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关于“股权代持”的裁判规则｜含4大实务要点
▌编者按
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基于法律规避、企业改制、股权信托设计等原因，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实践中，由于股权代持会导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不一致，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理，因此存在实际出资人的股东权利行使、对公司债务的承担、二者个人财产的认定等问题。
截至2019年1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键入“股权代持(民事案件)”共检索出4043篇裁判文书，其中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45篇。本文致力于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予以梳理说明。
▌理论介绍
在公司实务中，某些公司投资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参与公司，但为了通过投资享受公司经营收益，就以另一人的名义出资，使另一人成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股东，投资人自己则在幕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投资人即实际出资人，另一人则为名义股东。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之间往往通过签订合同来规定双方的关系以及权益分配，只要该合同没有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就应当认定有效。名义股东虽然仅在名义上行使股东权利，但不能私自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而且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仍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当然名义股东在赔偿之后，仍可向实际出资人追偿。(雷振虎主编：《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168页。)
▌股权代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公司登记事项中，实际出资人与登记公示的股东不符或不完全相符。根据商事外观主义的要求，商事登记事项因公示而取得公信力。如果公司登记中实际出资人与登记的股东不符，只有在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登记公示的股东才能取得公司法上的股东地位。
第二，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存在契约、信托或者其他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也就是说，显名股东和隐名出资人不一致是基于某种法律关系的存在，并通过公司设立者的申请登记行为使之得以实现。如果是由于申请登记者的错误申请或者公司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有误而造成登记股东与实际出资者不一致，则不是隐名出资的问题了。如果显名股东为虚构主体，但由于显名股东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产生隐名出资法律关系。
第三，隐名出资中的隐名指的是公司登记的公示状态;公司中其他股东对隐名出资情况是否知悉并不影响隐名出资的成立，但知情与否可能会影响到其在公司里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隐名出资由于与公司登记的公示原则相背离以及对其他股东信赖利益的损害，而被认为是非适法状态;但是隐名出资关系本身并不会因此被赋予完全否定性的效力评价;但隐名出资人可能会因“隐名”而使其权利受限、责任扩张。(刘韶华主编：《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裁判规则
实务要点一：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案件：1.王仁岐与刘爱苹、詹志才等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最高院认为：
本案中，王仁岐与詹志才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志才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爱苹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案件：2.刘营兰;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郭建生;滕秀明;廖志伟;江西鑫诚建生投资有限公司;赣州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名忠;颜明才;谢优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关于谢优春提出停止执行中盛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及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根据该案现已查明的事实，中盛公司在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郭建生、徐名忠、颜明才、滕秀明。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依另案生效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冻结并强制执行郭建生在中盛公司的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该案中，谢优春是否为中盛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影响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实现其请求对郭建生股权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故谢优春关于停止对郭建生所持有中盛公司股权强制执行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实务要点二：
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一般应当以当事人是否签订有明确的股权代持协议或者形成明确合意为基础，不能仅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转账凭证或者股权的出资情况认定股权代持关系。
案件：1.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与刘婧与王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王昊为江苏圣奥公司登记股东，以股东身份完成出资、增资、分红及股权转让行为等。王昊取得的股东身份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刘婧在诉讼中主张其与王昊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证据不充分。代持股关系应当基于委托关系形成，委托关系为双方法律行为，需双方当事人有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签订委托合同或者代持股协议，对未签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有事实行为的，也可以依法认定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并以此法律关系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建立委托代持股份关系。本案中刘婧未提交其与王昊之间关于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与王昊之间对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因刘婧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其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昊与刘婧之间的资金往来实际存在，其资金关系可以另行解决。
