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宽容品质，农村文化适应，共情，城市文化适应，生态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张春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武汉大学“70后”学术团队建设项目“当代文化心理学研究”负责人，主编“文化心理学精品译丛”；个人专著入选武汉大学社会人文学术丛书，译著《文化心理学》入选中国社会心理学会2020年30本好书、《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入选人民出版社2019年度十大优秀著作；MOOC《发展心理学》获批2020年度国家首批一流本科线上课程，专业课《发展心理学》2021年获批湖北省一流线上线下混合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项目等10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人格与社会适应、文化发展心理、青少年犯罪、心理健康教育；黄许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系2022级研究生。
一、引言
宽容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一直广受推崇（张学书，2014；钱锦昕、余嘉元，2014），是儒家伦理“仁”的基本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人们普遍追求的道德品质和自我修养（葛荃，2006）。在现代的社会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值得各年龄段的学生、公民去培养的优秀人格品质（钟颖，2009）,并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民主。已有研究显示，流动儿童具有宽容品质，高流动比例学校儿童与低流动比例学校儿童并无显著差异，并且宽容品质对于流动儿童具有重要意义，能降低其外化问题行为（张春妹等，2021）。宽容品质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克己、自我约束的文化属性和道德属性（张春妹等，2022）。那么，在受歧视的不利处境下，流动儿童的宽容品质的发展影响因素成为重要研究问题，其对于促进困境儿童积极品质的发展，探寻其积极发展资源，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存在城乡双重文化适应，农村文化适应能发挥家庭功能，从而发挥自尊、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张春妹等，2017），同时对于流动儿童物质主义具有抑制作用（张春妹等，2021），这提示流动儿童原有的农村文化适应可能是其发展的积极资源。尤其是农村文化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宽容这一我国传统文化极为看重的道德品质可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在当代城市化的趋势和城市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农村文化适应的积极作用受到城市文化的抑制，当城市文化适应水平比较高时，农村文化适应对不安全感、物质主义的积极抑制作用就变得不显著（张春妹等，2021），显示出城乡文化冲突。因此，本研究将在城乡双重文化背景下，探讨流动儿童农村文化适应对其宽容品质可能的积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背景和问题提出
（一）流动儿童的宽容品质
自积极心理发展兴起以来，很多学者专门研究了积极心理品质的要素，宽容被认为从属于24个重要美德，是能避免极端的力量(Park&Peterson,2006)。我国学者官群、孟金万等（2009）较早地研究了中国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也将宽容品质作为律己的积极心理品质。但是相对其他积极品质来说，我国小学生宽容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是需要重视和培养的积极品质（马艳云,2010）。
近年来有学者专门分析了宽容品质的内涵（钱锦昕,余嘉元,2014），并研究了小学儿童宽容品质的测量（张春妹等，2022）。宽容指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认知方式，基于平等的信念与共情的经验，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认知上念及他人的善，对于他人的缺点和过失不计较，在情感上不计前嫌，不计怨恨，在行为上能克制，不寻求报复，而且对于多元差异性能包容的较为稳定的人格倾向。
研究认为，宽容与宽恕紧密联系但是又区别明显。宽容是一种积极人格特质，宽恕是一个心理过程，宽容包含的对象范围比宽恕更广、程度更深，因此，宽容是宽恕的上位概念。同时，作为一种具有道德属性的积极人格特质，宽容具有明显的文化特性，与西方的宽恕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宽容出发点在于“己所不欲”，而不是冒犯者的恶行；其目标在于“爱人”而不是“爱己”的情绪调节；其规范来自社会伦理，崇尚正直合理的“以直报怨”，而不是来自宗教要求，崇尚神的无条件宽恕（张春妹等，2022）。宽恕量表中最广泛使用并且包括了更细维度的是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IM，陈祉妍等，2006），包括了回避和报复两个因子，后来Mccullough,Root和Cohen(2006)增加了仁慈成为三维度量表。我国小学生宽容品质的测量则很好的体现出我国文化特点，在面对冒犯和不公平，会采用恢复公平的“回击行为”，而不是报复行为；比较多地表现出宽恕仁慈行为，并且宽容直接来自自身道德要求，表现出“体谅他人”的行为，而不需要单独的认知上理解他人；同时会用“冒犯容忍”进行自我道德要求，让冲突防患于未然，这直接体现了我国文化传统的“忍让”精神的内化（张春妹等，2022）。
