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的钢铁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饰)，靠组个小乐队在当地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上吹拉弹唱混口饭吃。这时离家已久的妻子要跟他离婚，女儿也要跟着离开，只因为他买不起一架钢琴。为了女儿，也是为了自尊，他和一伙曾经在钢厂的朋友借钱去买琴，借醉去偷琴，最终，他和伙伴们打算用钢造一架钢的琴……
“二姐夫是个有文化的人，你对他说话要有品位。”“什么叫有品位？”“就是忽悠他！”这是《钢的琴》里一段引发观众强烈反应的台词。本片就像这段台词一样，生动、鲜活，极其忽悠，非常东北。
一个情感健康的人拍的情感健康的影片
“我们在东北长大的孩子，对工业时代有特别深的情结，小时候整个城市感觉灰蒙蒙的。但是现在，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吞噬了过去。我那时候骑自行车天天在铁西晃，我一直都还活在那个年代里，现在这个年代让我有点惶恐，不如那会儿有序。”张猛说，他有一阵天天在钢铁厂附近帮姑姑找木料装修，偶然发现一架手工做的钢琴，于是这架钢琴和工厂、和被时代抛弃的工人们、和整个灰扑扑却平静的过往连到了一起，于是有了《钢的琴》。
从小我跟我爸学，看《新闻联播》，读报纸，知道政策，讲政治。你一定要有对时代的敏感性。
对话张猛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打酱油”的都是专业演员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好像很爱用明星，《耳朵大有福》怎么找的范伟？
张猛(以下简称张)：范伟是我叔叔，基本上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
张：决定要拍的时候海璐是第一人选。王千源的形象是最贴近我想象中的人物，他是那种有点面、有点软弱的男的。上学的时候我就说王千源是那种“男人中的女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看了他都想保护(笑)，好像现在挺流行这种男演员。
记：大部分演员都是东北人？
张：对，几乎所有演员都是我在中戏的同学，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老说以后一定一起拍个电影，现在终于能拍了，有一种圆梦的感觉。我喜欢用专业演员，要是我有能力最好连“打酱油”的都是专业的才好。
记：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钢的琴》是因为已经在国外参加了一圈电影节，快到公映了发行方又让改名。当初想改成什么？
记：片子里有很多你的个人情怀，比如有一场电影院的戏挂的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海报。这算是你的青春记忆吧？
张：对，我喜欢《牯岭街》，我当年的网名就叫小四(此片男主角)。念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借的第一个片子就是《牯岭街》，记忆非常深刻。
记：那个镜头里还有一张海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也是情怀所致？
张：这个倒没什么情怀，就是有点空，我说就来个中国元素的吧。当时还做了一面海报墙，贴着《黄土地》什么的好多海报，最后没用上。这种东西放在剧本的时候觉得有意义，真正拍出来发现太刻意。
东北人有大大咧咧的一面，也有“瘦驴拉硬屎”的一面
记：在片子里王千源演的陈桂林下岗后做一个小乐队，天天吹拉弹唱显得挺热闹。我身边下岗的人顶多是做做小生意，是不是在铁岭、在东北，人人骨子里都是“表演艺术家”？
张：从角色上讲陈桂林属于工会的干事，工厂里边多才多艺的人很多。在东北的底层生活中比如饭店开业、澡堂子开业都要先请一拨这种人去助兴，都是业余的，比较便宜，和放两挂鞭炮的价格差不多。
记：但是你影片的基调还是蛮清新的，甚至挺激昂，没人因为下岗而沉重？
记：哪怕下岗都算不上打击，还该干嘛干嘛？
张：对。尽管体制上感觉工人阶级没落了，但那个时代也不是特别残酷和沉重的时代。痛苦在谁呢？在好多工人的内心中。他从集体里的人一下变成了个体，变得没有人管了。他内心当中肯定会有失落感，但是这种失落感是在家的表现，不一定会拿到外面去。到外面明明自己活得不好，他也得吹牛，“我还行，不错”。就像《耳朵大有福》里边有一句话，“我看你这擦鞋摊挺好”“是啊，我老公在红旗广场那边还有一个呢”“厉害啊，连锁店”……他是这种状态。
