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
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澎湃新闻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
章兴提供的登报公示转账记录及湖北媒体于2021年6月18日刊登的公示
对方以“营养费”的名义，一开始要价6.6万元，但章兴算了算，前前后后共转账了近8万元。孩子出生第七天，他就和妻子去医院抱了回来。章兴说，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制定协议。厚厚一叠，像一本册子，双方签字并盖了手印。“当时我就明说，如果将来扯皮，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大不了就一起进去吃牢饭，他们卖孩子是犯法的。”
孩子皮肤白皙，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像个洋娃娃，让夫妻俩很是喜欢，但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孩子落不了户，让他们犯起愁来。
这两句话，引起了上官正义的注意。章兴此后向其坦言，“我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与章兴的聊天记录
孩子落户的主要依据是医学出生证明（简称出生证），可以凭司法亲子鉴定结果补办。近年来，随着对开具出生证的监管的加强，通过以“捡拾弃婴”之名报假警，并以收养弃婴的方式上户，逐渐成为“洗白”孩子身份的一种新路径——而这种“合法化”的方式，给打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建始县民政局彭姓主任
9月10日傍晚，澎湃新闻记者在建始县民政局附近见到了章兴。他刚开了80多公里山路，把负责评估收养条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县城。初次见面，章兴有些拘谨，但聊起给孩子上户，他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表示，“报假警”是民政局一个彭姓主任出的主意，而“派出所关系”指的是建始县公安局某派出所驻村的刘姓辅警，负责维持村里治安，三十多岁，“是刘雁的爷爷辈亲戚”。
11日上午，记者来到刘雁家，新修的两层楼房位于半山腰处，背山朝南，上下各有四个房间，门口晒着豆角和一些药材，与其他两户人家并排紧挨。章兴满头大汗赶回来，刘雁父母还留在山上忙着打理十几亩土地。推开仿红木大门，走进客厅的左侧第一个房间，刘雁独自抱着女儿偎在沙发上。她一米四十几的个头，皮肤白皙，体态丰腴。望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女儿，刘雁一脸宠溺，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白天她爸还能抱一抱，一到晚上，就只黏着我”。孩子一岁多，她只带出门一两次，“就怕别人给我抱走了”。
章兴提供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无生育证明及收养登记证
章兴此前发来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上写着，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自家屋后水沟处捡到的，但记者注意到，刘雁家的房子紧靠山体斜坡，坡上是一片玉米田，难以走近。“走形式来了一下。”章兴坦言，当天凌晨，他报警称“捡”到了孩子，在出警过程中，刘姓辅警“让人关了记录仪”，直接写了出警记录，盖完章就走了，“孩子丢在哪儿，都是他写的，我们只签了一个字”。出警结束后，接下来的笔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等流程也“一路绿灯”。今年6月16日，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拾到女婴“情况属实”。
澎湃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报案证明显示，邻居徐老汉是事发当时的见证人。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家的房子紧挨刘雁家，事发当时，他并未亲眼见到女婴被弃在刘家门前，直到次日刘家亲属抱着孩子到其家中借婴儿衣服，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捡到的。孩子被丢在哪儿？他也说不清，“大概是丢在家门前吧。”他还表示，女婴被弃前，就已经在刘家住上了。
9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建始县民政局，找到了章兴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他是儿童及养老福利科的负责人。
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一开始，记者以当地人的身份，询问如何将领养来的孩子合法化，他表示，“违反法律法规，涉及到买卖关系都不行。”聊了一会儿，见记者似乎有难言之隐，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谈。走到屋外的开阔处，彭主任点上烟，开门见山说道，“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和我说”。当记者表示有一个买来的孩子，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能否通过“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他犹豫了一下，说：“捡拾（的方式）很难，但你们能把那边弄好的话，也可以。”
他所说的“那边”，指的是基层公安部门。“孩子丢在哪儿，就找对应辖区派出所负责出警的人。”彭主任解释道，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民政部门以公安机关的核查为准，在调取报案记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结果等资料后，进入登报公示流程，“至少公示2个月”，接下来，核查收养人的犯罪记录、家庭收入情况、房产证明等情况，核查是否符合收养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章兴夫妇均满足以上条件。