（二）流动儿童的城乡文化适应与宽容品质
国内外已有宽恕影响因素的大量研究，主要包括个体认知因素、关系和情境因素（张海霞，谷传华，2009），同时，集体主义文化下，宽恕的应对、调节策略、影响因素与个体主义文化明显不同（张田等，2013）。在伤害应对方式上，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个体倾向于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尽力避免冲突(Fuetal.,2004)，即使受到伤害，也不擅长愤怒等情绪和情感体验，而更愿意压抑愤怒，或形成消极的、对内的沉思（叶浩生,2004）。即集体主义文化下宽恕模型更多的是决定性宽恕(Hooketal.,2009)，更多的受到人情、面子的影响（傅宏,2006）；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宽恕则是情绪性宽恕，更多受到人际互动过程影响。因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宽容品质，在身处不良处境的流动儿童身上得以保持良好，很可能与流动儿童的文化背景有关，尤其是与其相对保持较好的农村文化适应有关。
（三）共情在流动儿童的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更容易有整体思维，从而更容易决定性宽恕(Ho&Fung,2011)。但是就宽恕的认知因素而言，已有研究发现共情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McCulloughetal.,1998)。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知觉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Decety,&Svetlova,2012)。共情两成分理论逐渐成为学者共识（崔芳等,2008），即共情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基本成分。前者侧重于对情绪状态的推理与判断，后者主要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
Mccullough的系列研究表明，共情是影响宽恕行为的主要认知因素，共情直接对宽恕产生影响，即个体共情水平高，则宽恕水平也高(Mcculloughetal.,1998;Chen,2012)。大量基于中国被试的研究也证实了共情与宽恕之间的关系，例如，一项对青春期个体的宽恕发展水平展开的质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对青春期个体共情能力的培养能够促进宽恕的发展（薛艳,2020）。观点采择作为共情的重要维度，可以有效减少负面内隐态度，促进大学生的内隐宽恕（范若琳等,2021）。同时被试年龄跨度更大的研究也表明，在14~28岁的青年群体中，共情影响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对他人情绪与状态的敏感觉察能够提高个体的宽恕水平（武亦文等,2022）。共情与宽恕还存在一定的神经生理性联系，fMRI研究发现共情和原谅的过程中都会共同激活内侧额叶和扣带回后部(Farrowetal.,200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共情能够中介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的关系。
图1.研究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从武汉市一所流动儿童比例较高的学校中随机抽取三至六年级各2个班级，共393名学生，筛除重复、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88份，其中流动儿童191人（49.23%），非流动儿童197人（50.77%）；男生228人（58.76%），女生160人（41.24%）；三年级87人（22.42%），四年级79人（20.36%），五年级105人（27.06%），六年级117人（30.16%）。针对被试年龄问题，本研究认为，从三年级儿童的词汇量来说，基本达到了自主阅读水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都是可以理解的。问卷调查一般都是从三年级开始，我们的问卷来自小学生的访谈，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经验都来自小学生自身，所以不存在阅读和理解的问题。而且调查过程中会有主试，随时可以帮助解答小学生的疑问。
（二）研究程序与工具
1.基本信息问卷
此问卷为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情况、是否出生在武汉、老家在城市还是农村等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
2.儿童城乡文化适应问卷
采用张春妹等（2017）编制的儿童城乡文化适应问卷。此问卷根据双向多领域模型（Schwartz,et.al.,2010）的观点，参照Ward等（1999）和袁晓娇等（2009）的文化适应问卷，在对流动儿童访谈的基础上，归纳出城乡文化适应五大维度，分别为：环境适应、外显行为、内隐观念、语言、身份定位，其中内隐观念可细分为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情关系，分别为5、3、5个条目。问卷由农村文化适应和城市文化适应两部分组成，各34个题项。采用Likert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农村（城市）文化适应状况越好。问卷信效度结果良好，本研究中城市文化适应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875，农村文化适应问卷Cronbach＇α系数0.924。
3.小学生宽容量表
采用小学生宽容量表（张春妹等，2022）。包括体谅他人、敌意预期、冒犯容忍、行为回击四个维度，分别为9、7、7、4条目，共27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可计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小学生的宽容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α系数为0.904。
