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中国瑞金网

罗炳辉是我党、我军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伟大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高级军事将领,著名军事家。北伐战争时期,罗炳辉与一位优秀的红都女儿杨厚珍在赣州结婚。1929年11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罗炳辉在江西吉安率领吉安、吉水、泰和等县靖卫队数百人举行了著名的“吉安起义”,杨厚珍随丈夫加入了红军,从此走上了中国革命艰难险阻、波浪壮阔的道路。

红军时期,罗炳辉率领部队参加反“围剿”斗争,多次担任诱敌深入的战略任务,被誉为红军的“神行太保”“两足骑兵”“战略轻骑”和“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时期,罗炳辉先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四军担任要职。1946年4月,中央军委命令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解放前夕的1946年6月21日17时,罗炳辉在山东兰陵因病溘然去世,享年49岁。1997年7月18日,在罗炳辉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笔为罗炳辉同志题词“人民功臣罗炳辉将军”。2011年6月8日,新华社发表“双百“英雄人物罗炳辉的个人事迹,大篇幅专题介绍我党我军著名军事家罗炳辉同志。

长征期间,杨厚珍作为参加全长征的二十八位红军女杰之一,克服了许多身体不便的因素,用一双“三寸金莲”丈量长征二万五千里道路,爬雪山,过草地,堪称女中豪杰。长征途中,杨厚珍与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一同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险些丧失生命。在红军名医傅连璋的医治下,贺子珍、杨厚珍得以活了下来。直至生命的终结,杨厚珍的额头上仍留有明显的疤痕,在她残疾的右臂上仍然存有当年飞机炸弹遗留的弹片。1977年元月17日,杨厚珍在九江干休所因病去世,享年76岁。随后,杨厚珍同志的骨灰盒送到南昌“八一”纪念馆,后来迁葬在九江革命烈士纪念陵园。

一一封家书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的珍贵文档里,陈列着革命元勋罗炳辉的一封家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透过这封家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稀看到了罗炳辉这位八路军高级将领光明磊落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看到了罗炳辉对国民党军政当局腐败现象嫉恶如仇的侠肝义胆,看到了罗炳辉对瑞金等地革命老区干部群众无比牵挂的惦念之情,看到了罗炳辉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新中国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原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被安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进修读书。后来,全国抗战形势日益紧张,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安排,罗炳辉奉命于1938年2月到武汉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副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抗战统战工作。当时,不少知识青年纷纷到革命摇篮延安投身革命。罗炳辉第二任妻子杨厚珍是瑞金人,于是罗炳辉给江西瑞金的亲戚写信,号召亲人们到武汉参加八路军。

1938年的年关,瑞金大地春寒料峭,这座昔日的红都还未完全从白色恐怖中苏醒过来。此时,正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刻,国内的邮寄业务还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罗炳辉的信件还是顺利地寄到了瑞金县城河背街“源发号”的店铺里。收到罗炳辉的信件后,杨厚珍的小弟杨厚楷受全体杨家人的委托,心急火燎、脚步匆匆地从瑞金出发。杨厚楷登上舟船顺江而下,经南昌再到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杨厚楷见到了自1934年10月长征别后许久未见的姐夫罗炳辉,还见到了罗炳辉的长女罗镇涛(小名罗吉安)。相别四年后,劫后余生的亲人们含泪相见,期间自然免不了许多寒暄,此刻,他们有太多的话要叙说。罗炳辉很担忧瑞金父老乡亲在红军长征后所遭遇的劫难,更关心自己的一对儿女在瑞金的生活近况。

原来,罗炳辉与杨厚珍在中央苏区期间,生下了一对儿女,他们是次女罗瑞安,儿子罗金安。罗炳辉为自己的这对儿女取名,是有独特含义的。1931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在瑞金出生,妻子杨厚珍要罗炳辉给孩子取名字。“我们在吉安举行起义,从此参加红军。当时,我为咱们的大女儿取名‘吉安’。二女儿在红色瑞金出生,我看还是以“瑞金”这个地名取意,不如将女儿叫‘瑞安’吧。如果咱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就取名‘金安’。”罗炳辉微笑着回答妻子杨厚珍。“好,好。把瑞金两字嵌入孩子的姓名中,很是吉祥。而且,在孩子姓名中都有一个‘安’字,希望孩子们一辈子平平安安。”杨厚珍怀抱着女儿罗瑞安,给孩子喂奶,她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长征开始阶段,罗炳辉率领红军第九军团从福建前线返回红色首都瑞金。部队驻扎在瑞金壬田时,罗炳辉交代妻子妻子杨厚珍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回瑞金城中河背街“平波公祠”家里,安顿好自己的一双儿女。部队要长途野战,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况且,上级也不允许拖儿带女行军打仗。杨厚珍根据罗炳辉的要求,毅然决然送别一对儿女,寄养在瑞金乡下的亲戚朋友家里。

杨厚楷经过千难万险后,终于回到瑞金家乡。回到杨氏“源发号”商铺后,杨家人纷纷传阅了罗炳辉的家书。此后,他们一家把这封家书当作“传家宝”珍藏起来。解放后,原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到各处收集珍贵革命文物。经过一番调查,在得到杨厚楷众兄弟同意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给养厚楷开具了革命文物征用证明。后来,罗炳辉的这封珍贵家书被当作重要革命文物,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征用。

二红色商铺—源发号

苏区时期,十多万红军的战时给养无疑是一个大问题,这成了摆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案前,不得不要加以考虑的重大问题。宁都会议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农业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各项工作开始大有起色。

除了战争缴获可以解决部分供给外,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十分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组织帮耕队多打粮食是有效的办法。为了扩大生产支援革命战争,瑞金县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在后方发展经济。于是,在“一切为了苏维埃革命战争”的口号下,中央苏区的各种矿山、工厂、商店、合作社加大马力生产,搞活商品流通,营销各种物品,这些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前线部队。

源发号商铺是瑞金著名的一家红色商铺。在河背街小巷深处,源发号商铺经营的货物主要是粮食,因此与战争关系极大。附近,有的商店经营陶器瓷器,有的经营医疗药品,有的经营山货木材木炭,有的经营布匹服装,有的经营食盐酱油,有的经营水酒,有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储蓄借贷,还有大型的猪牛在河边的集市上进行正常交易。在罗炳辉的住房平波公祠一带,红军还在那里办起了粮食加工厂,所产大米专供前线军需。这些店铺组成了苏区时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林林总总的立体框架。

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对城里的这些商店的经营状况十分关心。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围绕战争来展开。当然,商人们也很清楚,他们经商的主要的任务是支援战争,其次才是满足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至于是否赚钱或者赚钱多寡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苏区经济一盘棋的大背景下,源发号商铺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红色商铺。在罗炳辉、杨厚珍的指导下,源发号商铺彻底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安排,除了经营传统的粮食生意外,主要协办经营红军军需日用品、大米、粉干和食盐等日用品供应。因此,源发号商铺带有浓厚的红军官方经营背景,被人们誉为“红色商铺”。

依靠着绵江河方便的水运,源发号商铺与赣州的分店还保持着持续的联系。苏区时期,源发号里的老太婆詹氏和杨厚珍的母亲谢氏都已年迈,基本不过问店务,源发号商铺的当堂掌柜是杨厚珍的哥哥--年富力强的杨厚椿。在杨厚椿的管理下,源发号的生意做得整整有条,红红火火。住在河背街不远处的不少杨家亲戚过来帮店,于是,钟石源、钟辛庆等几名亲戚成了源发号商铺的店员。当地的县城市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管理、调配源发号等商店的经济。在苏维埃政府的指导下,源发号商铺充分利用店里齐全的设备,开足马力生产战争所需的大米、粉干等食物,用来支援前线作战的红军。

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为保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群众的供给需求,苏维埃政府号召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开展有效的商贸活动。红色商铺源发号紧靠绵江河畔的码头,有着得天独厚的运输优势,因此承担了大量商品转运和销售业务。据统计,当时瑞金有40多艘木帆船和外地帆船穿梭于绵江、贡江等江河上,这些船主利用各自的人脉关系,在各地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从事着大量军需品、民用品等货物的水上运输。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中央苏区每年运出谷子300万担,还运出了大量钨砂、木材和其它农产品。同时,中央苏区的商人们运进了价值1500万元的紧俏布匹、食盐和药品。仅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就完成了33万银元的商品流通量。源发号商铺生产销售的大米、土特产和山货等货物,通过水运、陆运等环节和渠道,为红军部队输送了大量的生活和军用物资。

源发号商铺店里的帮工钟石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原本有一点文化知识。在杨厚椿的培养熏陶下,钟石源的算盘打得十分精准,很快就成了店里的得力助手。在源发号商铺里,人们常常看到,身穿长衫的钟石源有模有样地敲打起着的算盘,俨然是一名红色掌柜。为了支援革命战争,源发号商铺的员工们日夜加班,受到了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多次表扬。后来,钟石源参加了红军,在沙洲坝下肖的中革军委机关服役,继续从事机关财务工作。

与此同时,杨厚榜带着子女与杨厚楷的妻子一起,继续经营赣州常青路源发号店铺的生意。这时,赣州虽然成了独立于苏区的一座白色“孤城荒岛”,但杨厚榜总能通过各自渠道到敌占区采买到一些药物和食盐等紧俏商品。那时,杨厚珍的弟弟杨厚楷还在粤军服役,因此杨家在广东有不少生意。于是,杨厚珍的大哥杨厚榜经常能偷偷到广东的广州、南雄等地做生意。杨厚榜在广东购买到的紧俏商品后,常常冒着风险运至瑞金的源发号店铺,其中不乏红军急需的紧俏物品、药品和器材等。