当记者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落户，彭主任表示，“只能报警，没有其他路了。”
对此，彭主任解释，疫情期间，福利机构内部采取封闭式管理，孩子均由符合收养条件的报案家庭暂时寄养。
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
“宝宝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实在太惨了”
张芦依
今年8月中旬，张芦依传来了好消息，说领到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女宝。为了给孩子上户，她也准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我们跟派出所说好了，等那个接警员值班。”9月1日，她又发来消息，“昨天刚去派出所报案了，等出证明。”
9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常熟市一餐厅见到了张芦依。说起领养孩子的经历，她眉头皱成一团，开始大倒苦水。
她现年32岁，和丈夫都从事会计行业，经相亲介绍后，2014年结婚。婚后，一直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二人世界虽潇洒，但在长辈的心里，没有孩子，始终是一个心结。张芦依说，每年过年，双方亲戚围在一起吃饭，都要提起孩子的事。有一天，张芦依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我都怕到你家吃饭了”，深深刺痛了她。“关键又不是我们不愿意生了，也是没办法啊，反正外人是不会理解的。”她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她想过做试管，但怕风险太高，也想过去福利院登记，但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劝她放弃，“福利院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会白送健康的宝宝进福利院，确定不要就托人找买家。”
2016年，经介绍，张芦依认识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一开始，双方谈好了价钱，但等张芦依夫妇赶到了医院，对方突然变卦，说要把孩子送给自家亲戚。“卖孩子的人会同时找很多下家，估计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吧。”对第一次失败，她始终有些耿耿于怀。
接下来的几年，托亲戚、朋友帮忙留意，搭上一些送养人，但领养之路始终不顺利。“每次问有没有，都说有有有，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张芦依说，有个孕期9个多月的产妇，开始谈得好端端的，后来以感冒为借口，说把孩子打掉了。“谁信？现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孩子很抢手，就看谁出钱多呗。”
今年6月，张芦依的姑妈还在饭桌上提醒她，“有没有熟人，赶紧去领一个，没有孩子是不行的。”
8月初，在一次喜宴上，张芦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个女娃。当时，这个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大了。为了避免再被对方放鸽子，经两方中间人沟通后，张芦依和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来。
本来双方说好的是8万元，但接走的前一晚8点多，中间人通知她，“带好9万，孩子接走。”当天清晨7点多，张芦依和丈夫一行4人来到了送养人提供的地址，眼前的场景让她有些吃惊。
张芦依称，这是位于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孩子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旁边只有一个奶瓶、一个温水壶，还有一罐奶粉，“没见过的牌子”。
张芦依说，孩子的亲生父母均是外来打工人员，三十多岁。两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再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多，张芦依领养的是老二。给完现金，张芦依让婆婆赶紧把孩子抱走。孩子的母亲本想收拾两件衣服让她带走，回头看到孩子不见了，只是淡淡说了句，“已经走啦”，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
“还好让我们抱走了，宝宝在这样的家庭，实在太惨了。”张芦依一边翻阅手机里女儿的照片，一边感慨道。
孩子到家后，亲戚们的闲言碎语消失了，家里的欢声笑语逐渐多了起来，丈夫充当奶爸，婆婆时常抱着孙女出门遛弯。张芦依则开始了报假警的计划。她透露，她的一个闺蜜也通过这个方式，帮孩子上了户，“现在虚岁6岁，都上中班了”。
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姓辅警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报完案，张芦依就准备好了登报公示所需的照片。闺蜜提醒她，等待派出所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的同时，可以陆续办理民政部门所需的收养材料。张芦依表示，“派出所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就是跟着步骤走，民政、福利院没有太大关系，最多走一年。”
9月17日中午，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了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某。当天他没上班，穿着一身休闲便装。当记者询问如何报假警上户，他表示，要先打听好所在城市的弃婴收养政策，接着寻找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人脉关系，如负责区域治安的社区民警。
“上户这个事急不来，孩子上学前都可以办，还是先去想办法找找关系吧。”他建议道。
“要理性看待所谓的‘良性违法’行为，不该纵容”
