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宝坻政书》是根据袁了凡在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的公文编纂的一部公牍文献集。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问题，明朝的国家统治能力受到很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外部的北虏南倭，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努力，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他在相对有效地履行知县职责的同时，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袁了凡；宝坻政书；地方行政；社会治理；国家统治
袁了凡以《功过格》著称于世。该书在明代末年号称“近世士人之圣书”，[1]“于是了凡之名，盛传于里塾间，几于无人不知”。[2]时至今日，袁了凡的思想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影响。2016年先后召开“2016袁了凡思想文化国际论坛”和“‘慈善孝贤’暨了凡善学思想研讨会”，充分证明“即使在当下，这样的思想对于修身养性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3]在《功过格》之外，袁了凡还留下了很多著作，其中一部就是《宝坻政书》。
《宝坻政书》是在袁了凡卸任宝坻县知县后，由他的门人刘邦谟和王好善根据“公文示谕之见诸事实者”编纂而成的一部公牍。[4]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宝坻政书》共分十二卷，除卷一二的“感应篇”主要记载袁了凡在任期间的事迹外，公牍部分有“祀神书”“御吏书”“睦僚书”“积贮书”“赋役书”“训士书”“刑书”“工书”“马政书”“救荒书”“边防书”和“自治书”。袁了凡在任中，凡“所条列，皆挥笔立就，大半无稿。其有稿者，各方胥吏俱已更易，非公旧人，屡索不得其全”。虽然该书所录仅为袁了凡所撰公牍的“十之二三”，但“尝鼎一鬻，已知全味”。[5]我们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了解到一位普通的地方官员在为政时的思想脉络。
一、袁了凡赴任时的宝坻县
1．人丁田土
明代初年，战乱之后的北平府人烟稀少。洪武二年(1369)，整个北平府下仅有14974户，48973口。宝坻西邻的香河全县仅有266户831口，洪武八年(1375)也不过954户3309口。[8]这些地方虽然保持着县的架构，实际上与旷野相差无几。根据记载，宝坻县在“兵戈初定”之后，“城郭萧条”，与香河县的情况大致相同。[9]经过上百年的休养生息，在袁了凡在任的万历年间，宝坻县有编户三十里，[10]人丁22962名。[11]及至崇祯年间，宝坻县共有二十六里。[12]
在袁了凡就任以前，宝坻县有“民地六千八百八十四顷五十亩”。袁了凡到任的万历十六年(1588)，“现在额田止六千八百六十顷”，因“抛荒”导致“实失额地二十四顷五十亩”。经他“发奋募民开荒”，万历二十年(1592)时“实在民灶地八千四十五顷九十一亩五分五厘”。[13]这些田地需要负担的赋税如下：
表1宝坻县赋税
项目
本色（石）
征银（两）
总额
夏税
豆961.98+
300.128
680.924+
秋粮
豆1532.70
510.778+
1123.669+
马草
豆4510.66+
150.000
1954.265
合计
3758.858+
与京畿地区许多州县一样，宝坻县还存在着不属于国家正规田赋体系的“宫庄地”和“爵下地”等，即通常所说的王府庄田和勋贵庄田。[14]
宝坻县内首次出现此类庄田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宣德年间。宣德六年(1431)七月十七日，皇帝批准了清平侯吴成的请求，同意赐给他“宝坻县荒地四百亩”。[15]此后，不断有皇亲国戚和勋贵近幸奏求田地。弘治六年(1493)至十七年(1504)，皇亲庆云侯周寿、建昌侯张延龄、会昌侯孙铭之间争夺宝坻县把门城(今天津市宝坻区东南八门城镇附近)、老鸦口(今天津市宝坻区南部牛家牌镇、大白庄镇附近)等处“田二千四百八十一顷”。周寿与张延龄之间明争暗斗，“两家奴仆遂相掊击”，双方均上奏告状。工科左给事中张文就此上疏称，双方奏请田地数目较大，恐有“民业”在内，要求严格调查。张文在上疏中还说：周寿与张延龄乃“肺腑至亲，休戚攸同，不图忠义，专事货财，希恩传奉，滥私亲党。原其初心，不过富贵。但富贵之极，骄奢淫逸所自生也。……仍乞面谕寿等，当知止足，天道恶盈，颠覆必至。尤望皇上凡有干请，辄从检抑，仿汉窦广国故事，择人与俱日讲求所以竭忠保族之道。”弘治皇帝以周寿等均属皇亲为理由，不仅不加处罚，反而在要求的数目之上另外加赐田地，如周寿“乞把门城田一千二百顷，今再赐八百顷”。[16]
袁了凡在万历二十年(1592)时呈报的“宫庄地”和“给爵地”的详情如下：
表2万历二十年宝坻县内的宫庄地和给爵地
分类
面积（顷）
宫庄地
19.4729
3814.00
给爵地
1325.7083
3897.2959
1345.1812
7711.2959
2．僚属和胥吏
根据史料记载，明代的宝坻县设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等官。[20]袁了凡在各类公牍中曾经提到了其中几位：如县丞黄维中、[21]管马主簿冉梦龙、[22]典史谈华，[23]以及未记载姓名的管粮主簿。[24]此外，宝坻县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和架阁库等胥吏机构。[25]这些机构中胥吏的经制额数和实际额数，已难以稽考，但估计不会少于十数名。[26]宝坻县在袁了凡担任知县前后，每年编派各类役夫“五百余名”。[27]我认为，其中固然包括了为顺天府、密云道等衙门提供的衙役，但主要是宝坻县为了维持日常行政事务运转所需的衙役，即皂隶、禁子、门子、马夫、弓兵、斗级、库子、巡栏等等。[28]
为了有效地履行职责，袁了凡对僚属和胥吏采取了“睦僚”和“御吏”的方针。
(1)“睦僚”
“睦僚”是当时官场上的常识。明代的官箴书指出：
僚采首领官，乃吾之手足四体也。唇齿相依，辅车相倚。世之当仕者，往往自恃其科第，鄙寮属为异途，自骄自亢，甚非忠厚长者之道也。不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故必正己以率之，循礼以遇之。[29]
袁了凡在他撰写的《同寅录》中，着重叙述了维持良好的同僚关系的重要性。[30]他认为，“同官有兄弟之义，较之同年，尤为亲厚。盖同年系一日开榜之情，而同官有数年义聚之乐”。同官之间，“须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毋论今日相与蔼如一家，即他年相别，升沉路殊，亦须敦世讲之谊”。
袁了凡主张的“睦僚”是以重名节为原则的。“大抵人生财禄，原有定数，贪者枉自秽污，而终身不能得一毫非分之物，廉者落得清修，而终不失吾命中所有之财”，故“我辈既号同心，各当砥砺名节，以清廉自誓”。他对日常生活作了详细规定。例如，为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他建议“今后每会食，不过五品，三荤二素，不许宰牲，不许开桌，有随时鲜果，或用一二，不得过丰”。而且要求在燕会之日“谈诗书，说礼乐，或商量民间疾苦，不得说人过失”。他提议“每人各置一籍，每日所行之事，或善或恶，随手记之，月终一会，出簿互观”。
袁了凡对衙门事务作了明确的分工。在审理词讼方面，他根据词状内容规定：
本县词讼、军匠发二衙，钱粮马匹发三衙，斗殴盗贼发四衙。其事关风化及豪强难制者，留堂自理。并不差人，皆原告自拘。不服，则令保正催拘。颇为省事。今后各衙宜遵此，除巡捕强盗许差人密缉外，其余一应公事，皆守堂规，庶为得体。[31]