张：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光看待生活，而且地域也不一样，东北是一个充满着欢乐的地域，东北人出门讲究个“面儿”，生活极度困苦的时候还能表现出乐观的情绪来。过得再穷，出门也穿得特别体面，不会去把苦难表现出来，要撑着。东北人有大大咧咧的一面，也有那种“瘦驴拉硬屎”的精神。
张：我老说你给了观众一个细节，观众也就丢了一个细节。实际上你看到影片之后自然会去想这一群人生活背面的东西。比如陈桂林借钱是一个表现，孩子没有琴只能用纸板弹也是一个表现，但不能把它太直白地交给观众。
父亲教我最多的是如何打“擦边球”
记：你小时候的文艺熏陶是什么样的？你父亲是导演，所以有点家传的影响？
张：对啊。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文艺，我爷爷陪着一个哥们儿去考长影，相中我爷爷了，我爷爷都没去。咳……我这又开始忽悠了……(笑)
记：但是真正让你有拍电影冲动的人是贾樟柯吧？可他现在也不拍像《小武》《站台》那样的东西了……
记：你父亲也是个导演，他给了你什么影响？
张：我父亲一直都拍农村戏，主旋律的。他教会我最多的是会打“擦边球”。我这两部片子都有一点点类似于“微观政治”的东西，是在讲阶级性和工人的失落，以及面对社会怎么样去坚持、怎么样去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基调似乎有一点点灰。怎么把它在艺术的角度去表现？我爸的“擦边球”就打得很好。
记：所以你挺“讲政治”？
张：当然。从小我跟我爸学，看《新闻联播》，读报纸，知道政策，讲政治。建党90周年我早晨就开始看直播，你一定要有对时代的敏感性，一定要知道党现在在干嘛，尽管我不是党员。我也是认认真真听了胡主席的讲话，突然发现这里边有很多新的字眼等等。这些是我父亲教给我的，而你在艺术上的理解，还是来自于每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角度不一样。
记：贾樟柯刚拍片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打擦边球，所以最初出来的片子只能在外国参展……
张：别那么针锋相对地碰体制，有的时候含蓄一点可能比直接的东西能带来更多的想象和思考。我懂得这个道理，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别拍完了之后你进不了院线，那不是目的，目的是进到院线让更多人看到。我拍的不叫文艺片，我只不过有故事、有艺术表现手法。你别特痛苦地把这个东西交给观众，那只能让观众更痛苦。表现痛苦，你用快乐的方式观众就愿意看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波逐流，再坚持一下
记：好多导演总是说剧本荒，你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两个剧本都是自己写的。
张：我也在找好剧本。但是你得碰得着，碰不着的情况下还得自己写。你做导演之前的储备就是看你身上有多少个故事，你自己能积攒几个，哪个成熟了就拿出来了，当然我现在还有存货。
记：说说你的韩方制片人崔光石，听说他最早信任你什么都不为，就是跟你聊天，觉得这人聊天能力太强了，想必导演能力也很强。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其他东北人？
张：不是，他让东北人骗好几回呢(笑)。崔光石是一个对电影特别有热情的人。最早的时候我们聊天都是在讲电影故事，我们都喜欢黑泽明、都喜欢《七武士》等等，两人被打动的点差不多。
记：你是不是属于挺能忽悠人的？
张：东北人都有这种性格吧，我骨子里有一点。
记：忽悠投资？
张：这不行，就忽悠演员还成……像这次的秦海璐、王千源也都是东北人，忽悠到一块去了。
记：一个导演成名以后的下一部影片非常重要，你下一部影片应该还是这种观照现实的吧？
张：下一个项目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希望自己还能保持对艺术执著的态度，就是看你什么时候随波逐流，看你还能坚持多久。现在投资环境也好了，院线观众也逐渐成熟，能看文艺片了，像《观音山》这样的片子也能卖得很好。我们这些青年导演还能不能坚持继续拍情怀的电影……反正就是坚持吧，继续坚持。