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1952年出生，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
《上海文学》编辑，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问世便反响强烈，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
2013年凭借《繁花》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您画的1970年代的开瓶器扳手，集中了当年沪上男工最幽默的力比多，这种手工当时真这样普遍？
很普遍，是个钳工就可以做，因为无聊，或是本性，当时上海到处是厂，到处工人，工人做“私活”，靠山吃山，非常自然，我画的不算特别，有更夸张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都可以做，可以有，亮晶晶挂在钥匙圈里，实用民间手工。现在到网上搜，一个都找不到了，我以为有人收藏。
最精致手制小玩意还有什么？
女人的各种漂亮发夹，1978年我的工人同事会做这类小东西取悦女工。最简单最容易的是用不锈钢电焊条，做一套或几套粗细不一的毛线棒针。物质匮乏年代，等于古代原始社会，男人静心细气磨一枚骨针送给他喜欢的女人。
那年代常见的手工制作还有什么？
最大宗的应该是各式各样的“火油炉子”，每家几乎都有“上山下乡”的，农村生火做饭不容易，有它就方便多了。这炉子其实就是油灯概念，有一个调节灯芯长短的旋钮装置，其他部分就是用大大小小铁皮改造，能装煤油和灯芯就行，方的圆的饼干桶糖果盒都可以改。上海居民用这种炉子有100年历史，占地小，分量轻，随用随点，古董级的旧样品，就是进口搪瓷质地，荷兰货，粉红、蓝色、灰色搪瓷外表，结构复杂得多，分量也重。到我们那年代，就是自做了，或去“中央商场”淘各类古怪铁皮罐子也行。以前我见过几个都是用饼干桶改的，30年代西洋图案，或国货“泰康”“沙利文”饼干字样。如果有人收藏，洋洋大观。
当时的手工制品，一定是和工厂，工人有关系？
那年头上海男人还会做什么？
据说当时人结婚都自己做家具？
这种平常，对现在年轻人来讲，真难以想象。
说到农场，您画了钉马掌、补碗补缸、打油、做粉条、做豆腐的图画，这究竟是喜欢，还是说明了种种当年的工作？
是我的工作，画图是爱好。我们那边经常盖房子，制砖、装窑、出窑，掏井、砌火炕、砌墙盖瓦等等，是我做过的事，已说不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能说我熟悉。另外比如怎么做白酒，怎么鞣制牛皮，造镰刀怎么打铁，怎么夹钢，怎么肢解一头牛，怎么做一把吉他，是我的旁观。这些过程很入画，细节特别，但我也担心，一旦画多了读者会烦——有时想想，读者完全可以厌倦，但这一堆乱事，除了旁观的，很多工作先后都是安在我一人头上，一件件一年年这么轮着做过来，居然可以接受和忍受，这么一件一件做，我是一种可怜——感觉当年的我很陌生，属于早期文明里的人了，孤岛鲁滨逊那种。
您对当年的印象太深，说上海是“上海”，东北农场就是“我们那边”。
那边是上海的反面，城市反面，沿用一套苏联模式的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农村，有苏联方式的卫生所、大礼堂、小卖部、磨坊、酒坊、油坊、奶牛房、鸡舍、蜂房、果园、菜园、机配厂、发电厂，自给自足“土豆加牛肉”的设计，据说现已经夷为平地了。当年很多事我做过或还没有做，是看别人做，阉割公马惨烈，打鱼则非常自在，沉在科勒河里的柳条鱼篓直径达两米，可以爬进去三个人，像水里一辆坦克。另比如“硝皮”房，上海没见过，这行业据说摩洛哥最有名，我那边是粗制，整张牛皮扒下来，一般先扔到房顶上去，黑白花的，棕色的，黑的黄的，屋里臭气熏天，基本是做简单皮制品，一挂马车所有配件，牛马笼头、鞍子、挽绳、大小鞭子，都用生牛皮做的，同时粗做狗皮褥子、狐狸皮大衣、皮领子、皮帽、老羊皮大衣，干部穿的好羊皮袄，叫“麦穗子毛”。皮帽子和皮大衣脏了怎么弄？不是放在水里洗，喷白酒用小米面去揉。当年的女青年，上海、北京、哈尔滨十六七岁女青年，说不准就是“劁猪”好手——肉猪在幼年都要阉割，不论公母，姑娘家抓起猪崽子，夹肢窝里一夹，手起刀落，一个接一个这样做，而现在我们给小猫去势，是送宠物店里花几百块做手术。