这里所说本堂是指知县本人，二衙、三衙和四衙分别指县丞、主簿和典史。根据这一分工，县丞负责审理与清军清匠，主簿负责税粮和养马，典史负责社会治安，知县本人则负责较大的案件。
此外，相信袁了凡也完全了解佐贰官在问案时存在着“亦要人钱”，[33]或者如吕坤所说“彼佐贰者，岂肯代堂官空手营赎，自有赎外之赎也”的情况，[34]故此举也暗含着同僚之间的利益分配。
(2)“御吏”
对胥吏的管理始终是明代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关键之一。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认为，“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遂以严刑峻法进行惩处。[35]
利用词讼谋利在明清时代的地方衙门属于一种非合法的“常例”。嘉靖年间，浙江淳安县的“六房吏每年常例”规定，“词讼，每状一纸，或一分二分”。[36]可见，只要呈递状纸，负责此事的胥吏(在淳安县为承发房)即可按“常例”获得一笔收入。明朝人蒋廷璧鉴于胥吏利用收受词状“要告人钱”，鱼肉小民，主张“词状不准付房吏”。[37]袁了凡到任之初，“词状皆贮于堂，诸胥请分于各房，从之”。由此可见胥吏们的利益诉求。
袁了凡除了在词讼处理程序上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上任之后还颁布了《禁约吏书榜》。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规定办事程序的“承行”：
上司文移大事，限十日完；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违限一日，责五板。申送上司文书，差一字，责五板。有规避者，从重论。不奉呼唤上堂，责五板。呼唤不到，责五板。说谎者，责十板。[39]
这样，胥吏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在办理公务方面还要面对相对比较严格的管理规定。于是，他们和衙役一起祭出了“乞休”的手段，试图以罢工或辞职的方法胁迫长官就范。
水清苦则獭先遁，官清苦则民不乐从。尔辈襄时争求服役本县，有不远数千里而来者。今纷纷告退，岂苦也乎哉。吾与若辈约：书手告退者，勿得补南人；老人告退者，听择，可则留，不可则去；民壮告退者，即时选补；皂隶快手告退者，里老报补，不许私相授受；阴阳生告退者，不准；门子告退者，听。[40]
由此可见，袁了凡洞悉那些昔日“不远数千里”前来“争求服役”的胥吏衙役们乞休是因为衙门“清苦”，他不仅顺势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对补缺做出了一些规定，借机将主要的胥吏衙役的选补权抓在自己手里。例如，他规定书手告退之后不许以“南人”补充。我认为，同样属于“南人”袁了凡在此所说的“南人”主要是出身于浙东绍兴等地区以刀笔为生的胥吏。[41]明代以后，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加，导致“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加之政策上限制浙东乃至江南人在户部等特定衙门为官，结果许多人进入各地衙门谋生，“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乃至出现了“一入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的“无绍不成衙”的局面。[42]这些人在离乡之后，为了生存，除了依靠血缘关系之外，还利用地缘关系，彼此互通声气，结党争竞，乃至凭借娴熟的刀笔，把持日常行政，在衙门中长官有如被人“牵丝之手”的“傀儡”，“提东则东，提西则西”，胥吏衙役中“间有苛察者欲自为政”。[43]上述的“乞休”都是他们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手段。面对这种情况，袁了凡规定了承充胥吏衙役的手续，防止私相授受，设法掌控衙门内部的人事权。
二、赋役行政
赋役行政是知县的主要公务之一。《宝坻政书》的编者说，“本县正赋每亩二分三厘二毫，本不为重”，“役则颇繁”。其中，“里甲者亩派三四分，故富者以得地为悔，贫者皆委地而逃”。被签当“库子场夫”者几乎都要罄产破家。由于赋役的编审是以田土面积为基准的，故当地“有世为流寓，而不愿入籍者”。[44]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宝坻县有三项徭役属于“所尤患者”，即“工部厂”“孽生马”“贡银鱼”。[45]在《宝坻政书》卷四的“赋役书”中收录了5件文书，除1件告示之外，其余4件是向上司申请减免或减派的“公移”和关于大造黄册问题的“议稿”。囿于史料的限制，“工部厂”的情况已经难以稽考。以下约略叙述“贡银鱼”和“孽生马”，以及编派赋役和大造黄册的情况。
1．“贡银鱼”
宝坻县需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各种上贡。“劳费巨万”的“贡银鱼”就是其中之一。此项上贡始于永乐年间，负责此事的尚膳监太监“动托敕书，治以惊散银鱼之罪”。在“上供难缺”的理由之下，“内府人员，时来倚索”，直接“额派三十里，各出银二三十两不等，征收供给”。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需索，以致“民间私赔，不计其数”。由于“既不能止内官之来，又无各州县之协济，且传宣日众，供给愈难”。袁了凡在万历十六年(1588)到任之后，“会士夫耆老，询民疾苦，佥以此为第一骚累之事”。[46]
袁了凡在“询民疾苦”之后，从转运和管理两个方面提出了银鱼问题的解决方案：
得各项鱼鲜原出海涯，离县二百八十里，由县抵京又一百八十里。展转濡滞，鲜物皆坏。况出鱼之地，原系御用监所辖，因申本监，请从京师直抵天津海口，不过二百余里，尽令本监庄头常年取办，而本县豁其户役，似为两便。[47]
袁了凡在此提出两个理由，其一是经宝坻县中转运输，会导致鲜鱼变质，其二是产鱼之地属于宦官管辖，可由当地庄头自行管理。作为交换条件，宝坻县免除承办银鱼的御用监庄头的户役。[48]据说，他曾经“寓书某”，此“遂得停止”。[49]根据朱鹤龄撰《赠尚宝少卿袁公传》记载，此处得“某”很可能是具有一定地位之人。总而言之，袁了凡的这一建议经“阁臣允之，自是中贵罕至者”。[50]但是，当袁了凡离任之后，“贡银鱼”又死灰复燃，成为“与明终始”的“三大弊”之一。[51]
2．“孽生马”
进入永乐年间以后，马政成为华北地区很多州县的一项重要事务，[52]宝坻县亦不例外。
永乐间，派孽生马于宝坻，至景泰改为寄养，为数二千四十九匹。养马一匹，免粮六十亩。每里置群长、医兽各一人。倒失一匹，征银二十两。马价积至巨万。嘉靖中，印马察院顾革马头一千六匹，其价自(嘉靖)四十一年前者免之。而万历以后，倒失又不胜记矣。迄于(明朝)末季，赔累无已。[53]
嘉靖年间以后，宝坻县有“额编寄养马”为1043匹，分摊在“民灶地七千四百五十一顷”之上，平均“每匹编地七顷二十亩”。根据里老人张廷玺等人报称，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遇倒失追赔，民不堪累”。以后，灶户于登利等人“告除灶地七百一十六顷，应除马一百匹”。但由于“彼时年丰”，故“未经申减，将马加入民地”。在当时的知县管应凤的主持下，将1043匹寄养马摊入“见在民地六千七百八十五顷七十八亩”，这样“每马一匹，编地六顷五十亩”，加重了县民的负担。[54]
在袁了凡上任前后，宝坻县连遭水灾。由于宝坻县“地势最低，环水淹没，经年不退”，导致了“疲民逃窜多半，马食泥草，多生疾病，如万历十五六年倒死数百”。有些村民在逃亡时，“各写状系在马项，将马五十一匹拴在四城周围树上”。面对这种情况，袁了凡决定请求恢复每七顷二十亩养马一匹的旧规，以便尽量减轻民间的养马负担：