事实上,杨家在赣州的源发号商铺分店的生意也很是兴隆。一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常到源发号进行秘密联系。杨厚榜通过弟弟杨厚楷办到了粤军通行证,在广东境内购买苏区紧缺的食盐、药品、布匹和柴油等,送到共产党的秘密转运站。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专人在那里负责接收,然后用船载运至苏区。这些通过地下交通线运输至中央苏区的战略物资、药品和紧俏商品,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像红都瑞金数以千计的红色商家一样,源发号商铺的杨家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壮大瑞金苏区的经济和商贸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瑞金模范师”诞生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遭受失败后,并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南昌行营,准备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再次发动进攻。其中,参加一线进攻的国民党作战部队达50万人。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依托堡垒逐步推进,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正式拉开序幕。

罗炳辉率领红二十二军参加了这次反“围剿”作战。然而,以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却指挥红军消极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实行防御中的左倾错误战略路线。这种与敌军拼消耗的瞎指挥,大量地消耗着红军有限的力量,使得红军野战部队的兵员明显不足。为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中央苏区各县提出了“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

“瑞金模范师”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瑞金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扩红运动,不少家庭妻送夫、父送子,还有的父子、兄弟共同报名参加红军。因此,瑞金成了扩红“模范县”。接到县里组建瑞金模范师的号召后,不少乡苏维埃都是整营整连组织兵员开往壬田区集中。平日里,这些兵员大多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兵员的政治、军事和身体素质都很过硬,他们先期通过了一道道严格的政审关和体检关,为瑞金模范师的组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壬田区旧时称为壬田寨,有一两万客家人。1933年6月25日,中共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县壬田区的老虎岗大坪山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瑞金模范师”成立大会。瑞金模范师是中共瑞金县委从全县赤卫军、模范营、模范赤少队等地方武装中挑选精兵而组建而成的一支劲旅,具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素质和身体条件。这个师的基层军官基本上从红一军团和红军学校选调而来,且大多为瑞金、石城、于都等地的老红军。此时,作者外公夏家油就在新兵的行列,他光荣成为瑞金模范师的一名战士。

瑞金模范师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自五月卅日起先由武阳区的模范营整营(五百多人)开到县城私立绵江中学集中后,继续渡头区也开来五百左右模范营到县城绵江中学集中,以后各区的模范赤少队同样纷纷开来,在十五天内集中四千五百多人,再由县工农监察部派人到该师组织检举委员会进行检查,在检举中洗刷了二百一十多人。

二十世纪初,据瑞金籍绵塘下塘老红军赖洪撰写的《回忆录》描述:1933年,在中央苏区猛烈的扩红运动中,瑞金成立了瑞金模范师。于是,红一军团决定抽调一些瑞金、石城、会昌、于都籍的战士、班排长到瑞金模范师去训练新兵。当时,瑞金模范师的师部驻扎在绵江中学,七团驻扎在县城东东升村危屋,八团驻扎在绵水村上扬,九团驻扎在城南溪背村。当时瑞金模范师师长李干辉,政委由少共瑞金县委书记担任。七团团长刘梦林,政委石贵山(12月起,由周彪接任),总支书记刘鹤孔,俱乐部主任吴融峰(后任总支书记)。赖洪在七团任二连二排排长。八团团长为瑞金九堡人钟德胜(别名钟民),九团团长罗华香。

刘华香(1913—2007),江西吉安人,从瑞金红军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红九军团,先后任七团、九团团长。刘鹤孔(1914—2009),江西永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十二军34师101团团部技术书记,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师七团总支书记。杨梅生(1905—1978),湖南湘潭人,1927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1930年在红十二军特务大队任大队长,特务营营长。1931年底,杨梅生率领一个营在闽赣游击区护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长汀县。1933年9月,杨梅生接替钟德胜,任红三师第八团团长。

红三师的团、营、连、排干部基本上是从主力红军抽调而来,也有红军大学毕业的学员。这些基层连职军官中,有来自江西吉安的7团某连连长刘世湘、9团某连政治指导员刘昂,来自江西赣县的8团代理连指导员刘大煜。解放后,赖洪曾在中央军委所属通信工程学院、南昌步校、后勤学院等院校任职。

在瑞金模范师队伍中,瑞金武阳籍老红军杨基明也见证了红九军团从成立到发展壮大,直至长征结束的全过程。杨基明,原名杨世桂,1913年11月生,武阳乡杨屋前人,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九军团成立后,杨基明在九军团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他随着罗炳辉征战在赣南闽西大地,走过长征路直至陕北。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任八路军一二0师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期间,他任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政委。建国后,他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院务部政委,南京高级陆军学校顾问。1955年,杨基明被授予大校军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瑞金模范师起先编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战斗序列。这年5、6月份端午节前后,罗炳辉率瑞金模范师宿营驻扎在瑞明村三棵树下一带。当时,罗炳辉的内侄儿杨得楷才10余岁,听到罗炳辉姑爷正在瑞明驻扎的消息厚,杨得楷小朋友十分高兴,于是独自一个人去罗炳辉的驻扎地探访。军营里,红军战士的岗哨异常严格。孩子上前说:“你好,罗炳辉是我姑爷,我想去看他。”听了孩子的自我介绍,其中一名战士赶忙跑向指挥部,向罗炳辉报告。罗炳辉闻讯后,吩咐将孩子带到师部。很快,杨得楷见到了罗炳辉,高兴地大喊:“姑爷好!”“好,好,我的小得楷。”身高马大的罗炳辉俯下身子,高兴地将杨得楷举过头顶。当时正直端午节,罗炳辉姑爷吩咐警卫员:“快去,取两个红鸡蛋用香袋装好拿过来。”一会儿以后,罗炳辉将香袋鸡蛋挂到杨得楷胸前,杨得楷高兴得心里乐开了花。

1933年5月下旬,瑞金模范师经由兴国开赴前线,受到了兴国工农群众和儿童少先队500余人的热烈欢迎。此时,瑞金武阳籍18岁的红军战士杨步金正好在三师九团担任通信员。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还一脸稚气的杨步金骑着快马在传递命令。后来,杨步金先后担任团警卫员、三师某连代理连长。

瑞金模范师的成立,有力地鼓舞了中央苏区各地的扩红运动。随后,中央苏区各县都先后组织后备兵员,将他们整营、整团、整师加入到红军队伍中,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的兵员因此得到了很好的补充。

四红九军团成立

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断取得了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不断壮大,共产党的精英不断向红都瑞金聚集。在八闽大地上,广大军民正展开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为响应中革军委的号召,福建各地成立了不少独立营、独立团,这些部队整团、整营成建制地加入到红军队伍中。

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在红色中华首府瑞金签发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决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日授予战旗于各红军部队,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由于罗炳辉同志在红军发展壮大中的特殊贡献,中革军委决定授予罗炳辉二等红星奖章。直到今天,这枚奖章还珍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为了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日益扩大的疆土,中革军委决定组建更多的野战主力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33年10月2日,中革军委为红九军团配齐了班子,红九军团遂宣告成立。起初,红九军团隶属红一方面军。1933年10月28日,红九军团组建完毕,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潘任军团政委,张翼(后郭天民)任军团参谋长,李涛(1905—1970)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政治保卫局局长(1955年李涛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尤其擅长体育运动,网球、游泳、骑马等项目无一不精。蔡树藩在九军团中极有人缘,口碑甚好。后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著作中对蔡树藩这样描写:“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他善于辞令,是一位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

红九军团下辖的红三师即瑞金模范师原归属于红一军团建制。红九军团成立后,红三师旋即即划归到九军团建制。起先,红三师师长由军团长罗炳辉兼任,师政委由蔡树藩兼任,后来改由刘英接任。对此,中革军委对此的任命极有深意,因为他们两人都与瑞金的子弟兵有深厚的感情。罗炳辉生性豪爽、善于用兵,是红军中的常胜将军,师政委刘英对他早就心存敬仰。这次,他们搭档统领“瑞金师”,可谓极有缘分。原来,罗炳辉的妻子杨厚珍是瑞金河背街人,刘英是瑞金本地离河背街不远的竹岗村人。因此,他们的关系极为融洽,相互配合得好,有利于稳定瑞金子弟占大多数的瑞金模范师。

刘英(1905--1942),原名刘声沐,江西瑞金象湖镇竹岗村人,红军著名高级将领。1905年11月26日,刘英出生于竹岗村一户农民家里。刘英的父亲刘芳针,字著裳,是清末的一个国学生。刘芳针是当地刘氏祠堂的掌门人,在当地颇有威信。刘英的母亲姓杨,与刘芳针生下七个儿子,刘英排行最小。1918年,刘英在县城一所小学毕业后辍学,后担任松山小学教员。十四五岁时,饱读诗书的刘英就开始写诗。他曾写下:“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的诗句。刘英十分喜欢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绘画和体育等课程,还练过“三指禅”硬功夫。

1927年,刘英在瑞金县城开米店,从而结识了中共瑞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3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占领福建长汀,全歼了敌旅长国凤鸣部2000余人。消息传到瑞金,南岗乡乡苏维埃主席肖连彬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乡邻们。闻听这一消息,刘英心中暗喜,他连忙到邻居肖家里打听战况。在肖连彬的鼓励和动员下,刘英结伴同村好友刘德连赶赴不远的临县长汀投奔红军。报名时,两人“英雄”之意,刘声沐改名为刘英,同伴刘德连改名刘雄。参军后,刘英写诗一首:“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

一天,刘英在营地给家里书写书信,正当他静心伏案写信的时候,碰巧被路过的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发现刘英会写毛笔字,感到很奇怪,看样子刘英是一个有墨水的文化人,而这正是红军队伍中缺少的人才。于是,毛泽东把刘英叫来一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刘英看到毛泽东总政委在发问,立即站立起来,将自己的情况如实汇报。交谈间,毛泽东看刘英字迹清秀,便与他聊起家常来。毛泽东得知他有文化,还当过小学教师,于是说:“刘英,你有文化,调你到军部来任文书,愿意吗?”“我愿意。”刘英马上回答。后来,刘英果然被调到到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1930年10月,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打响,刘英主动要求到一线部队参战。经过历次战争考验,刘英历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1931年12月,刘英被选调到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任政委。

