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多地多部门对“烈性犬”的范围规定不一致，会影响法律的执行效果，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对“烈性犬”进行科学合理的范围界定，在此过程中广泛听取社会意见，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何为烈性犬？各地规定不一
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针对违规养犬、犬只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情况，草案增加对违反法律法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以及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治安管理处罚。
记者发现，在成都该事件发生的10月，罗威纳犬并未在成都市限养区禁养犬种名录里。直到当年12月，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公安局发布《成都市限养区禁养犬品种目录和大型犬标准》的通告，将罗威纳犬、杜宾犬、德国牧羊犬等列入。
北京市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饲养烈性犬和成年体高超过35厘米的犬种，成都市重点管理区则禁止饲养身高在65厘米（含）以上的犬类，浙江湖州重点管理区禁止饲养身高超过60厘米或体长超过100厘米的犬只。
除了划分“烈性犬”的参数标准不一样，不同城市发布的“烈性犬”名单也不一样。比如山东济南规定了56种禁养犬只，青岛是40种；浙江湖州规定了42种禁养犬种，而绍兴是21种；广东深圳是38种，佛山是27种。不同省份的差别可能更大：郑州是50种、南京是30种、广州是36种、上海是21种。
正因为多地对“烈性犬”的划分标准不一，便存在某个犬种在一地可养，在另一地禁养的情况。比如济南禁止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的秋田犬，不在上海市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只的目录里。中华田园犬在沈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列入烈性犬名单，而在呼和浩特，它又是重点养犬管理区明确可允许个人饲养的犬种；深圳曾把中华田园犬列入烈性犬禁养名单，但在2019年，深圳重新允许居民持证饲养中华田园犬。
概念模糊或影响法律执行的统一性
王锡锌认为，对于“烈性犬”的概念认定，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国家标准很有必要，因为一个措施一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范畴，就意味着它会离人们的生活很近，“如果每个地级市甚至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标准，那么一个人即使没有出省、没有出市，带着狗去隔壁市县，都有可能因当地标准的不同而受到治安处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相比于一审稿，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的内容。
“拘留处罚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公民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既然这一条款增加了拘留处罚，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就应该使得每个法律概念更加谨慎、明晰，防止公权力有被滥用的可能。”王锡锌说。
从法理上说，不同地方的执行标准，会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学界认为，法制统一要求法律的执行在整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统一，确保法律的有效执行和监督；而法律的执行机构应当具备一致的权力和职责，确保法律的适用和维护。
“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法律条文里的概念如果所指范围比较模糊，会导致不同的执法人员各有各的看法。同一类案件却有不同的处罚结果，会让当事人产生困惑。一定程度上，这样甚至会影响司法的权威性。”他说。
建议通过论证，设立统一标准
安徽省合肥市曾因向社会征求禁养犬只名录而受到好评。2020年4月，合肥市公安局、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就《合肥市禁养犬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中华田园犬、獒犬等多个犬种被列入禁养名录，引发热议。在此后正式施行的条例中，中华田园犬从禁养名录中移除，受到网友点赞。
王锡锌认为，目前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以及“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治安管理处罚，体现了全链条治理的导向，“追究违法售卖者的法律责任，能有助于在源头上制止违法链条的发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此次将违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情形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范畴，意味着公民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公安部门有权对当事人采取相应措施，体现出源头治理的导向；对于不同程度的违法情形，分别设定了警告、罚款到拘留，处罚力度逐步加大，这也充分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小刑法’之称，因为它和刑罚一样，是国家对个人发动惩戒的机制。我觉得，在‘饲养动物’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一方面要作出规定，但也要保持克制主义态度，尽量减少行政权力干预，让公民更有可能通过自身民事途径解决矛盾。”王锡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