合无将见在民地六千七百八十五顷七十八亩，俯从照旧，每马一匹，编地七顷二十亩，计该马九百四十二匹，以俟发养。如所发过多，将原灶地照旧补数。[55]
此外，赔补倒死马匹的“马户赎银”也是一大负担。[56]按照规定，“额编寄养马”，“倒失一匹，征银二十两”。为此，宝坻县欠下的马价“积至巨万”。袁了凡上任的万历十六年(1588)时，宝坻县“未完倒死变卖例应买补马六十四匹”，“拖欠纸赎马价马户纪逢春等并该吏刘宗尧共九十四名”。如果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至少需要赔补银1280两。袁了凡奉太仆寺命“行拘”上述各人，“责令即时完纳”。刘宗尧等人供称：
连年水涝，颗粒无收，剥食树皮度日，属望今岁收成上纳。不料五月六月，又遭滂沱大雨，将未收熟麦尽数漂沉，方长田苗，连根冲起。即欲卖男鬻女完官，何人承买？恳恩申请免追，急救民命。[57]
袁了凡同时还传“各该里耆邻右陈琚”等到官，“逐一再四查审”，结果了解到上述94名中90人的具体情况是，“稍有产业可变”者61名，“陆续病故”者11名，“贫极逃亡”者与“家产罄尽”者各9名。
在这种情况下，袁了凡向上司呈递了《申免马户赎银公移》，要求减轻此项负担。他在文中首先说明了宝坻县近年的被灾比例，即万历十四年(1586)为“九分”，万历十五年(1587)为“八分”，本年即万历十六年(1588)为“九分八厘”，基本上属于绝收。“各马户纳赎买马俱该出自地土，今既连岁无收，实无措处”。但是，袁了凡又顾虑“若候丰年追纳，积案终无了期”。权衡之下，袁了凡决定让“稍有产业者”的61人“上紧买补”，“严行比追”，征收了“银一百九两五分”。至于“陆续病故”的史孟春等29名，袁了凡援引《大明律》中关于“以赃入罪，犯人身死勿追”等法律条文和孔子厩焚而不问马的典故，要求宽免：
史孟春等二十九名或躯命以捐，而隔世受追陪之苦；或产业已尽，而终身无完结之期。不独幽魂抱恨于九泉，含冤无已；兼使穷独久羁于三木，粉骨难偿。即死矣而终莫能赔，即杀之而竟亦何益？昔者厩焚而不问马，惟恐以物类伤人道之生；今也马死而重累人，是乃以生人偿死马之命。[58]
《宝坻政书》的编纂者称赞袁了凡在马政问题上“厘其积弊”。但是，在他离任之后，马政问题依然陷入了困境，成为该县“百孔千疮三大弊”之一。[59]
3．“审编减派”
在均徭银方面，袁了凡就任之后“调停酌处”，利用酌减的均徭银完成了加派的任务，没有将新增的负担转嫁于民间。例如，顺天府指示宝坻县减去密云县皂隶等役，合计减银“九十八两六钱”，同时又增加顺天府正堂皂隶、更夫和快手等19项，“共加银九十一两六钱”。在袁了凡的“调停酌处”之下，上述新增的部分均用酌减的部分抵补。这样，两者相抵，“尚余银六两八钱”。结果，宝坻县不仅没有将新增的负担转嫁民间，而且有剩余银两“以备马房脚夫加添之用”。[61]
在里甲经费方面，袁了凡主动要求裁减那些徒具虚名，无裨实用的项目。兹举一例。[62]
宝坻县30里中，有25里有军户，为此各编有清军书手1名，每名工食银12两至7.8两。但是清军书手们纷纷在定额之外“私讨”，如原定每名12两者“私讨”至17两或18两。仅此一项，各里甲要负担工食银380多两。负责清军事务的县丞黄维中“在任五六年，清勾数百次”，深知其中弊害。他告诉袁了凡，“前项书手，皆市井游民，图支工食，军丁籍贯，茫然不知，留之无用”。这些人“一奉清勾”，则“月月追呼，村村惊扰，以致需索多端，人民逃散”。实际上，宝坻县的“概县军丁，只有此数，一经查明，便可永为定册”。为此，袁了凡建议“将前项书手尽行革去，而以其所司之事并之该里……既可免零星勾扰之劳，又可杜那移更改之弊”。
最令袁了凡头疼的是宝坻县为蓟运河疏浚工程的协济。据他说，当初有50余州县参与此事，万历六年(1578)，“工部建议提请各处之夫皆减半征银，而宝坻正夫一百九十九名仍旧佥派”。当初尚以每日银6分的价格雇募人夫，以后“因募夫之银日渐克减，无夫可募，遂令宝坻县正夫之外，复募夫一千名”。袁了凡认为，“各州县所派正夫皆得减半纳银，而宝坻正夫之外复募余夫，以一县而代二十七州县之役，此非原题之意矣”。他为此在万历十六年(1588)上任之后，直接向工部尚书石星说明情况，“量减夫三百名，止派七百名”。这700名的佥派方式是，“将通县人丁会算，共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二名，除优免外，每三十丁共出一丁，不复征银在官，但令各里自募，各夫自讨”。据他说，此举“颇为省事，行之四年，人皆称便”。[64]
4．大造黄册
袁了凡在处理政务时的认真、务实和灵活突出地表现在大造黄册一事上。
明朝政府制定的黄册制度，既是户籍编造制度，也是赋役征发制度，故黄册的性质是户口册与税册的统一。[65]按照规定，为了政府能够掌握10年之间的人口增减与田地买卖的变化，黄册每隔10年重修一次，名曰大造。袁了凡在任中的万历十八年(1590)，恰逢大造黄册之年。[66]
袁了凡在接到大造黄册的指令之后，经过思考，向上司提出了《大造黄册议稿》。他说，“仰承德意，俯究事源，务期费用不烦，册籍早定。丁粮有准，赋役适均。盖竭平生之精力，以贻庶兆之康宁，诚有司事也，有司责也”。
大造黄册所需经费颇巨。在某些地区，每年都随税粮征收造册银两，以免临时无着。[67]宝坻县也为造册每年派征银8两，9年可以得银72两。即便如此，到了大造之年还是要加派银两。宝坻县在万历九年(1581)大造黄册时，“阖县派征银八百三十四两六钱六分”，该银按每丁每亩各“派银八毫四丝七忽四微一纤”征收，“以为纸笔工食解册之费”。此外，“又复多征”。当此次大造之时，恰逢“岁饥民贫，正额税粮尚难完办”。袁了凡曾设想“择殷实书算，纸张工食，责令自办”。但“耆旧”们举出邻县事例，“咸称不便”。由于“书办人役，独力难赔，挨户取索，指一科十，尤为扰害”。[68]袁了凡有鉴于此，决定“痛加裁省，将造册各项公用逐一酌定，使费出有经，一厘一毫，并不派及里甲，亦不累及书算。庶民免重科而上亦不废事”。他在原定银额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核算，将造册经费确定在“一百二十八两九钱”，具体项目如下：
表3万历十九年宝坻县大造黄册经费
原定银额（两）
确定银额（两）
1
写册工食银
596.8
105.0
2
买纸银
150.0
15.0
3
包裹黄册毡条银
12.0
0.0
4
解册使用银
25.0
4.0
5
装订黄册银
5.0
0.36
6
总书工食银
16.4
1.16
7
做夹板银
2.5
0.5
8
绫绢簿壳
3.36
2.88
811.06
128.9
密云道王见宾最终批准了袁了凡关于大造黄册的实施方案：
看得宝坻县袁知县条陈攒造黄册，议减纸张工食盘费等项，查动无碍官银，不科里甲，慎选书算人役，责发收除弊源，深得节省爱民袪奸之体。[69]
三、审理词讼
1．慎刑
刑名是州县地方官的重要业务内容之一。《宝坻政书》的编纂者对袁了凡的“慎用刑”有如下说明：
常终日不笞一人，终月不拟一罪。县中刑具皆以律改正，民有犯罪者，必反复晓谕，令其悔悟。暇则亲至狱中，告诸囚以为善得福、为恶得祸之理，时有闻而涕泣者。故(万历)十七年秋大雨墙圯，而重囚相戒守法，无一人敢逸。斯亦奇矣。[70]
袁了凡在上任后不久，发出了《谕僚属用刑文》，[71]要求在“当官三事”，即清、慎、勤中尤其应该注意慎刑，“盖他事皆可改正，而刑加于民，遂悔无益，奈何不慎”。针对官场上有所谓“一代官，七代贫”的谚语，袁了凡解释说，原因不在“居官者子孙必不善”，而在于其先人“倚法作威”。他的基本主张是，“刑期于无刑”，即“凡将用刑，必度此刑有益于人，方可用之”，如果“刑一人而使千万人惧，杀一人而痛宁谧，吾如何不杀”。他认为，只有这样用刑，“刑即是德，鞭扑即是教化，所谓刑罚之精华也”。
袁了凡赴任后发现，宝坻县用于枷号的枷过重。明代制度规定，枷长五尺五寸，头阔一尺五寸。“以干木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十五斤，长短轻重，刻志其上。”[72]相比之下，宝坻县使用的枷远远超出了国家的规定，如徒流用的枷达到“七八十斤”。袁了凡决定，“皆弃去不用，依律造二十斤之枷”，并命令“各衙之枷有旧时遗下者，皆依堂规改正”。
袁了凡在问案中也注意以儒教伦理教化民众。他说：