4.共情量表
（三）统计分析
四、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6.66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1
2
3
4
5
6
1性别
2流动类别
0.06
3城市文化适应
-0.06
0.01
4农村文化适应
-0.03
-0.08
0.39**
5宽容
-0.01
0.10*
0.25**
6共情
0.04
-0.07
0.31**
0.35**
0.44**
M
0.59
0.49
116.18
116.32
98.24
93.81
SD
0.50
21.48
25.78
18.99
12.83
注：*p<0.05，**p<0.01。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均值表示男生所占的比例；流动类别为虚拟变量，流动儿童=0，非流动儿童=1，均值表示流动儿童所占比例。
0.08
0.03
2年级
0.07
0.02
-0.14
0.11
-0.19**
0.23**
0.27**
0.14*
0.48**
0.20**
0.38**
0.09
0.15*
0.30**
0.40**
0.05
0.21**
0.29**
0.33**
0.47**
注：*p<0.05，**p<0.01。表中对角线不设专门对角线，以数字1联结起来的对角，为默认对角线。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年级为虚拟变量，3年级=0，4年级=1，5年级=2，6年级=3。
环境
适应
外显
行为
语言
身份
定位
内隐
观念
价值观
思维
方式
人情
关系
流动
城市
宽容
0.41**
.18*
-0.16*
-0.24**
共情
0.16*
0.32**
0.49**
.23**
农村
0.36**
0.13
0.36*
0.22**
.25**
0.37**
非流动
0.43**
.16*
-0.17*
-0.22**
.28**
0.12
0.24**
.13
0.34**
0.17*
（三）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表4宽容的多层回归结果
Beta
t
p
F
R2
所有儿童
模型1
农村文化适应
0.251
4.696
0.000
13.087***
0.059
城市文化适应
0.003
0.060
0.952
模型2
0.138
2.698
0.007
33.872***
0.203
-0.083
-1.653
0.099
0.616
8.409
采用所有儿童样本，以农村文化适应、城市文化适应、共情为自变量，以宽容为因变量，采用输入法进行分层回归分析。首先将农村文化适应与城市文化适应纳入第一层自变量，然后将共情纳入第二层，结果发现（见表4），模型1中农村文化适应能够显著预测宽容，城市文化适应不能预测宽容；模型2中农村文化适应、共情能显著预测宽容，并且农村文化适应的预测系数明显降低。
分别采用流动儿童、非流动儿童样本，采用PROCESS4.0的模型4检验共情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流动儿童样本与所有儿童的预测模式相似，农村文化适应、共情显著预测宽容，模型解释率为26%，其中中介效应占43.71%；在非流动儿童样本中，农村文化适应则完全通过共情的中介间接预测宽容，模型解释率为12%，其中中介效应占65.2%。
表5流动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检验（n=191）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SE
95%CI
性别
4.265
2.726
1.565
[-1.113，9.642]
0.121
8.592***
年级
2.301
1.142
2.015*
[0.048，4.554]
农村适应
0.212
0.048
4.415***
[0.117，0.307]
1.831
1.947
0.941
[-2.009，5.672]
0.155
11.448***
2.447
0.816
3.000***
[0.838，4.056]
0.169
0.034
4.917***
[0.101，0.236]
3.258
2.513
1.293
[-1.711，8.229]
0.257
16.049***
0.956
1.078
0.886
[-1.171，3.083]
0.119
0.047
2.536*
[0.027，0.212]
0.550
0.094
5.821***
[0.363，0,736]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年级为虚拟变量，3年级=0，4年级=1，5年级=2，6年级=3。**p<0.01,***p<0.001。下同。
表6非流动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检验（n=197）
0.436
2.638
0.165
[-4.766，5.639]
4.124**
2.392
1.196
2.001*
[0.034，4.751]
0.174
0.056
3.122**
[0.064，0.284]
0.391
1.532
0.255
[-2.632，3.413]
0.157
11.975***
1.308
0.695
1.883
[-0.062，2.678]
0.190
0.032
5.873***
[0.126,0.254]
2.481
0.082
[-4.690，5.097]
0.173
10.049***
1.612
1.135
1.420
[-.626，3.850]
0.061
0.057
1.064
[-0.052，0.173]
0.597
0.117
5.119***
[0.367，0.826]
