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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7
第7集南渡
南北方文明深度融合
王导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这寒意无关天气，而是来自中国北方旷日持久的纷乱。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王导仍然看不到乱世的尽头，他的好友比他更加忧心忡忡。
这个人叫司马睿，晋朝皇室后裔，15岁世袭琅琊王。他在持续不断的皇族内战中险遭不测，刚刚侥幸脱身。
司马睿和王导相交多年，一起经历了家国命运的巨大颠簸。此刻，这两个32岁的同龄人心照不宣：未来何去何从，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了。
王导已思虑良久，也许是时候把视线投向广阔的南方了，那里有富庶的良田、活跃的经济和根基深厚的世家大族。于是，他向司马睿建议：大王，我们南下吧。
这是公元307年，西晋末年。
司马睿和王导风尘仆仆，一路向南，在他们逐渐远离的北方大地上，八个诸侯王争夺王朝控制权的乱正在进入尾声。
这场'八王之乱'历时16年，盘踞北境的匈奴、鲜卑等部族也借机不断侵入，晋朝一直在风雨中飘摇。
前面就是那条波涛汹涌的大江了。回望远去的故土，他们心中都明白，过了长江，再想回来就不容易了，但他们决意不再回头。
对晋王朝早已失去信心，他把希望寄托在司马睿身上，他有皇室成员难得的谦逊、仁慈、文质彬彬。
司马睿对王导深信不疑。这是他年少时的伙伴，是在军中救他于危难的朋友，是琅琊王氏的杰出子弟。北方渐渐远去，但南方的岸线也还看不到踪影。现在，他们在一条船上了。
此番南下，司马睿身负朝廷授予的安东将军一职，统领扬州所辖的江南的诸多军事。王导被聘为安东司马。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
当时的扬州，是晋朝下设的21州之一，范围涵盖今天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是王导为司马睿精心谋划的位置。
汉帝国崩溃后，曾出现三国鼎立之势，曹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之后又被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取代。在灭掉东吴结束分裂后，晋朝分封了司马氏的27人为王，结果很快引发'八王之乱'。
长期混战带给晋朝无可挽回的重创，而北方各部族还在持续酝酿新的乱局。王导审时度势，劝说司马睿前往江南。
在时人的观念中，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代表着中国的正统和中心。却也因为如此，当北方兵连祸结时，南方获得了相对的静好。
对王导和司马睿来说，南方有无尽的可能性，这确实是充满政治智慧的想象。为了这个前无古人的大胆谋划，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黄昏时分，司马睿和王导在长江南岸的幕府山码头上岸，两个久居中原的人就这么来了。
江南是陌生的，也是新鲜的，前方就是他们此行的终点一﹣建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里曾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都城，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中原王朝此前从未将长江以南视为战略重点，但世事难料，公元307年的这次南渡，让之后的中国历史调整了书写的重心。
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真实感扑面而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半年多过去，事情似乎和王导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没有人欢迎他们，当地的世家大族对他们几乎视而不见，不仅无人登门拜访，连礼节性的接风洗尘都没有。
作为司马睿南下的策划者和坚定同盟，王导感到压力重重，他不能辜负司马睿以身家性命相托的信任。
而且，琅琊王氏是中原颇有影响力的名门望族。作为享誉百年的王氏后人，这关乎王导的脸面，也关乎家族在江南的前程。
司马睿的府邸门庭冷落，王导急于改变这个尴尬局面。
贵为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司马睿丝毫没有感受到权力带给他的尊贵与荣耀，南方的态度完全不像这里的天气那么温暖宜人。
王导告诉司马睿，他主动找到江南大族陆氏，想和陆玩结为亲家，却被断然拒绝。陆玩毫不客气地说，小土丘长不出松柏，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一个器皿里。
司马睿也告诉王导，有一天，他在街市上与当地士族领袖顾荣相遇。顾荣不仅没有执礼参拜，还佯装没有看见他，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走掉了。
气愤之余他意识到，没有这些力量的支持，恐怕他将无法在建邺立足。急躁不能解决问题，平心静气下来思考，南方的冷漠甚至敌意是有原因的。
此时距离晋灭东吴还不到30年，南方对中原王朝的隔阂尚未消除，他们被北方势力视作'亡国之余',仕途上备受歧视，这导致双方对立进一步加剧。
南方士族并非不需要依靠，但司马睿只是皇室远亲，还未显示出他们期待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所以，建立和江南的关系需要慢慢来，就像江南人吃蟹那样，一点一点耐心拆解。
为了让江南大族感受到司马睿是个非同凡响的大人物，王导想了一个策略：在司马睿出行时，他特意拉上身居要职的堂兄王敦等人，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为司马睿造势立威。
魏晋两朝，社会动荡，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处世哲学。他们纵酒欢歌，蔑视礼法，不求使命宏大，只愿个性张扬。帮司马睿把名头打出去后，王导决定自己先出面，去拜会当地的名门望族。
为表达诚意，也为交流方便，久居中原的王导学会了说吴语。他性情谦和宽厚，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就收获了不少好感。
王导知道，南方大族缺的不是财富，而是政治地位。他承诺，要把一些重要的官职留给他们。渐渐地，芥蒂开始消散。
南方士族们开始和司马睿把酒言欢，他们在惊喜之余，看到了司马睿的真挚和诚恳。与想象中强横的诸侯王不同，他斯文有礼，甚至给人一种懦弱感。
王导则一展名士风流。他酷爱书法，自成一格，南渡时，很多东西不便携带，他却把大书法家钟繇的字帖小心翼翼缝入袍中，一路护到江南。
出身北方的著名世家，王导深谙士人间的交流方式。他不露声色地展现才学与风范，并不吝表达对江南文化的仰慕。南北士族间的关系，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司马睿侃侃而谈，推心置腹。他要让众人相信，他是可以信赖的自己人。
王导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大家，司马睿正是他们需要的强有力的靠山。他来自礼乐发祥的中原，身上流淌着皇室血液，代表着政治和文化的正统。
就这样，多位南方的士族领袖加入了将军府，更多士人入职效力，司马睿终于站稳了脚跟。
就在司马睿和王导南渡的第四年，公元311年，匈奴人后裔刘聪带兵攻陷洛阳。两年后，晋朝迁都长安。为避新帝名讳，建邺改名为建康。
公元316年，匈奴人攻破长安，掳走晋愍帝。消息传到南方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恐慌。在晋朝宗室与南北大族的拥戴下，司马睿自立为晋王。
公元318年，晋愍帝的死讯传来，司马睿正式登基称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中国由此进入南北对峙的时候。
司马睿和王导在南方的经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吸引着北方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
大批北方士族、百姓陆续南迁，避乱江左者十有六七。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厚重的文化。
在王导建议下，司马睿趁机大量招揽北方士人，充实官员体系。励精图治的二人深知，经营国家就像耕种土地，需要勤勉、细致、不疾不徐。
继三国东吴之后，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迎来了又一次大开发。那些沉睡的山川林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到来，而被唤醒。
自司马睿被拥立为晋王开始，王导就一直担任丞相。王导为政贵在清静，他轻赋税、薄徭役，让战乱中背井离乡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
他发明了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用来安置北方移民，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栖身之地。同时又避免南北士族聚集，为争夺土地而引发矛盾。
草木有情，江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王导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经过数载耕耘，他终于实现了当年渡江时对司马睿的承诺。
但王导的志向并非偏安一方。望着遥远的北方，他时常感受到来自故土的召唤，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园呢？
司马睿已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他没有忘记王导为江南基业所做的努力。二人本是同岁，司马睿却尊敬地称王导为'仲父'。
接受群臣朝贺时，司马睿看到王导要给自己行大礼，连忙起身，走过来一把拉住王导，要他一起接受百官朝拜。司马睿的意外举动，让众臣大为吃惊。
司马睿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王导，即使渡过长江，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封王。是王导辅助自己拥有了今天的一切，分半壁江山给他又如何呢？
面对司马睿的盛情相邀，王导跪拜在地，坚持不从。司马睿再三邀请，王导再三拒绝。他说：如果太阳也和万物一样毫无分别，那百姓该如何仰望、沐浴光辉呢？
王导苦辞不受，司马睿只好以加封职位的方式表达心意。