案件：2.李艳萍、屈少英与甘肃福明高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林祥明借款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10号
实务要点三：
显名股东未参与实际经营及不履行股东监管职责及清算义务，属于怠于行使股东权利，导致公司被非法注销而无法清算，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案件：温进才、李殷英等与温进才、李殷英等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09号
实务要点四：
当事人对于其为显名股东的事实知悉认可的，即使其签名及印章并非本人所为，仍视其为显名股东，承担股东应负的法律责任。
案件：常菊英、濮阳市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433号
隐名股东如何签订股权代持协议！
股权代持已越来越多得被运用到投融资市场，很多公司实际投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或政策的限制，选择采用股权代持这种变通的方式进行投资，使投资过程变得更加便捷顺利。
2017上半年热播的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圈粉无数，是老中青三代共同讨论的话题。而在现实生活中，本剧集的编剧—周梅森的故事，从律师的眼光看，其精彩程度比起电视剧毫不逊色。今年2月，南方周末网站以《反腐剧的春天悄然来临》为题，刊发了对《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的专访。
“我就是倒霉的大风公司工人们”！
周梅森介绍称，2014年，他的老家民营企业不断倒闭，他前前后后投入4000万元左右借款，换得隐名持有徐州当地一家银行的股权，结果该股权因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负债太多且违规抵押而被多家法院查封。他的资金链断裂后，银行要收回股权。“手持股权证自以为高枕无忧的我，就此卷进了两年多的股权官司。”周梅森称，这场官司走进了《人民的名义》，而他本人“就是小说和电视剧里股权被卖掉的倒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
1、何为股权代持？
相比编剧同志以持有股权证主张股东资格，许多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显名股东）之间往往仅通过一纸的股权代持协议确定存在代为持有股权或股份的事实。
2、为什么会有股权代持？
1保护实际出资人的隐秘性
在中国的真实社会经济运行中，产生代持股份的原因更多的是灰色的，甚至黑色的。代持的原因有可能是真实的出资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比如有的真实出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够开展公司经营。
2股权转让更加灵活
股权代持已越来越多得被运用到投融资市场，很多创业公司实际投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或政策的限制，选择采用股权代持这种变通的方式进行投资，使投资过程变得更加便捷顺利。
同时对于搭建了VIE架构的公司，在进行股权激励时，采用代持模式还能避免员工境外持股的麻烦。
3为了相互担保银行融资，通过代持的方式设立多家非关联企业
4规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此外，还有些代持是为了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避免关联交易、禁业竞止等。
3、“简陋”的股权代持协议无法保障隐名股东权益
根据司法的解释，实际上代持是合法的，同时只要代持协议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都是有效的。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绝大多数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以为只要签订了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就不存在后患之忧，但当他们真正面临名义股东侵害时却往往感到维权艰难，其原因在于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股权代持协议过于“简陋”。一些隐名股东签订协议前没有结合自身及公司情况，对股权代持风险进行评估，只是简单地直接照搬网络模版，从而出现了许多形式大于内容的股权代持协议，让隐名股东“窝囊”地屈居幕后，更无法保障有本应享有的股权投资收益。
4、股权代持协议的性质与风险紧密相连
1存在股东身份不被认可的风险
由于实际出资人的姓名并不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那么在法律上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是不被认可的，股东的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一系列的权利都需要由代持股人行使，必然导致风险的存在。代持股人转让股份、质押股份的行为，实际出资人都很难控制。
签署股权代持协议，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双方构成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协议本身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显名股东将名下股权转让、质押给善意第三人，其应是有效的，即隐名股东可以因利益受损向显名股东追偿，但无权申请法院判定转让和质押行为无效。同时，在股权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客观上会存在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后果。
简单的说，当第三方不知情的时候，接受了名义股东转让的股份，这种行为是有效的，实际出资人只能找名义股东追索，第三方不承担责任。
2在经营中，代持股人可能会恶意损害实际股东的利益
比如，滥用经营管理权、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给实际出资人造成的财产损失。
3代持股人可能由于自身原因导致诉讼而被法院冻结保全或者执行名下的代持股权
当代持股人出现其他不能偿还的债务时，法院和其他有权机关也可以依法查封上述股权，并将代持股权用于偿还代持股人的债务。实际出资人如果未能及时阻止，只有依据代持股协议向代持股人主张赔偿责任。
4代持股人意外死亡引发继承或离婚纠纷时
代持的这些风险与代持的性质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能单独割裂开，对于那些私底下的灰色的代持协议更是如此。人的任何行为都是遵循成本和收益原则的，代持有风险，仍然选择代持，其原因自然也可从收益成本两方面去考量。
5未来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
当然，如果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各司其职良好合作，以上风险也许都能避免。但是代持协议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未来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当条件成熟、实际出资人准备解除代持协议时，税务问题就随之而来——从外观上看，实际出资人是从名义股东那里受让了股权，当然需要缴税！通常，税务机关对于当事人辩称因为股权代持关系，并未发生股权转让的说法并不认可，要求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缴税。
5、如何签订一份合格的股权代持协议？
股权代持协议对合同双方有约束力，法律并不禁止此种行为，此种协议是有效合同。股权代持的双方发生权属纠纷，以合同约定为准，所以一份合格的股权代持协议显得十分重要。
