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高深陷舆论重围。新京报记者孙瑞丽摄
“要是咱们跟他们打起来，让你去上战场，你去不去？”
“要让我去，我放下一切也要去。”
一年多前，胡正高和发小王良（化名）坐在云南罗坎镇那条潮湿逼仄街道上的一间屋子里，谈论刚刚发生的南海危机。胡正高仍像20来岁时那样，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不过，彼时他已是40岁的“中年大叔”了。板寸发型略见稀疏，身体有些发福，身后还有一大堆家庭、生意、事业上的烂摊子要收拾。
但连胡正高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满腔热血会在今年正月的一个夜晚被凝固。
2017年2月8日晚，回家过年的他被“镇计划生育小组强行抓至镇政府，并且扣押至凌晨两点多，然后被按上手术台做了结扎手术。”
2月11日，胡正高将自己的遭遇写在微博上。他说，那一晚，将成余生噩梦。
“要么结扎，要么罚款”
2月8日晚，镇雄县罗坎镇的街面上还挂着两排红灯笼，空气湿冷。胡正高走进一个朋友开的麻将馆。
从15岁离开家乡去打工，胡正高早已不在镇雄居住。这个春节，胡正高兄妹七人为完成父亲回乡的心愿，20多口人从各地赶回来，一起过春节。
大年初二，亲人们聚完各自离散，只有胡正高一家留下来。他想等过完正月十五，跟家乡的政府部门沟通建爱心书屋的事。
当天，正在打麻将的胡正高，就突然见到十几个自称镇政府的办公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他被告知因为违反计生政策，要给他结扎。
胡正高确实有4个孩子。前3个是前妻生的，两人离婚后，胡正高获得其中1个孩子的监护权，但因前妻外出打工，这3个孩子实际上均由胡正高抚养。
前妻生下第3个孩子的当天，胡正高去交了罚款，“不是700，就是1000”。前妻身体好转后，也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
“我绝对是遵纪守法的人。当时我跟镇政府一个朋友开玩笑，我举报我老婆超生。”胡正高介绍，他和现任妻子结婚后，胡正高的第4个孩子出生了，如今刚满2岁。
第四个孩子出生后，胡正高的户籍已由云南镇雄县迁入四川宜宾市。生孩子时，胡正高去宜宾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户籍科咨询，宜宾方面告诉其没有问题。孩子的出生证明也顺利拿到。
让胡正高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当年交过罚款，现在户口都已不在云南，为什么这次云南镇雄县要给他结扎？
“我跟他们解释，他们让我少废话。”胡正高说。
胡正高称双方发生冲突，混乱中他的脖子被打伤。
对胡正高反映的情况，代理村支书罗维聪没有回应。他坚持认为，“胡正高有4个娃娃”，总之胡正高“超生了，要么结扎、要么罚款”。
根据四川与云南两省的计生政策，像胡正高这样的情况，双方均再婚且都有子女的，确实不在可再生育子女的范围内。
严厉的计生政策
胡正高说，当晚一位村干部跟他沟通，说交两万元保证金，便可以偷偷放他回四川，否则当晚就结扎。胡当场拒绝。
随后，在面对剥洋葱采访时，这位村干部否认“交两万元”的说法。
胡正高说，他随后就被几个人摁到在镇政府一楼一间大办公室的沙发上，脸部和颈部留下伤口……
当晚，胡的妻子也在。胡正高说，妻子也被几个男人推搡，听到她尖叫着“无法无天了”。他还记得自己吼过一句：“敢打我老婆，我跟你们拼了！”
镇政府一位领导告诉他，“如果他不结扎，他的妻子就要被拘留15天。”
胡正高不想过多回忆那晚的惨状，“那一刻，我动弹不得，我连我的妻儿都保护不了，你能想象我的绝望吗？”
当晚，他躺上了结扎的手术台。医生切断输精管的那一刻，他感到身心都“痛到颤抖”。
很奇怪，那晚刚满两岁的小儿子也在场，可胡正高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儿子当时被妻子抱着，还是自己站着，还是在别的地方，他哭没哭”，统统不记得了。
2月9日凌晨1点多，胡正高做完手术，去找了许诺“做完手术就放出妻子”的镇领导。凌晨两点多，他看到了妻儿。
事后，胡正高发现，当晚除了他之外，至少还有2位村民在计生办接受结扎手术，其中一名男子和他一样并非自愿。
对此，计生办谢姓医生并不承认。他称：“当晚只给两位男子做了结扎手术。”
2月16日，镇雄县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剥洋葱，最新人口统计显示，镇雄县目前3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158万。而相邻的威信县1400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镇雄县的人口问题一直比较严重。
“土地面积比威信县多两倍多，但是人口却多将近4倍。”他说，当地计生的压力一直都很大。
据其介绍，镇雄为农业县，农民的传统观念里除了“多子多福”，还希望多增加一个劳动力。
一位镇雄县39岁的出租车司机透露，他有4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在镇雄像他这个年纪的，只要不是国家公务员，一般都是3个以上。
有罗坎镇村民说，即使开放二胎政策后，罗坎镇的计生工作也抓得很严。去年3月底，镇雄县曾召开一次大会部署201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县领导指出镇雄县2016年“要紧紧盯住严控多孩生育这个重点。”
