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出台、《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发布，显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道德及传媒职业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从年初的《甘柴劣火》引发“洗稿”讨论到岁末对《南方周末》“不寒而栗的爱情”报道的争议，2019年传媒伦理热点事件频出、引发热烈讨论。正说明我国传媒环境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新技术、新主体、新实践带来了诸多传媒伦理新问题，因此亟需深入研讨，促成共识，型塑规范。
2018年传媒伦理基本特点
第二，转型中的专业媒体既有像徐勇那样坚守阵地、履职尽责，体现主流模范力量的标志性人物；突破道德界限、挑战伦理底线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引发专业人士“能让我尊重的新闻媒体已经不多了”、“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等严厉批评。
第四，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使“真实”与“虚假”的界限更易模糊，越来越多的人类判断与决策让渡给算法，技术对人的操控不断增强，由此带来的伦理风险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2019年度传媒伦理争议问题10大案例
（一）《甘柴劣火》再引“洗稿”之辩
由于“洗稿”是以变换表达方式来规避侵权的行为，很难从法律层面进行惩处。因此，以写作为业的传媒人对“洗稿”同仇敌忾，不难理解。围绕《甘柴劣火》的讨论，对达成“洗稿”标准共识，规范平台媒体管理制度，加强传媒伦理的约束力无疑有积极意义。
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鼓励优质内容的生产，规范言论的合理表达，推动公共信息的传播，亟待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思文、陈绚的意见值得重视：要给予合理使用制度以适当的司法解释，首先要为权利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讨论“呦呦鹿鸣”是采用了“洗稿”方式还是其本为独创性综述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其对开启民智还是有好处的。在中国目前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下，更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该如何给合理使用制度一个较好的使用环境，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
（二）百度为“百家号”引流凸显搜索引擎“隐形霸权”
次日百度官方进行回应表示：目前百度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全站占比小于10%。
鉴于百度以“全站占比”回应“第一页搜索结果”的指责，上观新闻使用12520个搜索热词在百度搜索上进行了测试，返回结果显示，50.3%关键词在第一页有一半以上的结果指向了百度自家的网站，这其中有59.3%指向百家号。
魏武挥认为，在此事件中，百度扮演了流量分配者的角色，操控了人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同时也从流量分配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应该对导流内容承担“主体责任”，加强审核。
【点评】百度给自家产品引流，似乎并不违反商业伦理——就像一家百货商场，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放在醒目位置吸引顾客购买，不是很平常的事？然而，搜索引擎的作用决不同于百货商场。就像杜骏飞所说：“搜索引擎作为目前互联网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工具和信息平台，它其实已经承担了新闻媒体和公共信息检索平台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媒体，甚至从功能和效用上看，比媒体更媒体，从客户端的体验来说，被认定为超级新闻媒体（新闻媒体的媒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应用属性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且牵涉到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在搜索引擎形塑了用户的信息接收秩序的今天，新闻内容的重要程度被呈现的“位置”所取代，“真相”被“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重新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家搜索引擎的百度需要着眼于公众的知情权、接近权，以公平、公正、开放的伦理标准设计其算法原则。
百度为百家号引流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正视搜索引擎“隐形霸权”，研讨确立搜索引擎伦理已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寒门状元之死”显现煽情主义传播危害