1、股权代持协议中明确出资款的性质及支付方式（确保一致性）
以证明隐名股东已实际出资。我们的编剧同志用绳命告诉大家：“代持有风险，打款需谨慎。”
2、股权代持协议中明确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如确认隐名股东作为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名义股东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以证明隐名股东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避免名义股东无权处分。
3、如隐名股东拟实际参与公司决策管理
6、从“幕后”走到“台前”，隐名股东显名化
隐名股东显名化，即实际出资人取代名义出资人而成为显名股东。尽管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约定由其作为股东是隐名股东取代显名股东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双方当事人间的约定无法对抗公司内部公示制度对显名股东股东资格之确认。隐名股东的显名化需要得到公司及其他过半数股东（若为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股东资格的确认。
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若隐名股东能争取做到以下三点，则有助于确保后续顺利显名化：
1、争取提前与名义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避免日后名义股东不配合。
2、争取与显名股东及公司三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公司直接向隐名股东支付红利以及在条件成就时，配合名义股东积极完成隐名股东显名化的工作。
3、争取让公司其他过半数股东在股权代持协议上签字确认（若代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避免日后其他股东以行使优先购买权为由，阻碍隐名股东显名化。
7、在不明白的世界中做个明白人
如果确定接受股权代持，则需要精心设计规划股权代持方案，综合考虑投资益、公司控制权管理、财产处分及隐名股东显名化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股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有一个细节没处理好，就是一个潜在的的定时炸弹。
观点
股权代持不少见，但股权代持通过法院调解来确权的实属罕见。拟IPO企业河南蓝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蓝信”、“公司”），国有企业员工任职内投资关联关系企业，股权代持，代持期间谋划海外上市，最终动用法院来确认真实股权关系。
1、代持的原因？
河南蓝信成立于2006年2月，而彼时实际控制人赵建州尚在郑州铁路局电务检测所（系郑州铁路局电务处下属二级机构）工作。
据披露：
赵建州在郑州铁路局电务检测所工作期间（含借调期间）其人事编制为企业编制，系国有企业员工，当然不能在外投资企业直接持有河南蓝信的股权。公司另一名重要股东张华，2005年6月-2010年10月任信号通信试验维修中心调研员；2010年10月方才退休。公司设立时，两名股东均在国有企业担任职务，只能由他人代持公司股权。
这里涉及第一个法律问题：国有企业员工是否可以保留编制对外投资？依据《国资委发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规定，关联企业指与本国有企业有关联关系或业务关联且无国有股份的企业。
国有企业中已投资上述不得投资的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本意见印发后1年内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在股权转让完成或辞去所任职务之前，不得向其投资企业增加投资。已投资上述不得投资的企业的其他职工晋升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须在晋升后6个月内转让所持股份。
需清退或转让股权的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范围是指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企业职能部门正副职人员等，以及企业返聘的原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退休后返聘担任中层以上管理职务的人员。
中层以下普通职工究竟能否投资关联企业，若违反该承担何种责任？若本案例IPO顺利过会，则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2、客户、供应商
公司客户主要为铁路总公司、各铁路局、和利时公司及通号设计院。2017年1~6月，公司前五名客户分别为中国铁路总公司、通号设计院、和利时公司、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郑州铁路局。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为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北京市华铁信息技术开发总公司、北京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瑞士哈斯勒、河南思维精工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铁信息技术开发总公司系铁道科学研究院全资子公司；北京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系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全资子公司。
公司向瑞士哈斯勒采购的产品全部为司法记录仪（JRU），均为海外进口，提供DMS与时速300公里及以上速度级别型号动车组的数据通道，核心产品的采购。
3、代持的还原
公司历史上工商登记的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权存在代持安排。截至2013年10月：
由于对代持恢复事项协商不一致，赵建州、张华于2013年10月提起司法诉讼，要求恢复实质持股关系。经法院调解，各方于2013年11月就代持恢复事项达成调解合意。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6日出具（2013）登民一初字第2752号、2753号《民事调解书》，赵全奇所持有的蓝信有限17.1%股权（对应200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为张华，赵全奇将其代持的上述股权回转给实益股东张华，同时张华应向赵全奇支付4万元费用。赵全奇所持有的蓝信有限8.6%股权（对应100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为赵建州，赵全奇将其代持的100万元出资额回转给实益股东赵建州，同时赵建州应向赵全奇支付2万元费用。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2日出具（2013）开民初字第6726号《民事调解书》、（2013）开民初字第6727号《民事调解书》，吕豪英所持有的蓝信有限51.4%股权（对应600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为赵建州、王洪良所持有的蓝信有限8.6%股权（对应100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为赵建州，吕豪英将其代持的600万元出资额回转给实益股东赵建州，王洪良将其代持的100万元出资额回转给实益股东赵建州；同时赵建州应向吕豪英支付8万元费用、应向王洪良支付2万元费用。
4、代持期间竟筹划海外上市，是否曾涉及虚假披露？
蓝信有限于2010年开始筹划境外上市，至2014年逐步终止。
经办过海外上市的小伙伴都知道，办理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海外上市准备事项已进入后期。问题来了，河南蓝天是否已向海外交易所递交申报材料呢？公司实际股东赵建州、张松并未持有海外拟上市主体任何股份，实际上仍由名义股东进行了代持。如果已向海外交易所申报IPO材料，公司股权情况极可能并未披露赵建州、张松持股情况，是否可能涉及虚假信息披露？
最后，IPO项目涉及以下三类事项极可能被否：
1、财务造假或者财务报表真实性存疑；
2、持续盈利能力存疑。客户、供应商依赖第三方，被否概率超高；