（四）流动儿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采用PROCESS4.0的模型7检验城市文化适应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之间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7，将城市文化适应放入模型后，农村文化适应与城市文化适应的交互项对共情的预测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显示（见图2），城市文化适应水平较低时（M-1SD），农村文化适应对共情的正向预测显著（βsimple=0.219，p<0.001），城市文化适应水平较高时（M+1SD），农村文化适应对共情的预测不显著（βsimple=0.043，p=0.323）。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3。
表7流动儿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2.470
1.900
1.302
[-1.273，6.212]
1.701
0.814
2.089*
[0.095，3.307]
0.131
0.037
3.500***
[0.057，0.205]
0.070
1.493
[-0.022，0.162]
n
农村适应*城市适应
-0.004
0.001
-4.130***
[-0.006，-0.002]
0.238
11.580***
图2流动儿童城市文化适应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3农村文化适应对宽容的影响中城市文化适应和共情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五）补充分析
由于城乡文化适应主要是农村内隐观念、环境适应对宽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内隐观念在价值观、思维方式、人情关系上具有明显不同的内涵，其丰富程度远超过集体主义、他人取向。相应的宽容也具有体谅他人的积极维度，敌意预期和行为回击的消极维度，还有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冒犯容忍，它们受到内隐观念的影响的程度显然也会不同。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城乡文化适应的不同维度对于宽容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作用。同时在也一定程度上弥补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样本量较小的问题，确定农村文化适应对宽容影响效应的稳定性。为减少测量条目总数，中介变量共情也主要采用具有主要作用的认知共情成分，即以7个条目的观点采择为指标。
结果如表8所示。总体来说，控制了性别、年级的作用后，农村文化适应的内隐观念各维度和环境适应维度对于宽容各成分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的总预测力均显著。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之间预测力差异不大，尤其是农村价值观和农村适应环境维度基本保持一致，具有最高的预测力；各维度对积极宽容、冒犯容忍的预测力较高，对消极宽容的预测力明显较低。而且，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显示，各维度对消极宽容的预测均需通过共情的完全中介作用，而对于积极宽容和冒犯容忍的预测则既可以通过共情中介作用，也可以直接作用。
分别以农村内隐观念各维度、相应的城市内隐观念各维度、城乡环境适应，以及城市内隐观念*农村内隐观念或城市环境*农村环境为自变量、观点采择为中介变量，性别、年级为控制变量，对宽容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文化适应的各维度对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在共情的预测上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中介模型前半段的调节效应R2在0.18-0.26。而且，其中城市价值观、城市人情关系对观点采择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8、-0.16），价值观和城市环境适应对共情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表8观点采择认知共情在农村文化适应具体维度对宽容成分预测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农村价值观
农村思维方式
农村人情关系
农村适应环境
消极宽容
5.82***
0.10
5.28***
5.10***
5.11***
积极宽容
0.46
40.17***
0.43
35.26***
34.87***
0.45
37.93***
冒犯容忍
0.39
29.65***
0.37
27.47***
0.38
28.40***
29.52***
五、讨论
（一）农村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宽容品质的积极作用
而农村文化适应各维度对于宽容各成分的预测作用，也进一步印证了农村文化的自然环境适应与自然主义价值观、忍让思维方式具有一致之处，都对宽容具有一致的预测模式和预测力度，而且主要是促进了体谅的积极宽容和冒犯容忍的仁爱宽大品质，对于消极宽容具有很低的预测作用。表明了我国农村文化的核心是自然主义价值观，主张天人合一、遵从自然秩序。我国和谐思想也首先是天与人和谐，天人合一从而生仁爱、节制，对万物敬畏和爱护（郭齐勇，2020）。
（二）共情在农村文化适应与宽容的关系的中介作用
该结果拓展了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Krausetal.,2012），即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的结构要素塑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个体在其中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体验会使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认知方式，而且农村和城市作为特定的社会生态，个体在其中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体验会使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认知方式，而且可能也分别具有情境主义和唯我主义认知倾向。
