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
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
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
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
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都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第五部分：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
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
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
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
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
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实力。
两本于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令人信服地提出和总结了这幅陷于混乱的世界的图景，一本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另一本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大混乱》。
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
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
这样，文明的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然而，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
范式也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
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
文明之间的关系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事情。
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
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
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
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
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
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存在着三种说明普世文明为什么会出现的假设，某种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就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中的一个之上。
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有什么样的地理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
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
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20世纪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
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
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
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力量，其余的力量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实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在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较健康，较城市化，有较高的识字率和较良好的教育。
经济生产总值部分地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亏西方创造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将变得日益困难。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公认的威胁，加之技术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况便更是如此。
军事实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士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实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
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
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
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宗教的衰亡。无论是欢迎还是痛惜这种趋势的人都接受这一观点。
20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希望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
吉利斯·凯伯尔称这次复兴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和几乎所有的国家。
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
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
除了在现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会创伤外，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
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增强着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着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
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
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
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好战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的人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
像其他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样，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
其潜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趋势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
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西方权力和特权衰落的产物……当西方失去了其全盘支配地位后，它的理想和体制也失去了光彩”。
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这一结合具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
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就是部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
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文明也有政治结构，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这在第七章中将要讨论。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
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尔（又译凯末尔）·阿塔蒂尔克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
墨西哥。土耳其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墨西哥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这样的国家。然而，它们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有着某种类似之处。
澳大利亚。与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中，它先是与英国，而后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在冷战期间，它不仅是西方的成员，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军事和情报核心的成员。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
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
欧洲联盟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较发达的国家。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西方正好相反。
对于后者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较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群体——语言或宗教社会群体，或者文明，对忠诚和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强烈。沿着从范围较窄到范围较大的实体的连续曲线，西方忠诚往往是在中间达到最高点，忠诚强度的曲线在某种程度上呈倒U字形。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
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就被分隔在不同的国境内。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
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
①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的影响的混合体。
②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
③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最后，⑤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它在宪法中规定信奉世俗主义。只要土耳其继续把自己界定为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就与它无缘。
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
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观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
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是一种困难的关系。
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权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
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
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量劣势的手段。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标正如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的那样，从核不扩散转向了反核扩散。这种转变是对现实的承认，即某些核扩散已无法避免。
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实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人权的行为。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0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
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
但是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
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诸如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下，各核心国家在文明断层线上相互毗邻。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
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谁？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
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们，还有被西方很多人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
在穆斯林国家中，1995年时比10年前明显地更亲西方的国家唯有科威特。