3、实际控制人诚信存疑。如果实际控制人曾存虚假信息披露黑点，前景黯淡。
最全股权代持原因汇编
清理代持问题，可将隐名股东显名化，可由隐名股东将股权（份）转让给名义股东或有关联的第三方，或者将股权（份）转让给无关第三方。股权代持的解决难点在于对其形成原因、演变及解除过程（真实性、合法性、彻底性）的确认，确保不存在因此而发生的潜在纠纷。
结合数十个上市、挂牌案例，一起来看看经确认的代持原因都有哪些。
一、（以为）身份不适合做股东
（一）身份不适合做股东
案例NO.1欧浦钢网（002711）：夫妻间代持
代持原因：由于陈秀萍在发行人2010年8月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时已取得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若其受让发行人股份，将使发行人的企业性质发生变更。因此，基于不改变发行人企业性质的考虑，萧铭昆、陈秀萍夫妻二人同意由萧铭昆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案例NO.2新视野（833828）：国企中高层管理人员
点评：据反馈回复，李航在中国网通广州分公司任职期间（2010年离职），新视野有限未实际开展任何经营活动。这是开着公司盛情等小股东（彼时持股10%）的节奏啊！
案例NO.3万佳科技（836572）：银行工作人员
代持原因：团军于万佳有限设立时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镇江支行，直至2002年离职，在职期间进行对外投资违反在职单位的规定。
（二）“以为”身份不适合/不便做股东
案例NO.4志诚教育（836711）：中学教师
代持原因：志诚有限设立时，被代持人金全荣当时作为中学教师。虽直接以自身名义投资入股不存在法律障碍，但由于尚未离职，决定由其岳母作为持股代表，代为持有公司股权。
案例NO.5博伊特（833980）
代持原因：金静芳女士于2004年7月至2009年5月期间任职于无锡市天联化工有限公司，由于其对公司法的理解存在误区，其认为在企业任职期间不能作作为股东参与投资设立其他企业，故委托吴国忠先生代持其股份。
二、规避法律的某些强制性规定
案例NO.6正新农贷（833843）：持股限制
代持原因：《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的通知》（苏金融办发〔2011〕50号）规定，“最大股东及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因汶河房地产及其关联方徐雷、王渠合计持有公司43.75%的股权，超过规定（最大股东及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徐雷、王渠采取了委托持股的方式。
案例NO.7扬杰科技（300373）：中外合资企业问题
代持原因：梁勤、唐杉、沈颖、刘从宁、戴娟、左国军、徐萍、王冬艳等8名自然人拟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中外合资企业扬州扬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25%。因为梁勤等无法注册中外合资企业，因此委托广禾洋行（香港公司）代为出资。
点评：境外股东代持事项涉及外商投资、外汇、税务等各方面的合法合规问题，因此，涉及的外商投资、外汇、税务部门的必要确认不可或缺。
案例NO.8时代华影（832024）：中外合资企业问题
点评：从公司设立时的直接代持，到整体变更时的间接代持，这朋友比较给力！
案例NO.9光环新网（300383）：合营企业问题
点评：虽然光环集团实际并未出资，但耿殿根与光环集团约定，在当时以光环集团名义持有的光环有限的股权中，光环集团实际占有12%的权益，耿殿根占有88%的权益。
三、实际投资者人数太多
案例NO.10葵花药业（002737）：股东代表
代持原因：2000年12月，伊春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出具伊经贸发[2000]106《关于<黑龙江省铁力制药厂改制方案>的批复》，同意铁力制药厂进行改制，由铁力制药厂职工出资购买改制资产并以所购资产作为出资设立红叶制药。红叶制药成立于2001年2月，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入股职工为518人。鉴于当时的法律法规对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限制，因此，红叶制药设立时的部分职工作为股东代表代其他职工持有股权。
点评：根据发行人介绍，红叶制药成立后经营效益一直较差，因此，部分职工已将其所持有的出资对外转让。现十余年后，葵花药业的市价约35元每股。哪知呢？
案例NO.11苏州设计（300500）：职工持股会
代持原因：鉴于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共有154名职工拟出资成为苏州有限的股东，股东人数超过了当时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最多50人的规定。因此，2001年10月15日，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向苏州市总工会提交了《关于设立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会的申请》，申请成立由张林华等124名拟持有苏州有限股权的职工组成的职工持股会。经苏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苏州市总工会于2002年7月2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组建<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的批复》（苏工持复（2002）006号）批准，苏州有限成立职工持股会。苏州有限在办理工商登记时，职工持股会以苏州有限工会的名义进行登记，苏州有限工会代表张林华等120名职工股东持有苏州有限210.40万元出资额。
点评：本案中，职工持股会清理，须经过有权部门批准，须将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按原持股比例转给其内部成员。
四、提高工商登记以及股东会效率
案例NO.12施勒智能（833556）：股东工商局签字麻烦
代持原因：施勒有限所属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上海市普陀区工商局（现为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及公司股东和资本变更登记事宜要求股东本人亲自到场进行确认，但实际出资人韩中华、孙巍、牛赫楠、王琦楠、孙芷茵、张海珠、朱星奇、王旭峰在施勒有限住所地以外的省份居住，不便于现场出席股东会议、行使表决权，亦不便于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由他人代为持有施勒有限的股权。
点评：外地股东工商局现场签字是不能承受之“远”！
案例NO.13华虹计通（300330）
代持原因：为了便于管理并提高股东会效率，根据《合资经营》协议及自然人股东40万元的总出资额，经三家法人单位协商同意，按每4万元出资额一名自然人股东代表的比例，确定自然人股东代表（显名股东）人数为10名，其余实际自然人股东均不进行工商登记，其实际所持股权及投票权由股东代表（显名股东）代为持有及行使，成为隐名股东。
案例NO.14晨晓科技（835820）
代持原因：晨晓有限设立时，王志骏等四位实际出资人仍在UT斯达康有限公司任职尚未办完离职手续，为方便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等原因，委托时任公司出纳的刘丽娟（亦为研发人员陈罡之配偶）以其名义办理晨晓有限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案例NO.15澳沙科技（833051）
代持原因：代持原因为单秋芳常住衢州，王丽娜常住上海，为了便于办理公司在杭州设立时的签字手续，故委托张学禹代为持股。
案例NO.16天智科技（833145）
案例NO.17正帆科技（834317）
代持原因：正帆有限当时生产经营亟待补充资金，由俞飞（名义股东）持有股权，所需的工商审批程序周期较短。
案例NO.18中电环保（300172）
代持原因：为保持公司股权架构的稳定性，稳定入股对象，提升共同创业的积极性，提高公司管理决策的效率，避免因实际持股状况变动而频繁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案例NO.19万佳科技（836572）
代持原因：谭煜东在万佳有限设立时在国外留学，并拟申请Intel公司的研发岗位，不便直接持有万佳有限股份，直至2014年4月回国后在携程（上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任职。