1933年10月,刘英被调至瑞金模范师担任师政委,与罗炳辉共事负责做好该师的军政工作。1933年12月,刘英又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调至刚组建不久的红七军团工作。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1934年7月6日,刘英与6000余将士抗日先遣队踏上了转战江浙的征途。1942年2月,刘英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2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刘英被捕而关入国民党狱中。1942年5月18日,刘英英勇就义于浙江永康方岩,年仅37岁。

红三师是红九军团的王牌主力师,该师部队政治觉悟高,军事素养好,有着极强的战斗力。此外,红九军团还另辖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团、第四团。第十四师原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其前身是江西省军区宁都独立师,辖四十一、四十二等3个团,师长先后由程子华、张宗逊担任,政委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际。

在红九军团成立大会上,九军团政委兼三师政委蔡树潘告诉全体将士:“中革军委成立红九军团,目的就是要我们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会上,身材高大威猛的罗炳辉军团长步履铿锵地来到主席台中央,只见他将大手一挥,大声说:“同志们,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今天红九军团成立了,这将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我们要为保卫中央苏区,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罗炳辉说罢,台下红旗招展,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台下,红九军团政治部科长刘鹤孔的掌声鼓得格外响。与此同时,军团教导大队(营)的大队长彭上坤与政委黄胜明相互会心一笑,然后带头鼓掌庆祝。后来,黄胜明调到九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刘鹤孔则下到团部任团政治处主任。

红九军团成立那天,杨厚珍也站在军团卫生部的队伍中。此后,罗炳辉就率部继续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杨厚珍随部队作战,继续从事护理工作。红九军团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罗炳辉率部与兄弟部队在一起,在黄陂地区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分割包围,经激战予以歼灭,俘虏师长两名及其以下官兵万余人。随即,红军又在草台冈一线歼灭国民党军第1师,成功地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与此同时,来自瑞金模范师的夏家油随部队集体加入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他担任一名普通红军战士。夏家油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头一次来到战场奋勇杀敌。后来,夏家油与红九军团将士一起,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在广昌战役中大腿负重伤落下伤残。解放后,他被评为三等荣军。

五开始长征

1934年9月下旬,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正酣的时候。国民党军从四周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向中央苏区的瑞金等县腹地不断推进。此时,罗炳辉正率领红九军团全体官兵在福建省长汀县松毛岭一带,与国民党军进行残烈的交火。

9月28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红九军团三师的防守阵地交由红二十四师接替。红九军团全部撤到长汀县钟屋村休整,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29日清晨,敌人飞机一起出动,大炮发出阵阵隆隆的爆炸响声。敌军突然向松毛岭红军阵地发起进攻,炮火十分猛烈,敌我双方在激烈地战斗。下午2时许,唐古垴760高地陷落。战场形势异常严峻,红九军团只好命令7、8两团重新全部投入战斗。是晚,乘敌军立足未稳,刘华香团长、周彪政委组织7团指战员进行反攻。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经多次争夺,红九军团终于重新占领了唐古垴760高地。此时,突然又有一股敌人冲到7团所在的阵地前,万分危急之际,刘华香和二营指战员率领战士们把枪上了刺刀,跳出战壕,向敌人冲杀过去。

松毛岭战场上,敌我双方拼刺刀的搏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血红的鲜血洒落在每一寸山头。最后,敌人丢下数十具尸体,连滚带爬地败下山去。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向红九军团的阵地猛烈开炮,突然,一发炮弹在刘华香团长附近爆炸,一块弹片飞来穿过刘华香的右下胸,打断了一根肋骨。刘华香身子一歪,倒在殷红的血泊中,担架队员迅速把刘华香抬下战场。

国军主官宋希濂看到战事毫无进展,命令再次出动十多架飞机,对松毛岭红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敌机在红军阵地呼啸而过,扔下一颗颗炸弹,这些炸弹爆炸后卷起阵阵滚滚浓烟。敌军大炮轰鸣,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一排一排国军向红军阵地发起集体冲锋。惨烈的战斗一直坚持到29日傍晚。最后,因敌强我弱,红九军团的阵地终于被突破。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和重大人员伤亡后,不得不撤离阵地,松毛岭宣告全线失守。

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国共双方发生交火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是役,两军共激战了七天七夜,红九军团遭受了重大伤亡。敌人加紧了攻势,集结了大量的兵力,虎视眈眈地准备向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推进。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岌岌可危,形势显得无比严峻。9月30日,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县钟屋村出发到汀州集结,往西向瑞金方向转移。红九军团7、8两团因参加松毛岭反击战而推迟一天出发,随后赶上大部队一起到汀州集结待命。在松毛岭喋血战斗中,英勇善战、指挥有方的刘华香团长在战后总结会上,受到了罗炳辉军团长的嘉奖。看到刘华香身负重伤,罗炳辉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位爱将随军行动。在以后的长征途中,刘华香团长病伤痊愈,在红九军团司令部担任作战科长,后复任团长和三十二军的师参谋长。

10月5日起,罗炳辉军团长命令:“红九军团全体指战员集体换装。”于是,后勤部门开始给各部队发放粗纹布薄棉衣、夹被、鞋子等物资补给。红九军团将士一个个高兴地穿上了崭新的棉衣,扎上了新绑带,戴上了鲜红的领章和红军帽,还分发到了绿色新皮带、水壶、刺刀、挎包等东西。装扮一新的红九军团将士精神抖擞,情绪很是高涨。

10月6日上午,瑞金籍红军战士杨人照与红九军团战友们一起奉命撤出松毛岭、新桥一带阵地,部队开到长汀县城西郊集结,在长汀县钟屋村钟观寿公祠堂前召开群众大会。会场里有一位瑞金武阳籍红军杨步金,他是红九军团三师九团的团部通讯员。在集合的队伍中,也有红三师八团年仅十八岁的军医涂通今。涂通今,福建人,1932年参加红军,一直在部队从事军务医疗工作。

在迷蒙的秋雨中,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向着前来送行的队伍大声喊道:“乡亲们,红军又要去执行新的任务,我们要转移到别处。我们走后,乡亲们要在地方部队的帮助下坚壁清野,不让反动派的军队吃的、用的,要自己保护好生命和财产。”郭天民话音一落,红九军团的指战员们当场向钟屋村赤卫模范连、少先队发放枪三百余支,还留下了一箱箱的子弹。钟屋村区苏维埃主席蔡信书含着泪说:“我们是为苏维埃而战,松毛岭不会倒,松树倒了,明年春天还会长。我们向观寿公起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秋风萧瑟,红九军团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罗炳辉军团长紧锁双眉,走到了队伍的最前头。九军团警卫班副班长兼司号员林忠仁牵着战马,紧跟在罗炳辉身后。罗炳辉的信任贴身警卫员—年仅一十八岁的黄锡满(宁都县长胜镇人,1930年3月参加革命)肩挎罗军团长的望远镜,背上背着一捆军用地图,站在罗炳辉身边。原来,党组织经过慎重考察后,决定选派黄锡满到国家安全保卫局进行培训,长征前夕组织上派黄锡满担任罗炳辉军团长的警卫员。黄锡满身上有三件宝不能离身,它们是:一支驳壳枪、一个望远镜和一本地图。罗炳辉军团长再三交代黄锡满:望远镜和地图一定要爱护好,它们比你的脑袋还更重要!

听到红军要离开的消息,当地群众川流不息地前来送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们挑来一担担布鞋、草鞋,其中许多草鞋还沾有泥土,那是刚从群众脚上脱下的。一位大嫂动情的说:“同志们,草鞋来不及做了。这鞋刚穿不久,带上它,行军打仗用得上。”大娘、大嫂和少女们把南瓜干、花生、鸡蛋、玉米棒子等硬塞到战士们口袋里,一声声呼喊:“收下吧,同志。收下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呀。”有的妇女还拿出针线,现场给红军战士现场缝补衣裳。

此时,杨厚珍已经怀有三个月左右的身孕,她的身材显得微胖,腹部似乎有点发福。为了能参加长征,杨厚珍不敢暴露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因为她担心会被留在中央苏区留守。与男人们不同,杨厚珍在身体和生理都存在天然差别。更为不利的是,杨厚珍小时候受封建制度迫害,母亲让她缠过足,一双“天足”变成了“三寸金莲”,不利于长途急行军。为不影响行军,杨厚珍只好坐到战马上,随大部队开拔前进。

10月6日夜晚,红九军团在长汀与瑞金之间的崇山峻岭中急行军。星光闪烁,漫长的队伍像一条长龙,在崎岖的山间和空旷的田野中向前行进。晚风轻轻吹来,马蹄声得得响起,战士们的脚步声有节奏地回荡在乡间的小道上。过了长汀与瑞金交界的大隘岭,红九军团就安全到达瑞金,进入瑞金地界后,罗炳辉心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是,根据罗炳辉前些日子在瑞金中革军委开会时的精神,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部队将有一次较大的行动。湛蓝的天空中,无数星星一闪一闪地放出光芒,深夜的寒风有些刺骨。

10月7日清晨,红九军团全体将士进抵瑞金重镇壬田镇。军团部也设在镇里,林忠仁、黄锡满等警人员很快就挂上了军用地图,布置好了军团部机关。罗炳辉对通讯兵下达命令:“部队全体休整,隐蔽到各处休息待命。”壬田是一个离瑞金县城北面的大集镇,镇里的群众基础好,部队给养条件很好。绵江河的上游壬田河就在边上流过,是个极利于屯兵养兵的好地方。

