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好不好看，其实已经不是电影领域的问题，吸引观众的更多是机会成本。
为什么飞机上永远都有桑果汁这种不靠谱的饮料呢
这种饮料就像加了很多糖的红墨水，在平时很多人大概看都不看一眼，但在飞机上有很高的“点播率”――你经常会看到一些人略一思索，然后就说：“一杯桑果汁，谢谢。”
如果用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的博物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巨大的谜，那就是：飞行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在小概率事件中尽可能得到更多的奇妙经历是值得的。好吧，虽然我不确定桑果汁到底是不是红墨水，但总比我坐一趟飞机只喝了一杯矿泉水好得多。
当然，我们不坐飞机也能遭遇这样的“桑果汁谜团”。比如，眼下《赤壁》要上映了I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很多媒体之前都透露出《赤壁》有着搞笑的台词，据说周瑜说出了“同一个梦想”，而关云长先生则是一名步兵，弯着腰很有神秘感。听上去，似乎《赤壁》就像一杯加了很多糖的红墨水。但同时，也有很多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了《赤壁》的恢宏之处，而吴宇森和众多名演员的担纲也似乎可以给观众以信心，它听上去又的确像是桑果汁。现在怎么办
每年仅有的那么几部大片就是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大片的意义就在于用很多钱、用很多人、用很多名演员和名阵容、在一个名导演的领导下，掀起一次全年少见的(通常是一部大片比一部大片更猛烈的)宣传风潮，让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时不我待的观赏机遇。他们让观众相信，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合作了，以后也许再也不会有这么大场面了，中国也许再也不会拍盔甲戏了。这可是比大多数人坐飞机的概率要小得多的小概率事件。
我知道你有答案了。看盔甲大片的机会成本非常低，不过几十块钱而已，就算最后你喝到一杯红墨水，也无所谓，反正大家都喝了，更何况你还可以开骂。如果真是一杯美味的桑果汁，那你可就算赚到了。
有点遗憾的是，中国电影市场里的“桑果汁谜团”有点多。大片，我们早几年还这么称呼它，现在可以直接称之为盔甲戏了。很多导演(尤其是香港导演)近年来开始形成了一种“盔甲势力”，从《投名状》、《江山美人》、《见龙卸甲》到如今的《赤壁》，他们的模式基本上用三个词可以概括：人多、穿盔甲、打群架，顶多再加上一句话，“在战争中透见人性”。
谁也不知道导演们是什么时候集体变成了“盔甲控”，但如果由罗伯特弗兰克来解释，恐怕还是他的那套小概率事件和机会成本论。
对于投资方来说，集合巨大的投资是一年中的一次小概率事件――《投名状》投资3亿、《江山美人》号称投资过亿、《见龙卸甲》投资2500万美元、《赤壁》投资6亿――投给名导演拍盔甲巨片当然是值得的，更何况有很多观众张着嘴等着每年一度的大片风暴来席卷他们呢。
我们在这里主要说说机会成本在财务决策中的运用。
一、机会成本的特性
1.机会成本产生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多用性和稀缺性
多用性是指同一经济资源可以有多种用途，而不同用途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所不同；如果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会有机会成本。稀缺性是指将某一经济资源投入一种用途时就不能同时投入其他用途，资源所有者只能获得其中一种用途的收益而不得不放弃其他用途的收益，因此遭受一定的无形损失，这就是机会成本。
2.机会成本是主观预测的结果
机会成本是被放弃的备选用途的可能收益,由于影响收益的各因素的不确定性，不同决策者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决策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经济资源的机会成本预测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机会成本难以准确衡量，分析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测算。
3.机会成本不需要补偿
会计成本是一种已经发生的真实支出，而机会成本只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概念，只存在于决策者头脑中被放弃用途的潜在收益，这种用途并没有实施，这种收益事实上也并未发生，它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支出与损失.