五、一切为了公司的经营业务
案例NO.20中电环保（300172）：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
代持原因：公司创业之初，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政福从公司经营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为使其本人直接持股不致于过高，营造股权相对分散的持股结构，创造有利于引进人才的经营氛围，因而采取了出资代持方式。
点评：用心良苦。。。
案例NO.21时代电影（834146）：借导演影响力
代持原因：滕文骥（名义股东）为资深导演，在中国电影界具有重要影响，希望通过以滕文骥名义出资提升公司影响力，促进未来业务开展。
点评：“虚假宣传”啊！
案例NO.22施勒智能（833556）：核心员工持股
代持原因：2012年2月增资时，原股东同意部分核心员工魏路、贾慧霞、杨晓杰、时述楠对公司出资持股，为避免削弱其他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该等核心员工出资人的股权由控股股东张国义代为持有。
点评：“善意”的谎言。
案例NO.23思维实创（834560）：关联性问题
代持原因：2011年8月，肖红彬筹划收购思维有限，由于肖红彬当时仍在北京北控电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职，为了避免思维有限的客户误以为思维有限与北控科技有关，因此其真实持有的公司股权由翁秀美和陈建民代持。
案例NO.24三茗科技（836595）
代持原因：公司初创时期，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且只能以出让股权的方式进行融资。李增胜作为技术骨干，不太擅长也没有过多精力考虑此事。因此考虑在引进投资者时，由李丽萍向新投资者协商转让股权事宜，有利于李增胜集中精力与公司经营，也有利于李增胜与新股东今后的合作。
案例NO.25拂尘龙（831426）
代持原因：王继武亦与孙亚新、王晋、曹玉兰、苏严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17.232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孙等。考虑到王继武当时担任公司销售总监，为保证公司开展业务的延续性和便利性，决定王继武仍登记为公司股东。
案例NO.26麦克韦尔（834742）
代持原因：麦克有限设立前，陈志平已经控制深圳市思摩尔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注销）等公司，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电子烟生产及销售”与拟设立的麦克有限的经营业务相同。考虑到下游终端客户一般避免与竞争对手选择同一供应商或同一控制下的供应商，为便于麦克有限开发客户及后续客户关系维护，陈志平委托赖宝生和刘平昆代持麦克有限的股权。
六、其他几类原因及情况
（一）：股东自有资金无法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案例NO.27艾迪普（836600）：姐弟间代持
代持原因：根据唐兴波、唐睿出具的说明，唐睿与唐兴波系姐弟关系。2003年4月艾迪普有限设立及2007年10月、2011年4月艾迪普有限增资时，由于唐兴波创业初期资金有限，因此向唐睿借款对艾迪普有限进行出资，双方约定在唐兴波归还借款之前，由唐睿代唐兴波持有艾迪普有限的股权，并约定在唐兴波归还借款之后，唐睿将代唐兴波持有的艾迪普有限股权全部转让给唐兴波。
点评：真是这样的话，亲兄弟明算账，真够理性！
案例NO.28拂尘龙（831426）
代持原因：由于孙亚新个人资金有限无法向孙宏伟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孙亚新经与王晋、曹玉兰、苏严协商，由王晋、曹玉兰、苏严与孙亚新共同出资以孙亚新名义受让孙宏伟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二）同业竞争、竞业禁止问题
案例NO.29中驰股份（834444）
代持原因：袁地保欲成立另外一家同行业公司故委托宋丰四代持中驰装饰股权，后该公司并未成立。
点评：这是企业刚成立就在考虑挂牌、上市时的同业竞争问题啊！
案例NO.30万佳科技（836572）
（三）法律意识淡薄
案例NO.31富源智慧（836772）
代持原因：王维英、孙佳为母子关系，冯建芬、张敏菊为母女关系，孙佳、张敏菊为夫妻关系，有限公司阶段由于公司股东的法律意识淡薄，未意识到股权代持的不规范之处，王维英、冯建芬分别根据儿子孙佳、女儿张敏菊要求，各自分别代为持有公司股权，后为了公司规范化发展，股东已在股份公司成立前对股权代持进行了全部清理，目前公司股东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为他人代为持有股权的情形。
案例NO.32明星电缆（603333）
代持原因：由于李广元对股权登记规范意识不强，同时盛业武、沈卢东均是李广元的亲属和创业伙伴，李广元对二人比较信任，因此，李广元将其对明星有限的出资登记在盛业武、沈卢东名下。
（四）其他原因及情况
案例NO.33毅航互联（834212）：规避初创企业的成长性风险
代持原因：一方面创立初期股东对股份权利人的合规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系对创立期的企业成长性风险规避。
点评：这股东当得太谨慎了！
案例NO.34施勒智能（833556）
点评：这“亲自当股东”怎么和“亲自吃饭”一样听着怪怪的。
案例NO.35炬华科技（300360）
代持原因：2010年10月，炬华实业准备进行增资而炬华实业原股东田龙因个人和身体原因拟离开公司，并决定将持有炬华实业的股权转让。为维持炬华实业增资时股东的出资比例（本轮增资系炬华实业原股东同比例增资），田龙同意待炬华实业增资至4,000万元后再行转让股权。考虑到田龙不愿继续对炬华实业投资，因此由丁敏华出资41.67万元，并委托田龙以其名义进行增资。
案例NO.36易事特（300376）：工会委员会代持股权
1998年4月3日，农工商总公司与张福来、姜巨祥、周天华、康翠兰和武林5名自然人签订了《资产出售成交协议书》和《出售资产付款协议书》，农工商总公司将投入东方集团的所有资产经清产核资后全部出售给张福来等5名自然人。本次资产出售后，东方集团不再实际拥有任何资产，成为零资产公司。
1998年7月28日，农工商总公司与何思模签订《镇有集体净资产出售成交协议书》，该协议书作出了如下约定：农工商总公司将扬州市东方电源设备厂经审计后的镇有集体净资产308.63万元转让给何思模，同时要求何思模对原镇办集体性质的“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市东方电源设备厂”的营业执照进行变更，由何思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或有限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农工商总公司出售给何思模的资产是镇有集体净资产，故原企业“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市东方电源设备厂”改制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何思模承担。
购买东方集团后，何思模以其同时购买的扬州市东方电源设备厂的电源业务资产为基础，个人开始经营东方集团，主要从事稳压电源设备的生产、销售，东方集团的主营业务也由电线电缆的生产变更为电源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东方集团工会委员会与何思模之间关于东方集团的股权代持关系由此形成。
案例NO.37山东华鹏（603021）：离职股东股代持
代持原因：2001年5月新星厂工会（持股会）将所持华鹏有限股权全部转让后，华鹏有限由全体职工持股变为由高层和中层管理职级员工持股，秉承了此前“人资结合、劳资结合、对内不对外、只能内转不能带走”的股权管理原则。2002年1月1日，华鹏有限43名登记股东联合签署《股权内部管理规定》，对华鹏有限股权的转让条件、转让价格、付款方式等作出书面约定。
鉴于公司股东人数较多，股东因退休（病退）、辞职、调离管理职级岗位等原因退股的情形时有发生，公司难以同步确定新的管理职级员工作为股权受让人。为尽可能减少人事变动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公司自2001年10月华鹏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时起引入了夏炎作为名义股东，受让并暂时持有离职股东转让且无明确受让人的股权，等待受让人确定后再进行转让，由此形成“离职股东股代持”现象。
案例NO.38四通新材（300428）：委托管理