按照Greenfield（2009）的社会生态理论，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生态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学习和发展模式会具有不同的文化路径，都可以是生态社区和人口学特征的直接影响，也可以是通过生态社区和人口学特征影响文化价值观而间接影响。因此，生态社区是一个更为上位的概念，它涵盖了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点的结构维度，也包括了人际互动特点的社会维度，还包括了文化价值观等心理维度；而农村和城市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态，使其中个体的认知、行为乃至发展模式都会不同。目前尚未有研究系统考察我国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差异，特别是两种不同社会生态带来的心理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城乡文化适应中的自然环境、人际互动、文化价值观等不同维度与宽容品质和共情的关系。
（三）城市文化适应的调节作用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较高的城市文化适应水平反应其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尤其对于城市文化的行为适应有助于其城市人际交往，促进其社会适应（Chenet.al,2021），从而对共情促进作用更强。而农村文化适应作为其原有文化的保持，主要促进了家人亲戚关系中的互动，对于城市中多方面人际关系中的互动的促进作用有限，因此对于儿童感知的共情能力的促进相对较弱。研究也发现，城市文化适应促进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而农村文化适应促进其心理适应（Chenet.al.,2021）。
但是当城市文化适应比较低时，农村文化适应越好，共情能力越高，甚至在低城市文化适应高农村文化适应时，共情能力高于城乡文化适应双高的个体，这体现了农村文化适应中因为内隐观念对共情较强的影响而发挥的作用。这与本研究假设相一致，农村文化适应可能使个体具有更强的情境主义倾向，更具有他人取向，人际互动敏感性，从而具有更高的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进而有助于发展出倾向于为了人际和谐的宽容。
（四）总结、意义和局限
总的来说，本研究聚焦于流动儿童宽容这一积极心理品质，从双重文化适应的视角，揭示了流动儿童原有农村文化适应对于宽容的积极促进作用及内部过程。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农村文化适应对于宽容品质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主要是通过我国农村文化中内隐观念的伦理规范、秩序顺从、节制隐忍这样的传统文化和他人取向、注重和谐的集体主义文化两种价值观念发挥促进作用；也会因为他人取向的集体主义文化而促进共情从而间接促进宽容；城市文化适应中与传统文化的节制顺从相冲突的自我利益主张观念则会抑制宽容品质，但是城市文化适应作为流动儿童进入城市生活积极融入的指标，对其行为等方面的适应，也会促进流动儿童的适应能力和人际互动，进而会提升共情能力。这说明了流动儿童宽容品质既有我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品质上的塑造作用，也体现了具体的人际互动中的人际理解能力。
本研究揭示了流动儿童宽容品质发展的自身优势和资源，推进并深化了我国青少年品格研究，发展了青少年积极发展观的发展资源理论和情境理论，考虑了青少年自身的文化资源和个体积极心理相互作用对于积极品质的影响。而且，拓展了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丰富了生态社会理论，提出了我国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生态社会，具有不同的人口、教育水平、收入等结构特点，也有不同的社会互动特点，和文化价值等心理特点，不同的生态环境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情绪和行为，而且我国城市社会是兼具独立平等和互依关系取向的混合社会生态。我国城乡两种不同的生态社会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认知等心理倾向，进而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儿童养育和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陈祉妍、朱宁宁、刘海燕，2006，《Wade宽恕量表与人际侵犯动机量表中文版的试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9期，第617-620页。
崔芳、南云、罗跃嘉，2008，《共情的认知神经研究回顾》，《心理科学进展》第2期，第250-254页。
崔锁江，2023，《儒家节制美德的多重维度分析》，《学理论》第2期，第44-47页。
董蕊、彭凯平、喻丰，2013，《积极情绪之敬畏》，《心理科学进展》第11期，第1996-2005页。
范若琳、汝涛涛、郑允佳、徐贵平，2021，《自发性观点采择对宽恕不同程度人际伤害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第6期，第774-783页。
葛荃，2006，《中国化的宽容与和谐从传统到当代的政治文化整合》，《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36-44页。
官群、孟万金、Keller.J.2009，《中国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编制报告》，《中国特殊教育》,2009第4期，70-7687。
管在高.(2005).从城市文化特征角度分析失地农民的文化适应.四川行政学院学报(06),62-64.