4.机会成本只存在于财务决策分析的过程中
财务决策中分析机会成本，通过对同一经济资源在不同用途中的收益比较，可从中发现获利最大的最优用途，从而做出最佳决策。如此一来，经济资源从效率低的用途转移到效率高的用途上，避免了经济资源的低效浪费，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机会成本是财务决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财务决策中的机会成本分析
机会成本分析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现金持有量决策、应收账款投资决策等方面的分析。
1.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的机会成本分析
在评价某一投资项目可行性时，目前人们最常用的决策分析方法是净现值法，净现值大于零的方案可行，净现值小于零的方案不可行。但净现值分析显然只考虑了该项目本身的现金流出成本，而没有考虑放弃其他项目的机会成本。因此，应以经济净现值来判断方案的可行性。
2.应收账款投资决策中的机会成本分析
目前，分析应收账款投资机会成本的常用模型是：
（1）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额×机会成本率。
（2）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销售成本率（或变动成本率）。
（3）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年赊销收入净额×平均收账期）/360。
例：若某企业预测年度赊销收入净额为1000000元，应收账款周转期为45天，变动成本率为80%，资金成本为10%。计算其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1000000×45）/360＝125000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额＝125000×80%＝100000
其二，在职职工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企业为在职职工所缴纳的保险金是在职职工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与缴纳比例的乘积，因此，在职职工前一年月的平均工资即成为影响缴纳金额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企业前一年度的经营状况。国家政策稳定，外界经济状况良好，企业运作正常，顺利完成计划任务，能够按照正常发展趋势进行发展，则在职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其三，企业运作的内部障碍。职工保险金种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种。其中职工在职期间能够给企业运作造成内部障碍的事件可能性较大的为工伤和生育，因此本文将工伤和生育的发生率作为企业运作的内部障碍率。这种内部障碍率越高，企业运作的顺利程度就越低，本年利润就自然降低。
其四，企业在职职工的满意程度。每一位员工都是组成企业的独立个体，企业在职职工的满意程度最为直接地影响到企业正常运转的各个环节。而在职职工的满意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如工作环境、福利待遇、企业文化、自身价值实现等一系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从职工工资和企业所缴纳保险的方面来看，国家做出决定几次上调企业职工工资，将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方式从原来的企业缴纳改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缴纳，建立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等，均提高了企业职工的满意度。
二、保险金策略机会成本构成分析
机会成本是指将一种资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之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企业保险金策略机会成本是企业投入于保险金费用而使企业本年利润降低的金额。保险金作为费用支出最终影响的是企业的本年利润，费用支出的多少从不同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企业本年利润。将企业为在职职工所缴纳的保险金金额计入机会成本，将未达到职工100%满意程度的机会利润也计入机会成本。因此，得到计算机会成本总额的公式，机会成本=企业为在职职工所缴纳各类保险的比例×企业缴费基数+（1-职工满意度）×企业计划税前净利润（无内部障碍），机会成本终值=机会成本总额×（1+折现率）终值所在年份-保险金费用支出年份。
三、机会成本评价法应用
其一，某油田公司保险金策略介绍。某油田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勘探开发、科研设计、技术服务、产品销售等22家核心企业组成，是一个以油气生产为主的特大型工业企业。企业为在职职工所缴纳的保险金种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公司以在职职工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计算公司缴纳保险金额的比例是基本养老保险20%，基本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0.6%，生育保险0.8%。公司为在职职工所缴纳的保险金金额为在职职工前一年月的平均工资与缴纳比例的乘积。公司所缴纳的保险费用均一次性计入应付职工薪酬账户，在税前提取。
其二，机会成本终值计算前提。计算机会成本终值之前需要作一些前提说明，包括：按照国有大型企业发展水平的标准设定折现率8%；计算数据来自于公司1997年～2001年的资料，因此设定终值年份为2002年；企业内部障碍率与职工满意程度均为调查后的经验数据。
其三，机会成本终值的计算。公司1997年～2001年机会成本计算过程、机会成本总额及机会成本终值见表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职工满意程度变化是导致机会成本终值变化的关键因素。企业是由员工组成，企业的运转基于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转，企业员工好比机器的零件，任何零件的不灵活都有可能延缓机器的运转速度，因此，只有企业职工均能正常工作，发挥各自特长，企业才能大踏步的前进，提高职工满意程度也就成为减少机会成本的最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魏明海、谭劲松：《新世纪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2］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黑社险（1998）30号。