委托管理的原因：臧娜因生育孩子未在发行人处任职，也未参与发行人的经营决策与管理，为保证发行人经营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遂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委托其父管理；臧永建、臧亚坤、臧永奕、臧永和虽已成年，但当时尚在上学，无经营管理企业的条件，且从未参与发行人的实际经营管理，为保证发行人经营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遂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委托其父管理。
点评：股权委托管理只是股东委托他人行使股东权利，此种情形下，股东的身份是明确的，与股权代持存在本质区别。
1、股权代持合法吗？
虽然股权代持带有隐藏真实股东身份的因素，但其在法律层面上是受到认可和保护的。
所谓股权代持，也被称为委托持股、隐名持股、股权挂靠，是指实际出资人（即被代持人）与名义出资人（即代持人）以协议或其它形式约定，由名义股东以其自己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由实际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并享有投资权益的一种权利义务安排。
如果企业不进入资本市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通过股权代持协议以约定双方/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仅合法，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必须的。比如，江苏联动（被否）在2000年设立时，存在创始人儿子未成年，创始人和外甥作为股东的情况，后创始人外甥的股权转让给创始人的儿子（2006年之前《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人数应该在2名以上，修订后的《公司法》自2006年1月1日起允许除国有独资公司外，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一人设立）。
监管机构对于IPO企业的股权要求，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从这里可以看出，证监会对IPO企业的要求之一是“股权清晰”，当IPO企业的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产生纠纷或者善意第三人介入，受让（或转让）股份于显名股东，股权纠纷就可能产生；另外，IPO企业的历史沿革复杂，股权代持，再结合历史中多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就会导致股权关系过于复杂。因此，证监会要求企业在IPO前要进行股权代持关系的清理。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从股权代持的来由、过程、结果等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3、股权代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股权代持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曾经《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上限是50人，员工持股人数过多就可能选择股份代持。如上文提到，除了股东上限，还对股东人数的下限有要求（2人），创始人会选择另一个人代持股份，两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在政府部门或其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担任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的人员（含高等学校党政领导干部）
●军人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
●违背竞业禁止规定的人员
●外籍人士或机构
上述5类身份可能受限于法律法规而不能成为股东，其中外籍人士或机构被限制或禁止进入的企业或行业要根据国家不时更新的目录来确定，且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代表不得为自然人。
党政领导干部、军人、国企领导干部、违背竞业禁止规定的人员不能出资企业、成为股东，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此有所了解，我们以本报近期报道的一个企业为例。
宇邦新材在成立时由王应素、秦佩芳在2002年8月设立，合计出资50万元，王应素和秦佩芳分别持有宇邦新材55%、45%的股权。
2009年9月，王应素和秦佩芳分别将其所持宇邦新材55%和45%的股权以平价转让给肖锋和林敏。王应素为肖锋配偶的父亲，秦佩芳为林敏的母亲。
两位股东的特别之处在于，肖锋1991年7月至2007年8月就职于轻工业化学电源研究所，林敏1993年7月至2007年8月就职于轻工业化学电源研究所，并曾担任科长职务。而轻工业化学电源研究所原直属国家轻工业部，大部分员工基本上是公务员。后研究所1999年合并进入江南大学，持续到2007年，这一期间不再属于事业单位。
另外，还有一类情况也会引起证监会的注意，需要企业在IPO前进行清理，那就是当隐名股东为发行人的主要客户或供应商时，容易造成关联方非关联化，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可能引起利益输送等问题，不符合证监会的披露要求。
既然股东或因法律所需或因身份不合法而选择了代持，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股权代持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呢？
4、如何判断股权代持关系的真实性？
无论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是否产生纠纷，律所或保荐代表人均需要确定真实的股权代持情况。
一方面可以通过查阅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委托持股协议并向双方确认，另一方面通过查明隐名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以及隐名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益来判断代持关系的真实性。
5、股权代持过程中是否合法有效？
6、股权代持如何进行解除？
通常，拟上市公司在报送申报稿前，会对股权代持进行解除清理，有些企业出于谨慎原则，会选择在股改前就完成清理。那么如何实施呢？
一般有三种方式，分别为：
一、显名股东将所代持的股权转让给隐名股东或其控制的主体（无偿），进行股权还原，该方式类似于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要履行有限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二、与第一种方式相对，隐名股东将实际出资额转让给显名股东（有偿），使显名股东成为实际股东；
三、显名股东将所代持的股权转让给隐名股东指定的主体（有偿），通常情况下，显名股东从指定股权受让主体取得股权转让价款后，再转付给隐名股东，这种方式同第一种，类似于股东对外转让股权。
最终，股权代持关系解除要达到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IPO企业股权清晰的要求。为了达到法律法规对IPO企业的要求，公司可以由所有股东出具书面承诺，确认其为公司实际股东和最终持有人，所持公司股份权属完整，没有质押、冻结、重大权属纠纷或其他限制性第三人权利，股东权利行使没有障碍和特别限制，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安排的情形。
股权代持究竟怎样安排才算安全？
目前，股权代持已成为大家熟知的一种直接持有股权的变通方式，因其具有隐密性和灵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投资人更便捷地做出适当的出资安排。但这种变通安排却面临着合法性等根本问题，而且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还将面临其他一些更加严峻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原发于公司制的代持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合伙企业中，尤其表现为合伙制基金的合伙份额代持。