“咪蒙”关闭了，但我们看到，数字媒体世界煽情主义传播风头未减，甚至由于网络大V乃至专业媒体以这种方法迅速蹿红，更受追捧。
（四）上海少年跳桥事件的自杀报道乱象
【事件】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发生一起跳桥自杀事件。据调查，跳桥者为一名17岁在校高二男生，经120确认当场死亡。
很快，事件现场视频就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大量专业媒体、自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转发了这段视频，为让读者看得更加清楚，有些还截取片段做了动图展示。
除了对“维特效应”的警惕，报道自杀行为时还需注意保护当事人家属的隐私，并避免对他们的再次伤害。但是，众多专业媒体、自媒体并没有做到这些，他们试图还原少年跳桥之前与母亲的冲突，甚至连母子间的对话都“报道”出来。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感的媒体，被有些读者斥为“吃人血馒头”，并不为过。
（五）刘强东案中的“利益集团式新闻”
【事件】2019年4月，指控刘强东性侵的女生刘某在美国正式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并索赔5万美元。
数字媒体实现了“人人都有麦克风”，因此，“@明州事记”可以匿名方式发布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信息。在美国学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看来，这种报道可以称为“利益集团式新闻”——他们制造新闻的目的不是传播信息，而是控制新闻流程，影响舆论。对于专业媒体而言，涉入此类报道的基本原则就是“新闻必须全面而均衡”，为公众呈现一幅公正而全面的新闻画面。但是包括《南方都市报》在内的众多专业媒体却像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一样，“不知真假、不知是否完整、没有当事人的回应”，就把“自媒体”内容原样发布，“一家重要媒体就这样把自己完全当成了某一方的传声筒”。
针对当前大变革中的专业媒体，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初期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曾经支撑了中国新闻业者对于专业性的追求，也带来业者的“从容”，然而数字化对于媒体市场利润的冲击则摧毁了这种“从容”，商业上的焦虑已经构成了这个群体的支配性情感经验。毫无底线的操作频生，专业媒体的商业焦虑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林志玲结婚了。一个凭借着一副嗲声奶腔让无数亚洲男人幻想且下体肿胀的44岁女人，终于结婚了。且不说她老公看起来有一点猥琐，仅从名不见经传上考虑成本和收益，林志玲的这个婚姻……
“把关人”决定着一起潜在的新闻事件是通过关口成为新闻，还是依然停留在不为大众所知的事件。新媒体环境下，新的把关主体大量出现，他们决定了把关的内容、对象、关系、机制和效果。这些新的“把关主体”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甚至是否有基本的媒介素养，也存疑。本案例中新浪财经发布的道歉信，第一次版本语句不通，意思完全弄反了。8月12日，腾讯视频发送一则“山东省应急厅消息：台风利奇马已致全省人死亡，7人失踪”的推送，成为笑料。看得见的，是“新把关人”的低级推送失误，由此类推，必然还有更多看不到的，是对优质内容毫无理由的拦截。
李普曼认为媒体建构的“虚拟现实”决定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这些“新把关人”，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不应小觑。
（七）暗访按摩店不雅画面及不当暗访
【事件】7月27日，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节目中，播出一条暗访涉黄按摩店的报道，其中暗访者的下体部位竟然直接暴露在电视画面上。
网络上出现大量对该视频画面的转发、批评。7月29日，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道歉。
【点评】正如四川电视台道歉信中所说，审核把关不严，的确是造成这一播出事故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从传媒伦理角度，此事还有更重要的可议之处。
这条新闻采取了暗访的报道方式。对于暗访，新闻学术界一向提倡尽量避免使用，谨慎行事；而新闻实践者则从转型社会特殊语境出发，更倾向于支持暗访报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隐性采访中的一些原则没有共识，比如，不能采取诱导式采访，在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暗访中不能进行“体验式采访”、“参与式报道”等。尽管四川电视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视频中暗访的是“线人”，但也无法撇清不当使用隐性报道方式的责任。
（八）AI换脸技术普及催生“深度伪造”风险
【点评】ZAO在中国主要引发侵犯用户隐私权的担忧，但从AI换脸技术应用的国际趋势看，更严重的威胁，则是虚假信息制作与传播的问题。