君臣二人间的这一幕，深深震动了朝廷。尽管王导为人低调，但他的家族主导了东晋政坛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导贵为丞相，堂兄王敦统率六州兵马，朝中官员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琅琊王氏，或与琅琊王氏有关。
世家大族曾是司马睿建立政权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却也由此，原本的君臣关系蜕变为皇族与士族共治的关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门阀政治。
门阀，即是世代为官的家族。自曹魏政权以后，官吏选拔开始注重门第出身，门阀的力量日渐彰显。门阀政治，之后在东晋维持了一百多年。
秋天到了，这是江南的好时节。南渡以来，每逢佳日，相约长江边的新亭，成了北方士族保持多年的习惯。隔江远眺，景色苍茫，家乡就在江的那一边。
王导思虑重重，忽然有人感叹：眼前风景与中原相似，不同的是，如今那里换了主人。王导说：我们应当同心合力恢复中原，为什么要相对而泣呢？
王导从未忘记北方，可眼下的南方还无法让他安心，不断有南方士族来找王导诉苦。随着北方士族在朝中占据主导地位，双方的矛盾逐渐显露。作为调停者，王导不胜其扰。
但王导内心真正的担忧，是他的堂兄大将军王敦。王敦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他越来越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
王敦年轻时就以粗放豪迈、铁石心肠著称。当年在洛阳，富豪石崇和他人斗富，邀请王导、王敦前去见证。
石崇定了个规矩：让侍女敬酒，如果客人不喝，就立即斩杀侍女。
王导从不饮酒，但面对此种情况，也不得不频频举杯。可素来豪饮的王敦，那天却故意一杯不喝。王导上前劝说王敦，王敦却回答道：关我何事？
王敦的跋扈以及王家的势力，让司马睿隐隐不安。亲信告诉他，外面都在传：'王与马，共天下。'
传言越来越多，身边的人不断劝说司马睿，应该钳制王导和他的家族。司马睿自知不该怀疑相知多年的王导，但心中的忧虑却也很难消除。
司马睿意识到，自己大约是史上最没有权势的开国皇帝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疑云越压越重，司马睿与王导数十年结下的友谊第一次出现裂痕，而裂痕一旦产生，就会不断扩大。朝中大臣也多次提出打压士族、加强皇权的建议，矛头直指琅琊王氏。
司马睿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了。随后，受王导重用的官员以及王氏家族的人陆续都遭到弹刻。
针对手握重兵、驻守武昌的王敦，司马睿特意将一些北方流民征召入伍，又将亲信安排到重要位置，暗中为防范王敦做出军事部署。
王导明显感受到了司马睿的态度变化，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仍专注于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司马睿已经下定决心了，他要削弱王氏的权力。
与王导的隐忍不同，性情暴躁的王敦准备反击。对王敦信中透露的反意，王导并不意外。他素知王敦为人，给一个人权力容易，想要收回来却难。
王导只能劝王敦不要鲁莽，司马睿是个重情谊的人，不会有过分之举，但王敦早已按捺不住了。公元322年正月，他以'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起兵，直指建康。
司马睿一直处在焦虑之中，他是个感恩的人，也是个念旧的人，但为了司马氏的天下，他必须提振皇权。就在备受煎熬之际，一个消息传来。
'陛下，王敦谋反。'
司马睿或许预想过这样的结果，现在，它果然来了。
王导也获知了王敦谋反的消息，他为没能劝住兄长而深感懊悔。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他无意逃避。
司马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提出，将建康城内的王氏一族全部诛灭，以绝隐患。
但这一动议遭到南方与北方士族的联合反对，他们既不希望琅琊王氏一支独大，也不希望皇权被强化。
如何处置王氏一族的背后，是皇权与士族力量的博弈，也决定着门阀政治的走向。群臣纷争，让司马睿更加难以抉择。
王敦的军队日日挺进，家族的命运生死未决，王导率先做出了行动。他脱下丞相的官服、官帽，带着家族的兄弟子侄，天还没亮，就跪在了皇宫前。
初春时节的建康城，冷雾弥漫，寒凉沁骨。王导的诚意打动了正在犹豫不决的司马睿，司马睿同意与王导一见。
目睹王导毕恭毕敬地捧着朝服走进殿内，司马睿几乎下意识地起身迎上前去。王导拜倒在地，万分自责。
司马睿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醒，王导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自幼相识，32岁一起南下，这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和臣子，绝不能让猜疑和迁怒毁了这一切。
王导说：没想到乱臣贼子竟出在臣的家族。司马睿扶起他说道：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你呢。
司马睿不但没有降罪，还下诏把自己任安东将军时的符节授予王导。千钧一发之际，司马睿的决定是明智的，这个明智决定也替他保住了东晋社稷。
回到家中，王导闭门谢客，以避嫌疑，但外面的形势变化仍不断传入府中。
王敦沿长江水陆并进，逼近建康，局面对司马睿越来越不利。盛怒之下，司马睿披挂战袍，准备亲自率兵应接。听闻这一讯息，王导隐隐预感，更糟糕的情况可能就要出现。
没有中央军的东晋王朝，只能不断依靠各地方军力来抵抗王敦，但收效甚微。王敦的进攻速度如此之迅猛，建康城的陷落如此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刚刚还在率军迎击的司马睿，沮丧地脱下盔甲，换上了朝服。宫女、宦官、亲信大多已四散奔逃，皇宫里只剩下几个侍卫，还有可怕的安静。
攻陷建康后，王敦放纵士兵在城内外劫掠，一直没有去见司马睿。司马睿对身边的人说：这个王敦，如果想要坐我的位置，可以早说嘛，何必让百姓受苦呢？
之后，司马睿写了一封书信，派人给王敦送去。
'你如果还不忘文朝，就此息兵，我们可以共同安定天下。如果不能这样，朕就回到原来的封地琅琊，给贤者让路。'
这一年，司马睿47岁，登基称帝仅仅四年。苦心经营了十余载的大好江南，顷刻间成了他人囊中之物，一切仿佛大梦一场。
王敦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王导，失势的司马睿封他为丞相，他已成为东晋王朝的实际操控者。
王敦说：几年前西晋灭亡时，他就不想拥立司马睿，却遭到王导的坚决反对。这一次起兵，王导又没有听他的，导致整个家族差点覆灭。
王导的态度却冷淡而坚决，他劝王敦尽快收兵，回到驻地。王导一直谨记着家族遗训，信、德、孝、悌、让。
虽然从乱世传下来的家训里没有'忠'字，但他心里从未忘记补上这个字。法统名分、君臣之义，是铭刻在他骨子里的士人操守。
在王导的坚持下，王敦最终退回武昌，但仍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遥控朝政。
建康城破后，司马睿度过了一段最幽暗的日子，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他依然是东晋的皇帝，但也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皇帝，他是一个失败的、丧失了所有权力的皇帝，这击垮了他全部的精神意志。
南方的雨季总是绵绵不绝，漫长得好像永远见不到天日，一切都是潮湿的、阴冷的。明明昨天还繁华似锦，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境地？
作为司马氏的后代，司马睿当然深知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但他也知道，相比先祖，自己无疑是懦弱的，所以，他愿意和王导同船共渡，携手而行。
作为世家大族的后代，王导只想以士族之力辅佐皇权，用一个王朝的辉煌成就一个士人的荣誉。但权力却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成了他也无法控制的结果。
他们一起来到南方，从无人问津走到创立新朝，司马睿和王导都以为，一切终于有了改变。
但是到最后，司马睿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的皇权，和他同样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的朋友，似乎都不知所踪。王导一心想要营造的安定繁荣，还有琅琊王氏绵延不绝的光荣，似乎也都无力左右。
【字幕：公元三二三年，司马睿抑郁而终。】
司马睿离世第二年，王敦再次起兵反晋。这一次，王导和琅琊王氏其他成员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很快，一意孤行的王敦身死兵败，王导再一次替司马睿保住了他的江山。
没有了司马睿的日子，王导抵达了他人生的顶点，之后的两代皇帝都对王导敬重有加。此时，东晋已不再设丞相一职，王导被封为掌管国家民事的司徒，兼太保，辅佐太子。
皇帝准许王导上殿穿鞋、佩剑，奏事不用通报姓名，甚至都以晚辈身份向他颁布诏书。他是东晋三朝元老，已成为王朝的精神象征。
风云跌宕，岁月穿行，王导正在老去。晚年的王导，对于奏章和决策都不再做出评价，只偶尔画圈称诺。当年以精准点评时事人物而著称的大名士，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老糊涂。
有人将这样的议论告诉他时，他微微笑道：你们都说我糊涂，等我死了，你们会怀念这种糊涂的。王导的糊涂中，隐藏着无奈，也充满了智慧。
隔江而治，掌控南中国的东晋王朝看似光彩绚烂，但搭建在门阀政治上的皇权并不稳固。
在中国北方乱作一团时，东晋小心翼翼地维持了南方的百年偏安。衣冠南渡，让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根脉得以延续，也让南方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将它的广袤风美尽情展现。
公元420年，东晋王朝终结，南朝开始，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由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没有足够的力量一统天下，甚至无法让一个王朝延续更久，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遗产。
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上已节。一些士族子弟相聚在绍兴兰亭，饮酒赋诗，畅叙幽情，其中有精通音律文学的陈郡谢氏领袖谢安，还有琅琊王氏后人王羲之。
那天，王羲之写下《兰亭集序》，记录山水之美和聚会之欢，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这只是东晋时期无数次士人雅集中的一次，却被后人不断怀想。怀想他们用率真自信塑造的魏晋风度，怀想他们为中国文化赋予的洒脱气质。