在此，本文对股权代持的法律风险加以简要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希望以此对合伙份额代持问题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1、现行法律关于股权代持的主要规定
1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涉及股权代持的有关条款如下：
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2、股权代持可能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
1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被否定的风险
可以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原则上认可了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但认为股权代持协议当然有效则是一种误解，因其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如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股权代持协议将被依法认定为无效。
此外需引起注意的是，本条仅仅明确了股权代持协议的合法地位，但并未明确实际投资人的合法股东地位；明确了依照股权代持协议保护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权益，但对于实际投资人能否享有股东权益问题，仍然规定要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执行。
实践中，股权代持协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的情形还有：
2显名股东恶意侵害隐名股东权益的风险
在一般的股权代持关系中，实际出资人隐于幕后，名义股东则接受隐名股东委托，在台前代为行使股东权利。面对各种诱惑，显名股东很可能违反股权代持协议之约定，侵害隐名股东利益，其主要情形包括：
3隐名股东难以确立股东身份、无法向公司主张权益的风险
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原则上肯定了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益，投资权益只能向名义股东(代持人)主张，而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隐名股东如果想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法律认可的股东，光凭一纸代持协议是不够的。根据司法解释，必须经过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实际出资人方可向法院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之后，隐名股东才能够成为显名股东并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
4显名股东的债权人针对显名股东股权强制执行的风险
在股份代持结构之下，股份登记在显名股东名下，其在法律上将被视为显名股东的财产。如果有第三人(主要是显名股东的债权人)获得针对显名股东的法院生效判决，该第三人极可能提出针对代持股份的执行请求。在这种情形下，隐名股东能否以其系实际出资人为由对抗该第三人的执行请求(提出执行异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
3、股权代持法律风险的防范
鉴于股权代持可能存在上述法律风险，笔者建议拟采用股权代持结构的商业主体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
1股权代持协议效力风险的防范措施
可能影响股权代持协议法律效力的主要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提到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股权代持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该协议实现隐名股东的投资目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可能禁止或限制隐名股东实施投资行为或投资于特定行业。如果隐名股东属于被禁止或限制实施投资行为的人，或者其拟投资的企业所在的行业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投资的特定行业，则股权代持协议可能被认定为具有非法目的。此时，尽管股权代持协议本身并不为法律或行政法规所禁止，但却可能因为其目的的非法性而被认定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从而被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
在股权代持协议架构之下，前述法律风险无法得到有效规避。因此，投资者需要采用其他可能的形式规避前述风险。
通常认为，可以考虑采用下述交易结构规避前述风险：投资者A将其投资资金借贷给B，由B投资于A拟投资的公司C，形成B对C的股权。之后，A和B签署债务清偿协议，约定以B对C的股权未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在扣除B的成本以及A承诺支付给B的相应报酬后，全部支付给A，以清偿B对A的债务。为保障B的债务的履行，B可以委托A行使股权并将其对C持有的部分质押给A并履行必要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显名股东恶意侵害隐名股东权益风险的防范
1.明确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显名股东是名义股东，股东权利只能以他的名义来行使。因此，隐名股东要控制公司，必须约定好股东权利行使方式，比如行使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等必须通过隐名股东同意，显名股东必须按照隐名股东的意愿行使股东权利等。必要时，甚至可以要求显名股东将某些股东权利的行使不可撤销地委托给隐名股东、其职员或其信任的第三人，并提前出具行使股东权利的必要手续。这样的约定可以有效保障隐名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2.排除显名股东的财产权。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显名股东行使其名下股权的财产权，侵害隐名股东的财产权益。当显名股东出现意外死亡、离婚等情况时，其代持的股权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因而也就不能作为遗产或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样就确保了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
3.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约定高额违约责任并予以公证。由于显名股东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标的公司的股东，如果其蓄意实施侵犯隐名股东利益的行为，隐名股东往往难以完全及时有效地制止该行为。因此，最好在签署股权代持协议时就对显名股东损害隐名股东利益的情况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约定严格的违约责任，会对显名股东起到威慑作用，增加其违反股权代持协议、侵害隐名股东利益的成本，使其违约行为得不偿失，从而减少其实施侵害隐名股东利益的行为的可能性。
3隐名股东难以确立股东身份、无法向公司主张权益的风险的防范
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隐名股东尽管享有投资权益，但是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益，投资权益只能向名义股东(代持人)主张，而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显名股东债权人针对代持股权强制执行的风险
在法律上，显名股东是被代持的股权的权利人，代持股份被视为显名股东的财产。如果法院判决显名股东对第三人承担履行债务的义务，而显名股东又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该第三人极可能提出针对代持股份的执行请求。
