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恐症”“社牛症”社会传染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由此，以“明星双喜哥”人设为主要参照，“社牛症”在网络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内涵。一般来说，“社牛症”行为由真实社交空间里的出格行为和人群反馈双因素构成，这也是“社牛症”行为与其他网红表演的区别所在。有网友将“社牛症”概括为无差别聊天、C位存在感、全方位交友与自信感爆棚“四大表现”；也有网友将其总结为无门槛式交友、百科全书式聊天、海王式打招呼、王熙凤式大驾光临、打鸣式悄悄话、C位式存在感与狮子座式自信“七大症状”；还有网友将“社牛症”行为概括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自在地和路人唠嗑和对奶茶店的店员唱歌等。无论经验层面的差异有多大，“社牛症”的共识性涵义指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与身边的陌生人互动乃至做出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的行为。
通过对“社牛症”词语网络踪迹的分析发现，“社牛症”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明星双喜哥”的视频在B站疯传，各大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少量模仿“社牛症”行为的视频，及至2021年3月，各大视频平台上的“社牛症”视频逐渐增多。以B站为例，除了“明星双喜哥”的混剪视频占主导之外，原创的“社牛症”内容也开始喷发，代表性的UP主有樱萍Apple、小花MEMES、孰可司与在下啵啵君等。其它社交平台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账号和内容，如抖音“邢三狗”创作的“尴尬系列”和“宇宙最强心理素质安峰”创作的“社死行为系列”等。
相比前文提到的“社牛症”线上传播与线下行为模仿，“社牛症”传播第三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文化心理的生成。随着“社牛症”网络热梗不断扩大声量，“社牛症”的讨论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同频共振，在微博、抖音、豆瓣、知乎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些严肃化的讨论。不少青年网友认真提出“人类社交天花板”和“如何才能拥有社牛症”等问题，“社牛症”从网络热梗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社交心态与群体心理。
“社牛症”的“所指”生成经历了一个群体阐释与意义转化的过程。“明星双喜哥”的“社牛症”视频一开始因其行为“出格”而饱受批评与奚落，但后期模仿者的娱乐化与无害化演绎则逐渐受到了青年网友的接纳，尔后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生的“社牛症”信息内爆与意义沉淀最终形成了一种正向解码，使其完成了一次接受美学式的“意义旅行”。在这个过程中，网民选择性地屏蔽了“社牛症”侵入式社交的粗鲁意义，转而在现实需求框架内赋予“社牛症”以优秀社交能力的意义。至此，“社牛症”原有的负面认知与道德判断经由青年网友的社会实践进行了新的意义注入与群体阐释并完成了逆转性的意义跃升，从讽刺意味转向了褒义肯定，成为部分青年人群梦寐以求的“社牛症”。
流行性传播：群体共鸣、社会传染与流量生产
当前处于青年阶段的“千禧一代”或“Z世代”的成长过程伴随着独生子的“优越—孤独”悖论与巨大的学业压力，这些时代与社会因素抑制了他们正常的社交需求。其实自定义为“社恐症”的青年人群并非真正的“社恐症”患者，而是由孤独和封闭造成的疏离性心理感受。“社牛症”流行性传播反映了他们内心对和谐人际关系与正常社交能力的向往。复杂的是，这种价值宣示与社会认同并不是直抒胸臆式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播过程：从数年前“社恐症”自我标签化的第一波声量，到惧怕社交场合的“社会性死亡”第二波声量，再到当前“社牛症”热梗传播的第三波最强音，青年人群以一种曲线演化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社交困境和希望积极解决问题、加强社会情感连接及与社会共情协作的群体心理。
社会传染：“社牛症”传播与模仿的心理机制。青年人群处在积极探索世界、思想活跃和充满好奇心的特殊时期，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处在一个由不稳定向稳定过渡的重要形塑时期，容易因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波动。在“社牛症”的传播过程中，社会传染、同侪效应与社会比较等传播机制起到了重要的生成作用。
《麦克米伦心理学词典》将社会传染定义为通过暗示、八卦或模仿等方式在社会或群体中传播思想、情感和神经症的过程。《心理学百科全书词典》将社会传染定义为情绪和行为模式迅速传播并被群体成员无批判地接受的集体兴奋的过程和形式。④社会传染机制在“社牛症”内容的扩散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各大社交平台“社牛症”主题的账号不断递增，“社牛症”网红的不断涌现，各种“社牛症”内容的不断生成与转发，“社牛症”行为的不断被模仿、演绎与传播，是部分青年将“社牛症”作为“社交货币”的社会传染行为促成的。
社交平台的本质决定了其必然是追求社会热点的，平台青睐“社牛症”内容的另一原因是“社恐症”的舆情风口正在改变方向。经过数年的流行，青年人群对“社恐症”的文化消费已然出现疲态，转至新出现的刺激社会神经的“社牛症”话题是其“喜新厌旧”的逻辑使然。各大平台的内容团队也深谙青年人群社交心理，量身打造满足和刺激其痛点的“社牛症”叙事可以很好地满足其心理需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社交平台培育的“社牛症”视频通常只是一种媒体策划与社会表演，无论是“社牛症”还是“社交勇敢症”多系刻意制造，算法更是锦上添花，完成对目标人群的精准推送。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极端“社牛症”行为，如有博主踢了一脚共享单车后等警报响起伴随着警报声尬舞，类似低俗内容可能分裂社会，而把周围人群的尴尬反应录像制成“作品”赚取流量的做法也面临触犯媒体伦理的风险。
“新兴成年人”对社交能力的现实渴望。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把个人高度整合进了一个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之中，个体日益变得原子化和碎片化。⑥原子化的青年人群离开家庭庇护开始独当一面，独立处理工作与生活问题。一方面，他们的社交工具不断升级进化，另一方面，他们现实的社交能力却不断降级。“千禧一代”与“Z世代”曾经是“未成年人”的代名词，如今皆已成为“新兴成年人”。成年人需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家庭与社会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工作问题还是个人问题都需要他们采用现实的社交方式而非虚拟空间的非接触社交方式解决。