怎么想起画1960年代上海人的“领带扎拖把”？
偶然想到少年时的事，随手记在《外国文艺》目录页上，这次出书，撕下来凑趣。在“破四旧”前的1960年代上半期，其实上海人已在自觉自愿“破”了，“资产阶级”、洋派旧职员，清理出自家领带都用来扎拖把，又勤劳又节约。当时的新中国，领带确实是没什么用，统一中山装、人民装，城市男人，尤其上海男人就要“变废为宝”，风景就是这样。我家曾住的租界路段，也有新一番的滋味，旧名是“亚尔培路”，过去都由白俄开店，牛奶店、美发店、花店——尤其花店是西式的概念，在1960年代中国城市基本没有，而短短这一路段却开有两家，大玻璃橱窗摆满盆花，郁金香、月季、荷包花。1960年到1962年供应困难，影院放映《罗马假日》，这个街区仍然游荡西洋气味，其实也加入符合新时代的“卢湾区第某某粮店”，“徐汇区第某某粮店”——这里两区交界，秋天梧桐树影下，居民们按各家人口的供应量，买回一堆堆植物块茎，就是山芋，北方人叫红薯。这样的马路风景，完全是杂糅的。
1978年“知青大返城”前您病退回沪，就开始当工人？
在上海里弄加工组做工，隔壁是钻石手表厂(第四手表厂)，发觉学手艺很难，其实在东北盖房子就发现了，小说里也这样写——徒弟问师傅，等到了四十岁，他能不能做出师傅那种好“生活”？就是好手艺。师傅不响，意思就是不表态，让徒弟自己悟。学手艺需要悟性，一开始你什么样，一上手，基本就定型了，“干净”的一辈子“干净”，出手邋遢、毛躁，一辈子这习惯改不掉，比如泥瓦工砌一堵墙，砖缝整齐划一，漂亮，没龌龊相，这是天生的禀赋。钳工也是，手势，精度，步骤你都得干净利落，工具再多是没用的，钳工的工具非常之多，开初我总想什么工具都有，各种锉刀、锤子，林林总总一大堆，其实只是工具，做的东西不干不净，很难改掉，我不属于那种一上来悟性就特好的。
但读您的文字，对金属加工非常在行，细节步骤怎么记得这样细？
文字和动手效果，其实是两回事。我很早就发现，任何领域任何环境，都有高手。我又得说“我那个地方”，那地方的刑满遗留人员，都是男的，男犯通常都聪明能干，比如中秋前召开劳改大会，领导问大家，谁会做月饼？底下就有三两个男人起立说，报告政府，过去我在广州，或在上海专做月饼，开饼店。谁会做香肠？报告，我会做。过年做腊肉，做豆腐，做任何什么行当，底下犯人都有答应，都有行家里手潜伏，五花八门，什么都会做。我喜欢看，喜欢去“红炉”玩，看留场师傅和城市小青年怎么打铁，大锤怎么紧跟小锤子，农场小机修厂有两位上海八级钳工师傅，在没有数码技术加工的年代，都靠心想手做，靠普通机器和锉刀慢慢弄，当年八级钳工，等于二级教授的高位，车钳刨磨铣样样精通，其中一位原是上海闸北铁工厂厂主，据说是瞒税判了重刑，这一行过去都拜过“外国铜匠”，无锡人居多，他也是无锡人，什么都会，服刑期间，据说是把劳改大队长的一支十发手枪改成了二十五响，得到“犯人试枪”的最高待遇。
那时候您自己喜欢做什么？
对生活的热爱，念兹在兹，无论创造还是仿效，这习惯几乎繁衍了几代人？
您曾经说过，那时代养成的动手习惯是自娱自乐，是“好的”？
劳动是放空的状态？
首先是“会”，得先有“会劳动”的经验，一般我们当代人，还是把劳动看成“劳改”。
是否可以说，是物质资料匮乏形成了DIY精神？
精神就不好说了，是因为匮乏，“DIY”可以加引号，跟所谓的DIY肯定不一样。当时不少人自己动手，更多人其实是在寻寻觅觅，到处兜，热衷逛旧货店，出口转内销店，当时上海的特色瓷器店有两家，南京东路国华商店，淮海路长春食品店旁的一家，难得会碰见出口转内销的咖啡杯和餐盘，都是因为匮乏。静安寺红都电影院(百乐门)旁旧货店，外国旧表或旧地毯，处理沙发、靠枕……在其他国营店是看不到的。革命年代国际饭店隔壁的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也常有特别的物品出现，西式台布、地毯，出口转内销花纹不对的处理品，3平方米的厚地毯200元，当时工资40块钱，也算贵了。匮乏的时代“DIY”与否，人心都充满了物欲，是上海人的常情。上海人的习惯就是这样，从来不喜欢两袖清风、家徒四壁的生活，可能也与城市本身强烈的生活倾向有关，一直没被毁灭，任何年代的人，都带有本土的继承特征。