7日白天,红九军团各部分散驻营。有的部队驻扎在大榕树下休息,不少战士在擦枪,有的战士在河边洗涤、理发。炊事班的炊事员则从壬田镇里买来种类繁多的猪肉、鲜鱼、鸡鸭、干辣椒和蔬菜等,他们正在为红军将士们做香喷喷的饭菜,将士们在露营的地方加餐。当然,他们根本不知道马上就要离开红色首都,将继续进行漫长遥远的长征。

六、杨厚珍托孤

10月3日,《红色中华》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该文指出:现在敌人已经侵入我们基本苏区,石城,兴国,汀州,都在敌人直接威胁之下。粉碎五次“围剿”的战斗,已经到了最紧急与最关键的关头……从以上这些新闻稿中,透露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将有重大动作的消息。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真实背景。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云石山开始长征。从这里开始长征的是由中央直属机关组成的中央红章纵队和红星纵队。在云石山上居住着一位学富五车的和尚—乐能,乐能和尚精通国学,尤其精通易经,善于算卦。平常间,毛泽东经常与乐能和尚引经据典地探讨学问,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据乐能和尚的徒弟赖某说,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忧心忡忡地与乐能和尚话语前程。临行前,乐能和尚送给毛泽东两句揭语。第一句:朝北走,不走大路走小路。第二句:跟着水路走。果然,中央红军的中央红章纵队和红星纵队从云石山朝北走,走的是万田乡路线到达于都贡水岸边。

为了保持对原中央苏区区域的领导,因为政治、军事和身体等种种原因,在赣南闽西留下了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高级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一些特殊对象被批准参加长征,如红军高级领导人家属: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杨厚珍等。经红军总政治部批准,杨厚珍随部队行动,参加红军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7日上午,红九军团全部到达瑞金县壬田寨,军团部很快就选好了驻地。罗炳辉把妻子杨厚珍找到身边,告诉妻子:“部队要远征。我要带领部队行军,军务在身,无暇顾及这些问题。你火速赶回河背街平波公祠,与几位哥哥嫂嫂商量解决好瑞安、金安两个孩子的寄养问题。”罗炳辉看着心爱的妻子,眼里饱含着深情,好像在交待一项重要军事任务。

“我们在壬田寨休整两天,随后前往会昌的珠兰埠,三天后你到珠兰埠来会合。”罗炳辉叮咛妻子。

“好。家里的事我会处理好。大女儿吉安寄养在南昌,不知道她的消息。现在,瑞安、金安又要与我们分离,我心里舍不得。”说到这,泪水在杨厚珍眼眶里直打转。

“我们得听从组织安排。我看,还是把他们先寄养到民间,等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再来接他们。”罗炳辉坚定地说。“去吧。你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路上要当心。我在珠兰埠等你。”

“行,我马上出发。安排妥当后,我立刻到会昌找你。”杨厚珍说罢,在马屁股上狠抽了一鞭,战马顿时快速奔驰起来,朝瑞金县城方向疾速跑去。

此时,天气已是秋高气爽,壬田圩镇里熙熙攘攘。红九军团上万将士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有的战士们跳进干净清澈的壬田河里,尽情地玩了个够。河岸边的树上,挂满了红军服、红军帽和其它日常用品。一些本地籍的战士写好家信,托人送回家。依照纪律,他们不得回家,只有壬田圩镇的例外。

路上,杨厚珍赶着回县城处理家务。从壬田到县城距离约二十左右公里,过了一个高岗,杨厚珍便来到云集圩。这一带是一片广阔的田野,一马平川。所望之处,秋稻已大多收割完毕。杨厚珍无暇欣赏周遭秀美的景致,此刻她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把一对儿女安全地寄放好。其实,杨厚珍怎么舍得送掉自己亲生的骨肉呢?杨厚珍一遍遍念叨两个孩子的名字,心里猜想着孩子是高了,瘦了,还是胖了。

午后,杨厚珍牵着马,下了云龙桥,把马拴在桥头的石柱上。她迈动着一双小脚,挺着微微发福的小肚子,先到源发号看了看,六哥杨厚榜正在店里做生意。

“六哥,很久不见,你和嫂子还好吧?”杨厚珍首先问起。

“好,我们大家都好,怎么炳辉没和你一起回来?”杨厚榜没看到妹夫,心里有些奇怪,连忙叫妹妹坐下。

“孩子们都好着呢。时下,大部分男丁都当了红军,原本我也要去的,区苏维埃的同志告诉我:‘经营好店铺,同样是支援革命战争。’所以,我和你七哥才没去当红军。倒是石源仔和赤古仔他们参加红军了。对了,你嫂子在平波公祠带孩子呢!”杨厚榜笑呵呵地回答。

杨厚珍三步并着两步往家里赶。下午时分,很少人到河背街窄窄的巷道里逛集市。偶尔,有数位老农牵着从附近牛市里买来的牛犊,吆喝着牛儿一起回家。离家越近,杨厚珍感觉脚步越沉重,心里越来越咯噔咯噔地跳。来到家门口,杨厚珍发现,四岁的女儿雪英正在空地上和孩子们玩耍。看到妈妈回来了,罗雪英高兴得欢呼雀跃,呼喊着扑向日思夜想的妈妈。

“妈妈,爸爸呢?他怎么不和你一起来看我们?”天真的女儿好奇地问。

“你爸爸很忙,他还在前线,爸爸让我来看你和弟弟。”杨厚珍搂着孩子,在女儿罗雪英圆圆的脸蛋亲了又亲。母女俩进了大门,明晃晃的日光从天井上空投射下来,显得分外柔和。在平波公祠阴暗的内室里,厚榜嫂子正摇晃着一个摇篮,里面熟睡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她的手边摇动着摇篮,口里边哼着催眠曲。

杨厚珍快步奔向摇篮,目光直朝儿子罗金安,轻声喊道:“六嫂,辛苦你了。”“妹妹,啥时回家了?孩子们怪很想你。”“刚回来,孩子他爸还在前线,回不了家。”“瞧,这孩子太像他爸了,也有点像你,真可爱。平常间,孩子都学走路了。”六嫂子望着摇篮,直夸孩子长得俊。

突然,两岁的儿子罗金安睁开了一双明亮的大眸子,嘴角露出了甜甜的微笑。在孩子的红红的脸颊边,露出了两个小小的酒窝。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杨厚珍伸开双手,一把将儿子抱在怀里,然后给了儿子一个甜蜜的长长的吻。一个吻,代表了孩子母亲沉甸甸的思念,代表了母亲伟大的母爱。可是,孩子很久没和母亲见面,只对母亲帽子上的红五星感兴趣,于是调皮地用手扒帽子上的红五星。杨厚珍将金安紧紧抱在怀里,两行泪水瞬间从眼里流淌下来,打湿了杨厚珍新穿的军装。

27、告别瑞金

红九军团在瑞金壬田稍事休息后,战士们得到了较好的休整。顺路的瑞金籍指战员有的回家探了亲,还带了一些家里的土特产到部队来。经过休整,一些轻伤员得到了较好的医治,感觉好多了。九军团驻扎瑞金期间,党中央派来了共青团中央书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以加强对九军团的领导。罗炳辉、蔡树潘等军团首长按照中革军委要求,日夜加班加点,秘密准备下一步转移行动。

长征前夕,八团团长杨梅生不幸患上了疟疾,当地俗称:“打摆子。”瑞金的十月天天气并不寒冷,但杨梅生却特别畏寒怕冷,不停地哆嗦着“打摆子”。看到杨梅生这个样子,红九军团个别领导嫌杨梅生累赘,想把他留在瑞金参加打游击。罗炳辉军团长前往看望这位爱将后,坚定地说:“杨梅生团长,你放心,我决定你随队长征,走不动抬也要把你抬着走。”罗炳辉下令:“由军团担架队队长夏朝安负责杨梅生的安全,用担架抬着杨梅生随队行军。”罗炳辉还特批给担架队一百块光洋,由夏朝安掌管,以备万一。

红九军团担架队队长夏朝安(1912--1980),瑞金县谢坊镇安背村窑塘人。1930年8月,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朝安担任了少共国际师排长、红九军团担架队队长,后担任军委第一后方医院政治干事,军委卫生学校管理员。抗日战争时期,夏朝安担任军委医科大学校务处供给股长,军委后勤第三办事处科长,中国医科大学校务处副处长、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夏朝安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总务处长,北岳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察哈尔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后,夏朝安担任华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北京军区财务部部长。1955年,夏朝安被授予大校军衔。他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0年,夏朝安在北京逝世。

上世纪七十年代,夏朝安回到阔别多年的瑞金老家省亲,曾到笔者家里作客。笔者父亲钟腾发时任沙洲坝公社绵水大队党支部书记,与夏朝安作了亲切交谈。同时,夏朝安还到笔者外公夏家油家里拜会,看到当年同在红九军团的族兄夏家油身体早已恢复健康,夏朝安已然放心。谈起当年的烽火岁月,两位老战友百感交集。原来,夏家油自广场战役负伤后,被安排至老家绵水养病休养,没能参加红军长征。此后一直呆在家里,靠农作及捕获深山溪涧中的水獭为生。笔者听母亲曾谈起过,母亲小时候外公要外出捕水獭,临行前,外公要母亲给他装一小袋米,母亲回答:“爸,没有了。”母亲原意是家里没米了,但外公听后极不高兴,因为这句话有其它含义,或者指水獭没有了,或者指连命都没有了。于是,外公放下已经准备好的行装,放弃了当天的出行,另行择日出行。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读高中时,身为失散红军的外公病故。