新生儿亲生父母假借“送养”名义，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取高额利益，是目前构成拐卖儿童罪中比较突出的一类。
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创始人、北京安盟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永将指出，无论是公安部的儿童失踪紧急发布平台，失踪人口DNA数据库、还是CCSER等民间互助平台，对于“亲生亲卖”这一类犯罪事实，几乎束手无策，“孩子的亲生父母既是案件的出卖方，也是受益人，不容易暴露。我们根本无法及时发现案件的发生，更别提快速打击和查找了。”
他认为，通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现象，是“亲生亲卖”形成完整产业链后，为规避法律风险而衍化出一种更加隐蔽的犯罪手段。
上官正义向澎湃新闻表示，近年来，此类犯罪行为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呈上升趋势，公职人员通过“暗箱操作”，行使职能之便，徇私枉法，为“洗白”被拐儿童身份提供庇护，给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带来了巨大挑战。“暴露出了儿童收养在制度建设、政策环境及实际操作等方面，都存在程序漏洞。”
该如何打击此类犯罪行为？上官正义认为，首先，要加强制约和监督基层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这三方职能部门的实质审查规范，堵死执法层面可能出现的漏洞。
除了提高职能人员职业素养，加强多部门的协调审核机制外，上官正义建议，全国公安机关可以对“捡拾弃婴报案证明”采用统一编码，开具后及时存档，定期审查。同时，公安部门可协同民政部门，对近年来以捡拾弃婴的方式，办理合法收养程序的家庭展开二度排查。
张永将认为，可以借鉴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形成多人陪审团制度，如招募具有公信力的民间人士或者从各行各业随机抽选的普通民众，共同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他解释，如果出警人员或者开具收养证的民政部门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就容易出现提前串通的情况。但当负责人的权力被分化，孩子的收养出现了一定的随机性及不确定性，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预防效果，从而破坏买卖关系。
“如果我假称拾到孩子，但发现不能指定让我收养这个孩子，那谁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花钱买一个‘可能性’，还再去报假警呢？”张永将说。
其次，拐卖儿童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犯罪行为，在调整与完善现行收养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买方的行政处罚力度。
对比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5年-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这个数字逐年大幅递减，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孤儿19.3万人——同比减少了30.9万人。但五年间的全国办理收养登记件数总体而言浮动较小，除了2015年超过2万件，2016年至2020年，均超过1万件。稳定的收养需求始终存在。
民政局网站《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2016年-2020年收养登记情况表
“立法层面需要考虑实际情况。”结合多年在基层民政部门工作的经历，彭主任认为，可以适当修改，扩大收养人的范围，简化领养手续、降低收养门槛，提高领养成功率，出台更多的细则。
章兴说，接回孩子的当天，刘雁的爷爷塞给他500块钱，“连自己的亲孙女，都只给200块”。刘雁说，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不同，她会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给予孩子最好的。张芦依说，这个孩子，像个小天使，让她相信了何为缘分。
但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向澎湃新闻特别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中较为盛行“如果结果是好的，或者初衷是好的，违法就是可以原谅”这类观念，很容易造成纵容违法犯罪的恶果。
张善根认为，保护儿童的方向应当是压实父母的监护责任和法定义务，保障儿童在原生家庭中健康成长，而不是出现可能不利因素时就把孩子转给其他人收养。这在本质上可能会背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目的，也会诱发买卖孩子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理性看待所谓的‘良性违法’行为，不该纵容，更不应当鼓励类似行为的发生。”
今年9月1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官网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官网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国家医疗保障局答复称，医保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提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同时，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良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其实是阻却违法犯罪的最佳利器，一味依赖法律高压来打击，难以真正化解儿童买卖的困局。”张善根说。
（文中张芦依、章兴、刘雁均是化名）
（原标题：暗访｜被卖婴儿身份“洗白”调查：假称捡拾，报假警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