您写一个沪西师傅，当年真在垃圾箱里捡到吴湖帆的字画，是真事儿吗？
真事，师傅立刻拿走了，他怎么会交公。
《锁琳琅》里的阿强，是《繁花》的小毛吗？
他是前期的小毛吧，这一代的他们都做工，按笔画说，“工人”两字最简明，其实有他们的复杂性，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纱厂“压锭”，倒闭，转换好多岗位，然后做保安、做门房，泥沙俱下的时代，但不妨碍他们被同等层面的女人们重视。
将小毛或阿强从工人阶级的抽象概念里剥出来，傻大黑粗“工人”形象改为更具体的“人”的表达，是怎样生活在大自鸣钟这地方的？
有次王家卫导演问起“上海消失的街区”，也是想了解“大自鸣钟”这类地块吧，我画了一个图加以说明。
所谓“具体的人的表达”，应该是出自这种有个性的上海区域吧，自然形成的居民聚集地，以前上海有不少这种陈旧区，包括董家渡、曹家渡、杨家渡、老北站山西路、老西门等等，是各种工人、低级职员、“社会闲散人员”杂处之地，即使“文革”最轰轰烈烈时候，这些环境仍然保存了旧时代某些气场，更少程度触及所谓的灵魂，冲击或批判度要轻浅许多。比如小说里写“大妹妹”的娘，旧中国时代一度做过纱厂“拿摩温”，后改做其他，没人知道她的“反动经历”，“文革”开始，只要听到锣鼓响，革命年月到处敲锣打鼓，她就躲到床底下，经常吓得屎尿一身，但直到运动结束，这案底都没暴露。小毛和父母都是工人，或许知道她的问题，但处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不是楼上楼下都是工人家庭的工人新村，属于含有了特殊地域市民气的工人，因此就不发一言。楼上楼下的这种大城市的、三教九流的居住环境积淀，如不拆的话，按古董来讲，是有“包浆”的，所谓“三观”的五花八门，生存气质可一直联系到民初，除非它拆光，现果然全部拆光了，这些特征也就散去了。
与之相比，就是齐美尔说的话——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关系。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就是这种“小城市”，楼上楼下是互相知根知底的各厂工人，这类居住环境，其实是预设的不自然的建筑群，整体安排，就等于森林保护者发现树木生虫，制了一批木盒子鸟窝挂到林子里，引入的鸟种也都经过选择，你希望某一种除虫鸟迁入，就做怎样的鸟窝，是不自然的生态。因此，工人新村一度就是各工厂“积极工人”入住的所在。大妹妹的娘如果住在此地，早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可否调用您的经验，谈谈你熟悉的工人类型吗？
只能凭印象讲了，我熟悉的里弄工厂，有几个大厂来的工人师傅。一个是热血的，回忆1949年，他说“解放了我们就去游行庆祝啊”的那种，为人温和，从不谈所谓“阶级矛盾”等等名堂。另两个也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师傅，没强烈的政治观念，属于“逍遥派”那种老工人。我小说里有这些师傅的影子。80年代初一个师傅告诉我，解放前他很有钱，时髦，可以去大世界玩舞女。比如小毛的爸爸，曾是英商电车公司工人，过去到处玩，结婚了才改好了。小毛妈妈信教，对他讲：你刚生出来就是有罪的，你要好好赎罪。那时英商电车公司只招男工，售票员“揩油”票款，不给乘客票根。这就看怎么理解了，可以说他们“揩油”，是揩外国资本家的油，是革命的。他们同时又认为，这样的外国公司有保障，等于今天外资企业，家里老婆生小孩、补牙齿、生病所花的费用全报销，待遇很高，据说，老外资本家回国前还故意给他们加一回工资。解放后工资调级，学徒一月18元，八级老工人的工资高，200元，300元都有。