黄翠萍、章志敏，2020，《发展情境理论视角下流动儿童积极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调研世界》第10期，第42-48页。
黄丹、罗英廷，2022，《社会资本,社会支持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调查》，《社会工作与管理》第1期，第32-40页。
郭齐勇，2020，《传统文化的精华》，商务印书馆，第23-26页。
李箭飞，2014，《生态文明建设与儒家节制伦理的结合》，《人民论坛》第5期，第201-203页。
李洁,、赵雨菡、董圣鸿，2021，《个体与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学业倦怠的影响：学业自我妨碍的中介作用和认同整合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第5期，第1111-1118页。
李晓燕、刘艳、林丹华，2019，《论儿童青少年品格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23-31页。
林丹华、柴晓运、李晓燕、刘艳、翁欢欢，2017，《中国文化背景下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结构与内涵——基于访谈的质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14-22页。
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心理学报》第10期，第967-979页。
刘青云、王艺静、刘正奎，2020，《不同安置形式下流动儿童社会支持、自尊与焦虑的关系比较研究》，《中国特殊教育》第5期，第61-68页。
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歧视知觉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2期，第216-223.页。
刘杨、方晓义、张耀方、蔡蓉、吴杨，2008，《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标准的研究》，《应用心理学》第1期，第77-83页。
卢永彪、文苏蕾、王雅、黄甜、吴文峰，2021，《父母情绪智力对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影响:亲子亲合与自尊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4期，第834-837+853页.
马艳云，2010，《小学高年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研究》，《中国特殊教育》第11期，第24-28页。
钱锦昕、余嘉元，2014，《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宽容心理》，《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149-153页。
申继亮，2008，《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发展与环境作用》，《当代青年研究》第10期，第9-16页。
申继亮，2009，《处境不利儿童发展与教育对策研究》，北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申继亮、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5，《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1期，第108-116页。
苏芮，2012，《少数民族大学新生人格特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
王景芝、陈段段、陈嘉妮，2019，《流动儿童自我控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中国特殊教育》第10期，第70-75页。
武亦文、阴山燕、田可心，2022，《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宽恕的中介作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第118-124页。
薛艳，2020，《青春期不同阶段宽恕心理发展水平的质性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75-87页。
叶浩生，2004，《文化模式及其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第5期，第1032-1036页。
于音、陶婷、王利刚、崔雪英、樊春雷、高文斌，2019，《流动儿童被欺负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11期，第833-838页。
袁晓娇、方晓义、刘杨、李芷若，2009，《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25-32。
张春妹，2014，《现代城乡文化变迁中的心理适应》，《黑龙江社会科学》第4期，第103-107页。
张春妹、张璐，2021，《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5期，第1005-1009页。
张凤凤、董毅、汪凯、詹志禹、谢伦芳，2010，《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期，第155-157页。
张海霞、谷传华，2009，《宽恕与个体特征、环境事件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第4期，774-779。
张荣娟，2015，《城市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统合型房树人测试结果比较》，《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3期，第245-246,268页。
张田、傅宏，2013，《宜人性对大学生恋爱宽恕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3期，第508-511，378页。
张学书，2014，《中国传统文化“宽容”精神对现代管理的启示》，《企业文明》，第2期，第26-29页。
张文新、陈光辉，2009，《发展情境论——一种新的发展系统理论》，《心理科学进展》第4期，第736-744页。
钟颖，2009，《论中小学生宽容品质的培养》，硕士学位论文，湖南：湖南师范大学。
周炎根、张鹏程、张岩，2018，《大学生的内控归因和共情在宜人性与宽恕关系中的多重中介效应》，《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7期，第620-624页。
Amato,P.,&Previti,D.(2003).People'sReasonsforDivorcing:Gender,SocialClass,theLifeCourse,andAdjustment.JournalofFamilyIssues,24(5):602-626.
Benson,P.L.(2007).Developmentalassets:Anoverviewoftheory,research,andpractice.Approachestopositiveyouthdevelopment,33,58.
Bilige,S.,&Gan,Y.(2020).HiddenSchoolDropoutAmongAdolescentsinRuralChina:Individual,Parental,Peer,andSchoolCorrelates.TheAsia-pacificEducationResearcher,29(3):213-225.
Chen,B.(2014).Rural-to-urbanMigrantChildren’sBehaviorsandAdaptationWithinMigrationSocialContextsinChina.[S.l.]:Springer:75-94.