本期主讲嘉宾：邱继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相比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资源错配风险而言，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收益（机会成本的反面）计算看似不明确，但却客观存在，因为农民工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计算：要不要搬到城里，是举家搬迁，还是一家分开来城市化。理解他们决策的机会成本及福利函数极具政策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与净收益
首先，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隐含的机会成本在于，农村家庭成员为家庭所免费提供家务劳动这一功能，因为搬到城里而无法维持或被迫转向市场购买。因此，对于农民工自身属成本项目，对于他人即是净收益。
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并非传统经济分析意义上的机会成本，即所谓进城成为市民或到城里打工的机会成本等于放弃了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种植活动能获得的收益机会。如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成本，那么，只要城里打工收入能够大于留在本地从事农业的收入，去城里打工或变成市民而放弃种植的选择即可被证明是合理与正确的。
我们所挖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是基于“城镇化，其实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即农民工以城市工商业为职业、把家安到城里来的社会过程。既然是安家，就要把分析的焦点集中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单位，那么，2亿多农民工没有把家安在城市的真实成本在哪里？
目前，外出打工家庭的义务劳动普遍是由留守农村的老人或夫妇分工完成的。原因何在？这是经济计算的结果。
从现状来看，农民工还没有把家安到城里，是因为他离不开农村老家成员对义务劳动的投入与支持，他在城里的收入还不足以使他在城里能购买得起可替代的服务和产品。这样的劳动服务包括小孩的照顾、煮饭、做菜、洗衣、卫生清理、老人的照顾、小孩的教育、上下学的接送等。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从其成员国家看，家庭成员所提供的这类义务劳动所计算出来的货币化价值可以占到GDP的1/3甚至以上。反观中国2亿多农民工家庭，如果我们有数据，从家庭的基本单元出发，一定能够看到，2亿多农民工里，不论他们选择的是一家两口出来打工，或一家只出来一个，抑或接孩子出来留老人在家，都是经过了成本—收益的计算，这其中，家庭义务劳动的成本福利，一定计算在内，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那么，未来呢？
随着市民化浪潮的推动，家庭迁往城市，原先成员分工提供的家庭福利模式将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变小，或赡养老人义务变重，因此，作为成本项中重要的一分子—家庭义务劳动由谁来承担或外部如何供给呢？如前所述，对于一个经济主体是成本，对另一个经济主体就是净收益。实际上，家庭内部义务劳动的外部化，即货币化的购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考虑的，正是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这种内部的家庭义务劳动对于家庭福利和消费支出的积极意义。成为市民以后，原先在农村老家由留守老人或留守太太执行的义务劳动这一功能可能缺损或无法继续履行。另外，由于农民进城难以一起带老人入城照顾孩子、送孩子入托、上学送接、做饭、买菜等，而城市生活的压力将迫使夫妻都需全职工作，因此这些活动将不得不转向市场购买，这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若为节省这个费用，农民工或必须携带老人一起入城落户，而这又势必增加租房或买房成本。不论哪一种情形，农民市民化的机会成本都是难以避免的。
这个机会成本也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需要更高的收入，这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农民投资于市民化的努力回报，例如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迅速提升。外在政策也能够帮上忙，如保障房、廉租房、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收益能够超过义务劳动的市场替代成本，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就会轻松些。反过来，如果农民工自身的积累和努力的结果有限，政策扶持的力度也不尽完美，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巨大。这个机会成本的产生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将所看到的家庭成员提供家庭义务劳动的价值部分计算进来。而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正是这部分没有计入的重要家庭功能。
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就是城市化是高收益净值的重要推手。尽管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医疗等政策都很重要，但比不过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含义就是积聚工商资源、汇集创新、吸引人才、创造高收益净值的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其职业身份的选择和固定化，特别是他们向往迁移到产生高收益净值的城市里择业和居住。因此，城市错配的风险影响比较大，既影响国家发展进程，也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收益估算
从中国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情况可以看到，0-14岁的儿童合计1.27亿，占农村人口的19.16%；6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1亿，占15%。对于这两部分人口，他们需要家庭成员提供较多的细心照顾，也就是要较多的家务投入。我们所说的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家庭人口结构可以参照农村人口结构，他们也有类似比例的0-14岁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照看。
那么，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家庭义务劳动的货币化将提供多大的市场规模呢？
从市场的角度看，并且，只从家庭义务劳动的货币化进程看，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很大的投资机会一定是在儿童和老人的护理、儿童教育、医疗、餐饮、娱乐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