主仆相讼，便有君臣之义。仆虽理直，犹必谕以主之不可犯，而稍惩戒之。兄弟相讼，弟虽理直，犹必谕以兄之不可犯。于主之不义，兄之不恭，亦必晓告之，使知理曲。既重治其卑者，又须轻责其尊者，使分义明而仇易解。大率听讼须谕之以理，责之以义，然后从而刑之。[73]
袁了凡还要求凡遇诉讼，应当从速审理。“一人在狱，举家不宁。故犯人不可轻系”。他规定，“倘三日不问，许狱吏、仓老人禀官请审。不禀者，查出责五板”。
2．清理狱囚
袁了凡赴任前，署理县印的县丞黄维中已经将宝坻县的审录文册申送到上级衙门。[74]他到任之后，“清理狱囚，逐一研问”，发现了审录文册中存在着“情罪参差，深文捏辏”的情况。恰逢密云道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行文要求“理冤抑”，他于是报称，“本县狱囚凡一十四起，而以所颁十六条之例求之，则可疑可矜者乃有十二起焉”。他根据“以求生为主”“以原情为据”“以名义为教”“以案牍为迹”的原则，对“可矜可疑”12起案件中8起“奉有决单”和4起“转详未示”的案件，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在“奉有决单”的8起中，有2起被判处斩刑，6起被判处绞刑。除其中1起确属“原系恶人，坐绞不枉”之外，袁了凡对其余7起判决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适用法律条文时存在纰漏。兹举一例。
前件审得高友智借高永昌雨伞，失落未还。永昌逼讨，出言毒骂。友智恃叔名分，将头撞倒在地，负伤身死。切详高友智以头撞侄，原非手足金刃所伤，而一撞即毙，尤非耳目思虑所及。应坐过失杀人律，止因触怒问官，遂拟大辟。夫狱重初情，而原告称撞死人命，则谓其受人把持。殴凭众证，而李臣、阎朝宁称头撞身死，则谓其得财入己。是狱也，不凭原告，不凭众证，而问官自入者也。虚心服念，良用怃然。伏候审夺。[75]
细读之下，可知本案的关键在于适用法条。由于原审“问官”据称被高友智“触怒”，遂引“斗殴及故杀人”律，判高友智绞刑。袁了凡认为原审官员引律有误，属于“自入”，导致量刑错误。
《大明律》关于“斗殴及故杀人”的规定如下：“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而袁了凡认为，应该适用的法条是“过失杀人”。其条文如下：
凡因戏而杀、伤人，及因而斗殴而误杀、伤傍人者，各以斗杀、伤论。……若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原注：过失，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皆准斗殴杀、伤人罪，依律收赎，给付被杀被伤之家，以为营葬及医药之资)。[76]
袁了凡的根据是，“高友智以头撞侄，原非手足金刃所伤，而一撞即毙，尤非耳目思虑所及”，故“应坐过失杀人律”。
由此可见，如果适用了原审的“斗殴及故杀人”的规定，则高友智将被处以绞刑，而袁了凡根据上述“以求生为主”和“以原情为据”的原则，主张应该“坐过失杀人”，判处“依律收赎”。
这样，在12起可矜可疑的案件之中，袁了凡认为除1起“坐绞不枉”之外，其余11起“皆在矜疑之列”。当他将改判缘由呈送上司之后，密云道郭四维“甚愤且怒”。因为郭某在任6年，上述诸案“皆其所定者”，不愿他人翻案。结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孙旬只认可了袁了凡要求改判的1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袁了凡一面坚持继续向上司申诉，一面要求囚徒“悔悟自新”。当他离任之时，剩余的囚犯“相继脱罪，无一在系者”。[77]
四、“边防”
宝坻县北邻“九边”之一的蓟州镇，该处“拱卫京师，密迩陵寝，比之他边尤重”。[78]蒙古铁骑曾经到达宝坻县城下。在这种情况下，宝坻县的地方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考虑边防问题。这是明代后期华北北部地区地方行政的特征之一。
1．“边关十议”和“阅视八议”
袁了凡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曾先后向上司提出了关于长城防务的“边关十议”和“阅视八议”。[79]前者的十个项目分别是，“革养军之虚费”“汰台兵之冗员”“谨赏抚之机宜”“定马市之良规”“复旧耕之额田”“广种植之厚利”“兴险阻之水利”“增将官之供给”“议轻车之便利”“查器械之冒滥”。后者的八个项目是，“积钱粮”“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胡马”“散逆党”。我们从这些项目中可以看出，在袁了凡的思考中，强化边防包括了军饷、练兵、地形、外交等诸多方面。细检各项目的内容，可以发现袁了凡作为一名知县，熟谙与边防有关的财政、军务，乃至边境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袁了凡对当时长城沿线的防务抱有很大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固然源于长期以来北方地区所受到的外来压力，更主要是源自对明朝自身政策的担心，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边镇粮饷。
袁了凡在任期间，蓟州镇的主客兵“不满十二万”，每年“年例银一百四万一千有奇”，如果“并屯粮民运诸项计之，且至一百五十万矣”。他认为，“朝廷一岁所入不过三百余万，而一镇之费乃至一百五十余万，此坐而自尽之术也”。有鉴于此，他主张改革军队构成，反对“惟铢求毛举，于困苦束缚之中，以塞朝命”。
在军饷问题上，他首先举出奉命校阅军士时遇到的情况，即当他指出“年貌疤记，悉不相符”时，在场“诸武将皆怒目而视，盛气而讥，谓营伍之中自是常事”，称“抚按委官察盘，惟向我辈各讨一二名塞责耳，未有逐名细点如今日者也”。事后他得知诸武将坐吃空饷的手段。其一曰“冷补”，即“当春秋防”则招“游手流徒人等”，给粮令其守边，事毕则“任其所之”；其二曰“热补”，“当委出差点时，量募半月或十日，支吾既惯，伎俩已熟，总兵而下，莫不通知，但不败事，则称为能将矣”；其三曰“痒补”，这就是“全不预募者，至大阅巡关查点，则招集乡夫”。除了空额之外，在镇军士并非用于“防边御寇”，而是“用以做工修城”，全无实用。加之不恤人情，勾军充数，“所勾皆单弱无聊之辈，不能控一弓，荷一戈”。所以，袁了凡认为，目前“财匮民穷，正宜汰无益之费，岂可用有限之财以养此不能荷戈之士”。
他建议从根本上放弃已经徒具虚名的“祖军”“垛集”和“勾募”等征兵方法，“责成附近州县掌印官查民壮乡夫市井任侠之愿募者”充军，根据“贵精不贵多”的原则，将蓟州镇军士的人数定为10万人，略少于现有的12万人。从其中挑选1.8万名“勇捷出人者”为相当于野战部队的“骁兵”，另2千人为“守城传报走使之用”，其余8万人则令其“遵祖制屯田”。根据他的估算，此举所需军饷为“六十余万”，“兵加于前，而饷可岁减九十余万”。
袁了凡在“阅视八议”中进一步论述了在“边关十议”中提到的问题，[80]其中首先提及的“积钱粮”依然是为了防止在军饷问题上“坐而自尽”。他认为，仅仅依靠核查根本不可能改善这一问题，“彼于营中尅银，而此于纸上校数，何异梦中擒贼乎。无益也。诚欲振刷，必大更敝辙乃可”。为此，他提出应该从五个方面着手，即“省冗员以专责成”“练土著以省入卫”“汰老弱以求实用”“定供役以省冒滥”和“简马骡以省烦费”。其中“省冗员以专责成”是首次提出的。蓟州镇和昌平镇自庚戌之变以后“募兵设将”，组织逐渐变得庞大。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奉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之后，逐渐添设官职，“或一路而分为二路，或二官而同驻一城，不独糜耗脂膏，而十羊九牧，规制渐紊”。他建议恢复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前的军制，即在蓟州和昌平二镇辖下“仍设十路，各置参将一员，其余冗官，尽行并省”。他在此所说的“十路”指蓟州镇下的石门寨营、燕河寨营、太平寨营、马兰峪营、墙子岭营、古北口营和石塘岭营，以及昌平镇所辖的黄花路营、居庸路营和横岭路营。[81]