“他和别人不一样”
1975年，胡正高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罗坎镇，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发小王良（化名）记得，胡正高家子女多，家里很穷，“都是穿‘苹果裤子’（屁股上打两个大补丁）长大。”
胡正高年少时喜欢画画。他曾跟王良一起学画，希望报考云南一所艺术院校。但后来因家庭原因，胡正高不得不辍学，15岁时便去了江浙沿海一带打工。
当他第一次从浙江回来，王良发现，胡正高和别人不一样了。坐在他面前的胡正高，高谈阔论的是国际形势，只要牵扯到国家利益的事，他就义愤填膺。
那时，胡正高已经快要结婚，是父母定下来的媒妁之约。胡正高对女方家的条件并不计较，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算计家里养了几头猪，什么时候能下崽。
胡正高在镇计生服务所被强制做了手术。
相反，王良清晰记得，胡正高那时就和镇上的青年不一样，是一位有追求的热血青年。
胡正高至今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的荣耀时光。摸到枪的那一刻，旁边有人会发抖打颤，但他表现很沉着。似乎他天生就是要上战场的一样。
比赛结束后，他与另两位与他并列第一的退伍老兵聊天，深受冲击，“在部队锻炼过的人，看起来心理素质过硬，抗压能力强。”他觉得，男人就该如此。
但是，胡正高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当上兵。后来，他一直在沿海的灯泡厂、印染厂做工。
胡正高说，他也有过困惑，发现自己和身边做工的人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后来，他私下里学习驾驶，当上了印染厂司机，又被提拔为车队管理，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在王良看来，胡正高尽管初中没毕业，但是“他的眼界已经和其他同学完全不一样了。”正是这种不一样，胡正高被强制结扎才会成为公共事件，“别的同学微博都不会发，遭遇这种事只能沉默。”
身陷“重围”
结扎事件发生两天之后，正是元宵节。屋外烟花绚烂，胡正高却抱着手机，难以平静。
他决定将这段经历发上微博：“就是想揭露基层政府部分工作人员素质低下。”
而接下来的事件发展却远远超出了胡正高的预料。
首先是政府部门否认“强制结扎”。
2月14日下午，镇雄县委宣传部接受媒体采访时第一次表示，胡正高被结扎是自愿的。按照罗坎村代理村支书的说法，那晚，胡正高最初不听他们的“劝说”，后来就自觉地“从镇政府的办公楼走到了100多米外的计生办，接受了手术”。
对这样的说法，已戒烟三四年的胡正高，郁闷得破了戒，一根接一根地抽，双眉紧蹙，眼睛始终通红。
胡正高曾经拥有一辆日产尼桑轿车，2013年钓鱼岛事件之后，他把这台车卖了，转而买了一辆国产的吉利。生活里，他还会有意识避免购买日货。
“我真的累极了，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胡正高身心俱疲。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在网上的发言和这次的遭遇有什么抵触。
事发几天后，胡正高被结扎事件开始在网上发酵，他几乎一步没离开手机，白天晚上都抱着手机，看别人对自己遭遇的评价。因为他之前的言论，嘲讽谩骂与同情的声音相当。
“他们能不能抛弃立场，关心一下事实？”他对剥洋葱说。
2月16日，胡正高双眼略微充血，盯着手机，双眉紧蹙，半晌不会抬头。
他的弟弟在事发后第一次看到他，摇摇头，“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以前挺开朗的，现在过于沉默。”
镇雄县罗坎镇计生服务所。
“要一分为二地看”
最近几年，胡正高一直参与公益活动。他加入某公益组织发起的“每天捐一元”活动，坚持到2014年左右，他被选为该公益组织四川分会会长。
这家公益组织只负责募捐，没有给下级分会拨付运营经费。胡正高的妻子介绍，所有爱心书屋的运费、车费等都是胡正高自己掏腰包。当上会长两年多，胡正高自掏腰包的费用已有好几万。
胡正高的妻子说他，做公益太投入，丈夫从这些事情当中，找到了一种使命感。白天、晚上、吃饭、上厕所，都在看手机，跟被救助者和上级组织对接。以至于夫妻二人的日常沟通也变得少之又少。
他的发小王良也认为，胡正高看起来很享受做公益的过程，“人到中年，总想着为社会做点什么。”
春节前，胡正高曾找王良说，想在镇雄建几所爱心书屋，募捐来的几千本书已经到了四川泸州。他本意在春节过后找当地政府说说这事，却不料遭遇此事。
“我一直遵纪守法，想不到在偏远的家乡却遭遇到如此不公，简直是打脸啊。”事发一周后，胡正高在自己的微博上说。
2月14日，云南省卫计委曾在官网通报，已经注意到胡正高被强制结扎一事，并责令昭通市卫计委组成调查小组前往调查。
但是，截止发稿时，胡正高并没有等来调查结果。
这几天，胡正高也开始有点纠结，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他仍觉得自己不能给当地政府抹黑。
“我文化水平有限，不评价我们的政府，但是违法的人，应该严惩。”他最终决定，对于当地政府和给他结扎的那十几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
深思熟虑之下，2017年2月18日，胡正高删掉了曝光罗坎镇政府强制他结扎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