2019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召开公开听证会，讨论人工智能、媒体操纵和“深度伪造”技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听证会认为，对于一个潜在的严峻的“后真相”未来，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整个社会都应思考该如何应对，在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德国政府也表示，AI视频换脸技术会从根本上削弱公众对录音和录像真实性的信任感，因此也会降低公共信息可信度。这种技术一旦被用于操纵舆论，将给社会和政治带来巨大风险。
对传媒业而言，深度伪造技术的流行具有深远的影响：深度伪造编辑“现实”的技术挑战了媒体记录现实和保存图像证据价值的能力，“有图”甚至“有视频”都不再有“真相”，各种事实要素被滥用；“深度伪造”对真实人物的身份进行了双重或多重化的演绎，便于对其实施侵权行为，还可能煽动暴力、仇恨和冲突；“深度伪造”扰乱和改变公共叙事，对新闻的线索和周期进行了重组，强化了制作者操纵公众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能力；通过计算宣传和个性化的微瞄准工具，深度伪造能够带来虚假内容的病毒式传播，扰乱信息秩序，压制事实核查的效力。鉴于目前检测深度伪造内容的技术难度很大，因此必须通过伦理规范的未雨绸缪及有效的法律手段予以约束。
（九）“眼睛塞纸”轰动一时与媒体的炒作之责
然而，11月25日，澎湃新闻采访事发当天接诊的禹州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国禹说，当时检查，小花眼睛确实有些红，但没发现纸片，“开了些眼药，病人就回去了”。杨国禹认为，往眼睛里塞几十张纸片，“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医生也放不了那么多”。
【点评】河南都市频道的报道开头，就引用一句俗语：眼睛里揉不进半粒沙子。同时，还配发了女孩家长留存的小纸片，有几十粒之多。但是，以我们的常识就可以判断：眼睛里怎么可能塞进如此多的异物？当然，常识未必是真理。澎湃新闻采访多位眼科专家，他们也都认为：眼睛里塞几十张小纸片，不可能，违背科学！
毫无疑问，小花的确遭到了校园欺凌，但是，如果没有眼睛里塞几十张小纸片这样惊悚的情节，这不过是一起平常的校园新闻，未必能够被媒体报道，更不可能引起全国媒体的重视，当然也无法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暴。当有疑处而不疑，未必是记者缺乏常识，更可能是抱着搞个大新闻的炒作之心。
（十）“不寒而栗”的爱情引发伦理争议
从《南方周末》的报道来看，并没有停留在叙述一个猎奇性的故事，而主要以两性间的精神虐待、精神控制为主题，其后也在读者中就此话题引发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证明了报道的公共价值。
矛盾一方不接受采访情况下，如何履行平衡报道原则？在中国新闻业界，媒体人更强调的是给对立各方以平等发声的机会，而不是在一方拒绝采访时就放弃报道，甚至在某些舆论监督报道中为“倒逼”那些不愿出来面对公众的权力部门而使用仪式性平衡报道。比如柴静援引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里的说法——“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认为“尽可能”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人拒绝采访，媒体也要把他的态度呈现出来，“有些人的观点在片子中必不可少，那就把为了得到他的观点而采取的措施呈现出来”。这是多数媒体人对《南方周末》报道在平衡问题上表示认可的原因。
《南方周末》的报道也存在无可辩驳的缺失，比如，其对女孩自杀的详细介绍显然违反了媒体自杀报道的要求。另外，也有媒体人指出，此文“只聚焦‘是什么’，而没有回答‘为什么’，即悲剧背后有无更隐藏和深刻的原因，转折是怎样发生的？类似的问题还有多少？如何避免和解决……”此外，是否有必要对男方进行实名报道，也是值得商榷的。
结语与讨论
2019年传媒伦理实践争议案例中，体现出数字传播环境下传媒伦理的“三重紧张”：
第一重是专业媒体与在线媒体的价值紧张：传统新闻文化所具有的准确性、平衡性、事实核查、专业把关等，同在线媒体的精准性（分发）、倾向性、事后纠正、技术过滤等，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已经拉开距离；
第二重是机构媒体与自媒体的影响力紧张：“数字通信的速度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不道德形式，但却使不道德行为的实施得以在几乎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迅速成为可能”；
第三重则是平台媒体和新型技术对传媒领域的侵入紧张：以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为驱动力的技术公司转型为平台媒体，以5G、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为形式的新技术渗透进内容生产和信息分发，这些正“降维攻击”新闻传播领域，衍生出新的伦理恐慌。
传统的媒介伦理注重在环境、组织、个体之间建立基于“伦理价值文化”的意识形态连接，而新的传媒伦理重点，则是要构建“职业伦理+社会伦理+技术伦理”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新型伦理框架建构过程中，必然需要开放的多元主体就传媒伦理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核心困境：价值冲突、最小伤害、隐私保护、平衡透明、技术伦理等，进行平等、理性、建设性地讨论与协商。
（本文全文《2019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刊发于《新闻记者》2020年第1期，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