然而问题在于，与高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为伴的青年人群长期疏于现实社交，已经习惯了虚拟世界的“电子对话”及其提供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抚慰，因而一些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高质量的交往。一如在电影《本X》中，主人公本在游戏《霸王》中所向披靡，现实中的本却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少年，甚至因为社交能力低下而受尽同学欺侮。重度的“网络社交”习惯让部分青年成为现实社交生活的“跛行者”甚至“残疾人”。社交意识退缩，社交能力退化和社交意愿退减是相当一部分青年的真实状态。
自我效能想象与当代青年的人格自信。曾经流行的“社恐症”与当下流行的“社牛症”是从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反映了青年人群对社交困境的普遍关切。从第一波的“社恐症”声量、第二波的“社死”声量到当下的“社牛症”声量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身处社交困境的青年人群社交心理的逆转。
其二，对自我效能感的想象与实践与部分青年的自信人格有关。大多数将自己定义为“社恐症”的青年其实并不是医学定义上的“社恐症”。“社恐症”在医学意义上指一种伴有自主神经症状的精神障碍，会直接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自定义“社恐症”的青年人群并不符合上述情况，通常仅是长期的孤独与疏离感形成的社交倦怠而已。这种孤独与疏离感的形成正是缺乏现实社交关系的结果。在此情况下，新的“社牛症”偶像很容易激活青年人群内在的自信特质，让他们做出勇敢的改变。
其三，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促成了这一转变。今天的中国社会包容度增加，文化环境宽松，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度较高，人们对于陌生人所表现的奇特行为很少抵触或反对，这为“社牛症”在各种公共空间的展演提供了社会前提。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与文化上的更加开放促使青年人群思想、心态与行为总体呈现出对国家充满信心与认同，对个体化的个人追求更加开放。在此背景下，青年人群便可以“放飞自我”。可以说，社会与时代因素是“社牛症”内容传播和青年人群自我效能信念发育的土壤。
在现实生活中，竞争激烈的工作、科层制文化以及板结、保守的人际关系使部分青年处于社交窒息或休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青年人群参与“社牛症”传播与文化创造的背后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发泄式的狂欢心理。“社牛症”直白、粗俗、破坏、打破常规的行为和话语为其提供了一种宣泄性的“心理按摩”。在对“社牛症”的恶搞、整蛊、无厘头行为的文化消费中，日常生活中板结、保守、窒息的秩序被暂时“悬置”，为部分社交需求被抑制的青年人群提供了精神宣泄的出口。
考虑到青年人群复杂多棱的心理构成，逆反和无聊心理也是部分青年人群青睐“社牛症”叙事的心理动因。逆反心理指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时产生的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心理活动。无聊指外部活动或环境与个体价值或标准不匹配时让个体体验到的缺乏意义感的现象。部分青年对自身所处的疏离与冷漠的社会关系不满却又无法突破，“社牛症”的调侃与破坏穿透了一些虚伪、板结和僵化的人际关系，产生一种“很解压”与“看着看着仿佛自己都牛起来了”的心理补偿。一个流行的视频是：一位“社牛”在一辆共享单车旁边大喊“我买新车了”，这种行为宣示了自身的反主流价值的文化立场，挑战“神化”和“物化”的“奔驰”或“宝马”主义的价值秩序，让他们从屏幕上体会到了打破社交禁忌的快乐，打破了日常的无聊状态，由此获得了一种心理慰藉。
余论：社交议题作为青年问题
无论是“社恐症”的共鸣还是对“社牛症”的认同，关键的解决之道是回归现实、回归社会和回归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要“引导青年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培养良好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指导青年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为青年人群的社交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南，青年人群一方面要拥抱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更要拥抱没有滤镜和柔光的现实生活世界。需要强调的是，“社牛症”不等于卓越的社交能力，不能将“社牛症”变成在社交平台上受到批评的“社交恐怖主义”，变味成破坏社会规范的代名词和哗众取宠的审丑文化。我们应该呼吁青年人群建立真实的自我认同，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发出建立真实社会关联、优质人际连接与健康互动的自信邀约。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国际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非虚构写作群体及新闻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M002）、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团队项目课题“数字出版视域下公有领域的产业实践与衍生应用研究”（项目编号：TD2020013Y）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⑨《超四成青年称自己存在社交恐惧症，“社恐”是病吗？》，光明网，2020年12月21日。
②杨立川：《流行性传播现象初探》，《今传媒》，2006年第2期。
③JessicaKennedy&HelenLynch.Ashiftfromofflinetoonline:Adolescence,theinternetandsocialparticipation,JournalofOccupationalScience,Volume23,Issue2,2016.
④PaulMarsden.“Memetics&SocialContagion:TwoSidesoftheSameCoin”,JournalofMemetics,1998(2).
⑤MilenaTsvetkova&MichaelW.Macy.TheSocialContagionofGenerosity,PLOSONE,February13,2014.
⑥[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⑦⑧SarahUllrich-Frenchetal.SocialConnectionandPsychologicalOutcomesinaPhysicalActivity-BasedYouthDevelopmentSetting,ResearchQuarterlyforExerciseandSport,Volume83,Issue3,2012.
⑩《当代青年社交现状：在社交里生活而不是在生活里社交》，搜狐网，2018年9月7日。
袁文丽：《在对话中传播在传播中对话——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传播学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国青年报》，2017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