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上涨超时段收费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加码
“未来非学科类培训是大势所趋，现在为您争取到最优惠价格，再不抓紧报名，价格还要涨。”在北京市海淀区某美术培训机构内，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白淼被坐在对面的一名陈姓老师说得“有点晕”。
这位陈老师似乎所言非虚，记者调查后发现，受“双减”政策影响，今年寒假一些校外非学科类培训价格有所上涨，有些涨幅甚至高达50%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双减”压缩了学科类培训机构生存空间，非学科类培训“趁机起势”，但不能任其野蛮生长，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强化监管。
非学科类培训市场寒假升温
五年级学生大满在北京市东城区某篮球培训营已连续报了两年篮球课，但今年寒假上课前，老师“劝”大满的家长杨先生再续点课，因为价格马上要进行调整，原来180元一节的篮球课要涨到250元，最终杨先生又为孩子续了20节课。
“双减”政策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假期基本“凉凉”，非学科类培训被推上“C位”，涨价成了常规操作。
记者随机采访了5名给孩子报了非学科类培训的家长，其中有3人表示近期课程相较以往有了涨幅。
“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受到‘双减’影响，这类素质培训今后会更‘吃香’，以前价格是推广价，如今恢复‘原价’。”王先生的女儿在北京市东城区某舞蹈培训机构学习，现在每节课的价格比当初上涨了80元。
价格上涨伴随而来的另一问题就是超额收费。
201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
但当记者以咨询者身份询问时，机构仍然推荐记者购买多课时。
“课程一年40课时，单课时300元，购买一年费用是10500元，合每节课260元。购买两年，每节课仅合210元，多买多划算。”海淀区某口才培训班的刘老师透露，目前机构内学员基本都是一年起步。
当记者提出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的规定时，刘老师直言，如果按这个标准购买课时，就只能“走原价”。
对于坊间担心的非学科类培训以打擦边球方式进行学科培训等问题，在此次调查中记者并未发现。记者询问海淀区某国学培训机构，课程是否有助提高语文成绩时，老师表示，课程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对文学历史的兴趣，并教授一些读书、记忆等技巧，并非教授学校教学内容，无法达到“提分”效果。
强化监管直指恶意涨价问题
1月30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指出，随着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一些机构趁机涨价、倾销课时，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双减”成效，要全面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不断巩固深化治理成果。
“一些机构之所以涨价，其实也与之前定价相对较低有关。”丁老师道出个中原委，“双减”推行前，家长们的投入基本集中在学科类培训，很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只得打起“价格战”。
以丁老师所在机构为例，最初定价为3000元20节课，去除老师工资、场地租赁和学员保险等费用，利润并不大。今年寒假，机构虽涨为4000元20节课，但报名人数却提升很多。
在刘俊海看来，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拥有自主定价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适度提高价格，但如果涨幅过高则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会导致市场不良风气的蔓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指出，如果机构在经营成本不增的情况下，涨价过高涉嫌过度逐利，既与教育公益属性相背离，也会加重家庭培训支出负担，冲抵“双减”效果。
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把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明确标准要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确保校外培训治理成效不打折扣。
地方先行探索分类管理制度
其实早在2021年9月2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就释放了要严管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信号。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同时，要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
在培训机构涉及问题最多的预收费领域，率先进行了同步。2021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也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
在储朝晖看来，与学科类培训相比，非学科类培训类别较多，明确主管部门进行分类管理是关键。
记者注意到，教育部近期发布的2022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指导各地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抓紧明确主管部门，实现常态化监管。
目前，浙江、天津等地已先行探索建立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制度。1月17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浙江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指引(试行)》，对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设施条件、从业人员、教学要求及培训材料、审批登记、资金监管等多个方面作出明确要求。
刘俊海认为，明确机构设置门槛、标准有助于未来对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进行“洗牌”，淘汰那些“作坊式”“游击式”的培训机构。
记者注意到，浙江发布的这份指引，虽明确培训机构必须经审批登记，办理许可手续后才能开展培训，但并未提及必须具有“办学许可证”。但在2018年出台的《意见》中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必须经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后，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才能开展培训。
在目前各地出台的政策中，针对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均未有“办学许可证”要求。但《天津市非学科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明确要求“具有办学许可证”。2021年8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坚决做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工作的通知》也要求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发放办学许可证。
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是考虑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管部门不同，比如，艺术类归文化与旅游部门管理，但部门并没有颁发办学许可证的权利。
“当前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制度仍在探索期，各地政策不一可以理解。”但储朝晖认为，即便分类管理，也应保证机构的专业性，分管部门可以对机构的办学条件、师资等进行评估，但最终还是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在办学许可证上把关。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要推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立法，刘俊海认为这很有必要。
“地方政策先行，最终还是要出台国家专项立法，将培训机构监管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刘俊海认为，立法要明确学科类培训和非学科类培训概念和划分标准，明晰机构设置门槛和标准等，更关键的是要建立对培训机构老生常谈的预付费等问题的常态化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