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或物挡住世界的震撼者（shakers）或是实干家（doers）的去路，除非被认为有用，否则将会被移开。不论何种情形，实干家与对象的关系与个体无关。伐木工并不憎恨森林，征服者个人对被征服者也并不怀恨在心。尽管在牺牲者看来这一行动十分恐怖，实干家可能并不觉得自己残忍，他对牺牲品兴趣不大，或毫无兴趣，这不过是他所见景观的一部分。是做成长凳的一片木料，是套上轭具的公牛，是变成工具的人——这些都是为实际目的行使权力。不过也可以为了愉悦、装饰和名望行使权力，支持这些目的的对象与那些仅仅实用性的对象有所不同，它们被视为贵重物品，是达官贵族景观中可见的要素；它们受到喜爱和纵容，是玩物和宠物。
毫无疑问，就耗费的体力而言，在工作世界耗费的远比游戏世界的多，在经济领域耗费的远比美学文化领域的多。然而如果我们将权力设想为自觉意识到的占有，将身为主宰者设想为自觉意识到的需要，那么工作和游戏、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区分便不太清晰。想一想建筑工地上的指挥两三辆推土机的工头，以及用几把锋利的工具和金属丝“俘虏”荒野并将它限制在一个上釉花盆中的艺术家兼园艺师，比起园艺师，工头是不是更有权力、更有支配性的人物？如果比较移动土壤的分量，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工头主宰自然，但是我们不能如此评判艺术家兼园艺师。不过站在个人感觉的立场，难以评说比起微型园林的缔造者，建筑工地的工头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我们确实可以争论说艺术家或园艺师是更有权力的人物，他更想支配自己的世界。理由是作为个人体验的权力必须由自由意愿释放；在美学和文化领域比在实际事务领域，更可能发生对意愿的嬉戏式运用。
同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相比，园艺师只是稍微改变地球。但他们还是改变了。诸如吟诗作画、描绘风景等其他美学活动，对自然和社会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不过还是存在归纳——因此指挥和控制——的冲动。诗人观察自然并在诗歌中捕捉自然的本质。将外部事物带入人类世界，用词语修饰，以合辙押韵的次序安排。显而易见，绘制风景画是信心十足的融汇行动。在画布或是纸上挥毫，捕捉山岳河流这类使人类显得极为渺小的自然奇观。为“捕获”的自然装裱加框，悬挂在房屋的墙上，供人观赏，或做成令人惬意的背景（一抹荒野），跻身于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并非巧合的是，风景画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当时欧洲人对自己的城市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非常自豪；在中国，风景画流行于宋朝（960—1279），这个时代以商业和经济生活前所未有的扩展而著称。
权力会被滥用。在工作世界这一滥用最惊人的表现是对自然和人类的伤害。可用来衡量的手段引人注目：为修路砍伐了成千上万英亩森林，为采掘银矿或煤矿奴役的民工数不胜数。在游戏的世界，对权力的滥用在量变上不如质变一目了然——为美学目的以各种方式扭曲植物、动物和人性；以各种方式让动物和人——作为宠物和玩物——被迫失去尊严，受到凌辱，而不单是遭受身体的痛苦、缩短寿命和死亡。然而，服从过度的训练和过分的纪律必然感觉痛苦；至于缩短寿命和死亡，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谈到，王公贵族们受到如此强烈的诱惑，要将他们的宠物（植物、动物和人）压缩成缺乏生气和机械玩具之类的仿真物体——变成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达到的冻僵式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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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经济和实际生活领域运用和滥用权力，已经有为数众多的著作。但是关于在美学和文化领域内以类似方式运用权力，尚且著述寥寥；我们已经指出，原因之一是我们趋于将权力和支配同愉悦、游戏和艺术世界分离。由于美学活动中的欢喜成分，我们很容易做出这种分离。当我们喜欢草木，即使喜爱之处在于将枝干扭曲成叉角羚的形状，如何能说我们虐待草木？如果人们培育长着功能丧失的肿泡眼的金鱼变种，很好地照料金鱼并以高价出售，可以将这种行动称作残忍吗？18世纪的贵妇养个黑人男孩当作宠物，这是正当之举吗？她认为是正当的。她难道没有给男孩穿上考究的服装，并给予他特权吗？当然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持不同意见，争论说他的宠物身份，甚至贵妇的宠爱和纵容，都会削弱男孩的尊严。感情会缓和支配，使支配变得柔软并易于接受。不过只有当关系不平等时，感情本身才可能存在。这是人对能够关照庇护的事物表达的温暖之情和优越感。关照（care）这个字散发着仁慈，以至于我们乐于忘记，在我们并不完美的世界上，关照几乎不可避免被庇护和屈尊俯就而玷污。
从事园艺、喂养宠物，以及被称为感情的感觉曾是清白无辜的，这种感觉发生了什么？它们是否现在都因为权力而成为一丘之貉？它们是否都被支配的冲动玷污？是的，但是权力和支配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有些无辜甚至有益，有些凶狠残忍，不过大多数既必要又是善恶兼具的混合物。为了评价权力在美学和文化领域的运作，我们也需要在其他领域的背景下观察权力残暴而且无所不在的运作。在这种广泛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制造和维持宠物终究是一种相当无害的事业。这个事业常常有利于主人，在较低而且有争议的程度上有利于宠物，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