为了长途行军和作战的需要,中革军委给每个师一级以上的单位设置了代号和密码,红九军团的电台密码代号是“汉口”,红三师的密码代号是“洛口”,红二十二师的密码代号是“巴口”。军情如火,红军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往于都方向集中。红九军团浩浩荡荡从壬田出发,途径叶坪、县城直下武阳圩。

7日上午7:30左右,红九军团全体指战员来到县城边沿。田野里,秋季的作物已经收割完毕,早晨的太阳把金黄的阳光播撒在一块块层次分明的梯田上。不少村庄零星分布在丘陵中、田野边,村子里升起了缕缕炊烟,显得很有诗意。重阳节就要到了,很多战士很想回家看看,但他们即便恰好打门前经过,也没机会回去看一看自己的父母和妻儿。罗炳辉军团长也不列外,他骑着一匹健壮的白色骏马,不时向瑞金城南方向回首,因为昨天他已派妻子杨厚珍回家料理后事。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步伐整齐向西爬上一个小山头。

很快,他们来到瑞金城西小山顶部的塔下寺一带,这里原来的几座寺庙已经毁于战火,只剩下一座数百年的标志性建筑龙珠塔。古老的龙珠塔掩映在蓝天之下、绿荫从中,与红军队伍中的火红战旗交相辉映,显得格外肃穆庄重。在白塔下面,绵江河的流水声不断传入战士们的耳中。

突然,罗炳辉用手勒住缰绳,来到山顶的三叉路口边,若有所思地驻留了一会。在罗炳辉身后,是千年古城瑞金和滔滔不绝的绵江河,他的妻儿和亲人还留在家里。在他的正前方是中央机关的驻地云石山,往右是原中央机关驻地沙洲坝,往左是下一个集结地武阳圩。罗炳辉非常熟悉这条陡峭的山路,因为他无数次从这里经过,他太熟悉脚下的这片红土地了。罗炳辉心里寻思:这次远征也许不同以往,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次回来。想到这里,罗炳辉将缰绳往武阳圩方向一拉,然后用力将马鞭狠狠地往屁股上一抽打,给通讯员发出口令:“继续前进。”

7日上午9时,红九军团全体将士赶到了武阳圩。武阳圩,俗称武阳围,位于绵江河北岸绵延逶迤的高岗上,是瑞金红色苏区著名的模范乡。绵江河水给这一带运来肥沃的黑土,使得武阳乡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沿着绵江河,生长着高大茂密的原始森林,很利于大部队隐蔽休整。在武阳圩镇的周围,生活着三四千人口,这一带革命基础较好,毛泽东主席还表扬过武阳的春耕生产,为武阳乡授过先进的红旗。罗炳辉把军团部设在武阳古石桥桥头的邹氏宗祠里,毛主席曾于当年春天在这里召开过“春耕生产”表彰大会。红九军团各部队驻扎在武阳圩镇及其周边。

这时,中革军委考虑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九军团大量减员,决定将红二十二师(即会昌工人师)和于都补充第一团划拨给红九军团,并取名代号“巴口”。罗炳辉、蔡树潘等军团首长为新加入的部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会上,罗炳辉介绍说:“红二十二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实战经验的部队,欢迎你们加入九军团。”红二十二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卫师的一个团和粤赣会昌、安远、寻乌等地地方武装,大部分指战员来自中央苏区南部区域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等地。龚楚、程子华、周子昆曾先后任该师师长,方强、黄开湘先后任政委。1934年10月,为了补充红九军团的兵员,提高部队战斗力,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即“会昌工人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指挥。

在二十二师的部队中,有一位叫幸元林的团政委。幸元林(1914—1985),湖南省醴陵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幸元林曾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排长、连长。红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后,担任第二十二师64团政治委员、65团团长兼政委。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幸元林调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队长、军委无线电台第一分队指导员。1955年9月,幸元林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红二十二师将士中,有一位瑞金籍红军连长钟志照。钟志照,1909出生,瑞金叶坪乡腰布人,1933年5月参加红军,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钟志照随红第二十二师直接划入红九军团后,担任九团三营某连连长。此后,他一直跟随罗炳辉爬雪山,过草地,征战到陕北。抗战期间,他担任八路军一二0师七一八团一营营长。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晋绥六分区十九团团长。解放后,他担任公安二师师长,四川省西昌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

在前往武阳的路上,迎面走来了几位杨人照的壬田同乡,他们的肩头上扛着几根竹杠和绳索。一问,原来他们是红军的挑夫,把东西送到了会昌后原路返回。杨人照请他们转告他的家属:“我身体很好,请家人别挂念。”下午4点,军团供给部发来子弹、手榴弹,每名红军还发了一件棉布褂子、一个茶缸和瓷饭碗。为了让红军过一个隆重喜庆的重阳节,武阳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群众送来了十多担草鞋、三头肥猪和食油。傍晚时分,杨人照二哥从老家壬田赶到武阳,还带来了一大包油炸薯包。于是,当天晚上战友们在武阳过了一个丰盛的重阳节。

8日黄昏时,军团长罗炳辉向部队发出命令:“出发。”司号员林忠仁吹响嘹亮的军号,顿时,激荡的军号声回荡在武阳围的绵江河畔。队伍中,“向朱栏埠前进”的命令不断往下传,红九军团的将士们开始从武阳围出发,很快来到武阳桥边。夏朝安身上背着一带救命的一百块光洋,领着担架队,抬着八团原团长杨梅生过了武阳桥。武阳桥下,绵江河水浪花翻涌,激流滚滚。河岸边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夏朝安望着夕阳西去的蓝天,凝望西边数公里处的谢坊安背老家,思乡的念头油然而生。

武阳桥是一座跨河的木头桥,也是红九军团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座渡桥。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座桥唯独红九军团走过。武阳桥由木头搭建而成,当地老表在水面以上的桥墩木架上盛上袋装的泥土石料,以便增加木桥自身的重量。为了防止春季发大水时桥身被不会冲走,桥上的木板均用铁链来贯穿。桥面上至多排列两三块木板,人一旦站立于桥上,整座木桥便会晃晃悠悠,胆小的人都不敢过桥。解放后,为了保护“长征第一桥”,当地政府在临近的地点假设了一座钢筋混泥土桥作替换。解放后,当地政府把它称为“长征第一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瑞金有两个命名为第一的景观,即云石山—长征第一山、武阳桥—长征第一桥。

从武阳圩到武阳桥这一带,到处都簇拥着前来欢送红军的干部群众。当地老表舍不得红军离去,纷纷来到大路旁,给红军子弟兵端茶送水补衣服,给战士们送食物、草鞋、斗笠和雨伞等物品。

黄昏将要降临,残阳如血,霞光万道。夕阳下,滚滚向前的红军铁流不断向西移动,有的战士动情的唱起了歌谣:

十月里来秋风凉,

红军战士远征忙。

军民情意深似海呀,

瑞金百姓泪汪汪。

红军呀---多多打胜仗,

革命成功早回乡。

晚上八九点钟许,夏朝安随大部队来到老家谢坊,但他家还很远,他家虽然近在咫尺,也不能回家看看父母。夏朝安跟着大部队长长的人流,抬着杨梅生团长,头也不回地继续向西前进。

8日深夜,红九军团来到会昌的珠兰埠和高排一带。在这里,罗炳辉命令部队休整五天。期间,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蕃命令:各部队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工作,要妥善安排清理后方人员,处理各类书报文件,进行行军前的部队轻装准备。12日,九军团政治部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传达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向敌人进攻的动员指示。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朱明组织了这次会议。会上,九军团总结了西华山保卫战工作,罗炳辉等军团首长表扬了杨梅生团长等100多名战斗英雄,并为他们颁发了奖品。

朱明(1903--1964),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入党。曾任中共南康、上犹、崇义县委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朱明随红九军团长征。1935年9月,朱明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任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朱明任总政治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通信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4年1月1日病逝。

根据中革军委安排,红一军团担任左翼开路先锋。红九军团紧随红一军团,担任大军的左后卫,以保护中央纵队的安全,主要负责与“南天王”陈济棠所部的军事警戒,负责与国民党地方武装、民团和匪徒的作战任务。

28、杨厚珍托孤

夕阳西下,火红的晚霞映照着江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瑞金,也照耀着波光粼粼的绵江河。此刻,依偎在绵江岸边的河背街古巷,沐浴在秋日的夕照里,静谧而安详。

但是,几天来巷子里的人们却开始忙碌起来,因为红军大部队马上就要远征。瑞金县城市区的苏维埃干部们有的参加支前,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在将多余的粮草运往山上。因为广大当地群众知道,红军一撤离,白狗子和还乡团马上就要回来,为了避免人员伤亡和无谓的财产损失,群众纷纷到山上去躲藏。

1934年10月6日,黄昏已经降临,晚风在门外呼啸而过。这是个特殊的夜晚,杨厚珍心里忐忑不安。傍晚,静悄悄地来临,平波公祠里杨厚珍租住的房子更黑暗了。杨厚珍点燃一支蜡烛,借助蜡烛微弱的光线,她开始教儿子罗小霄学走步,走得累了,她给两个孩子讲关于爸爸的故事。在杨厚珍明亮的眸子里,母亲看到儿子罗小霄像极了他爸,儿子体格健壮,聪明活泼。她不由得会心一笑,心里想与儿子在一起这种感觉真好。蜡烛灯下,女儿罗雪英圆圆的脸上的那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乌黑的马尾辫已长得很长。看到女儿嘴里哼着苏维埃儿歌,活蹦乱跳地唱着跳着,杨厚珍心里像蜜一样甜。

