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元宵佳节，火树银花不夜天，分外热闹。许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正月十五的声声爆竹、灯影婆娑是为了庆祝春节的圆满结束，实则不然。“元宵节”的正式称谓是“上元节”，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十五的“下元节”合称“三元”。只是由于上元之期与春节相隔仅半月，兼有赏花灯、吃元宵、打灯谜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故而在百姓心中拥有特殊地位，人气也直线飙升，逐渐将中元、下元两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实际上，元宵节并非春节的附属，而是与新春、端午、中秋并列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其起源可上溯至汉代。
元宵花灯的早期演变:从“祭祀太一”到“宣和彩山”
西汉初年，高后吕雉把持朝政，违背汉高祖刘邦生前所立“非刘氏不得王”的“白马之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滥封其侄吕禄、吕产、吕台等人为王。吕雉薨逝后，吕氏兄弟自知得位不正，密谋叛乱。刘邦的长孙——齐王刘襄在朱虚侯刘章、陈平、周勃、灌婴等人协助下，一举铲除诸吕。荡平诸吕之日，恰逢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鞭炮齐鸣、普天同庆。洎汉武帝执政，选择正月“上辛日”（每年的首个辛日。笔者注，下同）之夜，亲临甘泉宫泰峙祭祀至上天神——太一，祈求风调雨顺，国祚绵延。整场夜祀活动自前日昏时开场，至次日天明方才告终，场地四周灯火通明，犹如白昼一般。待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刘彻颁布《太初历》，进一步确立了正月十五（元夕）的特殊地位。在欧阳询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岁时》中，将西汉“太一祭祀”作为元宵灯会的起源，认为后人在此日“夜游观灯，是其遗迹”。
北宋时期，元宵灯期较唐代更长，花灯亦更加精致。乾德五年（967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决定“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燃灯遂由三日扩展到五日（《宋朝燕翼诒谋录·国朝故事三元张灯》）。不过，五日灯期依然难以满足“千古画帝”宋徽宗赵佶。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描述了北宋末年，汴京城内举办了一次史上历时最长的元宵盛典——宣和五年（1123年）灯会。灯期“从腊月初一日直点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日夜”，长达四十五天，可谓空前绝后，实为至罕。至于从腊月开始放灯的原因，“盖恐正月十五日阴雨，有妨行乐”，美其名曰“预赏元宵”。宋徽宗在“借调”腊月的同时，还命能工巧匠在景龙门前搭起一座巨大的“宣和彩山”。此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上有赵佶亲书的“宣和彩山，与民同乐”八个瘦金体大字。
奢靡的宫廷晏享：《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鳌山灯棚”
如果说“毛顺灯楼”“宣和彩山”是集唐、宋两代元宵花灯之大成，那么明成祖朱棣命工匠仿制的“鳌山灯棚”则代表着明代彩灯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纵览明代诸帝，对元宵观灯最为热爱者，非朱棣莫属。这位“五出漠北”的马上天子，不仅在永乐七年（1409年）“赐百官上元节假十日”（《明史·成祖本纪》），而且于永乐十年（1412年）在南京皇宫午门广场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元宵灯会，搭设“鳌山灯棚”，乐享盛世。
明代的鳌山灯棚是何样式呢？我们可以从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找到答案。该图卷由宫廷画师所绘，展现了朱棣的玄孙——成化皇帝朱见深在紫禁城中欢度元宵的场景。当时，匠人在宫中用松柏建起了一座庞大的灯山：自上而下分为四排，其上挂有不同形制、图案的彩灯，共34盏；加上悬于灯山左右两侧及门洞处的7盏，整座灯棚所用彩灯凡41盏。在第一、二排之间，穿插挂有吕洞宾、汉钟离、何仙姑等“上洞八仙”，而第二、三排之间则悬吊着苏飞、左吴、田由等“淮南八公”。这十六位仙人犹如驾云而至，向皇帝恭贺佳节如意。