2．“防倭”
万历年间，除了北方的边政之外，倭寇问题也影响到地方行政。倭寇问题虽然源自东南海上，但在袁了凡就任宝坻县知县前后，明朝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评估倭寇问题是否会影响到京畿地区。当时估计，如果倭寇自海上侵掠京畿，很可能经过直沽(今天津市内北运河与南运河交汇处附近，明初北伐和靖难时均曾在此驻军)或草头沽(今天津滨海新区草头沽一带，东去大沽口不远)。该两处位于宝坻县东南部，故宝坻县在防倭问题上也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袁了凡上任后不久，密云道等要求宝坻县详细查明地势冲缓，“有无设立墩台、烽候、船只与各项器具”，以及守巡官军兵壮的“分布哨守”情况，并要求呈报“一应防御机禁事宜作何责成”等等。他接到指令之后，“亲诣查勘”，保证了呈报内容的准确。在勘察过程中，他发现，县内沿海原设墩台六处，并置重兵于梁城千户所(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但是，由于庚戌之变时，“天津梁城之兵尽调于边，海口空无人矣”，甚至“城门启闭亦倩人司之”。更有甚者，墩台之地被宦官侵占，“军兵既缺，巡视无人，并沿海墩台之地亦为御用监侵夺，巡捕于指挥曾与争之，太监冯保传旨擒治，即死杖下，从是人莫敢言者”。目前，虽然墩台之地已经退给宝坻县，但梁城所的军兵难以“尽数发回”。考虑到诸方面的因素，袁了凡建议在宝坻县的职责范围内解决墩台的防守问题：
令土著人民等，凡有舡之家，编派字号，以备烽候缓急之用。每家自备弓矢、炮石、器械等项。……庶上不费府库之财，下不动官军之力，而地方有赖矣。[82]
此后不久，袁了凡又向密云道王见寅提交了“防倭二议”。[83]与“防倭初议”相比，“防倭二议”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即冲缓、墩台、拨军、舟师、救援、钱粮、器械、水战、倭术。他在“冲缓”分析了防御重点，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在草头沽设防，在“两岸各筑敌台一座，高下悉仿江南御倭之式，夹河对阵，开窗放炮，贼必不敢轻入”。草头沽位于大沽口以西，而大沽口的设防可以追溯到明初永乐年间。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了凡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大沽口的设防情况，但是从他的建议可以看出，他意识到海河的设防问题直接关系到京畿地区的安全。
在“防倭二议”中，他分别说明了“鞑虏”与“倭夷”在战术上的区别。兹举二例。在阵法上，“鞑虏”多用菱形阵：
一人最强者居先，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层，又其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又其次七八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阵后。我兵相对，必掘堑自固。彼居先者一跃过堑，则众皆随之蜂拥而来矣。[84]
相比之下，“倭夷”则多作“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势常不测”。[85]袁了凡还针对不同敌人在行军宿营方面的特点提出了对应的战法。
鞑虏惧内，其妇女欲来，即携之同来，多为男装，以厚骑护之。故识虏情者，专以大炮攻其厚队，彼则无心恋战矣。倭夷虏我妇女，夜必酒色酣睡，故善战者，乘夜劫之常胜。[86]
结语
袁了凡之所以能够在宝坻县知县任上取得一定成绩，首先应该说明的是他本人是带着敬畏的心情赴任履职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赴任时祭祀宝坻县城隍庙的祭文中。
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袁了凡展示出了较好的协调能力。庄田是宝坻县政的难题之一。由于管庄太监飞扬跋扈，横行不法，虽然虐死县民，历任县官不敢过问。袁了凡到任后，太监王铭“恃司礼张公之宠，又权掌东厂，娇贵偃蹇，言动多不逊”。袁了凡“不与竞，平气待之”，在和他“语数日”之后，王铭“执礼渐恭，卒具贽称门下士，既以师礼事公”。此后，袁了凡和他约定，司礼监太监因公到宝坻县后，由“县代为追呼，不许自行拘扰”。这样，就保证了事权的统一，数年之内，太监们在宝坻县“不敢私准一状，不敢擅裁一人，海滨之民得免横征暴虐之苦”。[90]
县政是国家统治中十分关键的部分。明清时代的知县号称“亲民官”或“父母官”，由此可见知县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在近代以前，中国国家的统治特征可以概括为“由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91]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凭借其保有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oftheState)，通过行使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PoweroftheState)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治理。[92]国家基础性权力包括国家通过官僚机构维持国家法制的能力、征收赋税和征发劳役的能力、向社会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能力，以及向各类特定的对象分配财富、名誉、地位、官职的能力。[93]国家基础性权力能否付诸实现，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挥上述能力。
在明朝社稷的危机已经开始显现的万历年间，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国家基础性权力受到很大侵害。这种侵害既来自诸如北虏南倭的外部因素，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
作为一员普通的知县，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设法处理和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兼顾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既履行了知县的职责，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经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基础性权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在任期间“前后膺二十七荐”，最后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随后又奉命参画援朝军务。[94]但是，他在履职期间的施政行为触动了他人的利益。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他在任上实施的减税措施被认定为“纵民逋税”，惨遭革职。此时，距他卸任宝坻县知县不过一年。[95]通过袁了凡的个人际遇，我们可以看出，在明代后期的社会大环境之下，虽然不乏试图挽大厦于将倾的地方官员，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国家基础性权力――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趋势。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获高寿仙先生和阿风先生的教示。阿风先生且提供了在“2016袁了凡思想文化国际论坛”上的报告——《文书与县政——以〈宝坻政书〉为中心》(未刊稿)。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伍跃，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时代制度史、社会史。
