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生托管诞生于上世纪末，其诞生起因为四个因素
01
经济条件的好转
02
幸福指数的提升
03
双职工家庭的增多
04
就业转型的变迁
●经济条件的好转
到上世纪末即2010年，我国GDP达397983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笫二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此时已走过22个年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也让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了。统计显示，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上年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实际增长7.8%。收入增多后，大家有多余的钱投入孩子的放学后托管了。
●幸福指数的提升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发展也催生了学生托管。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几乎是如今每个中国人的共识。为什么会分工越来越细呢？从主观原因分析，主要是人们心中盼望的幸福指数升高，即不愿干锁碎事务使自己辛苦操劳的欲望不断攀升而造成的。
这种幸福指数的发明，最开始出自于南亚小国不丹的国王。
30多年前，在面积只有4.6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70多万的这个超级小国执政的这位国王，把其政绩确定为给人民创造幸福。同时为这种幸福确立了三类指标。A类指标是让国民生存状况尽量满意（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和生活状态尽量满意（如居住满意、医疗满意、教育满意等）；B类指标是使人们情感丰富，情绪愉悦、精神松驰、心态良好；C类指标：人人相爱、社会和谐。
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个幸福指数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得数1为分界线，比1小的方程结果是不幸福的（数值越小越不幸福）；比1大的结果是幸福的（数值越大越幸福）。
在尽管减少家务劳动的个人体力消耗愈发休闲舒服这个全体公民的共同欲望支配下，缝纫业、餐饮业、洗衣机制造业、公交服务业便相继发展，于是，社会的“幸福指数”便大幅度提升。进入世纪之交后，中国的国民收入提升到城镇居民有更多的钱去进行生活必需品之外的消费时，消除“接送孩子午、晚放学、上学的麻烦”和“天天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的辛苦”这种比任何家务都繁重的“家务”，自然成了众多追求提高“幸福指数”的70后、80后家长们的共同消费需求。于是，学生托管市场就应运而生。
●双职工家庭的增多
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镇人口的增多，中国城镇中的年轻上班族即“双职工”，便逐渐增多。大人都上班了，有的中午回不来，有的晚上回不来。怎么办？只有送托管。
●就业转型的变迁
当年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国家让一批落后的产能企业下马。于是中国又出现了“下岗潮”和“内退潮”。这两股潮流淘汰的待业人员，开始进入服务业领域。其中，就有一部分转型为照顾放学后子女的服务人员。于是，“下岗大妈照看放学后儿童”的“小饭桌”，产生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小饭桌”开始升级：挂招牌、起名字、办执照、租场地的“学生托管”机构，开始应运而生。
原来，这种低端经营的“小饭桌”存在短板：由于下岗工人和退休老太的文化水平低，孩子的课外作业辅导问题，没有解决。当家长们为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即愿意再花钱去减少自己辅导孩子作业的辛苦时，具有教学资质或具有辅导孩子作业能力的专业老师，以及出面经营托管服务的专业托管机构，便应运而生。
这就是从新世纪开始，各种专业托管机构在中国省、地、县城遍地开花的本质原因。中国学生托管就是这样，经过这种跳跃后，从低端走上了中端。
顺着中国学生托管的发展历史，纵观其前景，可以肯定，这种托管还必定要继续由中端向高端发展。托管和培训最大的不同之处，培训的主体教育目的就是一个——家长希望通过培训提升孩子成绩，除此之外，几乎别无它求。但托管却融进了“帮孩子搞好生活服务”的内容。这个内容从内含和外延上，包括的东西就太多了。
相对于孩子在培训机构只有双体日两三个小时而言，孩子在入托机构留存期为每周五天，每天在五小时以上。那么，孩子的人身安全、饮食卫生、吃饱穿暖，爱眼护齿等等一系列让家长操心的问题就太多了。而人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同时随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更多的人手里会有更多用于孩子消费的资金。在这多重因素作用下，所有的孩子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幸福指数不下降，必然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托管机构在托管自己的孩子时的那种价值最大的“效用”——被除数大了，指数（商）才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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