物换星移，旧时王谢堂前燕，最终都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一个时代终会结束，但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它不灭的精神。
第8集融合
拓跋宏拉开民族融合大幕
这是拓跋宏对母亲的最后一段记忆，也可能只是他的幻想。他完全记不起母亲的样子，只知道人们称她为李夫人。
拓跋宏在这里出生、学步，留下了初来这个世界时的哭声与笑声。直到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他被立为北魏王朝的太子。这是公元469年，拓跋宏三岁。
与其说是母亲离开了拓跋宏，不如说是拓跋宏送走了母亲。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北魏皇室立下了'子贵母死'的制度，一旦有儿子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生母就会被赐死。
李夫人离世前，大约只牵挂着一件事：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能一直平稳地走下去吗？
鲜卑，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曾居住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一带。他们最早被匈奴人奴役，后来匈奴被汉朝击败，鲜卑趁势崛起。
东汉以来，鲜卑分裂为多个部落，其中的一支拓跋部逐渐强盛，于公元386年复立代国，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这时的中国北方，同时还生活着匈奴、羯、氏、羌等民族。相对于中原汉人，他们被惯称为'胡人'。
'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这是史书上对鲜卑人的评价。他们自命神州正统，一直有南下之意。
鲜卑语里，'拓拔'的意思，就是'黄帝的后代'。定国号魏，是因为魏曾是'神州之上国'。他们想以此表达心胸和志向，
自北魏开国皇帝将都城从草原地带的盛乐迁到与农耕文明接壤的平城开始，他们就做好了南下的准备。但是，从北方草原南下，以主人的身份去开辟和领导一个新世界，还能像打仗那样顺利吗？以前，鲜卑与中原汉人更多是刀枪上的碰撞，现在他们面对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碰撞。
数百年来，他们习惯了游牧、围猎，漂泊不羁，而中原地区的汉人世代农耕，过着定居生活，礼仪制度都更加完备。
随着占领的土地不断延伸，统治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北魏统治者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都遇到过的一对矛盾。
一方面，为了扎根汉人地区，不得不选择汉化；一方面，又想要保持本民族不被同化，他们该如何选择呢？
拓跋宏出生时，北魏统一北方已近30年，这时北魏的实际掌权者是冯太后。冯太后出身汉族，爷爷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皇帝。
她16岁被册封为皇后，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即位后，25岁的冯氏成为皇太后，随后，进入北魏政权的核心圈。
如今，她成了太子拓跋宏的抚养人。冯太后非常喜欢拓跋宏，甚至对他有些溺爱。在太子身上，她似乎看到了更远大的希望。
献文帝自从亲理政事，就与冯太后之间逐渐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公元471年，年轻的献文帝禅位于五岁的太子拓跋宏。
五年后，献文帝骤然离世，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听政。
冯太后视拓跋宏为己出，倾注全力去培养他。在她的安排下，拓跋宏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稚嫩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汉文化的种子。
此时的北魏国势正旺，对北方的统治已十分稳定，但冯太后认为，要长治久安，唯一正确的一条路，那就是汉化。不仅仅是因为汉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更在于它代表了国家正统。
在汉人老师的严格教育下，拓跋宏深受熏陶，史书记载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
看着拓跋宏一天天朝着预定的方向成长，冯太后心生宽慰。她把全部心血与希望都投注在拓跋宏身上，在国力鼎盛的时期，她未雨绸缪。她期待的，不仅仅是这个孩子的成功，还有一个国家的未来。
鲜卑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曾是他们凝聚部族的重要方式。但当他们发展成为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庞大帝国时，这种凝聚力反而成了走向开阔世界的阻力。
拓跋弘自幼目睹这种激烈的冲突，他不想再像其他民族那样，在被动的、自我矛盾的汉化中，消耗掉族群的生命力。他要主动地、积极地迎接和发起变革，让鲜卑人获得更阔达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公元483年，17岁的拓跋宏颁发了一道特别诏令，禁止同姓结婚。同姓婚姻是鲜卑沿袭多年的习惯，但这不合中原礼法。拓跋宏决定，用设立制度的方式，强制终结这一习俗。
一年后，在冯太后主导下，拓跋宏效仿中原政权，要给官员们定期发放俸禄，这遭到鲜卑贵族们的强烈抵触。
此前，北魏官员没有薪水，收入主要靠赏赐、掠夺和贪污受贿。俸禄制规定，'赃满一定者死'，目的就是为了约束鲜卑贵族的贪赃掠夺。为了汉化政策的有效推行，冯太后特意选拔了一批汉人官员辅佐皇帝，李冲便是其中之一。李冲为人机警，时常跟随拓跋宏一起去各处考察。
这时的北魏面临一个巨大难题：游牧方式无法满足国家对财富的需要。增加收入的现成榜样，就是农耕社会的赋税制度，但北魏却难以实施收效。
长年战乱，加上放牧习惯，使得大片土地荒芜，或是变为牧场。平民手中的土地稀少，无力承担沉重的税赋，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却享有免税的特权。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起来呢？
公元485年，北魏开始推行'均田令'和'三长制'，农民重新分到土地，不论官民，平摊税赋，并设立邻长、里长、党长进行有效管理。
这些政令再次遭到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冯太后和她一手带大的皇帝拓跋宏都义无反顾，他们要让北魏壮大为真正的'神州上国'。
拓跋宏已经长到19岁了，他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新政，就像冯太后送给他的成年礼，他也即将踏上属于自己的路。
拓跋宏经常会梦见北方草原上的西拉木伦河，那是他们的祖先之河，是孕育了北方多个民族的摇篮。
从那个源头出发，一代代鲜卑人走向更远的世界。无论他们走多远，似乎都能听见，远方河水的流响。
草原上还有很多发源于此的大河，它们各自流淌，没有汇入黄河，更没有汇入长江。就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体系之外的鲜卑文化，自成一格。
但现在，拓跋宏有意改变它们的流向，想让它们汇入中原的大江大河。因为他心中盛放的，是整个中国。
眼前的改革还只是制度效仿，依赖行政命令的强推，缺乏思想认知和文化自觉，反而容易激起反抗，这让他时常感到步履维艰。
好在，冯太后一直就在身边。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冯太后，游刃有余地维护着与鲜卑守旧派的平衡，一点一点推动着各项汉化措施的进程。
然而，正当拓跋宏踌躇满志时，他的支柱却轰然倒塌了。公元490年，秋分将至，掌控北魏政权二十余年之久的冯太后去世。
这一年，拓跋宏24岁。因为哀痛，他一连五天都不吃不喝。
冯太后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成长路上的指引者和守护者，更是北魏改革的灯塔。没有了冯太后，接下来，拓跋宏将独力去开拓南下之路。这是冯太后的遗愿，更是他从小的理想。
葬礼之后，拓跋宏表示要在陵墓旁结庐独居，守孝三年。这完全不符合鲜卑传统，就连饱读儒家典籍的汉族大臣也认为天子无此先例。
拓跋宏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但依然保留了三年服丧的基本礼仪，同时停止一切庆祝活动和车马仪仗，禁绝酒色，朝夕食粥，直至第二年春，才开始处理政务。
这不仅是为了表达哀思，更是在昭告天下：这个鲜卑人创立的王朝，将以中原的礼教，作为立国之本。
公元493年，冯太后去世后的第三年，拓跋宏启动了他亲政之后最为大胆的一项计划。
这天，他在首都平城的明堂，召集群臣，举行斋戒，用占卜的方式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占卜结果出来了：革卦。
拓跋宏一听，立刻引述革卦的象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这卦象真是再吉利不过了。
满朝官员默不作声，唯有皇族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说这次出兵，征伐的是尚未归服的小邦，可得到的却是商汤王、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是大吉。
拓跋弘厉声喝止拓跋澄说：这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是想阻止我发兵吗？拓跋澄回答道：身为社稷之臣，怎么能明知危险而不说话？
过了好久，拓跋宏才缓和过来，说道：我们不过是表明了各自的看法而已，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于是，这场隆重的仪式草草结束。
任城王拓跋澄在鲜卑贵族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拓跋宏也一直视他为心腹。就在占卜结束后的当晚，拓跋宏把拓跋澄叫进宫里，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拓跋宏告诉他，解析卦象时之所以大怒，是担心人人竞相发言，破坏自己的大事。接着，拓跋宏把深思熟虑的全部计划和盘托出。
听到皇帝南下征伐的真实意图后，拓跋澄表示，将极力支持并保守秘密。施行大计之前，拓跋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立长子拓跋恂为太子。
