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少雨，伞的使用几率微乎其微。前不久，去南方小住了一段，恰好赶上雨季，循着固有的出行习惯，结果接二连三被不期而遇的阵雨浇了个落汤鸡模样。挨淋的教训，让自己很快学得乖巧起来，再次出门时，有雨没雨都不忘带把雨伞。
某一日，相约与当地朋友一起逛老街。见面不多会儿，天上突降暴雨，刚躲进路边小店，友人手机瞬时响起，夫人来电说家里卧室窗户未关，恐有灌雨危险。情急中，赶忙把手中的雨伞送予朋友，让他立刻冒雨回家关窗。自己则转身走进一家商铺二楼的咖啡店，临窗落座，点了一杯黑咖，耐心等候雨过天晴。
呼吸着充盈室内的咖啡浓香，不经意转头瞟了一眼窗外，一下子被茫茫雨雾中的老街景色所震撼。一阵风狂雨骤过后，降雨虽有所减缓，但仍无停止迹象，而街上行人似乎并不为雨水所惧，大家依然熙熙攘攘、冒雨穿行。想象中，他们无非是商务在身？应约赴会？抑或是外来游客着意要领略雨中街景？与素常唯一不同的就是，每人手中皆持把雨伞，步履稍显匆忙而已。青石铺就的古老街道上，不时传来雨水坠落伞面和其他物体之上击打出的节奏铿锵的交响，参差错落的骑楼和斑驳陆离的招幌笼罩在氤氲的水雾里，配上由赤橙黄绿青蓝紫和五彩缤纷的花伞构筑的移动色块，迅速把整条老街渲染成一幅带有背景乐的生动鲜活且随机变幻的水彩画卷。这情景，与记忆里戴望舒《雨巷》中描绘的那个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且寂寥雨巷的、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所呈现出来的寒漠、凄清而又惆怅的意象截然不同。其强烈而巨大的反差，或许就是雨中空巷孤寂的独行与众生奔波积聚的浓郁烟火气，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而这风格迥异的两幅画面的焦点，无疑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们手中的那把——雨伞。
做梦也没想到，平常极少露面、常年隐身于房屋角落、不起眼的雨伞，在此偶然的际遇中，竟然格外抢眼地闯进了自己的视野。
细究起来，雨伞作为人类居家生活不可或缺的特殊用具，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已经存在了4000年之久。可以说，先人面对大自然的风霜雪雨，从树荫、山洞和茅舍里的被动躲避到主动构织蓑衣和斗笠是一大进步，而伞的出现，则更是一项具有较高智慧含量的创造性发明。
尽管最早见诸《周礼》的黄帝战蚩尤中的“轮人为盖”，可视作伞的雏形，但何以“为盖”？似乎难以清晰想象。到了周代武王伐纣时，战车上有了（后世出土文物中可实证的）华盖，这与当今的雨伞一脉相承。华盖，据说是武王在行军途中受士兵为降解夏日酷热而头顶莲叶的启发，命工匠制作的状若荷叶的车上顶棚。这种类似于伞的装置与车一体，不能折叠与拆卸，普通人装不起、也用不着，故而只能配备于达官显贵和战场将帅的马车上，虽有表面上遮阳挡雨的实用之功，但更大更深的潜在效应，则用以突显上层权贵的尊严与威仪。
固定的华盖直到北魏，因频繁战事需要，才逐渐改造成“以竹碎分”“张帛为伞”的可移动笠伞。伞的称谓，从此沿用至今。其基本功能，也开始了向着夸饰与实用的官民两极的分化与延伸。于官的一面，华盖愈益朝着形而上的象征性方向发展，成了官仪的正式标志物。自南北朝以降，到宋时，官仪的用伞甚至连大小和颜色都有明确规定，天子独占红黄两色，朝廷百官用青色，不得有丝毫违例，否则有杀头之虞；另一方面，伞又因其广泛的生活普适性，迅速向着形而下的实用方向发展。《南史》中建康等地就出现了专门“以造雨伞为业”的行当，“徒行市道”常见“以笠伞覆面”者。及宋，桐油涂面的土色雨伞已在民间大肆普及，渐次成了普通百姓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
