加了四五个百分点。
第二次是因为1989年宏观经济增速的下滑。1989、1990年中国GDP增速分别为4.21%、3.92%，比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GDP平均增速降低了约6成，这样低的GDP增速一直到2020年才被打破。
但这一次宏观经济的波动对城镇失业影响不是那么大。宏观经济不好，劳动力市场最先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农民工。1989-199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了不到一个百分点。当然，城镇登记失业率在反映失业情况方面不是很灵敏，但总体上，当时城镇就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的人数大大减少。1989-1991年，农民工转移到城镇的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远远低于早几年的600余万。也就是说，这次失业压力也很大，但更多被农民工转移至城镇的数量减少而消化。
不过这个时期对青年人就业的冲击反而比较小，影响最大的是当时40岁、50岁那一代人。因为年龄的缘故，他们知识和能力结构比较稳定固化，转岗适应其他工作岗位比较困难。而当时，东北年轻人就大量迁往南方，所以青年人就业压力不是主要矛盾。
经济观察网：对比前四次失业情况，目前青年人的失业现状？
卢锋：目前国内正处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就业的最困难时期。
按照季节走势判断，今年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还在继续走高，在七八月达到峰值。2020-2022年，青年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处于较高状态。如果顺利，青年失业率回落到均衡状态至少需要两三年。算下来，这次青年失业率高企总共或持续五年以上。
经济观察网：从2020年以来，为何青年失业率整体会逐步走高？
卢锋：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全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在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2年开始下降，从2010年至2020年，减少超4000万。
但根据“七普”等数据的观察和推测，青年劳动力供给一直到2030年都会持续上涨，而高校毕业生可能在今后的三五年内，也会继续上升。2022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为1076万，2023年相比2022年增加82万达1158万人，高校毕业生的增加也使得青年就业的总量和摩擦性失业都在无形地增加。
第三，人工智能的普及对未来的就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企业在增加用工方面，也会因为AI的普及而变得比较审慎。
另外，疫情期间遗留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前几年找不到工作或找到过渡性工作的人群，也会开始积极地寻找工作，这会进一步增加岗位的竞争情况。
短期内，很难想象上述原因一下子就消失，至少短期没办法解决。
经济观察网：2-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在走低，你如何看待整体就业市场的失业率走势？
从就业形势来看，虽然4、5月一些宏观经济数据的增长不达预期，但经济仍处于持续恢复状态。因此总体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年度数据保持在5%-5.5%不是很困难。
经济观察网：面对走高的青年失业率，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卢锋：还是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来去讨论如何应对。
首先，宏观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是基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劳动力需求是派生需求，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企业主用工需求的增长。宏观经济对就业形势的制约是近几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前几年，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疫情的制约，虽然现在疫情的直接影响已经消失，但经济增长依旧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强调跨周期调节，下一步有必要更加重视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
同时，青年人就业也受到一些力度比较大的政策的影响。合理监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监管要透明化、法治化，尽量减少对就业的冲击。比如，2021年校外培训、房地产、互联网行业收缩下，影响的就业人群主要就是年轻人。
最后，一些持续促进就业的政策还是需要继续推进。比如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规模以及5月15日人社部等十部门提出实施的“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等。“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可能没办法解决根本性问题，但作为过渡方案也能发挥诸多作用，过去也有过类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