“鳌山”之名与民间传说有关，出自《列子》卷五《汤问》：上古时代，在渤海以东亿万里处有一深不可测的沟壑，名曰“归墟”，其上漂浮着“岱舆”“员峤”“方壶”“瀛洲”和“蓬莱”五座仙山。山中不但有金玉殿宇、珍禽异兽，更生长着各类花朵、果实，食之便可长生不老。然而，五座神山却属无根之土，随波漂移，甚是危险。为排除隐患，玉帝命大禹率15只巨鳌前去固定山体。大禹遂将巨鳌分三班，每班五只，分别把五座山负在背上，六万年更换一班。因此，百姓眼中的“鳌山”寄托着世人对海外仙山的无限向往。
然而，搭建如此庞然大物颇费公帑。在《明史·朱衡传》中，对隆庆朝制作“鳌山灯棚”的花销有明确记录：“计费三万余两”。彼时的“三万余两”即使对皇家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鉴于此，纵然皇帝想要搭建鳌山，往往会遇到来自臣僚的百般劝谏，不能如愿。
不过，对于生活在宫廷中的孩童而言，无论是公主、皇子，还是陪侍在侧的小宦官，元宵之夜是否有“鳌山灯棚”无关紧要，各式灯笼才是他们的心头好。在《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的另一个场景中，描绘了孩子提灯游玩的画面，分外喜庆且寓意美好。他们手持的灯笼样式繁多、制作考究。譬如，骏马灯寓意“马到成功”，宝象灯寓意“太平有象”，仙鹤灯寓意“松鹤延年”，玉兔灯寓意“大展宏图”，螃蟹灯寓意“富甲天下”，三足金蟾灯则寓意“蟾宫折桂”，正所谓“万盏明灯，象马人鱼异样”，竞相争奇，夺人眼球。
从繁复到消弭：清宫之内的“天灯”与“万寿灯”
明清易鼎之后，鉴于元宵花灯（尤其是鳌山灯棚）极易引发火警，紫禁城内不再举办大型灯会，但仍保留明代以来在乾清宫搭设天灯、万寿灯的传统。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除乾清宫外，宁寿宫皇极殿的丹陛上下也架设起万寿灯与天灯，使宫廷的元宵之夜更添生趣，正所谓“上元月朗当头夜，万寿灯燃第一枝”。
可是，这些巨型宫灯究竟从哪一天开始“上灯”点燃，又在哪一天“出灯”降下呢？按照《国朝宫史·典礼》的记载：每岁腊月二十四，由总馆内务府大臣率员役从乾清门举灯杆进宫，会同太监们共同安放，缚架悬灯，甚是热闹。通过传世的宫廷档案可知，两灯的制作工艺极其繁复，故需宫中营造司、造办处会同苏州织造三者协作，分别打造灯杆、金属构件以及灯联。天灯灯杆选用楠木，以云龙纹作为装饰，顶部为一座六角重檐亭，其下是龙头、龙尾灯托，配合悬挂宫灯。万寿灯也系楠木打造，雕刻云龙纹，只是顶部的六角重檐亭较天灯略小，另有两丈五尺、径七寸的杉木戗八根，云龙挑头云戗仙人、蹲龙各八件，灯联宝盖和旌头八个，可谓巧夺天工。
虽然，二者均在腊月廿四架设灯杆，可放灯之期不尽相同（《国朝宫史》卷八）。天灯自前年腊月二十四至新年二月初三日，每晚均点燃，而万寿灯自设立之日起，仅在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一、正月十四、正月十五以及正月十六这六天点亮，算是弥补了宫中缺失元宵灯棚的遗憾。当然，即使在不点灯的日子里，万寿灯的挑头之上也不会空空如也。因为自树杆之日起，十八幅“万寿宝联”便会高悬其上。灯联为苏绣，每幅用金线绣有二十字。两幅灯联为一组，内容对仗工丽。譬如：“万国庆咸宁，爰偕乐升平，午夜铜壶歌管，声连紫陌”“一人宏敛锡，政同赓保定，千秋金鉴冈陵，象叶彤墀”。上述华美的辞藻承袭自明代宫廷，祈求岁岁五谷丰穰、国泰民安；清代因袭之，未易其句。
需特别指出的是，宁寿宫内天灯与万寿灯的灯杆长度虽是仿照乾清宫天灯杆、万寿灯杆所作，但较原物略短。究其原因在于：宁寿宫系乾隆皇帝营建的颐养天年之地，也就是禅位之后的养老所在。尽管其庭院格局与乾清宫相仿，但“月台、丹陛两边院落比乾清宫较窄”。如果将乾清宫天灯、万寿灯的尺寸等照搬，则空间局促，未免给人以“不成观瞻”之感，故灯杆比原物稍有缩短。
从唐代的“毛顺灯楼”、宋代的“宣和彩山”，到明代的“鳌山灯棚”，再到清代的“天灯”“万寿灯”，都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闹元宵”“赏花灯”的文化缩影。古往今来，无论民间还是宫廷，关于元宵赏灯的故事层出不穷，以至于随手翻看古典小说，涉及“闹花灯”的篇章比比皆是。譬如，《红楼梦》开篇即有小英莲去观元宵社火花灯，被拐子抱走，孤苦飘零，唯叹“云天雾海路途难”；而《水浒传》的高潮之一“李逵元夜闹东京”，起因便是宋江携众人来至汴梁，欲亲眼目睹“东风夜放花千树”。在《薛刚反唐》中，主人公在车水马龙的元宵灯会误伤太子，惹得圣驾跌落五凤楼，这才引出“三扫铁丘坟”“灭武兴大唐”等后续；在《隋唐演义》里，秦琼、柴绍等五人同样是留恋花灯美景，偶遇强抢民女的宇文成惠，击杀奸贼，这才上演了“五雄闹花灯”的大戏。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足见正月十五的元宵花灯已成为我们重要的民族文化基因，一直赓续流淌在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