拓跋宏对太子寄予厚望，就像很多年前冯太后培养他一样，拓跋宏也引导儿子自幼学习汉文化。他即将开创大业，他期待着太子有朝一日将继承这一切。
三年服丧期满，拓跋宏断然宣布，太子拓跋恂留守平城，自己亲率百万大军和文武群臣，从平城出发，南征萧齐政权，而且不容劝谏。
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有近百年。它靠近中原腹地，又紧邻漠北草原，是鲜卑贵族心中的理想之地。但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城依然偏僻闭塞。
公元493年秋，拓跋宏大军就从这里出发了。这是北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征，或许也是最艰难的一次。
队伍出发后，遇上连绵阴雨，习惯了干爽气候的兵将和大臣们叫苦不迭，却又碍于严格的军令，不敢怠慢。唯有拓跋弘一路精神抖擞，毅然前行。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他们到达魏晋旧都﹣﹣洛阳。雨越下越大，按照拓跋弘此前的作风，队伍应该继续冒雨行进，他却难得舒了一口气，破例让众人进城休息。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军，其实另有目的。拓跋宏欺骗了几乎所有人，他在进行一次风险巨大的豪赌。
在洛阳停留六日后，拓跋宏下令，大军继续南进，但那些被长途跋涉折磨不堪的大臣们实在忍不住了。他们提前跪在出城的路上，劝谏拓跋宏放弃南征。一向支持皇帝的李冲，这次带头劝阻，说南征并没有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只是拓跋宏一意孤行。如果执意南征，他会和大臣们以死相劝。拓跋宏听完大怒，对大臣们说：我意在经营天下，你们却屡屡怀疑我的大计。斧钺不饶人，你们不必再说了。
然而，任城王拓跋澄带着群臣，继续苦谏不止，拓跋宏终于调头回城。转身的一刻，拓跋宏知道，精心谋划的大事，就要成了。
他让所有人做选择，要么继续南下，要么迁都洛阳。身心疲惫的群臣最终选了后者，这才是拓跋弘的真正目标。
迁都洛阳，是他推行全面汉化的重要一步。预见到迁都的困难，拓跋弘制定了以伐齐之名南下，用既成事实让老臣们就范的策略，由李冲配合行事，拓跋澄从旁策应。
对北魏王朝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北邻黄河，伊水和洛水在此交汇，四通八达，经济富庶。自古以来，这里就代表着天下之'中'。
东周、东汉、西晋都曾定都于此，是汉文化和中原政权的核心区，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素有'得洛阳者安天下'之说。
洛阳，距离平城有一千多里。迁都至此，意味着鲜卑人不得不割断原先的生活和风俗，彻底融入中原文化。
率大军佯装伐齐的第二年，春回北国大地之际，拓跋宏正式发布诏书，宣布迁都洛阳。他相信，这也是冯太后想看到的结果，但未来之路依然漫长。
拓跋宏正值盛年，英姿勃发，一个宏伟的蓝图已经清晰浮现。
他要让鲜卑贵族置身于浓郁的中原氛围中，以文化人。他要让北魏政权快速告别武力蛮强时代，成为文明之邦。
他要向天下展示全面继承汉文化的坚决姿态，之后，他将挥师南下，一统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天子。
公元494年冬，北魏的文武百官和宫廷机构悉数迁往洛阳，荒废近两百年的洛阳城重新恢复了都城的气息。对大部分从未涉足中原的鲜卑人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世界。
鲜卑人为便于骑马游牧，服装紧身且袖子窄，与汉人的宽袍大袖、精美飘逸形成明显反差。
汉人对头发、服饰很是注重，待人接物，从言语到举止，都有一套独特的礼仪，这些都让鲜卑人感到好奇。然而，他们又很难融入到汉人的生活中。
巨大的冲突跃然眼前。作为迁都的策划者，拓跋宏无法回避这些现实矛盾。实际上，他并非没有预见，相反，这正是他迁都的原因。
他迁的不仅仅是都城，更是文化，他要的不是对立，而是深度地融入汉文化。他相信，这将带来新的生长，绽放新的生机。
当然，贯彻原则，永远比制定原则困难得多。他决定，先从那些一眼就能看到的差异入手，让改变被所有人感知。迁都当年的十二月，拓跋宏下诏，要求所有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饰，发式也和汉人相统一。
半年后，他再次下诏，要求朝臣一律使用汉语。年满30的，可以逐渐改变；30岁以下者，必须立即改变。诏书中，他将鲜卑语称为'北语'，将汉语称为'正音'，以表其鲜明立场。
相对于服装发式，改变语言要困难许多。为了立威，拓跋宏在朝堂上拿李冲开刀，说道：李冲居然向我提出，四面八方的人说话不同，谁也不能说自己对。他这么说，就是辜负国家社稷的重托，应该让御史拉出去治罪。李冲赶忙摘掉帽子，磕头谢罪，退了下去。
李冲是改革派，一向为皇上敬重，见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哪还敢再说些什么。
紧接着，拓跋宏又下了一道更苛刻的诏书：不许在朝中说鲜卑语，违反者立刻免除官职。
之后，拓跋宏率先垂范，不仅改说汉语，还用汉语创作出许多优美的诗歌，迅速为鲜卑年青一代所模仿。
一些鲜卑语也因此融入到汉语言中，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影响至今。如汉语中的'哥'字，就是由鲜卑语演化而来。
鲜卑民歌个性明亮，率真而雄阔。鲜卑文化的精华，为汉文化注入了鲜活之律。
崇尚儒学的拓跋宏还诏令在洛阳设立国子学、太学，并在东、西、南、北始置四门小学，教授礼乐文化，但这些都是鲜卑人在政策规定下的被动接受，有没有一种方式让人们主动交融呢？
太子已进入适婚年龄，这让拓跋弘再次想到了婚姻伦理的社会作用。
南北朝时期讲究门第，即使皇亲贵胃拥有巨大权力，但在社会上，人们仍然习惯以门第姓氏来判断地位高低。
拓跋弘亲自安排了许多拓跋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并下诏为六个弟弟重新娶了汉族大家之女为妻。
通过联姻，拓跋贵族获得了中原士族的认同，也让他们从此血脉相融。短短几年，北魏就焕发出新的气象和格局。
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洛阳取得了绝对优势，而鲜卑人的迁入，使得以汉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各族文化的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乃至整个亚洲的文化中心。
就连以延续文化正统自居的南朝士人，也有人回归北朝，并发出'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感慨。看起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彻底汉化，496年，拓跋弘下令鲜卑贵族全部改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为元，拓跋宏从此改名为元宏。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这一年，拓跋宏突然接到一个消息：太子拓跋恂在守旧贵族的教唆下，杀害自己的汉人老师，意欲率领军队返回平城。
盛怒的拓跋宏立刻将太子逮至御前，重重地杖打了百余下。随后，他废除拓跋恂的太子身份，将他迁至河阳关押起来，每日仅以粗衣淡饭相待。
拓跋宏太愤怒了。他低估了反对者的势力，更没想到最先出头的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倾尽心力培养的王朝接班人。伤心与失望击打着拓跋宏，他严惩拓跋恂，不只是怒其不争，也是向反对者示威。
太子事件让北魏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浮出水面。同年冬天，留守平城的鲜卑贵族发动了一起政变，拓跋宏果断派任城王拓跋澄率兵平叛。
不久，他又接到密报，称拓跋恂仍与左右密谋反叛。囚禁中的拓拔恂，因此而被赐死。拓跋宏不能容忍大业受阻，哪怕挡在面前的是亲生儿子。
连续的叛乱，让拓跋宏意识到，必须加快前进步伐，否则，复辟与倒退的危机会不断蔓延。他将目光投向了南朝。
这时的南齐政权刚刚经历了一场宫廷内斗，西昌侯萧鸾杀帝篡位，对宗室大开杀戒。以神州正统自居的拓跋宏认为，他有责任纠正南朝的错误，让圣人的德治和光辉普照中国大地。
于是，公元497年，拓跋宏趁南齐内乱，亲率大军20万南征。
南齐，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政权。公元420年，东晋被刘裕创立的宋取代，南朝开始。公元479年，萧道成取代宋，建立齐，史称南齐。
北魏和南齐的疆域，东部大致以淮河为界，西部以秦岭为界。随着战事的变化，南北的界线来回多次推移。
自迁都洛阳后，拓跋宏发起过多次南征，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每次都能赢，但他必须要往南打。唯有统一天下，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为了明志，他甚至剃掉了鲜卑人标志性的胡须。
他看起来是那么优雅、有礼，言辞得体，举止有范。这位风神俊逸的谦谦君子，仿佛是圣贤的化身。拓跋宏的内心深处，像是突然被什么击中了。
南齐使者身上散发出来的迷人的儒家气质，令拓跋宏倾倒，这是他一生所向往的中原风范。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迁都，一次次推动汉化改革，无非是为了离眼前所见更近一步。
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这是拓跋宏在南征途中用汉语写下的一句诗。
眼前的使者，正来自'江左一隅'，是他的光芒未曾照拂的地方，但却带着他所神往的耀眼风采，来到了他的面前。
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这位南齐使者，就像是他苦苦追寻的正统。它离自己那么近，几乎已近在咫尺，却又仿佛依然咫尺天涯。
一年后，33岁的拓跋宏再一次南征。因为行军途中的鞍马劳顿，拓跋宏旧病复发，最终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去世，谥号孝文皇帝。
在遗嘱中，他仍希望能'复礼万国'。这未酬的壮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公元四九九年，拓跋弘去世。
他将北方各民族的健勇无畏之气注入一度颓废的中原文化，重新启动了北方大地新的生机。
他将鲜卑文化的河流汇入到了中原的大江大河，以极具前瞻性的理想，促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融合。
然而，由于拓跋宏的英年早逝，他所开创的汉化改革还未能尽数完成，深入骨髓。在他身后，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洛阳宫殿也被拆除，这座锦绣之都再次化为一片废墟。
好在，风浪与曲折过后，历史的航线总会被再次纠偏。而从此之后，以汉为主、胡汉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融入了大家庭的各民族得到了永生。