该吃晚饭了。杨厚珍一手牵着女儿,一手捧着儿子,径直朝娘家源发号走去。头顶是满天的星光,脚下是卵石铺就的小路,两边是青砖砌成的高墙,杨厚珍小心地行走在一条漆黑幽深的里弄中。他们很快来到娘家源发号商铺,得知女儿回家的消息后,养亲詹氏和生母谢氏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晚饭是杨厚榜妻子做的,客厅里已经飘来饭菜的香味。杨厚珍放下一对儿女后,到两位母亲房间里叙谈了一会,然后请她们出来吃晚饭。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热热闹闹有说有笑,两位母亲争着给久别的女儿夹菜,还不时夸赞外甥女、外甥很聪明漂亮。听到外婆的表扬,罗雪英撅起小嘴,害羞地低下了头。

晚饭结束后,杨厚珍让雪英和小霄随着表兄弟去临近的庙里看文明戏。杨厚珍介绍了当前苏区的形势,与厚榜、厚楷和嫂子们商定:今晚要在家里开一次重要的家庭会议。杨厚榜点亮一盏煤油灯,大家聚集在内房的八仙桌旁开始开会。杨厚珍小心地说:“红军要远征了,我和罗炳辉都要离开瑞金,而且这次别离不同以往,可能要长久一些。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女儿雪英和儿子小霄,孩子们还小,按纪律我不能带他们走。”“是啊,红军走后风声一定很紧,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吧。”杨厚榜快言快语地答道。

“到底把孩子们寄养到哪里呢罗炳辉是红军高级将领,蒋介石开出八万大洋的高价要他的人头,白狗子决不会放弃他的孩子。但是,把孩子放在外婆家肯定不行,恐怕是会牵连大家。”杨厚珍说出了心里的担忧。“孩子寄养在哪里,保密工作最重要。”弟弟杨厚楷插言。但是,把孩子寄养到哪里才安全呢?大家你一言我已语,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有了结果。

会上,几位哥嫂纷纷介绍自己可靠的乡下亲戚,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对于这些亲友,杨厚珍思前想后,不断调整理顺自己的思路。最后,大家商定:“孩子具体安排到那里,由杨厚珍三兄妹定夺。明天就把孩子的事情办好。”杨厚珍心里清楚得很,这件事是家里的最高级机密,绝不能对外泄露,否则将引来灭门杀身之祸。

会议结束后,杨厚珍带着一对儿女回到家里,她要亲自陪孩子过夜。昏暗的烛光下,雪英缠着母亲快点讲父亲的故事。“好,我给你讲一讲红军打仗的故事。”杨厚珍笑着满足女儿的恳求。杨厚珍讲啊讲啊,共讲了三四个故事。可是,雪英和小霄听着听着,连妈妈的故事没有听完,竟不知何时睡着了。杨厚珍仔细端详着两个孩子,娃儿甜甜的憨憨的睡相格外可爱,竟引得母亲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杨厚珍接着又想:多可爱的孩子,可明天就要送人,叫我怎么放得下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他们是革命者的后代?唉,就让他们到民间去养吧,以后就看他们的造化了。说不定,红军过不久又会打回来,到时我再来接你们。

次日上午,杨厚珍把女儿雪英送到源发号商铺,暂时交给她外婆带着。接下来,在厚榜、厚椿的陪同下,杨厚珍手捧儿子出门上路。“小霄年龄太小了,为了方便打探他的消息,我看就把他寄养在不远处的竹岗村,就在刘英政委老家附近。”杨厚珍给两位哥哥说出这样安排的理由。厚榜、厚椿点头同意,问:“你打算寄养到哪家呢?”“我计划送到原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家里,那年狠杀AB团时,肖主席被错杀了。送到她家,会相对安全些。而且,肖连彬的妻子跟我和老罗都熟悉。”杨厚珍的分析很有道理。

出了家门,他们很快来到高耸巍峨的天后宫。清朝时,天后宫又名为闽商会所,是一处非常壮观的江南水乡风格建筑群。在天后宫的西面,一条小道沿着绵江岸边向西延伸,沿途也有不少富贵人家的屋宇。走了大约二三十分钟路程,杨厚珍兄妹就来到了竹岗村。顾名思义,竹岗是一处大岗板,人们在岗上种了大量竹子。清风一吹,竹影婆娑,很有一番诗情画意。竹岗村范围不大,却有十多姓人家,姓刘、姓钟、姓肖、姓杨的都有,且大多是贫苦人家。

在竹岗村,就数刘英做了红军的大官,此时正担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已经去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生死未卜。以前,罗炳辉经常到刘英家里做客,也会到村里拜会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可惜的是,在1931年秋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把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抓了起来,以“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加以杀害。肖连彬被杀后,他妻子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儿子肖其辉、肖其权逃进九堡乡的铜钵山保命。躲藏期间,她又生下了小儿子肖其造。情形稍微稳定后,他们才回到老家。

杨厚珍要去的正是肖连彬嫂子家。这天,杨厚珍一行人进到村子里,他们发现留下来的大多是妇女、孩子和老人,村里的精壮汉子都参加红军去了。很快,他们来到肖连彬嫂子的房前。一阵狗叫过后,肖家嫂子打开有些破旧的大门,看见是杨厚珍来了。进门后,肖家嫂子急忙端上竹椅子,让他们坐下。

“好,只要有我吃的,就有小霄吃的,我一定把孩子养好。等你夫妇回来后,我把孩子交还给你。”肖家嫂子语气坚定地回答。说罢,肖家嫂子接过孩子,高兴地说:“瞧,多俊的孩子,浓眉大眼,长得白白胖胖的,招人喜欢。”杨厚珍从自己口袋里拿出几个光洋,送到肖嫂子手上,说:“大嫂,钱不多,却是我的心意,这里还有一些换洗衣服,你收下吧。”“好,我一定好好地带孩子。”肖嫂子坚定等回答。

29、罗雪英寄养禾坪岗

杨厚珍上午送完儿子,下午该送女儿了。午后,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大地一派金黄。杨厚珍把女儿罗雪英抱在胸前,骑着战马缓缓而行,哥哥杨厚榜、杨厚椿快步紧跟其后。他们的目的地是沙洲坝大埠村的禾坪岗,在瑞金县城往西十五华里,那里居住着一个远房亲戚夏年姑。

前些年,在大埠村西边的山林里红军搭起了几座楼房,开辟了运动场,办起了红军大学。这里群众基础好,所以在村子的北面办起了红军电台。禾坪岗一带是一处开阔地,西靠七堡山,主要居住着杨、钟、李、赖等姓村民。村子边,一条河流静静流过,名为大埠河,河岸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森林,使得村子分外美丽。

杨厚珍一行人首先来到红军电台。中国工农红军电台台长叫杨芝华,杨厚珍与杨芝华是认识已久的好姐妹。当然,这位杨芝花并非苏区时著名的教育部长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寒暄毕,她们共同聊起寄养孩子的话题。原来,杨芝华刚刚把四岁的女儿寄养到大埠村。说是寄养,其实就是做童养媳。

在红军电台休息一会后,杨厚珍告别杨芝华。她与女儿雪英骑着一匹马,杨厚榜、杨厚椿兄弟两紧跟在后,朝禾坪岗方向前进。路边,秋意正浓,山林和原野层林尽染。杨厚珍的马蹄声在荒原里骤然响起,成了深秋里最动人的音乐。杨厚榜、杨厚椿走在后边,累得大汗淋漓。大约走了半小时路程,前面的田塅里隐约出现一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就叫禾坪岗,它邻近的村子叫岭背和肩头脑。禾坪岗村子里全姓赖,是单独的一个村子,距离沙洲坝约四五华里。

2013年4月14日下午,笔者在沙洲坝敬老院的现场调查,向年近九旬的老人赖伦柏了解到杨雪英寄养到赖家的详细情况。原来,岗上住着赖伦柏的堂兄赖伦祥,他们共一个太爷。事实上,赖伦祥就是杨雪英的哥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去世了。苏区时,赖伦祥的父亲和叔叔在扩红运动中当了红军,以后一直没有回来,估计是在长征中牺牲了,因此赖伦祥成了红军烈士家属。长征前夕,赖伦祥的婶婶刘贵英没有孩子,于是她就带养了罗炳辉与杨厚珍的女儿杨雪英。

以上一段文字权当插曲,我们言归正传。在禾坪岗这个孤独的村子里,人家不多,孤门独院显得很是荒凉。荒野里,单单住着赖家兄弟。村子外不远处,溪水潺潺,人们常到小溪里挑水、洗菜。那时,夏年姑丈夫英年早逝,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他们三四间的屋子,且都是泥土墙。他们的住房与猪圈、茅草房和厕所对称着,中间是一条窄小的过道。赖伦柏与赖伦祥两个小孩常在过道中玩耍。

夏年姑,四十开外年纪,个子不高,颧骨有些突,长着一副国字脸,脸上满布着皱纹。原来,她出嫁前是瑞金象湖镇绵塘村鸬鹚园人,与河背街仅有一河之隔。刘贵英,是赖家长媳妇,出嫁前原是瑞金黄埠头人,快到二十岁年龄。这次,远房亲戚杨厚榜三兄妹送来一个女娃,夏年姑、刘贵英婆媳自然非常高兴。杨厚榜拉着女儿的手,随大伙来到夏年姑家里,刘贵英端出竹椅和长条板凳,招呼客人坐下。

“夏婆婆,这女娃就送给您当孙女吧。我这女娃叫罗雪英,孩子他爸是罗炳辉。孩子出生时,瑞金城下了一场大雪。看到老天降下瑞雪,雪片飞舞,落英缤纷。孩子他爸心有感触,所以给孩子取了雪英这名字。”杨厚珍向夏婆婆诉说。