西方在穆斯林世界的亲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酋长国那样在军事上依赖西方，便是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西方。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促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实力关系的变化。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当与其他男孩子对抗时，一个小男孩往往服从哥哥的旨意；但是当他们兄弟俩在家时，他就不那么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因为其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普遍采用均势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东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
可以设想，日本可能会缓慢地默认该联盟根据这一目的所作的调整。这样做取决于日本对以下几方面的信心：1.美国保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在世界事务中维持其积极领导作用的全面能力；2.美国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和积极阻止中国扩大影响的义务；3.美国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资源代价、不冒很大的战争风险的前提下遏制中国。
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
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欧洲和俄罗斯是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成熟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可能成为扩张和进攻取向的年轻力量。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
任何一个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与另一个文明中的国家的关系时，通常追随核心国家的领导。但是情况将不会总是如此。
显然，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此外，沿断层线边缘的集团间的关系，可能与它们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差别。
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时这样称呼它。
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以一个国家直接入侵另一个国家为开端，然后转变为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文明之间的战争。事实上，它们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民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由于美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组织、资助和装备了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起义者，而变成了一场冷战式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失败证明了里根主义推动对共产主义政权武装抵抗的正确，并使他们为苏联遭到可与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这场战争的失败对整个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帝国的瓦解。美国人和西方人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是滑铁卢之役。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胜利。
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
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
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发作”。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部族、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和各文明内部，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人民的认同。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
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群体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
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神而极大地增强。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
沿着伊斯兰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
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
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诋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
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多极的相互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当这些相互冲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团时，往往会扩大和升级。
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进行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
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
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
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
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
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并无重大的不同。
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
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轻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
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
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些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赞同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库尔思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
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它是错误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注15）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霍华德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
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
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
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
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接受现实，不要走极端。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若是发生战争，它将会如何发展？（接下来是一段脑洞大开的YY。）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相互核摧毁，或是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其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都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实力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
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
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
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
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脑洞大开,看的我以为是真的,虚惊一场。）
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
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
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
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总体来说，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
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亨廷顿有没有理由把美国的问题投射到全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
=END=
Docker
1895年这些人在美国尼亚加拉城召开神学研讨会，提出五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圣经全文神圣，字句永无谬误；耶稣是童贞女圣母所生；耶稣为人类代死赎罪；基督复活并将以肉身再度降临；基督为神，能行神迹。1909年起，这些保守派神学家连续出版了十二本小册子宣扬上述信条，统称为《基本教义》（TheFundamentals，又译《原教旨》），于是便有了“原教旨主义”（宗教界以前曾译为“基要主义”、“基本教义主义”）这个名词。
从字面上看，“原教旨”似乎只是对教义的一种保守的——“原初的”或“基本的”信仰。然而与一般所谓保守主义不同的是：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必须强制禁止别的信仰，用暴力推行自己的“教旨”。换言之，原教旨主义的本质与其说与某种“教旨”，不如说与其推行教旨的方式有关。原教旨主义的实质并非“宗教保守主义”，而是宗教强制主义或曰神学极权主义。
如上所述，当年美国原教旨主义者提出的那五项“原教旨”本身应当说的确是基督教的传统信条，认同这些信条的并不只是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而且“原教旨”的内容在他们那里前后也有变化，并不始终就是那五项。新教原教旨主义创始人布鲁克斯原来为尼亚加拉会议制定的七项信条（布鲁克斯七项信条是：圣经经文无谬误；上帝三位一体；人类完全堕落；人必须重生才能得救；基督为人代死赎罪；信基督者必能得救；基督将在千禧年复临）就与会议后形成的五项“原教旨”有所不同。
因此实际上“原教旨主义”真正与众不同并一以贯之之处不在于它有什么独特的“教旨”，而就在于它对异己的不宽容。尽管由于美国的原教旨主义从来没有掌权，也没有成为宗教思想的主流，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宗教宽容传统制约下它的不宽容没有造成严重的实际后果，但仍然导致了若干宗教强制事件。著名的如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田纳西州戴顿城中学教师斯科普斯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竟被该州原教旨主义者以违反《圣经》中“上帝造人”教旨的罪名告上法庭，并以强大的宣传压力迫使法庭判处斯科普斯违犯该州法律而有罪。
当然，在美国，斯科普斯案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恶行毕竟不得人心，“原教旨主义”一词因而也成了贬义词。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后，仍然坚持尼亚加拉诸信条的那些人也不愿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而坚持自称为福音派（Evangelicals）。
可见，原教旨主义不是宗教，不是一种“保守”的或者“激进”的“教旨”，它就是一种崇尚暴力的思想，它鼓吹一些人可以以“信仰”为理由不择手段地强制另一些人，直至鼓吹为了“信仰”而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实行不受任何道义约束的“超限”恐怖。`
五常把定位系统关了，其他国家连五常在哪儿都不知道。`
当苏联垮台，欧洲瞬间不再记得南斯拉夫是“伙伴”，反而立刻说“贝尔格莱德是欧洲最后的共产主义堡垒”。实际上，前南的悲剧，是外部力量推手之下的结局。各民族的矛盾，并不当然导致战争。苏联消失后，美国急欲进入东欧，掌控老对手原来的地盘，但冷战结束后裁减开支、享受和平红利的大背景下，美国有心无力，因而与急欲扩张势力的德国一拍即合。原本的欧共体在美国看来，是法国绑着西欧给自己添堵的东西，如果能扶持起来德国当欧共体大哥，再掺入大量的东欧“沙子”，必将降低欧共体的团结程度。为此，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美德特殊关系”作为面向21世纪的美国外交基准，这一方针基于了德国在美国盟友中排第一的地位。
远的不说，仅仅第三帝国就对分治中东欧国家称得上是得心应手。甚至从更远的来说，那个在萨拉热窝开了一枪让第二帝国瓦解的普林西普，他的民族永远倒在了血泊和破碎之中。
美国收获了一票新的洗心革面、交了投名状的北约成员国，德国如愿以偿升级欧共体为欧盟并成为龙头一哥，再无反抗势力。但萨拉热窝硝烟下的冤魂，豺狼们会记得吗？
我不知道。因为豺狼们每年还会穿上正装，认认真真的纪念他们一手导演的人间悲剧。`
“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本文系2018年4月2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