拓跋宏留下的火种，将在数十年后，照亮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之局，成为隋唐盛世不可或缺的铺陈和奠基。
在这浩大奔涌的历史潮流中，拓跋弘那年轻的身影，显得尤为明朗、矫健。
第9集佛变
佛教的本土化改造
建康城的皇宫旁，矗立着一座雄伟挺拔的寺院，名为同泰寺。寺庙对着皇宫的方向开了一道门，名为大通门。公元527年三月初八清晨，钟声回荡在皇宫和寺院之间。上朝的时候到了，大臣们像往常一样，准备奏议国事。64岁的萧衍却突然脱下朝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僧服。
在初春的薄雾中，他跨步穿过大通门，走进了同泰寺。面对错愕不已的百官和僧众，萧衍一脸肃穆地说道：此刻，我的身份不再是皇帝了，我是一名僧人。
生在帝王家，总要比寻常人经历更多的沉浮沧桑。
作为皇室成员，兰陵萧氏贵族公子萧衍本是个博学多才的文化人。他年轻时，因为文采出众，与著名才子沈约、谢眺等人并称'竟陵八友'，名重一时。
有人形容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几乎无所不通。
在声色瑰丽的南朝，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但更为远大的前程已经在等待他的出场。
萧衍的祖上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那个著名典故的主角﹣﹣萧何，声名显赫的汉朝开国宰相。带着先祖的威名和血脉传承，他很快走向仕途。
此时萧衍正值而立之年，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在朝中，他参与了几次重大的谋划设计，得到夸赞赏识，权位不高升。
不久，北魏皇帝拓跋宏带兵南征，他献上奇策，大破魏军。文武全才的萧衍，被视为国家栋梁。
北魏政权一统北方半个多世纪，多次试图南征而未果。在南方，萧氏建立的齐已经取代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萧衍，就是南齐的皇室宗亲。
身处变幻莫测的大时代，最不缺少的，可能就是创造历史的机会，主动地，或者被动的。
南齐的平静日子并不长。齐明帝萧鸾疯狂屠杀萧氏宗室，东昏侯萧宝卷更是疑心过重，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殆尽，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也出现在猎杀名单之中。
消息传来，萧衍果断起兵。从肆意纵情的文学才子，到王朝血雨中的隐忍权谋，一片厮杀博弈之后，信使快马飞奔而至，南齐最后一个皇帝的禅让诏书送到萧衍手里。
这意味着，公元479年才立国的南齐，只存在了23年，就要改朝换代了。
公元502年四月，建康城旌旗浩荡，鼓角悠扬，萧衍成功登上帝位，创立梁朝，史称南梁。
成为皇帝的那一刻，他的内心依然还是紧张的。亲眼目睹前朝亡国的这位新帝，格外懂得权力的翻云覆雨和转瞬即逝。
眼前的这个烂摊子该怎么收拾？怎样才能让王朝避免短命的结局？南方需要一个新秩序，这片富足之地需要一个新权威。萧衍吸取南齐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他总是五更天起床，批阅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作为一个皇帝，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回的，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吃的也多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
萧衍很快从一个自由烂漫的文人，变成一个勤勉自律的皇帝，他要操心的事很多。
为了广泛纳谏，他下令在宫廷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作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
普通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者建议，都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陈情。功臣和贤才如果没有因公受到奖赏提拔，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申诉。
萧衍登基后，国家运行势头向好。但有一件大事，让他心中郁结，却一时找不到办法。
时衰世乱，不仅皇家道德举止失范，整个社会也人心颓丧。萧衍感到，这才是对他执政的最大考验。
萧衍内心是焦虑的。什么样的思想，才能拨开层层迷雾，如阳光一般照进人们心中？
萧衍本人与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他与当时最著名的道教宗师陶弘景来往深厚，新王朝的名号'梁'就是陶弘景提出的。每逢吉凶、征讨等大事，萧衍都要派人去陶弘景那里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
但萧衍认为，道教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更像是一种自我的修炼。道家成仙得道的理想，只适合于极少数的个人，并不利于国家统治，对于普通大众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与道家有密切关系的玄学，在魏晋曾风靡一时，但随着东晋的士族势力被南朝的军人政治瓦解，玄学也一同失去了土壤。
萧衍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儒家。他出身世家，饱读诗书，自立国以来，一直在推行儒家伦理。他下令成立了国子学，要求皇子和皇族宗室都前去受业。
他还御驾亲临，举行祭拜孔子的仪式，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并将自己编撰的《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著作作为国子学的辅导教材。
同时，萧衍将礼仪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抽调饱学之士组成制礼班子，历时11年，制定了超过八千条的'五礼'体系，涵盖了国家、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政通人和，光芒万丈。萧衍希望，这也能为自己的王朝注入精神力量。但是，东汉后期，儒学快速衰落，成为被嘲笑和反叛的腐朽对象。
此后经历300年动荡，萧衍面对的儒生，早已不是原来的儒生了，没有了先秦时期昂扬勃发的气象，也没有了汉朝盛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
在萧衍看来，这样的儒家也难以支撑一个国家的精神世界。那么，还有第三种选择吗？
佛教。
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生活在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佛教，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佛教希望教徒能按照释迦牟尼的修行之道，重视心灵和道德的觉悟，超越生死无常的烦恼，最终获得解脱。后世研究表明，最晚不晚于东汉初年，佛教从不同的路径传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桩大事。
当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帝国时代黯然结束后，陷入迷茫与恐惧的人们迫切需要精神安慰。随着佛经翻译日益发达，中国本土高僧积极讲传，魏晋以后，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普遍空虚，佛教广为流行，既成为上层社会的寄托，也成为普通大众的慰藉。
萧衍自幼信佛，曾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他的小名'练儿'就取自佛经。灵光乍现，他决定全面采用来自遥远异邦的思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困局。
在萧衍登基整整两年后的佛祖诞辰日，他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
他向全国臣民公开宣布，他，萧衍，大梁皇帝，在菩萨面前发愿，决定迷途知返，皈依佛门，并将带领全体民众一道脱离欲望的苦海，获得人间太平。
萧衍正式宣布，将佛教定为国教。他希望用佛教的悲悯，来荡涤整个南朝弥漫的戾气。
《舍事道法诏》，萧衍签署的这份诏书，意味着国家意志。信奉佛教，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
但只是下了诏令，还远远不够。佛教的教义本身是脱离世俗和皇权的，而萧衍需要一个既适应皇权统治、又便于向民众推广的佛教。
萧衍冥思苦想，如何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对佛教进行改造。他决定从日常生活入手，于是，他把改造佛教的第一步放在了饮食上。
梁朝立国11年后，一道旨令突然从皇宫传出，要求从今以后，僧尼们不能再吃肉，只能吃素食。这让僧人们迷惑不解，迅速有人站出来反对。
在一片沸沸扬扬的喧哗争议中，早有准备的萧衍连续抛出了他写好的四篇《断酒肉文》，宣扬自己的素食主张。
他提出，佛经提倡慈悲为怀，就应该不吃任何肉食，这样才能不堕入地狱。而僧众却认为，戒律中，'无有断酒肉法及忏悔食肉法'，因此大家不愿执行'禁断酒肉'的诏令。
萧衍熟谙佛经，他立即引用《大般涅槃经》中'不得食一切肉'的经文进行反驳。但萧衍的理论并未让僧侣们信服，认为他将佛教的教义变成了戒律。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本土化，以适配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一次它面对的，是治国的需要。
激烈辩论后，仍然没有结论，萧衍使出了最后的手段，那就是他手中的皇权。从即日起，不得再饮酒食肉，否则，将依照国法治罪。
从此，佛教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汉传佛教徒不吃肉、只吃素，祭祀活动也改为素祭。
古代天子祭祀时，讲究宰杀牛、羊、猪，三牲全备，称为'太牢'，这在《诗经》《礼记》等典籍中都有记载。萧衍决定，让神明祖先们改变习惯，用水果、菜蔬、面食替代。
不可挑战的皇权，继续成为萧衍强力推行佛教改革的利器。甚至在平日里，萧衍还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以防破碎后引起内心的伤感。