Chen,X.(2012).HumanDevelopmentintheContextofSocialChange:Introduction.ChildDevelopmentPerspectives,6(4):321-325.
Chen,X.,Fu,R.Li,D.,Liu,J.,LiuS.,&Cui,L.(2021).AcculturationandadjustmentamongruralmigrantchildreninurbanChina:alongitudinalstudy.Appliedpsychology:healthandwellbeing,13,559-577.
Chen,X.,Li,D.,Xu,X.,Liu,J.,Fu,R.,Cui,L.Y.,&liu,S.H.(2019).SchoolAdjustmentofChildrenFromRuralMigrantFamiliesinUrbanChina.JournalofSchoolPsychology,72:14-28.
Cheung,N.(2014).SocialStress,LocalityofSocialTiesandMentalWell-being:thecaseofruralmigrantadolescentsinurbanChina.Health&Place,27:142-154.
Decety,J.,&Svetlova,M.(2012).PuttingTogetherPhylogeneticandOntogeneticPerspectivesonEmpathy.DevelopmentalCognitiveNeuroscience,2(1):1-24.
Fang,L.,Sun,R.C.,&Yuen,M.(2017).“Beusefultosociety”:parentalacademicinvolvementinruraltourbanmigrantchildren’seducationinChina.AsiaPacificEducationReview,18,361-371.
Farrow,T.,Zheng,Y.,Wilkinson,I.,Spence,S.,Deakin,J.etal..(2001).Investigatingthefunctionalanatomyofempathyandforgiveness.Neuroreport,12(11):2433-2438.
Fu,H.,Watkins,D.,&Hui,E.(2004).PersonalityCorrelatesoftheDispositionTowardsInterpersonalForgiveness:aChinesePerspective.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39(4):305-316.
Greenfield,P.M.(2009).Linkingsocialchangeanddevelopmentalchange:shiftingpathwaysofhumandevelopment.DevelopmentalPsychology,45,401–418.
Gui,Y.,Berry,J.,&Zheng,Y.(2012).MigrantWorkerAcculturationinChina.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36(4):598-610.
Ho,M.Y.,&Fung,H.H.(2011).Adynamicprocessmodelofforgiveness:Across-culturalperspective.ReviewofGeneralPsychology,15(1),77-84.
Hook,J.,Worthingtonjr,E.,&Utsey,S.(2009).Collectivism,forgiveness,andsocialharmony.TheCounselingPsychologist,37(6):821-847.
Jordan,L.,&Graham,E.(2012).ResilienceandWell‐beingAmongChildrenofMigrantParentsinSouth‐eastAsia.ChildDevelopment,83(5):1672-1688.
Kagitcibasi,C.(2005).Autonomyandrelatednessinculturalcontext:Implicationsforselfandfamily.Journalofcross-culturalpsychology,36(4),403-422.
Keller,H.(2019).Cultureanddeveopment.chapter15.InKitayama,S.,&Cohen,D.(Eds.),Handbookofculturalpsychology,2nd.NewYork,theGuilfordPress.
Kraus,M.,Cté,S.,&Keltner,D.(2010).SocialClass,Contextualism,andEmpathicAccuracy.PsychologicalScience,21(11):1716-1723.
Kraus,M.,&Keltner,D.(2009).SignsofSocioeconomicStatus:Athin-slicingapproach.PsychologicalScience,20(1):99-106.
Kraus,M.,Piff,P.,Mendoza-denton,R.,Rheinschmidt,M.,&Keltner,D.(2012).SocialClass,Solipsism,andContextualism:HowtheRichAreDifferentFromthePoor..PsychologicalReview,119(3):546.
Lerner,R.M.,Lerner,J.V.,Almerigi,J.B.,Theokas,C.,Phelps,E.,Gestsdottir,S.,Naudeau,S.,Jelicic,H.,Alberts,A.,Ma,L.,Smith,L.M.,Bobek,D.L.,Richman-Raphael,D.,Simpson,I.,Christiansen,E.D.,&vonEye,A.(2005).Positiveyouthdevelopment,participationincommunityyouthdevelopmentprograms,andcommunitycontributionsoffifth-gradeadolescents:Findingsfromthefirstwaveofthe4-Hstudyofpositiveyouthdevelopment.Thejournalofearlyadolescence,25(1),17-71.
