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得知，网络上存在一个隐秘且数量不容小戯的民间送养群体
隐秘的民间送养者
在网络上，有一个隐秘且数量不容小戯的民间送养儿童群体。
“民间送养者包括无力抚养小孩的家庭或单亲（包括未婚、离异、丧偶）妈妈等。一些人在重男轻女观念影响下送养女婴,此外还有亲属之间的‘过继型’送养等。”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小艳分析了民间送养群体的构成情况。
在执业过程中，王小艳曾与许多送养者打过交道。其中，不少人有涉拐卖儿童案、养子女遗产继承纠纷案等。
“爱心救助”群里的婴孩买卖
这3名管理员有着不同的分工。其中，一位名为“客户负责人”的管理员在群里发送了一份名单：“河北，孕，36周，女，低补……广东，孕，37周，男，中补……”据了解，所谓“补”，意即“补偿款”。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为送养者开出的“价格”。相应地，“低补”即为“补偿款”低。
据群主介绍，送养者不仅是一些未婚妈妈，还有生“二胎三胎的”。此外，被送养的孩子男女都有。记者还被告知，就她经手的送养和收养而言，已出生的孩子比待产的“价格”,但至少也要“十万起”。
而在这位群主看来,通过他们收养孩子，“不是不合法,而是民间领养不受法律保护而已”。
被私自收养的儿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邓丽称，在概念上，用“私自收养”比“民间送养”会更准确一些，也更加有助于将个案与制度关联起来。私自收养是指未办理收养登记、自行建立亲子关系/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的收养。
邓丽认为，私自收养脱离国家视野，缺乏规范监管和充分支持，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均不明晰，往往会导致所涉儿童权益不保。
王小艳也指出，民间送养可能侵害儿童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受教育权等，比如，因送养行为导致的性侵、虐待、遗弃等行为。
邓丽认为，近年来曝出的一些聚集性的、极端的私自收养案例就很说明问题。比如2013年,河南省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收留无家可归儿童的处所发生火灾，七名孩子死亡；2018年，河北武安市“大爱妈妈”李利娟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其照看的69名儿童全部转到当地福利院。
“被私自收养的儿童身处原生家庭、国家监护与收养机制的罅隙之间，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危险。”邓丽说。她呼吁，一方面要在个案中及时充分地去救助受害人、惩治侵害人，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深刻省思，更加有效率地疏导私自收养，增进国家和社会对收养事件的监督、干预和对收养家庭的支持、服务。
在邓丽看来，解决私自收养的问题不仅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完善，还需要实务层面的创新。在她的设想中，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平台，由机构负责汇总、匹配需求与资源，通过专业而系统的收养评估、收养回访确保被收养人的利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在监督与互动中通过反馈需求、协调资源，进一步加强对收养家庭的支持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