比如小毛妈妈，原型里有我北方务农朋友母亲的影子，原是沪西日本纱厂女工。80年代我到他家玩，她说旧社会她的收入很高，细纱车间“接纱头”必须年纪轻，眼明手快。她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到“大自鸣钟”金店买一个金戒指。她说：“小金猜猜看，我当时买了多少金戒指？”我说“猜不出来”。“有一绢头包啊。”绢头就是手帕。
在您的小说里，写解放后上海总工会向中央汇报，宏大叙事夹带很多“八卦”。正巧在看一篇《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里面提到聂云台的上海恒丰纱厂有不少湖南人，1929年同是湖南籍的刘少奇，通过这种帮口观念去接触工人。
最近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谈道：工人和无产阶级其实差别是比较大，包括不少工人的技术、想法、人脉网络都不一样。
“工人阶级”只是大归类，实际还可以分三六九等，一直到十八等，有底层的，苦的——曾经的沪剧《星星之火》对上一代人影响非常大，日本资方杀包身工的事，现在深圳富士康的跳楼自杀又怎样？群体复杂，自主能力强，有革命自觉，有惰性，盲从性，犬牙交错，非技术工人的地位一直最低，里面有多少层的分别？也更容易误导。过去码头工人没技术，因此希望由帮会控制和保护，里外有流氓。在上海，地缘派别里的广东人、宁波人技术工人多，苏北籍工人一般凭劳力吃饭，很多是农民，比如黄包车工人，1930年代的共产党都没办法发动和教育他们，他们只想来上海拉两年车，就回家种地去了，他们最苦受压迫最深，层层盘剥，挣点钱就走。但他们的成分是农民还是工人？马克思说农民阶级是不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究竟怎么弄。
我过去住的曹杨新村，邻居有不少是非技术工人，文化程度低，所谓立场就是看报看的，每天早上可以捧一本《毛选》坐在大门口看。技术工人聪明，有文化，有个人立场，少部分愿意搞运动，罢工。大部分像小毛的师傅，凭技术吃饭。另外就刚才讲的，当时上海不少的工人和农民阶级更接近，和欧洲不一样。几年前外滩美术馆“农民达芬奇”那样的，农民也像工人。
今天来看，当年最后的工人都到退休年纪，换句话说，上海承载的工人空间和特点都已经渐渐消失了？
是第三产业发达的原因？我不知道。工人在上海的位置讲，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才正常？我记得1980年代，在沪西文化宫碰到一个日本研究生，她来上海写论文，题目是《30年代日资纱厂在沪西的分析》，沪西苏州河非常有工厂历史韵味，南岸是工厂、高级职员宿舍，北岸是以前的贫民窟、工人居住地盘。那时她常去老工人家采访，对沪西工人工厂如数家珍，她有一幅30年代日文版的《沪西苏州河流域中资日资纱厂分布图》，我很吃惊，觉得日本人的研究精神那么认真。
工人地位曾经一度提到非常高的程度，包括工会作用，因为上海是工人最多的几个历史时代吧，民国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大部分商品都由上海工人生产，凭票购买，多么高大上。其实1949年后，工厂包括工人，失去的是自由竞争背景，工厂、工人和产品进入了计划，三者在客观上都是封闭状态，等我1970年代进厂，三者的地位已走下坡路，他们的竞争者，包括农民阶级，就是新兴的农村企业，社办厂跟你竞争，等于现在的老外滩旧金融一条街，真正的核心却移到对面陆家嘴了，两岸怎么较劲？老外滩更多是有象征性意味罢了。“工人地位”是具体说法，肯定是默默无闻了，只能代表了一种旧风景，代表旧时代的那些手表厂、纺织厂、香料厂……上海拆掉那么多的旧厂，这种旧象征就落幕了。十多年前我参观鼎鼎大名的“海鸥“照相机厂，进去一看，大厂房是空的，只存了一角，20平方米小工作室。朋友说这是一个老职工承包的，专做老牌“海鸥”镀金方镜照相机，几万平方米的厂，都做房地产了，只剩一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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