[1](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与何商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5册，齐鲁书社影印清乾隆间刻本，2002年，第115页。
[2]孟森：《袁了凡斩蛟记考》，《心史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1－200页。
[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刻本，1988年。又，该丛刊第80册作为《了凡杂著》之一，也影印收录了明刊本《宝坻政书》，唯各卷卷首和版心与前者略有不同。本稿在引用和标注时依据前者。
[5](明)邳赞：《刻宝坻政书序》，(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首，第309页。
[6][日]酒井忠夫著，尹建华译：《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78－82页；[日]酒井忠夫著，尹建华译：《袁了凡及其善书(二)》，《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7－19、24页；章宏伟：《有关袁了凡生平的几个问题》，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235页。
[7]例如：宫崎市定：「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実状－硃批諭旨と鹿洲公案」、『东洋史研究』、第18巻第3號、1959年12月、1－26頁；瞿同祖著，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研：《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范金民：《嘉善县事：明末知县李陈玉的县政实践》，《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第147－160页。
[8]缪荃孙辑：永乐《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第105、351页。
[9]乾隆《宝坻县志》卷七《人物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02号，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六年石印本，1969年，第498页。
[10](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三《积贮书·申请行朱子社仓公移》，第321页；卷四《赋役书·申请编审减派公移》，第328页。(明)张卤：《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皇明制书》，东京古典研究会影印明万历七年刻本，1967年，第212页。
[11](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第348页。
[12]乾隆《宝坻县志》卷六《乡闾·里甲》，第313页。
[13](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第337页。
[1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第338－339页。
[15](明)杨士奇等奉敕修：《明宣宗实录》卷八一，宣德六年七月己卯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明实录》版，第1880页；《明史》卷一五六《吴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72－4273页。
[16](明)李东阳等奉敕修：《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丙午条，卷一三一，弘治十年十一月辛亥条，卷二一○，弘治十七年四月甲寅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明实录》版，第1526、2320、3921－3924页。
[17](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二《感应篇》，第451页。
[18](明)袁了凡：《皇都水利》，《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了凡杂著》，第631页。
[19]关于华北地区各类庄田的问题，请参看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王毓铨史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5－539页；另请参看郑克晟：《明代皇庄的设立与管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第85－90页。
[20]《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第1850－1853页；乾隆《宝坻县志》卷八《职官》，第377－409页。
[21](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三《积贮书·申请加给看堤孤老月粮公移》，第324页；卷四《赋役书·申请编审减派公移》，第330页。
[22](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请编审减派公移》，第330页。
[23](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第342、344页。
[2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三《积贮书·申请修仓公移》，第321页。
[25](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御吏书·取各房职掌牌》、卷二《睦僚书》，第313－316页。
[26]关于地方衙门胥吏的额数，请参看缪全吉：《明代胥吏》，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69年版，第23－27页；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5页；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第39－40页。