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教义的重大发展，而且与儒家的仁德观念结合，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实融合，使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国逐渐浸润人心。
萧衍的改造行动远没结束。一个以萧衍为中心的建康教团逐渐形成，其中既有得道高僧，也有皇室成员和社会名流。讨论的话题涉及佛教义理和管理，还有国家的重大决策，相当于是以佛教为基础的政治顾问。
在萧衍看来，这些戒律和'五礼'制度一样，都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五礼'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戒律规范人的个体心灵。
从此，僧侣和信众被赋予全面的标准和要求，从家僧制度、僧官体制到各种仪式和行为，甚至内心世界。
佛门清规逐渐定型，包括素食、僧服、独身等等。佛教在中国拥有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制度和模式。原本，印度佛教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无需敬畏家人和政治。经过萧衍的调整后，仁义孝道和忠君爱国成为中国佛教的特点。佛教徒同样尊敬父母，中国还渐渐出现了'护国寺'这样的寺院，宣传爱国主张。
就这样，来自印度的佛教，经过萧衍的皇权意志，自上而下推广，终于实现了中国化的系统更新。不过，萧衍并不满足于此。
他身体力行，做得十分彻底。他正式受菩萨戒，取法名'冠达'，带头遵守佛教一切戒律。萧衍真的做到了，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菩萨皇帝。
显然，他希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政教领袖和模范，不仅是一个象征权力的帝王，更是百姓爱戴的偶像。
由于萧衍的大力推动，崇佛、信佛之风在整个南朝弥散开来。建造的寺庙很快就接近了三千座，仅在建康就有五百多座；僧侣超过十万，几乎每十人中，就有一名僧人。
多年以后，唐代诗人杜牧这样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为了让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儒家都能为治国所用，萧衍提出了'三教同源说'，特别是以儒学作为自身佛理的立论基点，为佛教的中国化做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阐释。
这为日后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萧衍的重视和投入，使得南梁的文化发展到了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巅峰。他年轻时的文友沈约创立的'四声八病说'，如同给优美的汉语谱曲，为唐诗的绚烂绽放开辟了道路。
大批诗人、文学家和《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的涌现，塑造了中国人的文艺观，光耀千秋。
萧衍执政最繁荣的时候，南梁总人口达到2100万，建康城就有140万。秦淮河边市场云集，整个长江下游的商业活动风生水起，一片兴盛。
建康城，和同一时期的罗马城，被后人并称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南史》写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此时的梁朝，进入南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在与北魏的数次战争中，梁军甚至一度占领洛阳，在与北方的比拼中，树立起无可辩驳的正统地位。后人曾这样形容梁朝：在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然而，乍晴的朗朗天空下，总有隐秘的角落在酝酿下一个危机。
萧衍执政以来，对皇族一直非常宽纵，这埋下了繁华盛景衰败的祸根。皇室成员不仅没有成为萧衍的肱骨之臣，助他一臂之力，还接二连三地背叛了他。
他的六弟私通永兴公主，也就是他的女儿，谋逆篡位，并试图在萧衍斋戒时刺杀他。事情败露后，永兴公主无颜再见父亲，自尽身亡，萧衍却依然不忍心责罚自己的六弟。
家庭悲剧接连发生，次子萧综是萧衍与前朝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所生，实际并非他的亲生儿子，但萧衍依然对萧综宠爱有加。
萧综成年后，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却从此疏远萧衍。后来更在梁魏交战时投奔北魏，改了名字，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最终客死异乡。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嘲笑他为使人心向善所做的努力。
萧衍最终原谅了弟弟和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然万分虚空。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在佛门，他才能找到一块容身之地了。
于是，在公元527年三月初八的这个清晨，他选择遁入空门。
四天之后，同泰寺内跪满了文武大臣。他们坚称，国不可一日无君，希望皇帝能以国家为念，继续操劳国事。
一整天过去了，夕阳西垂，萧衍终于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但条件是，国家得拿出十亿钱将他赎回。
很快，赎金尽数送达。得到主持允许后，萧衍重新成为皇帝。返回建康皇宫后，萧衍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大通。
身在佛门的日子，他坚持独对青灯，虔诚礼佛。四更天就起床念早课，每天只吃一餐，而且都是简单的菜蔬。最后，都是以国库出资十亿钱的代价将他赎回。
公元547年，萧衍最后一次舍身同泰寺。在寺院里，他亲眼看到一次雷击，瞬间摧毁了他精心建造的九:层宝塔。
萧衍震惊不已，面对残毁的宝塔，他苦苦思索着上天的旨意，思索着自己作为一个帝王和一个信徒的是非功过。
传说，萧衍曾见过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达摩渡海东来，到达南中国，萧衍和达摩之间有过一场对话。萧衍问达摩：我自登基以来，建寺、度人、写经、造像，不可胜数，这有何功德？达摩回答：并无功德。
这句回答对萧衍来说十分残酷，他自认为做了那么多佛事，应该已积累了极大的功德。他心中失望，接着又问：为什么并无功德？
达摩回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好比人的影子，看起来像是有，其实并非真的有。
萧衍再问：那究竟如何才是真功德？达摩回答：清净智慧，圆融无碍，本体空寂，无法可寻。功德，绝不是世间的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
萧衍向达摩三问功德，却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夸赞。他心有不甘，换了一个话题，问道：那什么才是圣人所求的最高义谛呢？达摩回答：世间空空荡荡，哪有什么圣人？
萧衍追问：那对着我而坐的人是谁呢？达摩说：不认识。两人话不投机，达摩起身离去。
萧衍博学多识，达摩的话中之意并不难领悟。刻意而为，并无功德；无功利心，才有功德。
醒悟过来的萧衍想去追回达摩，达摩此时已走到长江边。传说中，他回头看到有人追来，随手就折了一只芦苇丢在江中，脚踏芦苇渡江，飘然而去。
萧衍过于痴迷佛教，正在导致他未曾料到的后果。他本想用佛教来凝聚国家和人心，结果却越来越背离他的初衷。
一次朝会上，大臣郭祖深抬着棺材上朝。他指出，大量土地已被寺庙所占，耗资巨大，而且不纳税。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而不是因为信仰，不断涌入寺庙之中，众多僧侣依靠剥削他们为生，养尊处优。加上皇帝宽仁泛滥，官员贪腐严重，日益残暴。
萧衍十分生气，他咄咄逼人地要求朝臣们指认，具体是谁贪污残暴，并称自己的节俭已经到了极致，从没有浪费国库钱财。
面对萧衍的怒气，又有大臣上奏，皇帝的节俭只是小善，而整个王朝贪污成风，百姓生活悲苦不堪。如果放任下去，土地和户口大幅减少，国家十分危险。
萧衍用最高权力重建了社会的思想意识，给梁朝带来足以自豪的文化和经济成就。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克勤克俭只换来贵胃们的奢靡，他纵容式的仁慈只换来了贪婪与背弃。
这次朝会不欢而散。之后，萧衍听到的批评声越来越少。每当人们称颂梁朝升平、嘲讽北朝没落，萧衍都倍感舒心。但是，国家的灾难却没有和批评声一起消灭。
公元534年，延续了150年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半。北方的混乱中，东魏将领侯景迫不得已向南梁投诚。萧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收留了侯景。之后又迫于战争压力，答应把侯景交还给东魏。
侯景知道，一旦返回东魏，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决定铤而走险，带着残存的兵马，转身向建康发起攻击。
公元549年的初夏，侯景攻破台城。台城，就是建康皇宫。
萧衍已是86岁高龄了，他在皇位上已经坐了近半个世纪。年轻时就棋艺精湛的他，不会不知道，一招走错，满盘皆输。
但他似乎并不介意输赢，也不介意到底是哪一招走错了。参佛多年，他应该早已勘破生死。
有史书记录了一段传闻。进入台城后，侯景与萧衍有过一番奇异的对话。
侯景彪悍好武，以残忍狂傲出名。他从北方一路血战南下，现在，他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伸手可取。作为胜利者的侯景，依然被萧衍的威严和平静所震慑。
'你是哪里人，居然敢犯上作乱？'
'臣朔州人。'
'你的妻子儿女呢，还在北方吗？'
'臣妻子儿女都被东魏所杀，只有一人投奔陛下。'
'你过江时有多少人？'
'千人。'
'攻城时呢？'
'十万。'
'现在呢？'
'率土之滨，皆为臣所有。'
执政47年的萧衍，被侯景软禁50天后，饥渴而死。临死前，他希望能喝一口蜂蜜水，但没能如愿。
萧衍淡淡地发出一声感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了悟，得失无常，兴衰有时。
【字幕：公元五四九年，萧衍去世。】
梁武帝萧衍去世后，南朝再也没有出现过辉煌。南梁之后，佛教失去了主宰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但由萧衍改造的佛教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据传，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后，一路西行，到了嵩山。他在此打坐修行，终日默然，面壁九年，开创了佛教的独特一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