Markus,H.,&Kitayama,S.(1991).Cultureandtheself:implicationsforcognition,emotion,andmotivation.PsychologicalReview,98(2):224.
McCullough,M.E.,Root,L.M.,&Cohen,A.D.(2006).Writingaboutthebenefitsofaninterpersonaltransgressionfacilitatesforgiveness.JournalofConsultingandClinicalPsychology,74,887–897.
Mccullough,M.E.,Rachal,K.C.,Sandage,S.J.,WorthingtonE.L.,J.,Brown,S.W.,&Hight,t.L.(1998).InterpersonalForgivinginCloseRelationships:Ii.TheoreticalElaborationandMeasurement..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75(6):1586.
Ming,H.H.(2013).TheeducationofmigrantchildrenandChina'sfuture:Theurbanleftbehind.Routledge.
Ozer,S.,&Schwartz,S.(2016).MeasuringGlobalization-basedAcculturationinLadakh:InvestigatingPossibleAdvantagesofaTridimensionalAcculturationScale.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53:1-15.
Park,N.,&Peterson,C.(2006).MoralCompetenceandCharacterStrengthsAmongAdolescents:theDevelopmentandValidationoftheValuesinActionInventoryofStrengthsforYouth.JournalofAdolescence,29(6):891-909.
PetersonC,SeligmanMEP.(2004).Characterstrengthsandvirtues:Ahandbookandclassific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Washington,DC: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
Schwartz,S.J.,Unger,J.B.,Zamboanga,B.L.,&Szapocznik,J.(2010).Rethinkingtheconceptofacculturation:implicationsfortheoryandresearch.AmericanPsychologist,65(4),237.
Seligman,M.E.,&Csikszentmihalyi,M.(2000).Positivepsychology:Anintroduction(Vol.55,No.1,p.5).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
Suwartono,C.,PrawastiC.Y.&Mullet,E.(2007).Effectofcultureonforgivingness:ASouthernAsia–WesternEuropecomparison.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s,42,513–523.
Ward,C.,&Rana-Deuba,A..(1999).Acculturationandadaptationrevisited.JournalofCross-CulturalPsychology,30(4),422-442.
Ye,Z.,Chen,L.,Harrison,S.E.,Guo,H.,Li,X.&Lin,D.(2016).PeerVictimizationandDepressiveSymptomsAmongRural-to-urbanMigrantChildreninChina:TheProtectiveRoleofResilience.FrontiersinPsychology,7:1542.
Yuan,X.,Fang,X.,Liu,Y.,Hou,S.,&Lin,X.(2013).DevelopmentofUrbanAdaptationandSocialIdentityofMigrantChildreninChina:aLongitudinalStudy.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37(3):354-365.
Zeng,R.,&Greenfield,P.M.(2015).Culturalevolutionoverthelast40yearsinChina:usingthegooglengramviewertostudyimplicationsofsocialandpoliticalchangeforculturalvalues.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50(1),47-55.
ZhangC.,ZhangG.,PengY.(2014).ThePsychologyAdaptationinthetransitionofruralcultureandurbancultureformigrantchildreninChina.PROCEEDINGSOFTHEFIRSTSUMMITFORUMOFCHINA'SCULTURALPSYCHOLOGY,185-191.
Zhang,G.,Eisenberg,N.,Liang,Z.,Li,Y.,&Deng,H.(2017).TheRelationsofMigrantStatusandParentingtoChineseAdolescents’Adjustment.InternationalJournalofBehavioralDevelopment,41(3):320-328.
Zhu,Q.,Guo,H.,Pan,J.,&Lin,D.(2015).PerceivedDiscriminationandProblemBehaviorsAmongRural-to-urbanMigrantChildren:theModeratingRoleofResilience.ChineseJournalofClinicalPsychology,23(3):529-533.
Therelationshipbetweenruralacculturation,urbanacculturationandtolerancecharacterofmigrantchildren
ZHANGChunmeiHuangXunuo
(Departmentofpsychology,Schoolofphilosophy,WuhanUniversity)
Keywords:tolerancecharacter,ruralacculturation,empathy,urbanacculturation,ecologicalsocial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