[27](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第326页。
[28](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请减免浮税公移》，第326－328页。
[29](明)佚名：《初仕要览·厚僚采》，《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2册，黄山书社影印明崇祯年间金陵书坊唐氏刊官常政要本，1997年，第33页。
[30](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二《睦僚书》，第317－319页。
[31](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二《睦僚书》，第318页。
[32](明)李东阳等奉敕修：《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八，弘治十六年四月癸亥条，第3673页。“近例，非掌印官不许受词讼。而佐贰官分理一事者，各以其事受词。赴京越诉者不戒，连累致死者不偿。且词讼多则赃罚多，而为上司者，未尝计所所属之赃罚，以绝奸贪。请申明旧例，凡清军捕盗等官有应问词状，必由掌印官受理，转发问断，仍关牒审上官巡历去处，除申辩冤抑、举正违错外，其不经州县越诉者，不许受理。有司岁终具词讼及赃罚数目呈巡抚巡按官稽考。其掌印官应受状而不受者，逮问。”此外，隆庆元年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上奏称：“佐贰等官如有违例擅受民词者，罪之。”参见(明)张居正等奉敕修：《明穆宗实录》卷一五，隆庆元年十二月乙酉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明实录》版，第406－407页。
[33](明)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理词讼》，《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12页。
[34](明)吕坤：《实政录》卷三《民务卷·有司杂禁》，文史哲出版社影印清嘉庆二年刻本，1971年，第415页。
[35](明)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戒吏卒亲属第十三》，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36](明)海瑞：《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56页。
[37](明)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理词讼》，《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12页。
[38](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御吏书》，第313页。
[39](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御吏书·禁约吏书榜·承行》，第316页。
[40](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御吏书·谕乞求书吏示》，第316页。
[41]参见章宏伟：《有关袁了凡生平的几个问题》，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七辑，第152－235页。
[42](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京师名实相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0页；(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五《事部三》，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98页；王振忠：《十九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鸿雪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71－76、107页。
[43]王振忠：《十九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鸿雪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郭润涛：《试论“绍兴师爷”的区域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54－61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京师名实相违》，第610页。
[4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卷一二《感应篇》，第326、456页。
[45]乾隆《宝坻县志》卷一六《集说·里役》，第802－803页。
[46](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免银鱼公移》，第336页。
[47](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免银鱼公移》，第336页。
[48](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免银鱼公移》，第335－336页。
[49](明)杨起元：《续刻复所杨先生家藏文集》卷六《袁了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7册，齐鲁书社影印明崇祯年间杨见晙等刻本，1997年，第319页。
[50](清)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五《赠尚宝少卿袁公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319册第188－190页。
[51]乾隆《宝坻县志》卷一六《集说·里役》，第804页。
[52](明)李东阳等奉敕修：《大明会典》卷一七一《太仆寺》，汲古书院影印明正德年间内府刻本，1989年，第3册第486－489页；《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卷九二《兵志四》，第1800、2271页。
[53]乾隆《宝坻县志》卷一六《集说·里役》，第803页。
[5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八《马政书·增田养马公移》，第382－383页。
[55](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八《马政书·增田养马公移》，第383页。
[56](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八《马政书·申免马户赎银公移》，第383－385页。
[57](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八《马政书·申免马户赎银公移》，第384页。
[58](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八《马政书·申免马户赎银公移》，第384页。
[59](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八《马政书》，第382页。