正是因为雨伞的广泛且方便的实用性，老百姓更愿意把中国第一把雨伞的制造之功归于鲁班。据《玉屑》所载，鲁班常年在乡间为人做工，妻子云氏每天到工地送饭，饱受雨淋日晒之苦。鲁班心痛妻子，就和几个木匠在沿途搭建了几个小亭子，以便妻子在烈日或雨天暂避。但亭子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妻顺口说，要是随身带个亭子就好了。鲁班听后，茅塞顿开，参照亭子的样式扎个架子，上面蒙块布，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亭子”就这样诞生了。应该说，这样的民间传说更人性化，更接地气，也更符合世间情理。因为无论朝廷官仪的威风再大，其皇恩浩荡、荫庇天下的诳语永远是空洞的，普通的庶民百姓压根享受不到，而生活便利，似乎永远比虚无缥缈幻影更实际些。
古往今来，那些专供宫廷的物件往往是愈精致而愈僵化，只有走向民间，才是它们摆脱清规戒律、激发创新活力、真正令物尽其用的良好开端。事实上，当年各种耀武扬威的伞杖早已灰飞烟灭，个别留存下来的也都变成了博物馆角落的历史陈迹；唯有战战兢兢尝试着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普通雨伞，虽历经风雨，却如鱼得水，并得以狂飙式生长。它们不断适应时代变迁，工艺精进、花样翻新、爆款频出。不仅为人们提供着生活的便利，而且还间或从日用走向审美，助力人类精心装点着美好的人生。在各类极为普通的雨伞底下，持伞者一个稍稍倾斜的角度，不知隐藏过多少个无私的关爱和甜情蜜意的动人故事；流行于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上的伞头秧歌、许多大型空间的吊伞装潢以及各式风格独具的伞舞，无不让轻盈美丽的雨伞成为精妙的舞台道具和人们抒发情感的美好载体；许仙偶然的一次断桥借伞、冯骥才的《高女人与她的矮丈夫》中失去妻子丈夫永远高举着的雨伞，都感人肺腑地演绎出阴阳两隔的凄美爱情悲歌……抵近尘埃，走向民生，虽渐次涤尽了皇家高大上的神圣官威，却把生长的根须深深扎进了生活的沃土。
伞在中国的发展是这样，海外的风行亦如此。雨伞在欧洲的流行有两种说法，一是由中国传入英国，二是由希腊和土耳其传入法国，前者来龙去脉更清晰。说的是英国商人祖纳斯来中国，惊喜于中国人打着油纸伞在雨中行走的神奇，买了一把带回国。遇雨，撑伞在伦敦街头行走，宗教人士认为以伞遮雨有违天意，因而备受嘲弄与诅咒。然而，雨天不湿衣的便捷出行，却慢慢被人接受。先是作为绅士出行的时尚品，进而迅速向各阶层延伸，最终让英国变成了以爱打伞出名的“雨伞王国”，且很快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记得在环球时报上读过一个雨伞在欧洲流变的故事，说是当年雨伞传入西班牙时，属于上层贵族专用品，有个平民女孩爱伦娜非常喜欢，借帮佣之机顺手拿走一把雨伞。平时不敢到外面用，只能在家里偷着撑开雨伞过过瘾，结果被人举报，被罚去做苦工，不久即丢了性命。直到如今，在西班牙的民俗中，仍有家里不得撑伞的忌讳。
深入探究，雨伞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风行还与科技的参与密不可分。18世纪，法国人弗雷诺织造出世界上第一块防雨面料；19世纪，英国人霍克斯发明了弧形钢质伞骨，让雨伞的收放更加自如；20世纪，德国工程师霍普特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折叠式雨伞，轻松的折叠带给雨伞更多的携带与应用之便。新材料的应用和款式的不断创新，一改传统雨伞样式单一的弊端，曾几何时，许多样式新颖的雨伞具有了“洋伞”之类的别称。目下，除了传统的直杆伞之外，两折、三折，最多五折的自动伞以及品类繁多的各种工具伞皆遍布雨伞市场，早已变成人们司空见惯的家常用品。
故而，无论是中也好、洋也罢，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雨伞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演进过程，可以清晰地昭示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世间许多物件或许无所谓高低、贵贱与尊卑，只要合理投放，派上适宜用场，就能发挥独到作用，甭管是显赫，还是凡常，其不可替代的潜在价值皆不容低估。物如是，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