禅宗实际成为了中国的本土佛教，后世的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佛教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而经过不断改造的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据说，后来有人在西域葱岭见到了完成中土传法、正在西归印度的达摩。
与包容的中国文化相结合后，外来文化的传入才能落地生根，并焕发出新的光彩。佛法西来，完整地诠释了这个历程。
第10集关陇
'关陇集团'的形成
微风掠过雨后的武川草原，宁静祥和，又生机勃勃。天空如洗，万物缓慢生长。中国北方的高远辽阔，有着一种无法言传的神奇，令人迷恋。
宇文泰就出生在这里，出生在一个以镇守边疆为己任的鲜卑家族中。
公元534年，他任职北魏的夏州刺史，隶属于权倾一方的关西大行台﹣﹣贺拔岳。自小在频繁战事中长大的他，已经颇具领袖气质，霸气、独断而敏锐。
乱世中，随时都可能有意外的消息传来，关西大行台贺拔岳遇刺身亡。回到贺拔岳大军的驻地平凉，是宇文泰此刻唯一的选择，未来会怎样，并不知晓。
宇文泰镇守的夏州，距离平凉不远。他轻车简从，翻越陇山，却觉得这是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的路，悲伤和焦虑轮番冲击着他。
贺拔岳跟宇文泰一样，都是鲜卑人，都成长在武川镇，他们的父辈就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武川是北魏镇守北方边疆的六镇之一，十年前的六镇起义，把几乎所有武川人都卷了进去。几经波折，贺拔岳脱颖而出，成为武川军人集团的领袖，并在平凉一带驻足下来。
平凉，地处陇山东部的群山环绕之中，东邻关中平原。关中，曾是秦帝国和汉帝国的政治中心；陇山，是通往西部的战略要地。人们习惯将这片区域合称'关陇'。
贺拔岳被授任关西大行台后，实际掌管着关中、陇东等地的军事指挥权。他将驻地设在平凉，联合周边刺史和当地豪强，建立起军事基地，进而招揽兵士扩充军队。
快速壮大的武川军人集团，很快成为北魏政权最为倚仗的政治力量之一。
宇文泰断定，贺拔岳突然身亡，各方势力的均衡一定会被打破。这个局面谁来收拾还是未知，但不管是谁，未来都会很艰难。
日夜兼程赶到平凉的宇文泰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消息是，众人一致推举由他接任贺拔岳的领导权。
宇文泰果断接下军政大权，准备迎接下一场生死角逐。这一年，宇文泰28岁。
世界再乱，总有人能泰然自若地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身在关中平原的苏绰，似乎就不曾受到太多纷扰。苏绰祖上代有仕官，父亲曾担任过当地郡守。在兄弟姐妹中，苏绰显得有些孤傲。他不喜欢游戏和运动，心思缜密，特别擅长算术。他总是安静地读书、写字、抚琴、思考。旷野里的花开花落，他并不在意；战场上的策马扬尘，仿佛也离他很远。
苏绰是汉人，出生在武功。武功地处关中腹地，秦国于公元前350年设县，那是周人始祖后稷教导民众稼樯之地，也是汉朝忠臣苏武的故里，文化积淀丰厚。
苏绰出生的第二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去世，北朝失去了一位雄主。几十年间，王朝的权力争夺已是路人皆见。苏绰的内心，并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云淡风轻。
宇文泰接受贺拔岳大权的公元534年，苏绰37岁。
就在这一年年末，贺拔岳在朝廷中的宿敌高欢与北魏孝武帝决裂，弱势的孝武帝不得已西去长安，投奔宇文泰。
高欢自立新帝，迁都今天河北河南一带的邺城，史称东魏。不久，孝武帝意外身亡，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孙儿称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
高欢和宇文泰各自高居丞相之位，成为东魏与西魏的实际控制者。
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北魏政权终结，中国大地上呈现出南梁、东魏、西魏三朝鼎立的政治格局，新的竞争即将开始。
西魏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在南北三方的综合实力对比中，西魏最为弱小。尤其是老对手东魏高欢，几乎年年来犯。
尽管双方都伤亡惨重，但东魏实力雄厚，每次都能迅速恢复。经过数次交手，西魏屡屡落于下风，元气大伤，宇文泰本人也在混战中多次遭遇死亡和被俘的威胁。
强权时代，只给强权者生存的机会。宇文泰急需建设一支强劲而稳定的军事力量。他拥有的鲜卑士兵数量非常少，来到关陇后，迅速淹没在汉人乡兵之中。
为了快速扩大兵源，宇文泰力邀当地汉人精英加入统治集团，共同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中央军队，鼓励并推行鲜卑人和汉人的团结合作，这是宇文泰和弱小的西魏可以选择的唯一策略。
面对严酷的外部环境，以宇文泰为核心的武川鲜卑人和关陇地区的汉人精英豪强走到了一起，他们并肩作战，形成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地域性政治力量﹣﹣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关陇一带的汉人世家都风闻了宇文泰砥砺革新的态度，他们的优秀子弟纷纷响应西魏朝廷的号召，去为国家效力。
苏绰依然在家中安稳度日，他的堂兄苏让被选拔出任汾州刺，宇文泰特意安排，在城外长亭中为他践行。
席间他们相谈甚欢，临分手时，宇文泰问道：你家子弟之中，还有谁可以任用？苏让认真想了想说：我的堂弟，苏绰。
宇文泰立刻吩咐随行官员，征召苏绰到政府担任行台郎中。用人之际，宇文泰的决断一向毫不犹豫，他随时在为未来做准备。
就这样，正在家中读书的苏绰，忽然间就走进了官场。这个年近不惑的读书人，对突如其来的改变安之若素。他一如既往的安静，安静工作，安静观察。
行台郎中的职责全面而具体，行政、管理、财务都要面面俱到，纷乱琐碎。苏绰提出了'朱出墨入'的记账程式，即用红色记录支出，黑色记录收入，财务收支变得一目了然。
官府之间的文书传递，苏绰也定下新规矩，用红黑两色分别书写出入公文。凡呈递到朝廷的文件奏章，必须用黑色笔墨书写；凡由朝廷批示下发的文件，必须使用朱砂笔墨书写。这一政府机关行文方式，被此后历朝历代传承。
苏绰对这些日常事务的改进，简便却有效。显然，这是一个一丝不苟、又极富创造意识的官吏。
他多年间熟读典籍，而且擅长解析推理，俨然一座移动的图书馆，行台中的官员们都心悦诚服。逐渐地，西魏各官署中有难决之事，多会向苏绰请教。
有一天，宇文泰和朝廷高级官员尚书右仆射周惠达讨论政务。周惠达一时回答不上来，他请求暂停片刻，出去议论一下。
退下朝堂的周惠达火速召来苏绰，苏绰听罢事情原委，立即为他做了缜密的分析与衡量裁定。周惠达胸有成竹地回到朝堂之上，向宇文泰禀报。
宇文泰十分满意，他好奇地追问：我想知道，这是谁为你出的主意。周惠达如实回答：是苏绰。
他由衷地赞扬苏绰有大臣之才。宇文泰笑着说：我也听说很久了。他随即下令，将苏绰提拔为著作佐郎。
但宇文泰并没有心思去深入了解一个有才华的官员，他国务缠身，千头万绪，生死攸关的挑战一个接一个，必须聚精会神，全力应对。
想要在战场上获胜，先得稳定住军心。面对全新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宇文泰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如何平衡六镇鲜卑军人与关陇汉人豪强势力的关系。
历经血与火淬炼的宇文泰，正在成长为一个冷静稳重的领袖。仗打得越多，他越懂得，决定军事成败的，绝不仅仅是军事问题。
他要在战场之外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进行制度设计，第二件是处理民族关系。于是，宇文泰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八柱国和府兵制度。
他借鉴鲜卑八部之制，根据战场上的贡献，确定了西魏武装力量的八个柱国大将军。
宇文泰是八柱国之一，同时也是全军的实际统帅。除了一位挂名的皇族，其他六柱国正合周礼的'治六军'之意。
他们每位各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由此形成了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军的府兵系统。
当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些跟随宇文泰一路拼杀的悍勇的柱国大将军，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他们的家族中，将诞生四个朝代。数十年后，他们的后人将缔造中国历史上再次大一统的帝国。
通过环环相扣的顶层设计，宇文泰将精锐武装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留下的胡汉融合的火种，也被宇文泰再次点燃。
在关陇集团中，汉人统帅完全依靠自身实力，和鲜卑人一起建立军功。
为了在军队中保持平衡，维护鲜卑人的感受，宇文泰在形式上保留了大量鲜卑元素，采取鲜卑与汉人官兵混合编组的策略，让他们共同征战，并鼓励他们相互联姻。
宇文泰推出的府兵制度规定，百姓平时务农，农闲时练兵，战时可征召为军。被统领的府兵，都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作为自己的姓氏。
为了避免姓氏差异导致内部不和，宇文泰给军中统兵赐鲜卑姓。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氏。
就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隔阂、地域界限渐渐消融于无形。
无论是在土地上耕作，还是在战场上拼杀，他们都融为一个整体，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类似血缘纽带般的联结，这样一个整体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不容忽视的。
西魏时期的这一次融合，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经迁都洛阳，从服装、语言到体制，全面推行汉化。当年驻守北魏六镇的军人中不乏汉人，却因久居北方而胡化。
在漫长的岁月里，如此这般，由胡化汉，由汉化胡，曾反复出现过多次，最终逐渐形成了复杂而深刻的交融。
而鲜卑丞相宇文泰却通过制度性安排，让西魏展现出一派胡汉融合、戮力同心的盎然生机。他深知，自孝文帝拓跋宏改革之后，历史的大趋势下，汉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流。
变革已经起步，仅仅在三朝鼎立的局面里获得喘息的机会，并不是宇文泰的目标。他也知道，想反败为胜，他需要让西魏更加强大，而只有正确的道路，才能把他带往想去的目标。