“好。我知道罗炳辉,我的大儿子就在他部下当兵。你放心,就送给我大儿媳刘贵英吧。”夏年姑回答。“贵英,你看咋样?”老婆婆喊来媳妇问。

“这女娃长得水灵,人又老实,我喜欢。”刘贵英回答。她心里寻思,丈夫还在部队当兵,也不知何时归来,这女娃的到来恰好给自己做个伴。

“这女娃儿在家里可听话了,还能帮着家里干活。”杨厚榜在旁边搭讪,边向外甥女投去赞许的目光。

“为了以后大家好相认,从现在起孩子就改称杨雪英吧。”杨厚珍说。

“我们会照看好孩子,你放心。”夏年姑与刘贵英婆媳回答。

听了母亲的话,站在一旁的罗雪英露出怯生生的眼神,心里一阵慌乱,她预感到母亲恐怕就要离开。瑟瑟地抖着身子,下意思地死死抱住母亲的双脚。

“妈妈,你和爸爸一定要来看我呀。”幼稚的罗雪英伸出一个小手指,原来她要与母亲“拉钩”来一个约定。杨厚珍转过身,擦去眼角将要落下的泪水,然后伸出右手的食指,与女儿拉起了钩,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我和你爸会来接你!”临走前,杨厚珍给女儿留下了一些光洋、苏币和女娃儿的衣服。

薄暮时分,杨厚珍与夏年姑一家依依不舍地告别。杨厚珍腆着微微隆起的腹部,牵着马一步一回头,行走在田间小道上,杨厚榜、厚楷紧跟在后,杨厚珍他们频频挥手给夏年姑一家道再见。夏年姑抱着小雪英,与儿媳刘贵英送客一直送到大道口。

此后不久,红都瑞金不幸沦陷,家家户户都过上了苦难的日子。夏年姑、刘贵英和杨雪英一家三口人也不例外,他们在禾坪岗过起了艰难的岁月。1935年春,听闻丈夫已在湘江战役中牺牲,杨雪英的养母刘贵英开始守寡。看到刘贵英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邻村的媒婆前来做媒。于是,刘贵英改嫁到临近的村子--肩头脑村。他丈夫名叫钟腾鑫,算得上是一位村里的文化人,还担任过县城一所学校的校长。

从此,杨雪英与奶奶夏年姑守在寒舍相依为命。在成长的岁月中,杨雪英慢慢地忘记了自己是红军的后代。想念母亲的时候,杨雪英不时会去肩头脑村看望自己曾今的养母,甚至在那里小住几日。

夏年姑,青年时就从城里绵塘村的鸬鹚园嫁到了禾坪岗。因为姓夏的缘故,作者对夏年姑格外上心,因为作者的母亲也姓夏,算起来与夏年姑同族。在后来的调查中,作者才知道外公夏家油的确与夏年姑是同一族群的亲戚关系,这是后话。

一代名将罗炳辉的女儿罗雪英寄养到禾坪岗后,家里缺衣少食,过着孤苦穷困的日子。因为清贫,因为太过平凡,相对而言,罗雪英的处境反倒变得相对安全。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奶奶含辛茹苦的养育下,杨雪英渐渐长大。小时侯,杨雪英的头上长了一个大瘤子。平常间,头上的瘤子破裂开来,脓水溢出,发出阵阵恶臭味,常让村子其他孩子觉得讨厌。可是,毕竟她家里太穷,甚至穷得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夏奶奶只好自己一次次去上山,采独门草药医治孙女。功夫不负有心人,苍天有眼,奶奶的草药终于治好了小雪英的病,杨雪英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但是,这个遗留的疤痕一直留在了她的头顶上,直至今日。

30、红都遗孤

1935年春,杨雪英养母刘贵英决定外嫁到临近村子肩头脑,夏年姑和杨雪英孤苦伶仃的一家人更加分散了。

开明的婆婆年青时就已守寡,饱尝了身单影只的痛苦,因此她理解儿媳守寡的况味和悲哀。为不耽搁儿媳的前程和幸福,夏年姑表示同意,况且两地不会距离很远。解放后,这个民风淳朴的小山村改名叫连江村。

罗雪英寄养到赖家后不到半年,便与奶奶和养母培养了深厚的感情。看到儿媳刘贵英在捡拾自己的行李,夏年姑知道是留不住儿媳的,她用慈祥的目光端详儿媳妇许久,难过地说:“好媳妇,我儿没福气陪你。我儿战死了,我不能耽搁你的青春,既然找到了好人家,你就嫁过去好好过日子吧。”

听了婆婆的话,杨雪英眼里露出难舍的眼神,刘贵英思索片刻,说:“婆婆,我也不忍心离开你和孩子。不过,肩头脑离禾坪岗也不远,我还会常来看你们。你和孩子可以常来看我。”

肩头脑就在坪山岗的东头,其实是一个长长的山坑,只有一个拗口可以进入。村子的道路直得像一根长长的扁担,通往村子的各个角落,肩头脑的地名便由此而来。如果想念母亲了,杨雪英便会去母亲家作客。肩头脑山坑的西、东、北周围高山林立,丛峦叠嶂,青翠欲滴,具有着客家村落最原始的美丽。肩头脑在大山的北面,而大山南面便是沙洲坝村。肩头脑村里只有钟、刘两姓,以钟姓为主,民风很是淳朴。村里有三四座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的钟氏祠堂,从这些古色古香的祠堂中可以看出悠久的历史。

刘贵英和她的丈夫钟腾鑫的家就在一个大祠堂边,他们居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钟腾鑫是一位有文化的乡间绅士,他常身穿长衫,据说他曾在县城的一所学校当过校长,对刘贵英很是尊重和爱护。钟腾鑫对杨雪英很是喜欢,杨雪英管他叫叔叔。

一年后,刘贵英生下了一个女孩,钟腾鑫给她取名钟月兰。可是,刘桂英以后一直没有再为钟家生下儿子,他们便从房亲中过继了一个来添房。自从有了妹妹后,杨雪英更喜欢到肩头脑玩了。杨雪英除了经常到养母刘贵英家走动,还偶尔陪伴奶奶夏年姑回娘家。夏年姑的娘家在城里绵塘村的鸬鹚园。鸬鹚园有三四百人口,主要分刘、夏两姓。夏姓人主要靠在绵江捕鱼为生,村里养了很多捕鱼用的鸬鹚,故名鸬鹚园。夏家在鸬鹚园的开基祖叫夏江瑞,当时人称“江瑞拉”,他在县城周边广有田产和家业,算得上是个大地主。夏年姑就是夏江瑞的姑姑。

夏江瑞的儿媳杨招发娣至今仍健在,她19岁时就嫁到了夏家,到现在已91岁。解放后,杨招发娣挑起重任,担任村里的捕鱼队长和生产队长,还加入了共产党。笔者曾于2013年5月26日到夏江瑞的孙儿夏世新家里采访。从访谈中我得知,夏世新有两个姑婆婆,一个名叫夏年姑,很早就嫁到了沙洲坝大布村的禾坪岗。一个名叫夏金凤,嫁到了县城河背街的下吊桥。当我问夏年姑当年是否会带一个孙女回鸬鹚园时,杨招发娣回答:“回来过的。”杨招发娣还告诉我:“夏年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去世,夏金凤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离开人世的。”

解放前夕,钟腾鑫、刘贵英把钟月兰嫁到了隔壁杉山村杉树下的岩仙塘。可惜的是,钟月兰在生孩子时难产而亡,只有孩子存活了下来。1948年,钟腾鑫全身浮肿,也不治而亡,死时不到40岁。刘贵英实在命苦,第二次丧失夫君。

解放前夕,夏年姑婆孙俩在禾坪岗附近租种农田,干旱季节田里常常缺水。无奈之下,十五岁的杨雪英不得不每天晚上去放田塅水。官山村的杨衍霓恰好在杨雪英家的田地水流的上头。一天夜晚,杨衍霓和杨雪英同时到各自的田间放水,看到她家的田地干旱得很,都快裂开了缝,杨衍霓便主动把水让给她。

1953年,有一位姓王的干部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到瑞金寻找红军首长后代。红军长征后,王部长一直留在赣南打游击,解放后留在赣州工作。起初,王部长到县城的河背街找一位姓罗的女孩子,找了数天没有任何线索。后来,有一位名叫杨世华的瑞金老红军问他到底找谁。听了王部长的介绍,杨世华告诉他:“长征前,确有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寄养在禾坪岗。”王部长又说:“孩子原先寄养到一个瑞金的一个村子,后来又寄养到一个新地点。我依稀还记得当年寄养该女孩的村子模样。”后来,在杨世华的帮助下,王部长终于找到了禾坪岗,这里与王部长当年所记忆的地形地貌完全相符。

王部长的到来算得上一场及时雨,要不然杨雪英的命运又将再次改写。待王部长赶到禾坪岗时,才了解到夏年姑在上一年就已为孙女杨雪英找好了,婆家婆家就在隔壁的九堡乡,男方都已经到赖家下了聘礼定金。鉴于这一实际情况,王部长责成当地九堡乡政府支付了男方的聘礼十八担谷子钱,把这场预定的聘礼退回男方家属。

夏年姑身体不好,心里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间,但她担心自己死后恐怕无人照顾孙女。一天,老奶奶把雪英叫到身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对杨雪英说:“乖闺女,我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有些事情我不如早早告诉你。其实,你不是赖家的闺女,而是罗炳辉将军与女红军杨厚珍的亲生女儿。”

“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些年来,你从来都没有说起呀。”杨雪英一脸疑惑地问。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你母亲就把你托付给我们扶养。听说你父亲1946年去世了,但你母亲还在世,据说她现在在北京。我死后,你一定要找到你亲生母亲。”老奶奶向孙女嘱咐。听到奶奶的一席话,杨雪英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傻孩子,你在我们家里都快二十年了。这些年来我们相依为命,也许这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奶奶不能耽搁你的前程,这次我做主把九堡的亲事给退了。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亲生母亲。”夏奶奶声音哽咽,边哭边说,仿佛要把在心中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一口气说完。听完奶奶的话,杨雪英顿时泪流满面与奶奶相拥在一起,激动得抱头痛哭