对此，建议可以考虑采取下列措施，防范代持股份被强制执行的风险：
（1）通过信托的方式实现股份代持；
（2）在股份代持协议中明确排除显名股东针对股份享有的财产权利；
（3）要求受托人将其名义上持有的代持股份以委托人为质权人设定质权，质押给委托人。
股权代持各方法律风险总结
作者/董红超律师
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在商事活动中，尤其是现阶段金融资本运作盛行的商事活动中，股权代持现象越来越多，其中的法律风险也越来也大，应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一、股权代持现象产生的原因
股权代持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实际投资人的“个人需要”。如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不愿暴露自己的财富；竞业禁止的需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并且许多公司章程、劳动合同明确规定董事、公司高管不得经营公司业务相竞争的公司等。
第二大类是便于商业运营。如实际投资人不符合商业合作要求，需要他人代为持股；实际投资人规避公司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等。
第三大类是出于规避法律限制的需要。如实际投资人为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外商投资批准、投资比例、股东人数、股东公务人员身份的限制等。
二、股权代持使实际投资人面临的风险
实际投资人是公司股权的真正出资者，却在股权代持的情况下不持有公司股份，就会面临如下几方面的法律风险：
第二、名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实际投资人利益的风险。由于实际出资人对于代持股份无法行使实际的控制权，则存在名义股东利用对股份的控制权损害实际投资人利益的问题。名义股东滥用经营管理权、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甚至擅自出让或质押股权，都会损害实际出资人的利益。
第四、实际投资人股东资格无法恢复的风险。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因此，实际投资人想要撤销代持关系，恢复股东资格可能会面临两重障碍，第一是其他股东未有过半数同意；第二是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三、股权代持使名义股东面临的风险
名义股东是股权的代持人，是显名股东，名义上持有公司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名义股东在股权代持关系中可能会面临的法律风险如下：
第一、名义股东被要求履行公司出资义务的风险。由于代持协议的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名义股东承担公司的出资义务。如果出现实际投资人违约不出资，那么名义股东面临着必须出资的风险。在实践中，也存在出资不实被公司或善意第三人要求补足出资的情形，这种情形下名义股东不得以代持协议对抗公司或善意第三人。虽然，名义出资人可以在出资后向隐名股东追偿，但也不得不面对诉讼风险。
第二、税收风险。股权代持中，当条件成熟、实际股东准备解除代持协议时，实际投资人和名义股东都将面临税收风险。通常而言，税务机关往往对于实际投资人的“一面之词”并不认可，并要求实际股东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9号对于企业为个人代持的限售股征税问题进行了明确。具体而言，因股权分置改革造成原由个人出资而由企业代持有的限售股，企业转让上述限售股取得的收入，应作为企业应税收入计算纳税。依照该规定完成纳税义务后的限售股转让收入余额转付给实际所有人时不再纳税。在上述的武汉股权代持案例中，武汉国家税务局正是采取了名义股东缴税、余额转付实际股东时不再缴税的税务处理方式。然而，国家税务总局公2011年第39号文件仅适用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情形，对于实际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的其它代持现象仍存在着双重征税的风险。
四、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公司面临的风险
第一、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面临法律障碍。在中国证券资本市场，股权代持是企业绝对的红线，证监会在上市审核实践中全面严格禁止“股权代持”，“代持”几乎成了令监管机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都谈虎色变的雷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股权清晰”成为证监会禁止上市公司出现代持现象的理论依据。目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需要披露到自然人，且不允许代持。
综上所述，公司设立和经营过程中要尽量保持公司股权清晰，解决并防止股权代持情况出现。不可避免的股权代持情况，必须由公司、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三方通过相应的协议或其他约定规避股权代持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原标题：股权代持中的法律风险）
股份代持的法律风险及规避
【导读】：股份代持的行为是很普遍的，股份代持之所以存在，其意义在于：某些出资人不方便或者基于其他考虑而不愿意显示于公司股东名册或登记机关的备案文件之中，于是找寻一个值得信赖并愿意为自己担任名义股东的人来代持股份，然而股份代持的法律风险却客观存在。
一、股份代持双方的法律风险
基于以上法律要点，归纳股份代持双方的法律风险如下：
（一）实际出资人可能面临的风险：
1.股份代持协议因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而无效，实际出资人将无法依据该协议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
2.如果得不到公司半数以上股东认可，实际出资人可能面临无法转正的尴尬局面。
4.名义股东可能会在股利取得、股份表决权的行使、资产分配等方面背离实际出资人的本意或实施损害实际出资人的行为。
5.名义股东如果拖欠债务，其所代持的实际出资人的股权可能会被查封或拍卖。
6.名义股东如果去世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所代持的股权的处置将成为一项难题。
7.其他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名义股东可能面临的风险
1.如果股份代持协议无效，并且名义股东不愿成为该公司的实际股东并且也没有出资能力的时候，对于名义股东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2.实际出资人出资不到位，可能会被公司债权人或其他股东追索。
这里的出资不到位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实际出资人违背约定不愿继续出资，一种是实际出资人发生客观变化而丧失继续出资的能力。
3.如果双方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实际参与公司管理，那么，如果其行为违反公司法规定而被公司或其他股东或债权人主张权利，那么，名义股东很可能被牵涉其中。
4.其他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股份代持双方如何避免法律风险
这样看来，无论是实际出资人还是名义股东，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还是蛮多的。如何避免，很难一概而论，但是有一些原则还是需要遵守的：
2.选择可以信赖的人士作为合作对象，需要考虑对方的信誉、做事方式，比如名义股东的选择其实不太需要其具有良好的资金实力，但是信誉品质为首要考虑，其次就是会不会发生负债的情形，等等，慎重的选择应该是一切交易规避法律风险的基本前提，而不是合同条款的设置或者纠纷或麻烦发生之后的救济；
3.股份代持协议的条款，务必仔细考量、量身定制，至少上面所提及的法律风险在合同中都应该有所反映且规定较为合理的防控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