用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管理政权，才能走上那条正确的道路呢？
宇文泰看到一座汉代仓库的遗址。年深日久，石条砌筑的地基上泛着青苔，这触动了他的怀古之情，他很想了解一下这座老仓库的历史。
众大臣面面相觑，无从应答。一个大臣提醒说：苏绰应该知道。
这是苏绰和宇文泰的第一次正面相遇，他们的命运轨迹终于重合。四月的长安，草长莺飞，万物葱茏，这是公元538年的春天。这一年，宇文泰32岁，苏绰41岁。
就这样，从一座旧仓库开始，两人的话题越来越深入。
宇文泰迫切希望的，是脱离南梁、东魏所承续的文化传统，削除南朝秉承的中原政治对北朝政权的优势挤压，跳出文化体系孰正孰伪的制约，从而真正确立西魏自身的立国之本。
这一次，他们要向遥远的周王朝致敬。
这就意味着，立足关陇的姬周旧土，借助苏绰等关中经学世家之力，在南梁、东魏之外，建立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系统，把它作为西魏立国的文化根本。
苏绰带着他博闻强记的学识和无比清晰的头脑及时地出现了，他为宇文泰提供了实施大计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有了苏绰的助力辅佐，宇文泰下定决心，准备改革政治。这是一件正确但困难的大事，他需要坚定而得力的同行者。
苏绰被任命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决定机密要事。宇文泰相信，苏绰就是他一直在期待的人。苏绰知道，他同时遇到了两样珍贵的事﹣﹣知己和梦想。
两个内心满怀激情的人，开始了他们极为清醒和理性的行动。
在苏绰的论证支持下，宇文泰首先启动了中央政府的官制改革，撤销原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立的组织，仿《周礼》建立六官。
天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家宰，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辅佐天子，统帅百官。地官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负责财政和户籍管理。
春官赵贵，为太保、大宗伯，负责教育、文化和外交。夏官独孤信，为大司马，负责军事和国防。秋官于谨，为大司寇，负责司法。冬官侯莫陈崇，为大司空，负责农业和百工。
除去官制外，朝仪、车服器用等方面，也多依照古礼进行了一番改革。
宇文泰和苏绰托古改制的深层原因是，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民族即便在汉人居住区建立起王朝，但在汉人看来，这个政权仍然是非正统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
宇文泰要做的是顺势而为，就是在制度汉化的过程中强化中央权力。
他致力于从遥远的古代去寻找正统的依据。因为，崇尚历史，向往和赞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同样也是汉人的社会心理特征。
鲜卑人宇文泰对这些都了然于心，所以，他要依托苏绰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给西魏政权穿上一件正统的周礼外衣。
它将越过汉魏、西晋一脉的传承路径，直接连接中国文化的源头。这是宇文泰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一个标志，也是一面鼓舞社会人心的旗帜。
这面旗帜将给天下树立一个新的标志。历史不可再现，但宇文泰希望人们相信，宇文氏要做的，就是复活过去的美好时代。
公元541年，元旦刚刚过去，西魏各地官员都接到一份宇文泰下发的官方文书。经过二人反复讨论，由苏绰起草的这份诏书，核心只有六条，人们习惯称之为'六条诏书'。
第一条，'先治心'，要求执政者首先要内心端正，以身作则，心如清水，形如白玉。
第二条，'敦教化'，在全社会推广道德教育，移风易俗。
第四条，'擢贤良'，不受门第限制，广泛选拔优秀人才。
第五条，'恤狱讼'，要求公正审判案件，以德为先，再施严刑竣法。
第六条，'均赋役'，平均赋税徭役，缩小贫富差距，
苏绰在官场工作时观察到，时局动荡至今，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央朝廷正在失去权威，各级官员缺乏责任担当。
尤其在西晋之后，门阀贵族控制上升通道，官员的门第比才能和贡献更重要，忠于职守反而变得迂腐可笑。
北魏政权当年的衰落，也与迁都洛阳后的腐败和虚夸有关。
幸运的是，中原战乱时，许多儒学大家陆续迁入关陇地区。他们的门第不如南渡贵族那么高，反而没有浸染那些浮华之气，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风骨与气质。
而结合了中原和西域文化的五凉文化，自北魏时起，就给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精神滋养，加上从平民中新擢选的一批人才，苏绰看到了令他欢欣鼓舞的希望。
在旧习根基较弱的关陇，完全可以培育并展现出全新的精神气象来。
苏绰拟定的《六条诏书》，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结合了各家学派的主张，并综合了历代经验和西魏的现实，简明易行，成为指导和约束全体官员行为的准则。
苏绰用朴素恳切的文字，对每一条诏令都做了详尽平实的解释。宇文泰特别下令，所有官员必须反复诵读，铭记于心；各地主政者如果不能背诵和理解，就不能授予官职。他自己也常常把《六条诏书》作为座右铭。
宇文泰和苏绰还在京师长安筹备开设了国子学，拜儒学大师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才，为政权运作储备栋梁。
除弊革新的西魏，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极力去除鲜卑的落后习俗，同时摒弃汉人文化圈中空谈玄理的陈腐风习。
执政的官员不一定出口成章、满腹经纶，但一定要经世致用、勇于担当。自乱世以来，官员们久违的责任感油然而生，西魏朝野气象日新。
安定了内政的宇文泰再次面对劲敌东魏，战争是南北朝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
公元543年，东、西魏在邙山大战，西魏军队共损失了六万之众，宇文泰苦心经营的六军几乎全部覆没。
几年里，苏绰已经成为宇文泰的股肱，掌管着全国的财政收支、账簿、仓廪、户籍以及供应军需等事务。
带兵在外征战的宇文泰对苏绰委以重任，没有丝毫猜忌。他不在朝中的时候，就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苏绰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断。
有苏绰执掌政务，宇文泰就有了磐石般可靠的后方。虽然邙山大战几乎丢了性命，但他毫不怀疑，只要有苏绰在，他就能再战，就能赢到最后。
苏绰是值得托付的，他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分内的职责，他和上下官员日夜讨论政事，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尤其可贵的是，他官至高位，却始终为人低调，勤俭朴素。
宇文泰等待着和东魏再次一决高下，他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他要把一个彻底的胜利带给苏绰，他们都在期待一个新时代的破晓。
宇文泰和苏绰，以彼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激励，完成了制度、文化的创立与整合，他们正在接近曾一起谋过的未来。
公元546年，东魏高欢率十余万人自邺城出发，直指西魏玉璧。玉璧城位于今山西稷山县境内，是西魏抵御东魏的前沿重镇。
九月，东魏军包围玉璧，西魏据城固守。高欢用尽心计，攻城50天，损失兵将七万人，仍未攻克，只好撤军，两月后郁郁而终。
这是东西魏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自此，原本弱小的西魏扭转了一直以来的劣势。
这是宇文泰下一个征途的起点。北方苍穹下，即将影响中国未来格局的新力量，正在酝酿勃发。这一年，宇文泰40岁，苏绰49岁。
苏绰等来了胜利，做完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安静如初。
此时，关陇集团控制下的西魏和统一六国前的秦国战略态势极为相似。他们不仅把控着关中的战略要地，还控制了富庶的蜀地，俯视天下，进退自如。
数十年后，他们将不负众望，成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继承者。
但是，曙光初现的公元546年，却又是一个悲伤的年份。这一年，年仅49岁的苏绰，因操劳成疾而离世。
后人称赞苏绰为一代奇才，将他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
正准备共同平定天下，宇文泰却失去了苏绰，这让他悲从中来。有很多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做。
苏绰将要归葬故乡武功时，宇文泰和公卿们步行送到城外。
宇文泰说道：苏尚书平生做事，他的妻子、孩子、兄弟们有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懂得我的心，我也了解你的志向。
历史如同人生，总是有无尽的遗憾。但能够遇到一个像苏绰这样的知己和贤才，即便只有八年，也是天赐的幸运。对宇文泰，对中国历史，都是如此。
十年后，公元556年岁末，宇文泰在北巡中忽然患病，不久去世，时年50岁。
和苏绰一样，宇文泰也留下了未能实现的心愿，但他们都在有限的生命里，用尽全力地去梦想，去改变，去相信、相托，奋力一搏。
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皇帝，自己称帝，建立北齐政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接受西魏皇帝'禅让'，建立北周政权。
同年，南梁大臣陈霸先逼南梁皇帝萧方智禅位，建立南陈政权。南北朝300年，纷纷扰扰的乱世逐渐进入尾声。
新的黎明即将到来。在岁月的年轮上，起自西魏、终于初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他们身上有夏商周的文化基因，有中原人的礼制思想，有匈奴、鲜卑、柔然等等民族的血脉。
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纵横中国达一百余年，衍生出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而其胡汉杂糅之特点，造就了之后隋、唐两朝兼容并包、放大恢宏的格局。
当年在血雨疆场拼杀出一条生路的武川人未曾想到，刚健进取、血性担当和朴素的儒学传统在关陇得到融汇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