杨雪英准备去赣州了。临行前,村子里的父老乡亲都来送行,不少乡亲给杨雪英送来花生、番薯等土特产。夏年姑、杨雪英与刘贵英和乡亲们挥手作别。随后,奶奶陪着杨雪英上了吉普车,来到江西重镇赣州。

根据安排,杨雪英先得前往南昌红军干部子弟学校学习,夏年姑只好与孙女告别。临行前,夏年姑叮嘱孙女:“乖孙女,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亲生母亲。找到了母亲后,代我向她问好,告诉她: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杨雪英安慰奶奶:“奶奶,你放心,我去南昌后一定会找到母亲的。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家里有事的话,多找伦柏、伦祥几位兄弟帮忙。”告别后,夏年姑乘车返回瑞金。杨雪英赶到南昌后,江西省妇联给予了热情接待。杨雪英被安排在南昌红军烈士子弟学校读了两年书。

后来,在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的帮助下,杨雪英辗转去了北京,踏上了千里寻母路。

31、杨厚珍归队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这边说着留守一方的人们在安排家庭后事,那边还得叙说忙碌的红军即将准备远征。

杨厚珍送完一对儿女,心中如释重负,她可以轻装上阵了。可是,有些事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确实由不得自己。连日来的颠簸,让她肚子里宝宝的妊娠反应愈加强烈,甚至提出抗议意见了。

离开禾坪岗后,杨厚珍与两位哥哥顺着原路回到老家。像大多数店家一样,源发号商铺对于接下来如何运营还没有很好的应对计划。因为这些年来,瑞金的“红”与“白”形势变化转换太快,每次交替几乎都是在腥风血雨之中完成的,每家店、每个人都前途未卜,他们谁也说不清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是劫难谁也躲不了,是好运谁也争不来。

新凤子杨厚珍晚饭是在源发号母亲家里吃的。薄暮时分,杨家一大家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饭桌旁。只是,饭桌上再也看不到罗雪英姐弟俩的欢声笑语和热闹的劲儿,杨厚珍的生母谢氏和养母詹氏已经白发苍苍,她们心里若有所失。谢氏低声问女儿:“孩子们都安顿好了?”新凤子杨厚珍一点头,回答:“嗯,都寄到乡下了”。谢氏接着问:“你什么时候走?”杨厚珍回答:“明天早上就出发。只是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回家。”然后,她欲言又止,继续扒饭入口。

饭局上的空气有些凝固,因为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这些天来,乡亲们从乡苏维埃干部的言语中都知道红军大部队要离开瑞金。杨家人知道,姑爷罗炳辉是红军的高级将领,是共产党的大官,树大招风,因此以后杨家风声紧,目标大。一旦红军走后,地主、还乡团会不会盯上杨家人呢?源发号商铺还能开下去吗?杨家人有安全保障吗?这些疑问都还是未知数。

杨厚珍夹上一筷子酸菜,叉入口中,咀嚼了一会,然后扒入一口米饭,看起来吃的很香。“看样子,你有喜了?”詹氏心思很细,关心地问。新凤子杨厚珍回答:“是,都有三四个月了。”“一路上,你可要当心呢。”詹氏嘱咐女儿。杨厚珍接着说:“嗨,这些年生孩子都生惯了,这是第四个了。不知大女儿镇涛现在怎样了,怪想念她的。”

其实,家里人都知道,罗镇涛是新凤子与罗炳辉的长女。1929年,罗炳辉与杨厚珍的长女罗镇涛在吉安出生。罗炳辉给自己第一个心爱的千金取名罗镇涛,算起来,她现在已6岁了。罗镇涛出生时,正值罗炳辉参加吉安起义前夕。罗炳辉领兵起义上了井冈山后,由于战事频繁,罗炳辉夫妇只好通过地下党组织转交给南昌的一位俞妈妈扶养。接到地下党的任务后,俞妈妈视罗镇涛为己出,把她看做自家的掌上明珠。由于连年征战,罗炳辉夫妇只好不时送些生活费给俞妈妈。

吃完晚饭,新凤子杨厚珍与几位兄嫂坐在一起闲聊,不知不觉间,他们谈起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保卫苏区的这场战争。大伙知道,自从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连遭败绩,结果根据地地盘越来越小,红军只好跳到外围去作战。杨厚珍叹道:“这次,要与部队远行,我也不知道这次要走多远。”一般来说,但凡会涉及军事机密时,罗炳辉连自己的妻子也不告诉。从新凤子杨厚珍欲言又止的口气里,厚榜、厚椿兄弟猜想:这次别离,可能不同往常。

新凤子杨厚珍告诉两位哥哥:“红军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罗炳辉已在会昌等候。我走以后,两位哥哥要安排好家人的躲藏,最好到南山去躲一阵子。”七哥杨厚椿回答:“新凤子妹妹,你身体有孕,还要带行李,我送你到会昌吧。”杨厚珍心里十分感激,说:“有七哥送,我放心。辛苦你了。”“没问题,这几天店铺里不很忙。”杨厚椿答道。

当晚,杨厚珍回到平波公祠自己的家里休息。由于红军要长征了,设在平波公祠里的红军粮食站已经停止工作,一点也不像往常那么忙碌。偌大的粮仓已空空如也,里面还停放着七八辆风车,钟同铭家里的几名妇女正在打扫仓库。钟家嫂子看到新凤子回了家,亲切地与杨厚珍打了招呼,她们开始亲切地唠嗑起家常来。

杨厚珍与丈夫及孩子们在平波公祠这个家租住了四五年,与钟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两家的关系还真不错。明天,就让厚榜哥把房子退回给房东。想到这里,杨厚珍心中很舍不得。杨厚珍从钟家嫂子家的厨房里打来一盆热水,以便放松自己疲惫不堪的身子,泡一泡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浸泡一会后,她觉得一股热流从脚底流向全身,心里感到无比舒服。把这盆水倒到天井,关上窗户后,杨厚珍把自己背包上的棉被铺到宽大的木床上,脱去红军装后,很快就入睡了。夜半时分,杨厚珍在迷蒙中做了一个梦,原来她梦见一对儿女在哭着喊着要妈妈。梦醒后,杨厚珍下床,点亮八仙桌上的煤油灯,却发现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正微微蠕动。杨厚珍叹息道:“可怜的孩子,明天妈妈就要远行,你可要跟着妈妈吃苦了。”

第二天早晨,早饭毕。杨厚珍穿上一身戎装,要上别着一把小手枪,然后到外面牵上洁白的骏马,走出河背街小巷,准备上路。杨厚椿挑着一副担子,担子里装着杨厚珍特有的女人日常用品和军用品,以及娘家人送给姑爷罗炳辉吃的花生、薯包等土特产。杨厚珍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上了战马。马儿驮着英姿飒爽的女主人,缓缓向前方走去,“得、得”的马蹄声在乡间小道上响起,杨厚椿挑着担子,快步跟在杨厚珍后面。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说说笑笑,谈起了很多儿时快乐的往事。

顺着武阳方向走,杨厚珍发现沿途都是出兵荒马乱的样子。看到这样的景象,杨厚椿禁不住为妹妹的将来担忧起来。路上,他们看到一列列正在行军的地方红军部队,和一些零散的挑夫及群众。杨厚椿猜想,这次部队行动应该不简单,难怪妹妹要急着回家安排孩子们的后事。然而,杨厚珍骑在战马上,心情镇定地行军。她的心早已飞了爱人罗炳辉那里,她想,也许罗炳辉此时正在给部队下达一个个战斗命令……

杨厚椿把杨厚珍安全送到瑞金的隔壁邻县,会昌的珠兰埠。这时,红九军团万余将士正在珠兰埠集结待命,他们在进行着战略大转移前的准备工作。罗炳辉已接到中革军委电令,要担任中央机关红章纵队的左后卫,掩护中央机关突击前进。

杨厚椿放下担子,在红九军团部的指挥部里见到了妹夫罗炳辉。罗炳辉立即向妻子杨厚珍了解孩子的寄养情况,杨厚珍还把两位母亲以及杨家人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形势危急,只是苦了咱们的两个小孩,等将来打回瑞金时,我们再把孩子接到身边。”罗炳辉安慰着妻子。杨厚珍点点头,边拭去眼角的泪水。

“辛苦你了,厚椿舅子,你一路上挑着担子可不容易!”罗炳辉转过身子,向小舅子表达谢意。“哪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都要过重阳节了,家里派我作代表,我们只有一些土特产相送,聊表心意啊。”杨厚椿回答。“炳辉呀,这次多亏了厚榜和厚椿,他们跟我一起安顿了两个孩子,厚椿还大老远送我来,你要谢谢他们!”杨厚珍微笑着说。罗炳辉告诉杨厚椿:“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山野无语,秋风萧瑟,只有几只乌鸦在山岗上树杈间停栖,依依呀呀地鸣叫着。会昌朱兰埠的山岗上的红土壤一片赤红,一些打了霜的树叶开始发黄、发红,与战士们头上的红五星、红肩章和队伍中的火红军旗遥相呼应,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红九军团的将士们散布在几个村子里,他们正做着出发的各项准备工作。罗炳辉、蔡树潘等军团首长忙碌在指挥部里,通讯队的战士们正紧张地收发电报,各部队正紧张待命。红军战士林忠仁等呆在罗炳辉身边,正等待军团首长下达前进的命令。

部队就要开拔了。大路旁,杨厚椿流着泪挥手与罗炳辉、杨厚珍告别。分手时,杨厚珍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苏维埃货币送给弟弟杨厚椿作路资盘缠,罗炳辉吩咐警卫员拿来九军团的介绍信,即路条给杨厚椿,以确保他在回家的路上能够畅通无阻,早些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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