[60](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抚台减粮公移》，第336－348页。
[61](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请减免浮税公移》，第326－328页。
[62](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请审编减派公移》，第328－335页。
[63](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抚台减粮公移》，第347页。
[6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申道抚台减粮公移》，第336－348页。
[65]梁方仲：《明代的黄册》，《中央日报》，1936年8月6日、9月3日、10月1日。后收入梁方仲：《梁方仲文集·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8－398页；另请参看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66]以下关于袁了凡就宝坻县大造黄册的提案，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大造黄册议稿》，第348－353页；(明)叶向高等奉敕修：《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三，万历十八年五月癸亥条，第4155页。
[67]梁方仲：《梁方仲文集·明代赋役制度》，第378－398页。
[68]关于黄册编造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请参看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9－142页。
[69](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四《赋役书·大造黄册议稿》，第353页。
[70](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六《刑书》，第361页。
[71]以下关于袁了凡就慎刑问题的叙述，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六《刑书·谕僚属用刑文》，第361－362页。
[72](明)佚名：《鼎镌六科奏准御制新颁分类释注刑台法律》卷首《狱具之图》，中国书店影印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1990年，第18页b。
[73](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六《刑书·谕僚属用刑文》，第362页。
[74]以下关于袁了凡就审录文册事的议论，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六《刑书·送孙按院审录册稿》，第364－371页。
[75](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六《刑书·送孙按院审录册稿》，第367－368页。
[76]怀晓峰点校：《大明律》卷一九《刑律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77](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二《感应篇》，第455页。
[78](明)魏焕编：《皇明九边考》卷三《蓟州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册，齐鲁书社影印明嘉靖年间刻本，1996年，第42页。
[79]以下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引自(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复抚按边关十议》，第407－420页；卷一○《阅视八议》，第420－435页。阅视八议源于宣大总督王崇古在促成了俺答受封之后提出的“边计八事”。参见(明)张居正等奉敕修：《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乙未条，第1532－1533页；《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第5843页。
[80]以下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引自(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阅视八议》，第420－435页。
[81](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军旅》，《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四年刻本，2005年，第89－94页。
[82](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防倭初议》，第399－400页。
[83](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防倭二议》，第400－407页。
[84](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防倭二议》，第406页。
[85](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防倭二议》，第406页。
[86](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边防书·防倭二议》，第407页。
[87][日]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第7－15页。(明)佚名：《新官到任仪注》，《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1册，第727页。
[88](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祀神书·到任祀城隍文》，第310页。
[89](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一《自治书·当官功过格》，第443－445页。关于袁了凡及其明代末年的功过格问题，请参看吴震：《17世纪晚期“功过格”的新趣向》，《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12－123页。
[90](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卷一一《自治书》，第451页。
[91][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0页。
[93][美]乔尔·S.米格代尔著，朱海雷、隋春波、陈玲译，张长东校：《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72页。
[94](明)邳赞：《刻宝坻政书序》，(明)刘邦谟、王好善编：《宝坻政书》，第309页。
[95]章宏伟：《有关袁了凡生平的几个问题》，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七辑，第152－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