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定位来看，均衡性与可及性体现出公共服务的不同侧面：均衡性意味着要在宏观层次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的过程均衡和结果均衡，以避免生产端与供给端之间差距过大；可及性重在公共服务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微观适配，尤其要实现具体服务内容与群众实际需求的有效衔接。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这是继2021年国家发布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以来的首次调整，标志着我国在公共服务均衡性方面取得重要制度进展。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增强可及性成为持续深化公共服务改革的又一关键抓手。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群众在统一制度框架下切实享有各项服务内容，更是确保各类公共服务资源精准落地的重要前提。
更可及的公共服务，重在实现“滴灌式”变革。这与当前社会治理的精细化转型高度契合。社会治理是针对具体事务、直面治理效能的治理场域，需要具体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等治理功能。新时代十年，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发展态势和治理情景的显著变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逐渐由“有没有”向“好不好”深刻转型，社会治理工作愈发呈现出多层次、多样态等阶段特质，并对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会治理领域是具体治理事务及其效果的集合体，更可及的公共服务不仅能具体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富共荣的发展成果，更将直接影响群众在获得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追求更可及的公共服务，重在通过公共服务流程的优化，尽可能避免政策设计与执行过程中的“悬置”现象，以更具体的解决方案，切实增强公共服务获得感。因此，在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持续发力，既肩负着反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期许，同时，对于赋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直接意义。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应涉及服务规划、服务供给和服务应用等全流程。聚焦空间配置、治理资源与供需衔接等社会治理关键场域，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亟须化解如下关键梗阻——
关键梗阻之一：聚焦公共服务规划过程，需要妥善解决空间配置失衡难题。更可及的公共服务，必须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覆盖范围之间的相对均衡。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任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抉择，都是充分考虑其治理规模的结果。就大国而言，其区域层次的差异性以及群体需求的异质性，会直接诱发公共服务空间配置不均、主体互动阻隔等问题。传统公共服务模式重在对区域边界的硬性划分和群体需求简单分类，极大制约了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面对更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诉求，必须从空间规划环节开展前置性的制度设定。
关键梗阻之三：面向公共服务应用环节，需切实回应供需衔接错位难题。更可及的公共服务，必须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进入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与高效对接，是新发展条件下必须回答好的问题。但更应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多样态技术手段、复杂化治理场景同样对公共服务的供需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可能造成数字工具脱离治理需求等潜在问题。从公共服务应用场景来看，技术条件进步既为创新供需衔接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可能，但同样放大了不同群体之间实现供需匹配的操作难度。因此，更需要以群众的工具体验感和服务获得感为标尺，着力提升覆盖人群的全面性、供需对接的精准性和应用手段的便捷性。
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始终是党和国家深化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更是系统解决社会治理普遍难题的重要契机。近年来，山东省在以党建引领汇聚资源、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以“智”促“治”等方面，不断探索出更具地域特色和显著效能优势的有益经验。山东实践表明，系统推进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深入贯彻“空间适配—制度保障—整体智治”的中国式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更将持续赋能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优化公共服务的“空间方案”，完善社会治理的宏观安排。空间是居民与政府、社会、市场的互动场域。为持续增进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需明确回应服务内容的空间边界、服务结构的空间尺度、服务半径的空间可及等关键议题。应进一步探索突破行政边界的空间适配路径，科学统筹公共服务事业的布局安排，更好奠定创新社会治理的宏观基础。同时结合社会治理领域事务具体、任务繁多等实际特点，重点聚焦邻里社区等低尺度单元，坚持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空间治理态度，不断推进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与大量微观社会治理单元的对接匹配。
其次，做好公共服务的“制度功课”，夯实社会治理的保障体系。可及性不仅需要在空间位置上实现触手可及，更要确保服务内容、受众需要与资源支撑之间的高效匹配。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并非意味着财政投入的线性增长，而是需要立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重新审视财政资源使用途径、社会资源挖掘、跨主体协作等既有制度内容。尤其要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资源汲取方式与灵活运用手段，以实现公共服务治理资源的精密保障、精准投放和精细管理，为优化治理资源配置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深描公共服务的“数字画卷”，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智治。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有效衔接，是实现公共服务全流程治理的关键一环。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已然为实现更可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了科学化治理手段与强有力的治理工具。尤其是平台驱动的数字化优势，能够精准实现供需识别与系统汇集，并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场景的灵活设定，提高面向社会治理领域的差异化服务能力。因此，应持续推动多样态便民服务与多场景治理实践的深度耦合，更好弥合当前社会治理领域所面临的供需张力，从而真正提升公共服务的系统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